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村《玻璃》中的诗人形象

⊙周飞［暨南大学文学院，广州510000］

论北村《玻璃》中的诗人形象

⊙周飞［暨南大学文学院，广州510000］

北村的长篇小说《玻璃》呈现出复杂的宗教观念与情感体验。小说的核心人物李和达特两位校园诗人因追求诗歌的理想境界不得而陷入精神的困境，并在灵与肉、精神与物质、信与不信的角逐中，各自踏上了自我毁灭（救赎）的道路。本文将审视和解读这一对文本形象，试图找出文本中诗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揭示基督教的“爱”在不同语境下造成的误读。

北村诗人救赎宗教之爱

一、引言

北村的长篇小说《玻璃》，线索多重，意象复杂。在这部小说中，作者精心刻画了李和达特这对相互指涉的诗人形象。有学者从同性恋题材、禁忌写作的角度去阐述这一对人物形象，试图论述这是一部当代的同性恋题材小说，如姜辉的《中国当代同性恋小说略论》①。笔者在研读文本的基础上，对这一观点产生异议，着重对作家对人物刻画所透视出的基督精神做一番分析思索，试图探索小说中所蕴藏的诗性沉思与宗教关怀。

二、诗人的生存困境

北村笔下的诗人或者富有诗人气质的人物形象一直是学界研究其文学世界的敲门砖。诗人或者广义上的作家，是北村构建精神王国不可或缺的一环。北村作为一个作家，以描绘作家（诗人）作为突围的重要缺口，用诗人的敏锐觉察到时代的变迁，以及信仰失落后的无家可归。诗人成为“大地上的异乡者”。这一原本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和筑造者，陷入了时代的焦虑和存在的遗忘之中。

小说中，达特和李二人都是颇有名气的校园诗人，对诗歌怀有巨大的热情，且彼此欣赏。达特性格外向，粗放，“作为拳击手的名气比他作为诗人的名气更大”②，认为“文学就是一次射精”③。李性格内向，温和，对文学抱着敬畏的态度，希望写出纯粹的诗。根据好友老六的叙述，达特和李之所以能“臭气相投据说是因为他们有远大的志向。他们想当英雄”，“他们都认为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需要英雄”④；对于通过什么途径，二人又有所不同。李认为要靠内心的变化，达特却认为要靠制度的约束。由此可以看出：李和达特在人物设置上高度契合，是一个主体的两个面向。主体是诗人的身份，两面既表现为他们性格的互补，又体现在相对的美学追求上。

在文本中，达特和李二人随着情节的推动都将走上自我救赎（毁灭）的道路，面临着人生的种种困境与选择。李和达特一开始就以好朋友的人物关系出现。“李—达特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李文和罗达特。”接着又说，“我称他们叫李—达特，实在是出于无奈，这两个人只能当作一个人叙述，因为他们形同一人。”⑤小说开头，叙事者老六就用极富暗示性和挑逗意味的话语叙述李和达特之间密切的联系，甚至还有意且高频率地使用“如胶似漆”、“他们之间有秘密”等话语造成一种含混的效果。这是有些学者认为该小说是一部同性恋小说的主要论据。

达特被诗人柯南骗了作品之后，看到了文学界的黑幕。他心中的“文学之父”轰然倒塌，陷入一种怀疑愤恨、不知所措的状态。他所打交道的文学界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个真善美镜像，而是黑暗与光明、权力和反抗、庸众与天才交织的场域。“至此，他和文学界的一切活动彻底了结。”⑥他逐步走上世俗的道路，开始无节制地放纵自己。李则一直固守自我，坚持个人独立创作，保持着自我精神的独立完整。最终当李发现自己无法写出真正的诗时，他也彻底垮掉，离开了达特，走上寻找信仰之路。

此外，达特和李的命运也是联在一起的。他们都是诗人，承担着共同的灵魂痛苦与精神绝望。北村在《我与文学的冲突》一文中写道：“以为人生不过就是如同诗人们所出示的那样绝望，于是在某个被感动的时刻，以模仿的方式结束自己。”⑦因此，他笔下的诗人大都和他一样是痛苦和绝望的，在精神世界里极度挣扎，外化在文本中就呈现出达特式的情欲迷狂和李式的精神执着。我们可以看到达特是拜伦式情感喷放的诗人，而李是荷尔德林式追求纯粹真理的诗人。达特的诗靠近酒神的迷狂以及欲望的沉沦，而李的诗则接近日神的崇高以及宗教的玄奥。两者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充满矛盾地作用于诗人这一主体之上：要么上升，要么沉沦。

故事里，情欲迷狂的达特杀了信教的李，重肉欲的达特杀了重灵魂的李。从表面上来看，是一种价值理念吞噬了另一种价值理念。但最后达特和李还是葬在了一起，在形式上又达到某种意义上的复合了。在笔者看来，灵与肉、信与不信的挣扎在纯粹的“爱”那里化而为一，从而溢出了世俗、诗歌（艺术）、宗教的分裂。

三、诗人的救赎与妥协

小说饶有意味把两个不同类型的诗人放置在那个诗歌的黄昏时代。市场经济大潮席卷着每个人，诗人由万众瞩目的明星沦为“流氓”、“痞子”、被遗忘的人。因而，李和达特这对诗人形象又成为作者思索诗歌隐退这一文化现象的试金石。在一个诗歌成为商品和噱头的时代，诗人面临着自身艰难的抉择。此时的诗人不但肩负着与他人相对立的痛苦，也陷入了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这双重的痛苦与不确定感是诗人无法回避的精神困境，并且以焦虑、彷徨等复杂情绪煎熬着诗人的内心世界，而且似乎没有止境。

北村不断强调他在现实创作中，曾经面临过这样一段艰难的抉择。他曾经是中国先锋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语言的游戏与冒险使他对写作的意义发生根本性的怀疑。这种对书写无意义的怀疑，与小说里对诗因市场化而变质，同样是对诗意义丧失后的不确定感。这种共通的不确定、彷徨感被北村成功地移植到新的语境之下。诗的意义脱落之后，诗从诗神的凭附中坠落下来，成为“文学终结”后市场的生产和运作。诗人真正面临了一个诗歌没落的时代，更残忍的是李和达特正处在这一黄金时代向没落年代转折的节点上，亲身体验到了一种被抛感、一种由高到低的落差感，以及一种由信仰到怀疑的失落感。写诗不再是一种神圣的、伟大的、可以安身立命的使命时，诗人从内里垮台了，他的写作不再由他来确定，而处在对商业的炒作、场域的运作不断妥协之中。

1.诗人的救赎

李和达特都是诗歌的追求者。达特因受到外界的干扰而放弃审美的救赎。随后，他进入了世俗生活的漩涡之中，周旋在监狱、女人、出版业、商战之间，希望通过金钱、肉欲、名利来通向美好的生活，但都一一失败了。他之所以没有完全垮掉是因为他用自己的金钱资助李写纯粹的诗。李成为达特的精神补偿，他从李身上获得一种延伸的平衡感，来抵抗在世俗生活中的心灵浮沉。

李在小说中是一个靠近灵性世界的人，他一直保有对纯粹诗的追求，渴望写出真正的诗。他绝少涉足世俗世界，大多时候依附着达特生活。但他的诗却越写越深奥，只剩下达特一个读者。当他认识到自己已经离开现实生活而高高地悬在空中时，他选择了离开达特。李的寻找是一种偶然所得，他在一番精神的折磨中，无意中从好友芊那里听说了基督，豁然开朗，主动投身入对上帝的信仰之列。当诗歌所指向的那个精神王国、审美超越、终极彼岸无法获得时，上帝的信仰、宗教的关怀、彼岸的天堂成为一种价值失落后的心理补偿，成为李生存的唯一精神支柱。这种心理补偿过程中，意向投射的突然转换，反而加固了李对上帝的无条件信仰。这是由纯粹到纯粹怀疑后无路可走的心境造成的逆反和无助，可以说需要生活在稳定精神国度里的李，除了突然降临的基督信仰之外，很难找到其他可以依靠的纯粹精神依托。

相反，达特走向精神崩溃，加倍地迷狂，企图用荒诞来反抗荒诞，不断地损耗自己的心灵与世界的残酷周旋。北村用达特的崩溃反衬李救赎的成功。而被物欲世界淹没的达特，终于被宣判“他不行了”⑧。至此，北村又一次“认定了基督的唯一性，并且他也把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简单地加给了他的人物们。在他的笔下，主人公不管是从事什么角色，干什么职业，结局都一样，开个玩笑的话，真可称得上是‘你到这里来，/不论走哪条路，从哪里出发，/那都是一样。”⑨

李和达特的死带来这样一种启示：对于内心绝望的人，现实无法拯救他们，与现实隔得很远的诗歌也无法拯救他们，唯有信神、唯有宗教才能使人获得灵魂的救赎，挣脱出绝望的人生困境。

2.现实的妥协

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提到：当人感到自己处身于其中的世界与他相离异、相对立时，有两条路可以提供，一条是向内肯定无限可能性的审美之路，一条是向外求助于无限可能的神性化宗教之路。⑩北村的小说则告诉我们：审美之路自身也面临着无可救药的困境，向内不断挖掘导致了诗人普遍的精神焦虑和彷徨，而唯有宗教才能是最终的归旨。

文本中，获得信仰的李和达特进行了几场对话。“达特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神是万能的，为什么允许罪恶存在？李说，他不是允许罪恶存在，而是给人自由意志。达特：给人自由意志犯罪？李摇头，不是。因为人是神创造的，神给人自由意志，神不强迫人信他，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但要承受这种选择的后果。”⑪达特希望在逻辑上摧毁李的信仰，击垮李所认为的神是万能的。李则试图则强调信仰失落后的精神困境是人无法承受的，人类向自身求助的过程中屡屡失败，世界的本体由宇宙的崇高跌落到人的无意识深渊。焦虑、彷徨、失落感盘旋在每个现代人心中，尤其是对时代有着异乎寻常敏感的诗人心上。

德国学者汉斯·昆认为通过小说“写耶稣是不容易四平八稳和不偏不向的。小说以这一或那一方式都证明了作者的宗教”⑫。诚然，从对李的刻画描写看来，北村既是信仰的提倡者又是现实的妥协者，他将虔诚的信仰赋予了李，但又通过李的死亡使这一理想人格落空。

作家对现实的妥协也正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基督观的文学化。在一个无神论的大语境下，基督教的诸多精神内涵都是有待解释和理解的。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它的教义教旨在翻译过程中也会造成极大程度上的误读。北村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用文学的方式传教，用文学的形式承载宗教的思想，他就不得不把基督的教义简化和变形，浓缩成为“爱”的教义。

另一方面是李的惨死。对此北村解释道：“用文学的方式谋杀不必承受什么责任，我也相信这些凶手是无辜的，因为连他们自己在内都是被害者，他们是在不知不觉中使人致命的。”⑬北村把达特的责任撇开，聚焦到李自身与外在世界的对抗上，而达特的行刺只是这种对抗的外化形式，而不是原因。在这个缺乏信仰的时代，李内心的虔诚注定要为外在势力的抵牾消损，这也可能是作家“仍然在写作充满了疑惑和痛苦”⑭的原因。

三、宗教之爱

“爱”无疑是基督教精神的核心内涵之一。“当法利赛人挑衅问耶稣戒命中哪一条最大时，耶稣回答道：要尽心尽意爱主，其次是爱人如己，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⑮从耶稣的戒命不难看出，基督教得爱有三个层次：爱上帝、爱他人、爱自己。这种爱既是价值关怀，也是一种心理依赖和精神寄托的需求。

在小说的封底，北村写上了这样的话：“我想，爱应该是对一种对象的重要价值的确认。这种确认到一程度称为爱，而且这种价值有唯一性，所以爱是专一的。因此爱是真理。”“爱，有不同的深度，那么爱到最深的才是爱，要爱到那么深，别无他途。因此爱是信仰。”“爱肯定是不求回报的，但爱真的有回应。如果没有回应，不是爱并不是爱，就是爱得不够深切，那人（耶稣）爱拉撒路爱得何等深就要活过来。因此爱是复活。”“爱得真，不但对方得安慰，自己也得安慰，真是奇妙的事。一人是大无畏的。看来人类的主要职业应该是爱，要一刻不停地爱，哪一刻爱停下来了，那种神圣的同在就要消失，爱里没有惧怕。因此爱是永生。”在这四段话中，北村分别把爱界定为：真理、信仰、复活、永生。

“爱”在北村的话语体系里是抽象层面上的爱，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之上的大爱，是对上帝之爱的延伸与扩展而不是现实伦理生活中具体的爱情、亲情、友情等。北村所谓的“爱”不但贯穿着基督教，也是文学与世俗生活共同追求的价值理念。因而“爱”在北村那里成为一切的核心，成为了信仰本身，并在这个意义上超越宗教、文学而成为一种超验价值关怀。

仅从爱情的角度狭隘地界定文本中爱的内涵会误读其超越的意义。李爱达特，达特爱李，他们之间不涉欲求的爱佐证了爱他人如爱己。因此，在特定封闭的文本中，达特和李是一个人——诗人，他们的爱是抽象意义上的爱，是人与他人、人与自己、人与上帝之间纯粹的爱，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爱情。诗人用基督的爱抵牾世界的荒诞、价值的陨落。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些学者是因为没有分开抽象的爱与具体的爱、宗教的爱与世俗的爱，才把该文本界定为一部同性恋题材的小说，误解了文本所呈现出的宗教思想与价值关怀。

四、结语

综上所述，李和达特作为一对相互指涉的人物形象共同呈现在文本之中。李因信神而得到救赎，达特因沉沦而精神崩溃，二者在文本中此起彼伏，达特的沉沦反映着当代人的精神困境，李的得救则预示着只有信仰才是超越困境的唯一出路。但在现实的大背景中，这条道路是曲折的，因此作家所推崇的宗教救赎之路，在不断的传播和接收当中飞撒，最后浓缩成宗教抽象的爱，这也是北村为诗人的精神危机提供的药方。

①姜辉：《中国当代同性恋小说略论》，《当代文坛》2008年第4期。

②③④⑤⑥⑧⑪北村：《玻璃》，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第11页,第8页,第1页,第39页,第177页,第199页。

⑦⑬⑭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4期。

⑨胡书庆：《灵魂的翱翔与折断的文学之翼》，华东师范大学论文（2005）。

⑩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中西方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⑫[德]汉斯·昆：《论基督徒》，杨德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60页。

⑮韩作珍：《爱:基督教学说之灵魂》，《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作者：周飞，暨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