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狐”写《聊斋》——从《黄英》看汪曾祺《聊斋新义》的改写

⊙王婷婷［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637009］

“文狐”写《聊斋》
——从《黄英》看汪曾祺《聊斋新义》的改写

⊙王婷婷［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637009］

1987年至1991年间，汪曾祺创作了系列小说《聊斋新义》（共13篇）。他在“小改而大动”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净化主题，在旧小说中融入了自己的现代意识，并通过“留白”手法安排一个余韵悠长的结局，形成他小说特有的诗意境界。他通过这次试验试图“打通”当代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的命脉，使小说既具中国特色，又有现代思想。

汪曾祺《聊斋新义》诗意“打通”

推介语

相较于成熟的文学研究者，文学专业的在读研究生难免稚嫩青涩，他们的理论素养、学识积淀乃至人生体验都还有待历练与提升。然而，研究生理应是在学习中研究，在研究中学习，他们需要在具体的文学研究实践中求证自己的理论修养与文学感受，从而更清醒自觉地意识自我生命的创造能力，把研究生的学习过程真正化作不断刷新自我生命纪录的过程。本期的“院校平台”又将有我的四位学生初露头角，他们对于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的考察大都基于自己的阅读兴趣甚至是个性偏好，其对汪曾祺、铁凝、范小青、齐邦媛等作家作品的分析未必都能抵达我们对研究生的较高期待，但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研究生的角色追求和真诚努力，我以为，成熟的文学研究者或许就是在这样的不懈追求和努力中炼成。

——何希凡（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贾平凹曾经说：“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①他从汪曾祺的小说中感受到了唯美倾向，看到了汪曾祺的野狐禅气。而且汪曾祺是在六十岁带着《受戒》重返文坛，以其老练、脱俗的文笔为我们打开了小说创作的新境界，接上了鲁迅开创的“现代抒情小说”传统。所以，说他是“老精”并不为过。

汪曾祺真正与狐结下不解之缘还是因为他改写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1987年至1991年间，汪曾祺陆续将《聊斋志异》中的一些篇章改写成了当代白话小说《聊斋新义》。他遵循“参以己意，使成新篇”的原则，从哲学的高度，审美的角度对其中的13篇小说进行改写，在旧小说中融入了自己的现代意识。他在“小改而大动”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净化主题，并安排一个余韵悠长的结局，形成他小说特有的诗意境界。

一、《黄英》的改写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呕心沥血之作，他满腹的无奈和情思，“出于幻域，顿入人间”②，借花妖狐媚描出隐曲的衷情。

在蒲松龄原作中，《黄英》一文有两条线索，一明一暗，交叉进行。明线即黄英，寓意菊花中的精灵，是高洁的象征。黄英这个人物是在与马子才的对比中刻画出来的。马子才是迂腐书生的代表，他嗜菊如命，却不善种菊，标榜陶渊明的清廉高洁，以贩花经商为耻。作者对这个人物充满了嘲讽，在马子才与黄英的两次思想冲突中蒲松龄刻画了一个俗不可耐的附庸风雅之人。而黄英作为马子才的对立面被蒲松龄塑造为完美人格的典范，既有陶渊明之高风清韵，又有勤劳经营之美德。在两者的对比中，作者为读书人在求仕与隐逸之间勾勒出一个折中的、安然守节的人生归宿。

然而，汪曾祺在改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把原来的主角马子才换成了陶生，突出了“人即是花，花即是人”这一主题。对于马子才，汪曾祺很厌恶，他说：“我不喜欢马子才，觉得他俗不可耐。”③于是，汪曾祺删去了原作中马子才与黄英结为夫妇的情节，大概他认为庸俗虚伪的马子才不配和貌若天仙的菊精黄英结合。这样改写，固然超越了蒲松龄小说才子佳人的俗套，但其着墨较多的关于黄英和马子才的观念冲突被削弱了，同样蒲松龄表现的“自食其力不为贫，贩花为业不为俗”④这一主题也被淡化。

同时，汪曾祺挖掘出了《黄英》这篇小说的暗线，提取了“种无不佳，培溉在人”的要义，并由此而生发出“人即是花，花即是人”的现代意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汪曾祺借陶生之口两次点出小说的主旨。第一次，马子才偶遇陶生，说自己找到了两芽佳种，陶生却对他说：“种无不佳，培溉在人。人即是花，花即是人。”⑤第二次，马子才看到陶生将自己丢弃的残枝败叶拾掇回家，培植成了目所未睹的奇花异卉。便问他是用什么法子把花种成这样的，这时陶生又说：“人即是花，花即是人。花随人意，人之意即花之意。”⑥这时的马子才还是似懂非懂。最后，小说以陶生化为短干粉朵，带有酒香的“醉陶”，黄英永远不老为结局，暗示了陶生、黄英都是菊花，最终揭示了“人即是花，花即是人”的主题。

蒲松龄本是通过这条暗线，说明养菊之道的真正用意，并非在菊，实是在人。人才并不是生来就是“佳种”，关键在于培养之法。一些被世俗抛弃的人并非无才，其中多有耿耿之士，沉沦下层。蒲松龄的用心实惟良苦，联系其生平遭际，我们更能体会他怀才不遇的痛苦。然而汪曾祺改写的《黄英》虽然发掘出了“种无不佳，培溉在人”的主题，却忽略了蒲松龄小说沉郁的倾诉，转而在小说的意境方面下功夫，营造了花人合一的诗意境界。

在《黄英》结尾汪曾祺写道：“一年又一年，黄英也没有什么异状，只是她永远像二十来岁，永远不老。”⑦这样的结尾是余韵悠长的，给读者留下了回味无穷的遐想空间。这种手法和国画中“留白”相似，所以叫小说“留白”。这使汪曾祺改写的《黄英》成为了一篇纯美的诗意小说。

二、《聊斋新义》其他篇章的改写

汪曾祺改写的《聊斋新义》读起来很美，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原作主题的提炼，对情节的净化，以及小说结尾“留白”手法的运用。这在他改写的其他小说中也可以反映出来。

蒲松龄原作《瑞云》的主题是“不以媸妍易念”，汪曾祺认为“这是道德意识，不是审美意识。瑞云之美，美在性情，美在品质，美在神韵。不仅仅在于肌肤。脸上有块黑不能损其全体”⑧。所以，在改写的时候汪曾祺把原来的道德意识改换成了审美意识。为了配合这一主题的转换，他对小说的情节也做了改动。瑞云脸上的黑斑缩小，不过是“左眼的上下眼皮都黑了”，原作中“丑状类鬼”的可憎细节也被连根拔去。并且，汪曾祺去掉了原作瑞云自轻自贱的语言描写，换成了“我脸上有一块黑”，“难看么”，这样凸显了作者的审美意识。汪曾祺认为“和生多事”，于是他在改写的时候增加了这样一个结局：“瑞云觉得他的爱抚不像平日那样温存，那样真挚，她坐起来轻轻地问：‘你怎么了？’”⑨这个结尾非常精彩，用“留白”的手法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读者在读完这篇小说也会轻轻地问一句：“他怎么了？”整篇小说好像笼罩着一团氤氲的雾气，有一种朦胧的诗意美。

还有《陆判》，蒲松龄着重描写的是朱、陆二人的友谊，比如二人通宵豪饮，抵足而眠，陆为朱换心，为朱妻换头等。但是，小说的后半部分不自觉地游离了主题，转而开始描写朱氏亡魂悉心教子以及朱氏子孙的荣华显达等内容。汪曾祺在改写的时候，保留了换头、换心等离奇的情节，却删除了与主题无关的节枝。汪曾祺还删除了一些血腥的细节，比如朱尔旦老婆换头之后早起满脸血污的场景。这样一来，文章就“干净”了很多。小说最后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地写到朱妻换头之后，感觉到身体和脑袋的不协调，以及对自我身份的迷惑。这样一来，小说由原来的男权意识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多了一层意味。结尾朱尔旦老婆提出的疑问“我们？”发人深省，这样的“留白”引人深思。

此外，《聊斋新义》其他篇章也都有这样的特点，《蛐蛐》（原名《促织》）、《捕快张三》（原名《佟客》）等总是以提炼主题，净化情节，结尾“留白”为原则，这使其改写的小说带有汪曾祺自己的味道，在小说中营造出一种别样的意境。

三、汪曾祺的艺术探索

李陀认为汪曾祺小说的美学特征在于“意象的营造，就是在现代小说的水平上恢复意象这样一种传统的美学意识，就是使小说的艺术形象从不同程度上具有意象的性质，就是从意象的营造入手试图在小说创作中建设一种充满现代意识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⑩确实如此，汪曾祺改写的《聊斋新义》和蒲松龄的原作相比，少了沉郁顿挫，而多了一点洒脱和诗意。这大概就是他和蒲留仙的区别所在。

汪曾祺喜欢淡化痛苦，总是化逆境为顺境。当年他莫名其妙被打成右派，别人都怨声载道，他却觉得是“三生有幸”。在新时期大家都欢天喜地庆祝平反的时候他因为写了“样板戏”还得接受审查，成为“怀疑对象”。为此他在家大发脾气，“还常说要把手指头剁下来以‘明志’。”⑪即使这样，他在《自得其乐》中只是说：“运动中没完没了地写交待，实在是烦人，于是买了一刀元书纸，于写交待之空隙，瞎抹一气，少抒郁闷。”⑫政治上给他造成的痛苦就这样被他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了。也许就是他的个人气质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所以他在写作的时候总是用笔描写那些优美的风俗和健康的人性。他的行文好像一条小溪，缓缓流动着，遇到一棵小草都要停下来，抚摸一下，然后又汩汩地向前流去。可以说他不是写文章，是在写意境。

汪曾祺1940年代步入文坛，1980年代才重新拾笔，在文学史上打下一片江山。从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间，他只写了一本薄薄的《羊舍一夕》。这不仅是他个人创作史上的“空白”，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空白”。他自己也注意到了文学史上的“断裂”现象，在《谈散文》中他指出：“中国文化有断裂。有人以为‘五四’是一个断裂，有人不同意，以为‘五四’虽是提倡白话文，而文章之道未断，真正的断裂是四十年代。”⑬所以，在“文革”结束后，人们掀起“伤痕”、“反思”思潮的时候，汪曾祺却带着他的诗意小说走入了人们的视野，给人们带来惊鸿一瞥。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在晚年提笔重写小说的时候，他是带着被压抑的热情来进行创作的。他从小受到的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及1940年代在西南联大受到的现代文学大家的专业培养，在新时期终于找到了喷发口，它们一齐从他的笔下喷涌而出，并一发不可收拾，形成“晚翠”的风景。在《后记》中汪曾祺写道：“我想做一点试验，改写《聊斋》故事，使它具有现代意识。”⑭而他所说的试验大概就是要“打通”当代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的命脉，使小说既具中国特色，又有现代思想。也可以说，他是想通过改写《聊斋志异》把当代文学和传统中国文学续接起来，老先生的用心原来在此。

在《七十抒怀出律不改》中汪曾祺满怀期待地写道：“假我十年闲粥饭，未知留得几囊诗。”如果能多给他一点时间，也许他会把已开笔的《聊斋新义》写完，会摸索出“打通”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方法。可惜，好时候来得太晚了。

①段春娟、张秋红编：《你好，汪曾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

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67页。

③⑧⑭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

④（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503页。

⑤⑥⑦⑨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第238页，第239页，第235页。

⑩李陀：《意象的激流》，《文艺研究》1986年第6期。

⑪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⑫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页。

⑬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334页。

作者：王婷婷，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