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乡土小说的民间建构

时间：2024-05-20

⊙傅祖栋［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宁波315100］

浙东乡土小说的民间建构

⊙傅祖栋［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宁波315100］

民间文化和浙东乡土小说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浙东乡土小说是由浙东民间文化滋养孕育而生的，其生成与发展机制带有明显的浙东民间烙印；而浙东乡土小说中的民俗事象、民间语言、形象谱系等又原生态地描述和传扬了浙东民间文化的特质。研究浙东乡土小说，只有深入乡土社会内部对其原生态进行客观的分析和历史的审视，才能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和判断，从而显示浙东民间文化中文明与愚昧既互相冲突又互相纠缠的一面。

浙东文化民间乡土小说

一、民间文化和浙东乡土小说的双向互动

不管作家如何标榜自己的客观中立态度，有一点必须肯定:真正的文学创作都是作家生命的结晶，其对生活内容的取舍、对结构模式的选择、对思想情感的处理、对叙事节奏的掌控，都或多或少地受制于其文学观、审美观及其最基本的创作态度。①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认为，作为一种“文化模式”，“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对人的影响力很大，甚至“令人无可逃脱”。②作家尤其是乡土小说作家都是“地之子”，他们的创作或多或少会受到故乡民间文化的影响，民俗事象、民间语言、形象谱系等民间文化形态的入文，能使作品更接“地气”。乡土小说作家们都有一个安放灵魂的“乡关”——民间，“民间情结”是他们身上一种共同的无意识的深厚情感，浓郁的乡情别绪流露的正是作家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民间的一往情深。可见，以此为透视点来观照民间文化对乡土小说生成与发展机制的影响，可以更好地深入作品的内核，揭橥其地域特色。

浙东乡土小说作家与民间文化有着内在的精神关联，民间文化是他们创作中共同的内源性基因，民间立场是他们共同的美学追求，他们通过对浙东地域特定的生活方式、乡民的生存状态以及浓郁的民俗风情等民间生活内容的指涉，展现和思考民间文化与文学创作这一根本性的母题。同时，他们的笔触不仅揭示乡民的愚昧麻木、故乡的封闭落后，而且也展现民间的风姿和鲜活的生命力。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民间文化和浙东乡土小说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

二、浙东乡土小说的民间文化背景

（一）刚硬劲直的“山岳气”和宁静平和的“水性格”的互动相制。以生态视角来梳理浙东文化特质，大体可以分为“山文化”和“水文化”两类。前者粗犷、刚毅、朴厚、深沉，稳健如泰山之不移；后者阴柔、善变、奔放、兼容，灵动如幼鹿之机敏。③浙东大地背山面海，故古越初民“水行而山处”，既具有刚硬劲直的“山岳气”，突出表现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刚健、雄强的一面；又具有宁静平和的“水性格”，突出表现为“以柔克刚”的柔韧、婉约的一面。受制于地理环境的影响，浙东民间文化兼具粗犷坚硬的“山岳气”和细腻柔婉的“水性格”的双重特质，两者的互动相制构成了受其滋养而产生的浙东乡土小说的两种最基本的创作范式：一是乡土批判，通过对乡村封建宗法制痼疾的鞭挞，使浙东的陈规陋习受到作家道德化的审视；一是乡土眷顾，通过对乡村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描绘，使浙东的山容水态得以情致化的描述。两者在相互指涉中共同折射出了浙东民间文化的独特内涵。④

（二）励志图强的“远传统”和求真务实的“近传统”的合流共生。浙东一域历来刚毅之风延展。其最早的精神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越王勾践为洗雪国耻、意图复国而位卑屈膝、忍辱负重。待臣吴返越后，又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养精蓄锐达二十年之久，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功，终而一雪前耻。这种坚韧自存的精神在历史迁衍中孕育成了浙东的强悍善斗民风，“悦兵敢死，越之常也”⑤。如果说励志图强是浙东民间文化的“气”，那么，求真务实则是浙东民间文化的“魂”。受制于“近传统”的影响，这种求真务实的人文品格在浙东人中是作为基因密码一脉相承的。王充认为“天道自然无为”，自然万物的变化不会因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天人感应论”其目的在于为“君权神授”制造迷惑民众的舆论；以吕祖谦、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注重“事功”，反对空谈“义理”，强调学术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王阳明提出“心即理”，要求人们克服私欲、恢复天理，达到“良知”的极限，并倡导“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知行合一”论；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持“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权平等思想，视封建君主为独夫、民贼，认为君主制度是天下不安之根源。这种“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深潜在浙东民间记忆结构中，不时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浙东人施加深层影响，受滋养于此地民间文化的浙东乡土小说作家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拿起手中之笔，站在启蒙立场上批判民间的歪风陋习，审视乡民的精神疾苦。

三、浙东乡土小说中的民俗事象

在今天社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文化、社会、人三者的紧密关系被人们越来越关注。深入研究三者之间的规律性联系对于社会文明的构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民俗文化正是在这样一种实际需求之下而被重新认识和定位。⑥在小说中，这么带有意味的事象也展现了民间生活的风姿。

（一）婚姻民俗。浙东乡土小说作家往往通过表现婚俗的野蛮来对封建宗法制社会加以批判。在作品中，作家们既展示了为死人举行婚礼的“冥婚”和“典妻”、“借种”、“入赘”、“招补床老”等旨在延续香火的多种婚姻形式，又介绍了再醮婚和冲喜等残酷剥夺妇女幸福的习俗。王鲁彦在《菊英的出嫁》中写到的“冥婚”，也叫结阴亲、阴配等，就是为死人办婚事。小说中的菊英的娘对女儿疼爱有加，虽已阴阳两隔十余年，但女儿的婚事仍然是她“十分的心愿”。吉期近了，她身上的老毛病竟然也在忙碌中突然好转了。虽是阴亲，但菊英的出嫁仍然遵照浙东地区的“十里红妆”习俗，无论是首饰、衣服，还是卧具、家具，样样不缺，菊英的娘甚至还随了十亩良田。王鲁彦在小说中细写了婚嫁队伍，对此，苏雪林曾评赞道：“我们未读到仪仗中的菊英的棺材而先读这些描写时谁不被作者巧妙的笔所欺蒙呢？”⑦许杰的《赌徒吉顺》讲的是“典妻”习俗。吉顺在走投无路之际，以八十元钱将蒙在鼓里的妻子典给了当地富绅陈哲生。此前虽也有过思想斗争，但最终还是“金钱”占据了上风。柔石后来在《为奴隶底母亲》中继续了这一题材，深挖了浙东民间的劣根性。许钦文的《老泪》中，彩云的唯一人生目标就是延续香火，无论是“借种”，还是“入赘”、“招补床老”等，都是为了替夫家留丁。他的《鼻涕阿二》中还写到了再醮婚，在封建伦理道德中，寡妇再醮是要被人看轻的，它违背了“一女不嫁二夫”的传统习俗，因而再醮者将承受莫大的精神压力。许杰的《出嫁的前夜》写的是“冲喜”习俗，目的是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婆婆。这种种愚昧而野蛮的习俗，反映的是妇女价值的廉价和对妇女权益的漠视。

（二）信仰民俗。一直以来，浙东地区迷信盛行。反映在浙东乡土小说中，则是王鲁彦笔下的吃香灰治病，许杰笔下的民间禁忌，许钦文笔下的求神拜佛、超度亡灵，巴人笔下的迎神求雨。在苦难的生活和封闭的环境中，浙东乡民因为无法解除精神上的痛苦，因而只能求助于神明。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中，因患了白喉的菊英不肯吃西药，菊英的娘便带她来到万邱山求药，以为有了“神明保佑”的香灰能祛除疾病，终而导致了菊英的英年早逝。在《河边》中，明达婆婆在生病时也只相信在菩萨神像前供奉过的香灰能治病，甚至还以此来宽慰自己的儿子。许钦文的《老泪》中，作为母亲的彩云首先想到的是给患了热病的女儿明霞吃香灰，最终为明霞求的上上签也没能救下她的性命。对此，她只是叹气说：“原来她的寿命早已注定，菩萨的上上签无非是宽宽心的！”在半仙给她推究想尽办法仍未能延续子嗣的原因时，“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的回答虽使她不得要领，但她还是很佩服，仿佛还“觉悟”了，自慰地说：“我费尽好心的对待我的儿子、儿媳妇，现在他们反当我老不死的讨厌东西了。不过这样也好，如果我前世欠他们，今生偿了也好，否则反正来世总会偿我的。”正是这种“因果报应”论作为无形的约束规约着人们的行为，使她们坦然于今生所受的灾难和病痛，转而将希望寄托于来世。

四、浙东乡土小说中的民间语言

（一）方言土语。“风俗和方言是区域文化最明显最稳定的因素。”⑧在浙东乡土小说中，作家自觉地将风味独特的方言土语引入文本，并使之与浙东地域的文化精神达到深度的契合，不仅增强了作品的地域语感，而且描摹出了浙东的风情和浙东人的秉性。王鲁彦《屋顶下》中本德婆婆口中的：“八月才上头，桂花黄鱼老虎屙。”《小小的心》中阿成哥唱的甬东小调：“西湖栏杆冷又冷，妹叹第一声：郎哥出门去，一路要小心！路上鲜花——郎呀少去采……”再如《愤怒的乡村》中的民谣，都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地方色彩。许杰创作中运用了很多方言，如“眠床”（床）、“昼饭”（午饭）、“急煞”（着急）、“头脑”（领头人）、“等一息”（等一下）、“燥煞”（干燥）、“瞰想”（看上）、“日脚”（日子）、“烁雨”（下雨）、“夹搭”（麻烦）、“耳熟”（熟悉）等。许钦文也很注重方言土语的使用，如绍兴方言“孱头孱脚”、“贱小娘”、“滥人精”、“二婚头”、“换料客人”、“两嫁头”、“小孤孀”、“新来老”等。同时他还善于汲取绍兴民间俗语、谚语、口语、典故、儿歌、民谣，如“污苍蝇做市”、“好笋生在笆外面”，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地方特色。巴人的乡土小说在方言土语的运用上，充分显示了浙东山区的特色。如恋爱中因受刺激而得的精神病叫“花癫病”，骂小家子气的人或出力不讨好的人为“瘟生”，没有证据地说话叫“乱话”，贿赂叫“后手”，路过叫“打横”，青蛙叫“田虮”，老滑头叫“滑头码子”，能人叫“大好老”，饱满的样子叫“滚绽”等。这些方言土语的运用给作品增添了浓郁的乡土味，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浙东农村淳朴的风俗画。

（二）人名符码。“人名及称呼，不仅仅是人与人相区别的一种符号和工具，而且蕴含着人们深层的文化心理积淀，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⑨诨号、绰号、雅号等称谓准确地描摹了浙东乡民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处境，不仅指向生活的苦难和坚韧的生存勇气，而且指向相对蒙蔽却独立的民间理念。浙东乡土小说中对人物的称谓都与人物性格浑然一体，具有典型的民俗学意义。或以亲戚间的称谓相称呼，如史伯伯、本德婆婆、明达婆婆、伊新叔、阿芝婶、阿曼叔、章九爷爷、章家媳妇、薛大婶子、安隆奶奶、小隆婶婶、老牛叔婆等；或以身份和职业相称呼，如傅青山乡长、强生乡长、金生校长、阿如老板、阿坤杀猪屠等；或以乳名相称呼，如老和尚、王阿狗、黄猫头、黄鼠狼、石小猫、三田虮等；或以排行相称呼，如王老三、王小七等。浙东乡土小说中还有一类以人的相貌来给人取的绰号，如黑麻子温觉元、运秧驼背、白眼老八、阿二烂眼、阿七拐脚、化生驼背、麻皮加来、烂鼻头阿七、日祥阔嘴、吊眼阿九、塌鼻头阮小二、冬生瘸手、大脚疯木仁老、运生歪嘴等。这些绰号大多与人的外形疾病有关，如“白眼老八”的得名是因为他生下来就白着一只左眼“；朱生阔嘴”的得名是因为笑起来阔嘴巴一张开，就像一朵喇叭花。有的则与人的举动有关，如阿长的老婆绰号叫“拖鸡豹”，因为她走起路来鞋边着地，缓而且慢；阿七嫂的绰号叫“风扇”，因为她最喜欢讲论人家长短，东西挑拨。这种称谓习惯“，不仅体现出封建宗法制的农村社会以家族为聚居群落的传统习惯，而且还体现了以血缘为人际纽带的民间遗风，是江浙一带特有的民风民俗的真实再现。”⑩

五、浙东乡土小说中的形象谱系

（一）石骨铁硬的乡民。浙东民间刚毅之风在浙东乡土小说中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这批在与自然和社会长年累月的搏斗中铸就“石骨铁硬”性格的浙东乡民，不约而同地具有勇猛刚强的性格。运秧驼背（巴人《运秧驼背》）在难以度日之际，仍然秉持“可我一生没做过对不住良心的事，吃过不应吃的一口，别说喝人家的血汗了”的信念，力图出卖劳力渡过难关。雄猫头（巴人《雄猫头的死》）虽然到了食不果腹、贫困无助的地步，但仍幻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欲以一己之力改变现状。白眼老八（巴人《白眼老八》）从不把极爱拍马屁的乡绅兄长放在眼里，认为孝敬父母要表现在实际行动上，而不是装腔作势出来的。陈老奶（王鲁彦《陈老奶》）有着浙东人身上典型的坚韧执着、务实乐观的性格。面对二儿子的远行，大儿子的早逝，她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打理家务。面对生活的困境和“债主”的逼债，她据理力争，顽强抵抗。双喜娘（许钦文《疯妇》）靠着纺纱织布的祖传手艺，独立支撑门户，养大儿子双喜并送他出门当学徒。阿元嫂（许杰《放田水》）为了“活下去”而夜间独自荷锄去田间放田水，勇斗流氓无赖和地主少爷。这些浙东女性在生活中都勤勉踏实、乐观执着，在面临生活困境时又能顽强抵抗、殊死搏斗，她们身上都绵延着浙东人的坚韧和执着。

（二）奴性十足的“阿Q”。鲁迅揭露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手段之一是通过展示“做稳了奴隶”而不得的病态灵魂而批判浙东乡民的愚昧麻木。作为鲁迅的私淑弟子，浙东乡土小说作家沿着鲁迅所开启的对民间的批判之路，共同创作了一大批“阿Q”式的人物，从而构成了一个“阿Q”谱系。阿长（王鲁彦《阿长贼骨头》）自小顽皮狡狯，喜欢说谎和偷窃。面对来自强者雨点般的拳脚和故意的捉弄，他也如阿Q般的逆来顺受，总是一笑了之。鼻涕阿二（许钦文《鼻涕阿二》）也如阿Q般欺软怕硬，先是利用师爷对她的宠爱而千方百计为难大太太，等大太太被逼回娘家后，她转而为难海棠，对她的打骂似乎是要报复小时候祖母等人对其的不公。浙东乡土小说作家基于对故乡民众的同情，还用形象的笔触塑造了老狗、彩云等一系列顺民形象。他们恪守“命中注定”的格言，总是一味地隐忍，以常人难以想见的平和与麻木心态经受着种种灾难和痛苦、欺凌和压迫，麻木不仁地蛰伏在无边的黑暗中。

①尹利根.贾平凹乡土书写的“规范”和“预谋”——兼谈文学的另一种“自由的可能”[J].宜宾学院学报，2013（11）：55-61.

②[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5.

③罗昌智.浙江文化的“水性”特征[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7（2）：7.

④傅祖栋.乡土批判和乡土眷顾：浙东乡土小说的民间创作范式[J].名作欣赏，2013（17）：52.

⑤张觉.吴越春秋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432.

⑥刘彦.山陕后稷神话的民间记忆与文化重构[J].宜宾学院学报，2007（11）：44-47.

⑦曾华鹏等.王鲁彦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149.

⑧郑择魁.吴越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12.

⑨姜峰.以民间视角解读现代乡土文学中人物的命名[J].石河子大学学报，2008（2）：65.

⑩余海霞.二十年代乡土小说中的乡土情结与都市意识[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2）：25.

作者：傅祖栋，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小说、浙江文学与文化研究。

编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