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论：开放在自然中的美丽花朵

时间：2024-05-20

⊙李展张雅［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武汉430073］

三毛论：开放在自然中的美丽花朵

⊙李展张雅［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武汉430073］

台湾作家三毛，其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中不断“找寻”的文化现象，与其少女时代“丢失”自我的惨痛经历密切相关。《撒哈拉的故事》是一部关于青春、流浪、爱情与异域写作的自我陌生化传奇；通过这种文学写作她建构了三毛式文体。然在现实中，只有在自然和文明的边缘地带三毛才会展现出独特的文学生命力。

三毛失我者撒哈拉传奇三毛式文体

一、一个“失我”者的不断“找寻”

三毛（1943—1991）原名陈懋平后改名陈平，笔名三毛又名ECHO，祖籍浙江舟山，出生于重庆，但真正生活成长于台北。三毛有限的一生，前后变化很大。前期基本属于一种叛逆的青春少女，后期则呈现出一种历经沧桑而有意刻饰自己的淑女形象。

在20世纪动荡战乱之后的台湾，三毛的家庭环境并不像大多数外省人那样充满了艰辛，而是属于那种小康之家书香门第。三毛则是那种内心极其敏感的女孩子，个性很强。三毛排行“第二”，上下不靠，幼年曾感觉在家庭中“不受重视”，隐含了某种“自卑情结”。这种“自卑”倾向导致了她对外界的某种不信任感，包括自己的父母；她的父亲曾经希望带来“和平”的女儿“陈平”，其内心一开始就不平静、不平和，不平衡。不过，尽管三毛幼年“性格独立、冷淡、执拗、叛逆、不合群”，但如果不是后来遇到了“熊猫眼”事件，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能够适度调适过来。但不幸的是，少女三毛受到了巨大的刺激而得了“自闭症”，引发了性格的畸变，最终形成了“自卑”情结甚至“虚无”情结。这对于敏感要强的三毛是致命的。这个事件发生在三毛十二岁半的时候，由于考数学被误认为作弊，被数学老师在她的眼睛上用黑色墨汁画了两只熊猫眼，受到了到操场走一圈的“游街式”惩罚。这个事件直接促成了三毛的精神变异，直到第三天三毛走到教室就昏倒了，从此形成了“自闭症”：“那是一种心理疾病，患者的器官全部封闭起来，不再希望接触外面的世界，因为只有缩在自己的世界里最安全。”①三毛当时并没有自我保护意识，面对成人世界她无力对抗，本是自卑的，各种生命力都产生了严重的内倾倾向。这次事件急剧地撕裂了她的“自我”调适能力，这种严重的否定性打击，使得她在一个本来要建立“自我”的年龄，一定程度地丢失了“自我”。对这种病症荣格曾分析道：“自我总是处于我们的注意和欲望的中心，并且是意识的绝对撇不开的中心。如果自我分裂了，那么，所有对价值观念的感觉也就不复存在了，而且事物也就很难进入自动复制的过程，因为中心已经分裂，心理的各个部分有的归于自我的这一碎片，有的归于另一碎片。”②后来我们看到的三毛的任性和流浪，都与这个“自我”的分裂与丢失有关。在少女时代本该形成相对稳定性格的时候，发生的不幸事件，其严重的精神后遗症事实上跟随了三毛的一生，却意外地用艺术再现了现代人对精神“原乡”(彼岸)的追寻历程。

这种情况必然反映在三毛带有自传性的文本中。在1962年三毛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惑》中，三毛用稚涩的语言描述了这一精神症状。作品写“我”陷入了珍妮歌声的幻觉之中，总是听到这种神秘的歌声：“我从何处来，没有人知道，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但“我”一听到这歌声就着魔似的喊叫，发烧，但这歌声却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它们渗透全身，我被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强烈地笼罩着”，从此成了一种“幻听”。有一次三毛出去画生在“幻听”的疯狂中她“迷失”在山沟里，“找寻”不到出路。后来被一个农人送回家。从此之后她一次一次“跌落到那个虚无的世界里，在里面奔跑，找寻……找寻……奔跑……”她想“与珍妮分手”，但她依然在空洞地唱歌，后来她感到自己和珍妮“合二为一”了③。这部作品是作者在十六岁时写的，被她的绘画老师顾福生交给了著名的作家白先勇，并发表在《现代文学》上。作品开始那个“断线的风筝”的意象，真实地再现了现代的荒诞、虚无意识，在这种黄昏、雾霾的背景下，“我”不过如那个“断线的风筝”，只因为挂住了那棵“电线杆”才得以驻存。“电线杆”和“断线的风筝”真实地再现了人类与存在之间的生存关系，这是一种“滚滚红尘”的“在世”场景，“尘世”哪里会是人类的“原乡”（彼岸世界）？这种带有《红楼梦》中宝玉“出家—返乡”意义的哲学存在，出现在了十六岁的三毛身上，说明她已经模糊地意识到了这是她“追求的世界”，“乡愁的根源”。此后，在三毛作词的著名歌曲《橄榄树》中那一声“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依然回荡着这种“原乡”的“谷音”（三毛笔名ECHO就是回声之义）。然而，世人大多却以为是到了西班牙的中国女子遥远的乡愁。这种尘世的观察和三毛的精神原乡之间一直存在紧张的关系，甚至一度使得她自己也迷惑起来，在后来的“迷航”系列如《梦里梦外》《不飞的天使》中，甚至三毛一度沉迷的“通灵术”，都是这一精神情结的演化。

因此，三毛由“失我”而引发的对于人类精神“原乡”的一再碰触，深深地触及到了现代国人乃至整个人类，自从尼采时代就回响的著名话题：上帝死了！虚无主义已经来临！人类安身立命的根基何在？这便是那首著名的《橄榄树》歌曲真正的精神意义。

二、撒哈拉传奇：流浪、爱情与文学

三毛真正成名于《撒哈拉的故事》，这乃是一部关于青春、流浪、爱情与异域写作的自我陌生化传奇。它描写了一种罕见的异域风情和跨国浪漫之恋，确实带有浪漫主义的“创伤情结”和“乡愁情结”（以赛亚·伯林语），但对三毛来说这不仅是浪漫的表现，而且是自我的修复和归乡。

确实，三毛的“流浪”实乃对于少女时代那种致命创伤和几次恋爱挫折的修补，对于一个破碎了“自我”的人，“找寻”必然成为她的宿命。不过，这种“寻找”往往只是常人世界“认识论”意义上的事情，而对“此在”那匮乏的存在本质的“回归”或者“返乡”，缺乏觉悟。事实上“人类的婴儿必然从存在的领域迈进到意义的领域。换言之，它必须为意义而舍弃存在”④。在这个意义上，“自我”不过是在语言的象征秩序中为确证自己的意义定位，这种通过镜像阶段到象征界的主体生成之路，按照拉康的看法，这是人类的“第一个悲剧”⑤。因此，在现实性上，三毛面对的“空虚”和“黑暗”乃是“意义的匮乏”之结果。从反面而言，她的“自我”觉醒只有通过“他者”才会确证自己的存在；从正面说则三毛早就先人一步接触到了人类的存在本身，并通过“上帝”信仰导向了这一存在处境。在这个建构自我的过程中，三毛主要通过“爱”的关系来确认自己的。在《雨季不再来》这本“当三毛还是二毛的时候”写作的大量文本，明明白白地记载了一个小女孩朦朦胧胧的性别意识、爱的感觉以及伦理禁忌。与我们一般想象的文化启蒙相反，真正的自我觉醒不是文化的灌输而是存在的体认，性别意识的觉醒往往是“此在”在此的确认，爱欲对于自我的建构有着超越本能层次的意义。三毛正是借由爱情回到了正常的人性建构轨道。当她无意间翻到一本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看到有关撒哈拉的介绍时，燃起一种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这种强烈的莫名其妙的感应似乎也有了解释。在这里，她与西班牙那个恋了自己七年的男孩荷西结为夫妻，终于结束了那种任性叛逆的个体生活，建立了一个“家”。从此，三毛的性情更增加了一些可以称作“责任”的东西。在后来纪念荷西的回忆性文章中，三毛用自己的浪漫想象弥补了生活的欠缺，最动情的那一笔便是她和荷西的爱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三毛后来的回忆中，难得的也许已经不是爱情，而是那份相互依偎和相互理解。

于是，在三毛的心灵结构中除了那种幽暗深深的空虚背景之外，自我开始慢慢修复。她那极强的情绪性感受，开始用文字的方式慢慢得到理性照应；文学创作成为了一种精神创伤的自我治疗，但还没有来得及真正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审美。然而，这种内在的文学情趣已经在爱的滋润下开始发酵，三毛式文体开始在散碎的印象中慢慢地沉淀。由此开始了“二毛”作为“三毛”的文学特色。1974年10月6日，台湾《联合副刊》刊载了署名“三毛”的一篇文章《中国饭店》。由此拉开了三毛作为作家的真正开始。《联合报》是台湾的大报，社会影响巨大。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刚刚走完战后那种贫穷封闭、欠缺自由的艰苦时代，正如南方朔评论的那样，像三毛这样的女子，只身到人们并不熟悉的远方去流浪，而且她在流浪的剖白里，充斥着那种似真似幻的爱情表现，这使得三毛在流浪、才情以外又多了爱情这个对于台湾读者最为重要的元素。流浪与爱情乃是女性永远的梦想。三毛代表了某种程度的自由。三毛式的女性个人主义，是那个时代的代表。⑥三毛就这样将一篇一篇撒哈拉的故事发表了，然后由台北皇冠出版社结集成《撒哈拉的故事》（1976），并与《雨季不再来》（1976）、《稻草人手记》（1977）、《哭泣的骆驼》（1977）一起，构成了一个浪漫女性的人生传奇。她无时不在汲取思想，抒发情怀，驯养爱情。在失恋的煎熬里，却选择了远走西班牙，进修马德里大学的哲学系。这个被三毛称作“第二故乡”的地方，丰盈了三毛哲学思想的同时，也抚平了失恋的伤痛，浸润了三毛的生命，艺术的熏陶让三毛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独特的观察世界的感觉。三毛的写作带有浓厚的异域色彩，作为东方女人的异国之恋及异域风情，这种对遥远国度的陌生化感受，我们只有从文学那“熟悉的陌生化”来解释。

三、三毛式文体的文学审美特征

通过《撒哈拉的故事》及以后的创作，三毛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作文体，这种带有自叙传色彩的文体，有了许多三毛式特征。但问题是存在的，像《中国饭店》《悬壶济世》《娃娃新娘》《沙漠观浴记》等等，都是以异域猎奇取胜，并没有真正踏实的生活内容，这种近距离表象化写作成了三毛文学的一大特点，也是其文学质量难以深入下去的巨大审美障碍。事实上三毛自己也明白：“这种‘三毛文学’……生动有余，深度不足，而我在‘笔’上的确是写得活蹦乱跳，而内心是空空洞洞的，实在是退步。”⑦更为要命的是，这种“空空洞洞”的真正所指不是别的，而是撒哈拉实际生活和婚姻生活的寂寞和空虚；正因如此，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成了写作的材料；她的写作材料确实源自生活，但取材密度之大超出了任何看到的现有作家的散文写作。可以不夸张地说，三毛的写作实际是婚姻生活的另外补充，是对于婚姻或者生活本身残缺的美的弥补。谈起她心爱的丈夫荷西，她竟然流露出淡淡的忧伤：“可惜他不懂中文，这一点最是寂寞，他是外国人，不能懂得我心里所有的事，连我写的东西也看不懂，实在是很遗憾。”而真正的生活也是“十分寂寥”，这儿“非洲人不怎么友善，交不上什么朋友。西班牙籍的太太们，怕打仗，都走光了，一个也不留。我很寂寞”⑧。由此，我们发现三毛式文体的重要特征：细节的极度铺排与寂寞空虚的如影随形，一旦将其从传奇性特征移开，就会发现三毛式散文创作美学特征的形成，就在于这两种因素之间的融合与熔铸成新的美学经验。

在撒哈拉沙漠，对生活的寂寞和艰苦三毛也一度怀疑：“长住沙漠里，过着精神上、物质上十二分苦的日子是否值得”，但是她为了荷西的那份责任，想到自己“已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不能像大孩子一样，什么苦都应该克服它”⑨。因此，对于三毛反而激发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生活勇气。关于三毛和荷西的婚姻，无论从其与父母的通信中抑或其他作品中，都可以看出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完美。但荷西为了三毛竟然跑到了撒哈拉去，这份真心，这份责任，使得三毛变了。看到才分别三个月的荷西：“拥抱我的手臂很有力，双手却粗糙不堪，头发胡子上盖满了黄黄的尘土，风将他的脸吹得焦红，嘴唇是干裂的，眼光却好似有受了创伤的隐痛。”⑩三毛震惊了，打掉了幻想，开始面对生活，“我愿意一辈子平平凡凡跟荷西度过，他对我的爱是自小以来就爱我的，我要好好珍惜。嫁给荷西是我的福气。”⑪真是境随心变，面对激发出来的责任和爱的力量，沙漠也变化了。死亡与荒凉，总是被当作沙漠的代名词，但三毛这样描绘撒哈拉：

我举目望去，无际的黄沙上有寂寞的大风呜咽的吹过。天，是高的，地是沉厚雄壮而安静的。/正是黄昏，落日将沙漠染成鲜血的红色，凄艳恐怖。近乎初冬的气候，在原本期待着炎热烈日的心情下，大地化转为一片诗意的苍凉。⑫

经过多年的打磨，三毛终于挣脱了早年的黑暗背景换做了明丽而雄壮的图景，她的爱因为生活的打磨而有了更为深厚的美学内容，这份“悲凉而华丽的金色震撼”，“使撒哈拉将大自然的究极之美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⑬这不仅是大自然呈现给世人的雄壮图景，更是人心的巨大升华。“因为人将活跃的情感投射到外界，‘与物徘徊’，才使自然风物精神化，从而充满了美的情趣；反过来，由于这种自然之美代表着人所向往的精神世界，它又产生了洗涤心灵的作用”⑭。从此之后，我们发现在三毛更多的文学创作之中，朴素自然与沉郁悲悯的美学情怀将那些细小琐碎和空虚黑暗做了逻辑上的勾连，使得三毛的作品虽然细小但不流于琐碎，虽然空无但又不脱离现实，将生活的热闹化作了文学的情趣，将人间的无奈变作了宗教的悲情。这样，她的文学品质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回到自然，三毛才感到了真正的自由。大地、天空、沙漠和大海成就了这位传奇般的女子，只有在文明的边缘地带，她才真正地发现了自己的真、爱与美。

四、结语

三毛骨子里是寂寞的人，刻骨的寂寞伴随着铭心的美。这点她自己知道，“因为对于美的极度敏感，使我一生做了个相当寂寞的人。”⑮“寂寞如影，寂寞如随，旧欢如梦，不必化解，已成共生。”⑯三毛是开在沙漠里的一朵美丽野花，只有在自然和文明的边缘才会展现出独特的生命力。三毛文学带给中国现代汉语文学的朴实清新气息，有着文学、语言学和文化学的多重意义。陈平的确死了，但是“三毛”却以永远的青春和流浪的形象，“活”在了文学史上。

①师永刚、陈文芬等：《三毛私家相册》，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

②荣格著，成穷、王作虹译：《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页。

③三毛：《雨季不再来·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④⑤[英]凯特·麦高恩著，赵秀福译：《批评与文化理论中的关键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第78页。

⑥南方朔：《三毛：流浪的心灵使者》，师永刚等：《三毛私家相册·序二》，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

⑦⑧⑨⑪三毛：《撒哈拉的故事·书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90页，第290—291页，第284页，第282页。

⑩⑫三毛：《撒哈拉的故事·白手成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第124页。

⑬萧意：《听三毛讲远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⑭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⑮三毛：《雨季不再来·最快乐的教室》，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00页。

⑯三毛：《梦里花落知多少·周末》，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作者：李展，文学博士，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张雅，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