论卡夫卡与张爱玲的现代主义写作风格

时间：2024-05-20

⊙焦玲玲[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黑龙江牡丹江 157011]

任何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论述，都无法避免要与西方文学联系在一起。就中国来说，由新文化运动形成的新语境与西方文学的影响密不可分，20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更是来源于西方。本文欲阐述张爱玲的现代主义写作风格，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对比是必然的，而卡夫卡无疑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流派最耀眼的明珠之一。本文通过卡夫卡和张爱玲的对比来分析张爱玲的现代主义写作风格，以及张爱玲现代主义写作风格的个人特征。

一、从生平看卡夫卡和张爱玲的相通性

张爱玲的写作有没有受到卡夫卡的影响无法考证，但在精神层面上，无论是写作方式、创作背景还是写作状态，二者都存在着相通之处：

第一，关于父权，父亲形象在卡夫卡和张爱玲的生命中都是负面的。卡夫卡敏感、怯懦、孤僻的性格很大程度上要归罪于专制、粗暴的父亲。父权是社会权利的象征，卡夫卡心中对父亲无法消除的畏惧心理直接影响着其创作倾向：异化、难以排遣的孤独和危机感、无法克制的荒诞和恐惧。张爱玲与父亲的对立源自幼年被虐待的经历，这使她同样走向了与社会对抗的道路。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现实世界，张爱玲都对父爱话题闭口不谈，并且对政治等重大问题也持回避与反感态度。她笔下的男性都是以昏庸无能、卑鄙猥琐、崇尚金钱、流连女色的形象出现，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男人”。

第二，关于战争，卡夫卡和张爱玲分别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战”对于欧洲来说是一次文明的颠覆，战火摧残和经济凋敝使卡夫卡的作品有着浓重的悲剧氛围，先后诞生了《城堡》《乡村医生》等经典作品，他笔下的世界均是矛盾、扭曲、变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张爱玲关系密切，她未能从香港大学毕业并见证了香港的沦陷，这样的经历为之后《倾城之恋》的创作提供了真切的故事背景。张爱玲说：“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可见她对社会的失望、对现代文明的怀疑是不亚于卡夫卡的。

第三，关于孤独，这是卡夫卡和张爱玲写作共同的依赖。卡夫卡远离社会、远离人际交往、远离婚姻，只有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才能文思泉涌。这不仅仅是一种写作习惯，更是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社会文明、社会权力的对立抗争中，不由自主地把自己隔离了起来。张爱玲也是如此，只有远离了世事与人群，才感到欣然。与世界对比，个人是如此渺小，只有独处才能感到生命的自由，二者只能在孤独的状态中进行抵抗，书写外界的丑恶。

二、无法挣脱的枷锁——卡夫卡和张爱玲作品的悲剧感

焦虑、迷惘、孤独、无力反抗，这是卡夫卡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们的普遍精神写照。社会太虚假，现实太残酷，人情太脆弱，未来太渺茫，卡夫卡的写作流露出源自内心的悲哀与深入骨髓的荒诞，将异化现象描绘成了一幅幅令人震惊恐惧的画卷。张爱玲写作的年代处于封建社会废墟与现代文明的杂糅期，旧时代早已将人异化，新时期还未能使人充分清醒。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相比于卡夫卡，张爱玲作品虽着眼点小、内容单一，但足以以小见大，体现出对人生的深刻洞察。

“城堡”与“地洞”是卡夫卡作品中的经典意象。在《城堡》里，土地测量员K究其一生都无法进入城堡，K绞尽脑汁想尽办法依旧无果的努力让人觉得极其离奇和荒谬，但书中的人物和叙事者却一点都不感到反常，这又给人一种莫名其妙的真实感。《审判》中约瑟夫·K在三十岁生日那天突然被宣布有罪，经过一番艰难的上诉却毫无结果，终于在三十一岁生日时被秘密处死。“城堡”也许象征着专制制度下的国家统治机器，也许是无法接近的精神目的地，也许是从卡夫卡父亲所引申出来的父权，这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不管怎么说都表达了生存不可捉摸的意蕴。《审判》描述了法的绝对权威，约瑟夫·K无法摆脱莫须有的罪名而生活在迷离恍惚中，真实反映了现代人的生活困境。而《地洞》的小动物千方百计巩固地洞还是整天担惊受怕的生活状态，则全面反映了整个世界的残酷与扭曲，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也随之变得畸形与畏缩。“城堡”与“地洞”是卡夫卡对社会的诠释，是对人类整体生存状态的解释，无论是整个社会环境还是个人，二者都代表了一种彻底的异化。

张爱玲也创造了类似“城堡”与“地洞”的意象，那就是她笔下的“家庭”与“婚姻”。她笔下的人物生活在深宅大院里，这个深宅大院仿佛是坟墓里挖出的棺材，虽有阳光照射却改变不了自己已腐朽不堪的事实。例如《金锁记》和《倾城之恋》里的姜家和白家，从封建王朝的毁灭中存活下来，但还是保存着千年以来残留的旧时代余孽。如果说卡夫卡的“城堡”是一种赤裸裸的与人隔阂、与人对立，那么张爱玲笔下的“家庭”则是隐秘的不易发觉的慢性毒药。“城堡”以冷漠和拒绝扼杀生命，“家庭”则是侵蚀，从日常生活慢慢浸入到人的精神世界去。白流苏宁愿是情妇的身份也要跟范柳原离开，虽说最后结成婚姻的结局也有着许多不圆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能从白家的棺材中解脱便已经是种万幸。而七巧却没有这种幸运，她以活泼阳光的精神状态进入姜家，以瘦骨伶仃的干枯形象落幕，从知廉耻懂礼仪的少女一步步走向黑暗，最终与姜家的大环境融为一体，成为恶毒、势利、无情的老妇。“婚姻”是张爱玲小说所有女主人公无法摆脱的宿命，她们一个个如飞蛾扑火一般追求婚姻，殊不知光鲜的婚姻背后便是家庭的坟墓。

卡夫卡描写的是一种荒诞，但这荒诞下的人和事都显得极为真实。张爱玲描写的是一种真实，是人们琐碎的日常生活和自然的心理活动，但这样的真实下依旧是深深的荒诞。爱情不像爱情，婚姻不像婚姻，家庭不像家庭。这样的人生满是冲突、荒唐、不可理喻，对于人生的悲剧理解上，张爱玲与卡夫卡相比也不遑多让。

三、张爱玲现代主义写作风格的个人特征

东西方文化自古以来便有极大的差异，因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家即使在写作上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也必然会存在着差异。就卡夫卡与张爱玲来说，张爱玲的文字里不存在关于自我本体、关于罪、关于宗教的哲学性思考，这是西方文明独有的特色。理性思考的文化传统使卡夫卡在对异化抨击得如此强烈的情况下也保留着对人类主体意识的尊重。卡夫卡小说里描写的主人公形象，例如《城堡》里的K、《审判》里的约瑟夫·K、《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饥饿艺术家》里的艺术家……卡夫卡只是在外形上、在行为上对人进行丑化，并没有从本质上、从精神上丑化他们。即使世界早已丑陋不堪，但是卡夫卡依然相信人的主体意识，这是西方文化推崇人本意识的精神传统。

但张爱玲的笔下没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光环，有的是中国文化的命运感、虚无感、玄幻感。张爱玲不质问自我，不质问原罪，这样的区别也体现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精神。西方文化思考意义，追寻意义，强调人本，正如普罗米修斯盗火种造福人类，正如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神之战，正体现了对生命价值的追寻。而对于东方文化来说，意义是本就存在，需要去感受的，比如从柳感受到送别，从月感受到思乡，从客观存在中感受到生命充盈。所以张爱玲笔下的异化是从本质到表象的彻底的悲剧，生命只是毫无意义的虚无，人只是一具活动着的肉体。作品中从被异化到异化别人这样的人物比比皆是，这种轮回反映了张爱玲自身的消极与悲观，张爱玲以及她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一起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苍凉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