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空山》的狂欢化叙事及其意义

⊙李 文[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0715]

《空山》是阿来新世纪的小说力作之一，描写了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一个藏族小乡村的发展历程，小说着重描写了民族生活与时代发生碰撞时，对藏族地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艺术表达上，《空山》则体现出了“狂欢化”的特征，巴赫金提出的“狂欢化”诗学命题论及狂欢节式的庆贺、仪式、形式等在文学体裁中的转化与渗透。笔者将援用狂欢化理论，对《空山》的狂欢化叙事进行分析，并探讨阿来狂欢化写作背后的意义。

一、狂欢化的形象与人性、命运的思考

巴赫金认为，中世纪的人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常规的生活”，另一种则是“狂欢广场式生活”。小丑、傻瓜、骗子是狂欢节和狂欢广场上必不可少的角色，他们一路嬉笑打闹，成为狂欢仪式上的主角。巴赫金认为，“如果文学直接地或通过一些中间环节间接地受到这种或那种狂欢节民间文学的影响，那么这种文学我们拟称为狂欢化文学。”①

在文学作品中，也有一些狂欢化的人物，他们身上结合了嬗变和危机两个极端，幻想与癫狂是狂欢式人物独有的一种精神状态。在狂欢式人物身上，“发现可能存在另外一个人，另外一种生活，这人失去了自己的完整性和单一性，他变得不像自己了。”②阿来的《空山》中也不乏狂欢化的形象，比如索波、达戈，在他们身上既带有善良的天性又充满邪恶的本质，是喜剧性和悲剧性、疯狂和理性的统一。

索波是一个对权力地位疯狂着迷的人物。身为队长的他每天念叨着“政策、文件、精神”，追随各种宣传步伐，虔诚地遵守并完成上级下达的各种指示。痴迷于权力地位的他为了能被上面选调、走出机村而不择手段。他“以狂欢的眼光观察整个世界，以颠倒的视角审视现实人生，以一种非理性角度窥见他人所未能见的世界”。他冷漠、残酷的对待村民，对每个人都是一副蛮横专制、居高临下的嘴脸。但索波并非天生就是这样一个邪恶的坏人，烧毁家园的大火唤起了他对家乡的热爱，他默许村民种自留地。上级指示在机村开始农业学大寨时，他毅然向上级指出这种做法不适合机村的地形。大火过后地里荒芜，他放弃队长一职到峡谷开荒以拯救村民。他最初因疯狂追逐权力而残忍地对待村民，其后又能理性地看待国家政策，展现出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他是善与恶的统一，是美与丑的结合。

《空山》中的达戈则既是爱情“英雄”，亦是感情上的“无赖”。这个抛弃美好前程来投奔爱情的傻瓜男人，单方面为了得到色嫫的爱，以近乎自虐的方式疯狂而猛烈地扑向心中那团火焰般的爱情。他为了证明自己能带给色嫫幸福，可以没有节制地猎杀各种珍稀动物，用动物的皮毛换取建造“城堡”的材料。为了能让爱唱歌的色嫫拥有一台电唱机，他奋不顾身去打死十六只猴子。在这场爱情追逐中，达戈是兼具喜剧性和悲剧性的人物，喜剧性表现在明知爱不会有结果却像小丑、傻瓜一样肆意而为，而在付出一切后终无所获，最后命丧黑熊怀抱，这是他悲剧性命运的终结。

《空山》在小说人物命运的刻画上，则体现出了狂欢仪式上“加冕和脱冕”交替变化的特征，充分展现人物命运的起伏逆转。巴赫金认为，成为狂欢剧核心的是“小丑即位加冕当了狂欢节的国王，后来被剥夺王位脱冕的转换过程”③。在狂欢化的小说中，加冕和脱冕相伴相随，它们强调的是不确定性，一切都是相对的，世界万物处于交替更新的永恒变动过程中。《空山》在达瑟等人物命运的安排处理上，体现出了“加冕和脱冕”这一狂欢化艺术思维的特点。

达瑟最初是一个在机村辍学的人。直到接到叔叔的来信，让他去州里的民族干部学校学习，达瑟的命运开始了第一次逆转。后因叔叔的影响被剥夺了当红卫兵的资格，从令人羡慕的干部学校回到了机村，成了机村一个木讷的书呆子。后来，消失多年的达瑟又在人们视野里复活了，复活过来的他与以前迥然不同，变得爱喝酒，爱骂人，既不是老实侍弄庄稼的农民，也不是脑子活络的新农民。达瑟的命运起伏不定，从一个可能成为干部的农民变成沉默寡言的读书人，最终变成浪荡不羁的酒鬼。

拉加泽里的命运也是如此大起大落。拉加泽里抛弃学业和爱情来到双江口镇，从一个学生成为加气补胎店的老板，做起盗伐木材的买卖后，两三个月的时间里，这个一年苦挣六七千块的补胎店小老板手里就快有一百万了。但因砍伐珍稀树种落叶松，一夜之间他从百万身家的老板沦为阶下囚，被判刑十二年。在监狱里，拉加泽里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拿到了两个本科学位。出狱后，他在机村开办木材公司和酒吧，又成了大老板，这次他是靠正规买卖实现了自己的发财梦。拉加泽里跌宕起伏的命运很好的演绎了小丑加冕当上国王，其后又摘掉王冠的狂欢剧情。

加冕和脱冕的过程就如同情节里的“突转”，主人公的处境由顺境转入逆境或由逆境转入顺境，能使人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通过这种突转的人物命运变化，我们时而为主人公感到开心，时而又会感到伤感和沮丧。

二、狂欢化的场面与情绪表达、时代反思

在巴赫金看来，“文学作品中情节上一切可能出现的场所，只要能成为形形色色的人们相聚和交际的地方，诸如大街、酒店、船上甲板，都增添一种狂欢广场的意味。”④在《空山》中，小说直接描写节日庆典的狂欢场面很少，但却有许多类似广场场面的描述。它们好似一个个狂欢庆典那样，体现着狂欢的情绪情感，传达着狂欢的世界感受。

在《随风飘散》一卷中，广场成了机村村民言行毫无顾地忌展露的地方，是他们无论愤怒还是高兴等各种情绪充分发泄的地方。当迷信的村民们得知格拉带着恩波家的兔子玩耍而让兔子被花妖魅住后，这个夜晚，一向平静的机村疯狂了。全村的男女老少站满了广场，他们手拿火把，一群成年男人狂暴地推搡着格拉这个小小的、惊慌失措的娃娃往村外走。格拉跌跌撞撞地走着，跌倒后就被人提着领口从地上拎起来：“小杂种，快走！”那么多狂暴的声音和又狠又重的手，将格拉推向村外的野地里。事后当恩波知道误会了格拉，村民们也深感对这对可怜的母子先前的做法太过分，当格拉母子回到机村后，整个机村的人们又都聚集到广场上来，他们静静地站着，有的人甚至发出了低低的啜泣。

广场也是机村人闲聊和庆祝活动的重要场所。在新年的第一天，全村人则会聚集在广场上喝酒唱歌，人们杀猪宰羊，庆祝丰收，大家尽情地放纵自己的原始本能，与同伴们一起狂歌畅饮、纵情欢乐。广场，在真正的狂欢节型庆典中，是全民的象征，人们在广场上放纵自身、纵情欢乐。“只有广场能成为狂欢的中心演出舞台，因为广场正是全民性的象征。”⑤

三、文体形式、手法、语言的杂糅与狂欢

诚如作者阿来所描述的，《空山》是由六卷构成的一种花瓣式结构。各卷之间相互独立又彼此重叠，虽然整本小说在时序上有一定的承接关系，但却没有按常规的时间先后顺序展开，而是围绕对机村的历史反思，从不同角度，选取重要人事来表达核心主题，阿来用六个乐章演奏了一部关于机村秘史的交响曲。这种“花瓣式”的文体结构可以任意创造故事情节，抒发作者情感，打破了线性叙事的局限性。

小说还具有复调叙事的特点。复调作为音乐用语，“是运用对位法的多声音乐”。“小说结构的所有要素之间，都存在对话关系，即按对位法原理相应地处在一定位置上。”⑥《空山》中《达瑟与达戈》一卷里，由达瑟代表的善和达戈代表的恶构成对话。同时还有第二人称的叙述方式，由童年时我这个儿童视角看待达瑟和达戈的言行举止，这种多角对话，很好地填充了文本空白，丰富了文本的内容。从整本小说来看，大部分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同时夹杂第一、二人称，既有《随风飘散》中小格拉的儿童视角，又有桑丹这个神秘女人的疯子视角，还有金野鸭谈话的动物视角。各视角的主人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进行对话，作品中的人物与作者都作为具有同等价值的一方参与对话，不同声音互不融合。巴赫金认为复调特征在于“众多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他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这种复调性叙事，好比狂欢节上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彼此消除了种种隔阂和界限，处在自由平等的对话中，使复调结构与狂欢化精神在本质上具有了一致性。

《空山》中，多种文体手法的杂糅也体现出了狂欢化的特征。小说中有关于觉尔郎峡谷的古歌，关于机村的诗歌等。在每卷的结尾还加上短小的食物笔记和人物素描两个“番外”，番外一词来自日本，指的是对正文做的补充，是作者主动在题材中加入的部分。小说没有一味地运用讲故事的笔法写作，而是在其间穿插有散文体、日记、诗歌、番外等，这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使得小说具有浓厚的地域风情和民族特色。

《空山》里的语言也呈现出反讽、诙谐甚至戏谑的一面，也即狂欢性的一面。阿来的写作语言是喧哗和躁动的，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特点，使他的小说具有了狂欢化文学的重要外观。

在《空山》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对权威话语的戏仿，把崇高话语植入到一种荒唐的语境，并对其进行了消解。桑丹说：“都说新社会是好世道了，但人们吃穿都没变，要干的活却越来越多”，巫师多吉说：“你们什么都改造，该不会让牛羊都改吃树吧？”当索波指出了农业学大寨并不适合机村的地形特征，石墙抵挡不住巨大的洪流，就被送到学习班进行“帮助”。书中这样写道：“班上都是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基层干部……他们‘都躺在了过去的功劳簿上放松了学习，失去了继续革命的雄心与斗志’……在组织的帮助下，自己对自己‘展开无情的思想斗争’……”这种语言“即狂欢式的冒渎不敬，一整套降低格调、转向平实的做法，对神圣文字和箴言的摹仿讥讽”⑦。这些话都貌似正统，却满含讥讽与不满，对当时的政治文化进行了戏仿和讽喻，它们真实地透露出了机村人对社会时代及政治运动的情绪感受。

这种花瓣式的结构，混响的声音，杂芜的文体使得《空山》形成一种典型的狂欢化风格。通过狂欢化的表达去颠覆权威，使我们看到阿来在创作上的探索与创新。

四、结语

《空山》以其“狂欢化”的表达方式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藏族小山村的发展秘史。通过狂欢化的笔墨，作者批判了大跃进、“文革”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经济对机村造成的伤害：大跃进时盲目宣传夸大的农业量，将不适合机村自然环境的梯田种植方法强制的推行；“文革”期间取缔种种宗教形式使得村民内心空洞，人们心中的信仰被革命取代；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砍伐成为人们的主要劳动，检查站工作人员和村民相互勾结成为当地秘而不宣的致富渠道。这些，都带来了恶果。在《空山》中，“阿来痛悼美好神圣的事物与人性的逝去，叙述历史和意识形态无所不在的入侵，为将尽的机村（藏文化）唱响了一曲忧郁伤感的悲歌。”

《空山》在人物形象、语言情绪、文体手法等方面体现出了“狂欢化”特质，展示了机村人民面对异质文化入侵的无奈与屈从以及机村人的精神世界发生着怎样颠覆性的改变。与此同时，小说也表达了对机村人性救赎的可能，对藏族传统文化的肯定与向往以及对民族文化重建的殷切希望。

①②④⑦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5卷）》，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第154页，第142页，第161页。

③ 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⑤⑥ 北冈诚司：《巴赫金：对话与狂欢》，魏炫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页，第380。

[1]阿来.空山（三部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曹霞.现代性进程中的民族悲歌[J].艺术广角，2009（3）.

[3]卢静.阿来长篇小说《空山》（三部曲）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