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对城市的写作”——张承志创作倾向分析

⊙田旭［暨南大学文学院，广州510000］

“背对城市的写作”
——张承志创作倾向分析

⊙田旭［暨南大学文学院，广州510000］

中国北方大陆孕育的回族作家张承志，以其几十年坚贞不渝的求索精神踏出了一条属于孤独英雄的理想之路，以知识分子特有的忧患意识直刺当代文学弊病，迸发出清洁精神、道德正义、理想信仰的时代强音，成为文学界独特鲜明的一面旗帜。其作品几乎都隐含着一个共同的精神主题：背离城市，回归自然，追寻失落的精神信仰和人文关怀。而这一文学精神观照下的写作姿态也被描述成“背对城市的写作”或“逆城市化写作”，这种创作倾向在当今城市化过程中所暴露出的文学弊病的映衬下显得尤为可贵，引人深思。本文主要从张承志八九十年代以来创作的散文和小说作品入手来探索作家“背对城市的写作”的缘由。

生活阅历道德理想清洁精神文学信仰

一、特殊的成长经历

张承志生长在一个富有理想和英雄色彩的特殊年代——“文革”。在狂热躁动的政治文化鼓动和引导下，年轻一代将“做人民的英雄”作为自己的终极理想追求和价值标准，并将自己的行为定义在“学英雄”的范畴中。张承志自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最纯正的红卫兵，这种思想和经历使他有着一贯的不能忘怀的骄傲心理，加之久远的传统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滋养，铸造了他鲜明独特的性情，成就了他质朴厚重的作品。伴随着伟大精神领袖的号召和内心强烈英雄主义和政治因素的驱使，作为青年知识分子的张承志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上山下乡”的政治运动中，也正是这次“知青”经历使他有了脱胎换骨的质变。

在作者以往的成长经历和生活阅历中，草原或许有着比其他任何经历更深远持久的影响。对草原养育之恩的无限感激使“草原义子”成为了张承志最乐于表述和自豪的称谓。“草原是我全部文学生涯的诱因和温床。甚至该说,草原是养育了我一切特征的一种母亲。”“我有十足的资格说我是蒙古草原的义子……”①对草原的描写语言更是倾注了作家最高纯度的真挚情感。“当我把深埋在草丛里的头抬起来凝望着蓝空，聆听着云层和草梢上掠过的那低哑歌句……就是它，世世代代地给我们的祖先和我们以铭心的感受，却永远不让我们有彻底体味它的可能。”②

因此，根深蒂固的英雄思想和深入草原农村的“知青”经历使得作家心中对草原、乡村、亲人产生了无比的眷恋与不舍。而在面对喧哗躁动的城市时，作家潜意识里把自己定义成为无法融入城市的“外人”，是游离于城市边缘的“无马的骑士”“都市的牧人”。牧民向城市人的身份转变给作家思想和生活带来极大的不适和烦躁，进而对城市衍生了极大的厌倦，并对故乡草原产生出无限的怀念。另外，把城市等同于现代文明，乡村比作是落后野蛮的普遍观念使信奉乡村文明的张承志更加厌恶城市这一“文明部落”，这种厌恶情绪在创作构思中被作家不自觉地渗入了作品的字里行间，而这种情感倾向在习惯不避讳好恶、直抒胸臆的张承志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城市化的弊病与道德理想主义的坚守

一部《废都》将上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的荒唐、无奈、堕落、尴尬表现得淋漓尽致，写出了知识分子在物质化世俗中的生存和在文化夹缝中的挣扎以及在双重折磨中的身心疲惫。看似繁华的都市背后是知识分子的堕落颓废，那么知识分子该到哪里去寻找安身立命的场所，他们的精神家园又在何处？此时，张承志、张炜、史铁生、韩少功等人无一例外地走出了繁华的都市，走向了一条通往自然野地的寂寞的荒芜英雄路。这一部分作家有着相同的道德立场、思想倾向和价值追求：“对污浊的世俗社会的抵抗，对功利的商业行为的拒绝，对缺失的精神信仰的维护，对失落的人文精神的挽救。”③

“中国人面临着整体性的终极关怀的失落和极为深刻的意义危机。泣血的沉痛驱使一些作家以堂吉诃德式的悲壮走入历史的腹地和纯净的田园，寻找反抗物化命运的精神资源，这类写作的杰出代表是张承志和张炜。”④这种深沉的危机感源于张承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使命，也源于他自始至终的英雄情怀和道德理想精神。他始终坚持以道德理想主义来抨击当代文人的堕落与媚俗，在言辞激烈的话语里始终洋溢着理想主义者真理在握的英雄式的自信与豪情。他苦苦呐喊，想让文人清醒地意识到在商品经济中自己作为社会良知所要扮演的角色。“最为关键的是，作家批判城市文明的文化依据是乡村文明。作家魂牵梦绕的是血缘与地域共同体社会所具有的美德，那种质朴的温馨与亲密让他们流连忘返。”“以张承志为代表的信奉道德理想主义立场的作家，多把城市先验地视为‘欲望’‘堕落’的象征。”⑤对都市强烈的排斥情绪，使作家先入为主地对都市做出单一的道德判断，都市现象也就成了作家道德抨击的附着物，缺少对活生生的都市形象的感性触摸与理性分析。

道德理想主义便是张承志抵抗污浊的世俗社会，拒绝功利的商业行为，维护缺失的精神信仰，挽救失落的人文精神的最高的文学信仰和精神教义。坚守道德理想主义的作家用带有乡土文明标准的视角来透视都市文明，视野里一面是对城市人文丧失弊端的无限放大，另一面是对乡土中国淳朴自然的极端认同，这种先入为主的文化认同，导致作家主观性地对两种文明做或许有违客观的价值判断。这也是张承志坚持“背对城市写作”的另一个诱因。

三、浮躁的文风与清洁的精神

张承志一贯主张用纯净质朴的语言抒写心中那不加掩饰的喜怒哀乐，希望通过对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达到“洗心革面”的灵魂洗礼和自我救赎。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不一定都是道德意义上的圣者，但都有向道德完善方面发展的趋势，并且在求知的过程中，把追求真理与自我人格道德的完善结合起来，去伪求真、弃恶存善。张承志在《荒芜英雄路》的《后记》中这样表述：“大浪淘沙，文学小路上拥挤的‘伪’突然溜了个干净。这真值得庆祝，由于‘伪’作家和‘伪’作品的干扰，人们浪费了多少精力呐今天，真诚而正义的文学陷入了孤独冷清，这是最最好的事情。”⑥

“对世俗社会不断升腾的欲望批判，张承志等人在共同的立场下又有着可以想象的位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们的眼中，只有与反抗的对象保持绝对的距离，洁身洗心才有可能实现。寂寞与孤独对他们而言是财富而不是拖累，也是他们身份得以确立的标志。”⑦与人文精神疲惫、道德衰退的当今社会相比，张承志极其向往传统士大夫精神的中国古代社会。在张承志看来，古代文人的信念操守正是当代文人学习的标准范式，也是他主张的清洁精神的价值指向。也正是古今对比，才更加坚定了他清洁思想、祛除精神垃圾、保持灵魂洁净的文学信念和创作倾向。1994年中国新闻社记者邵燕君在《法制与新闻》第4期上发表了题为《“精神圣徒”张承志抨击文坛堕落》的采访笔录，在这篇访谈录中作者引述了张承志对当前文坛和知识界的尖锐批评和对“清洁精神”的文学主张：“现在的知识分子太脏了，甚至以清洁为可耻，以肮脏为光荣，以庸俗为时髦，‘洁’这个字只有在公共厕所、垃圾站才能见到，然而在古代中国，它却是关于一个人该怎么活着的重要概念。”⑧这篇访谈录随后被全国二十余家报刊转载、引用，在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甚至有人认为张承志的存在已经成为了世纪末的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

然而，带有浪漫主义理想色彩的“清洁精神”却没有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同和推崇，而是受到空前的误解和严重的人格诽谤。但张承志却以一贯坚韧执着甚至有些执拗的精神，奋战在找寻理想信仰的荒芜英雄路上，远离都市，远离亲人，独自流浪，在流浪中找寻心灵的栖息地。或许只有经历过流血牺牲懂得了信仰神圣的母族——回族以及强调终极关怀奉献坚忍的宗教——哲合忍耶教才能包容并理解支持他博爱深邃的思想主张。在张承志看来，被商品化日益浸染的都市文学背离了精神洁净的价值取向，导致文学创作偏离道德审美、人文提倡这一思想主题，作家道德理想信仰日益缺失，作品内容肤浅庸俗，文化环境日益功利浮躁。这或许又是一个能解释他“背对城市写作”的因素。

四、结语

张承志有着一种独立不羁，庄严深邃，冷峻热烈的审美品格。他以一种独白的方式表达着他的精神哲学，以一种自信坚定的姿态捍卫着一种神圣价值观，以一种融合诗歌、音乐、绘画、历史和哲学的复杂形态创造着属于时代的美文。他以极具启发性和感染力的质朴语言和独特思想，显示出具有中国当代文学特色的独创性魅力。特殊的成长经历和生活阅历使张承志有了质朴自然、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和追求纯正真挚的文学理想；道德理想主义的坚守和清洁精神的执着更使他对保持思想清洁、灵魂纯净有了更深层的精神动力。厌恶都市的浮躁与虚假、污浊与堕落，向往野地的自由和真实、畅快和洁净，促使张承志形成了“背离城市写作”的文学创作倾向，或许只有无束缚、任自由的野地自然才能使作家畅游心灵、放逐思想、释放情感，追寻那失落的精神信仰和人文关怀。

①⑥张承志：《荒芜英雄路》，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序言，第258页。

②张承志：《黑骏马》，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③⑦李刚：《20世纪90年代散文的清洁精神与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重构》，《文艺评论》2011年第5期。

④⑤黄发有：《文学季风——中国当代文学观察》，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第121页。

⑧邵燕君：《“精神圣徒”张承志抨击文坛堕落》，《法制与新闻》1994年第4期。

作者：田旭，暨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批评与文艺传播。

编辑：康慧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