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血的狂欢——解读《红高粱》的“狂欢化”

时间：2024-05-20

⊙薛伟周敏[山西师范大学，山西临汾 041004]

莫言的《红高粱》是其成名作之一，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作为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以浓郁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深受国内外学者的好评。本文将采取一种全新的视角，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着手，分析莫言《红高粱》中各种语言、形式所构成的狂欢的盛宴。这种狂欢，是一种异化的冷性狂欢，是一种诸多文体、诸多语汇合流的狂欢，也是高粱与酒、血色隐喻和暴力消解的狂欢。这种狂欢建立在冷暴力和冷效果的基础上，放大了笑的暴力色彩，放大了各种文体、语体的冲击力，放大了高粱与酒的视觉刺激。这种狂欢，是一种血色的生命狂欢，是一种真真正正的嗜血的狂欢。

“狂欢化”是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问题》一书中讨论较多的概念，指的是“艺术形象的语言，也就是说转化为文学的语言。狂欢节转化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①。我们从四个视角来看“狂欢化”这个概念：首先，他是一种异化的狂欢化；其次，他是一种不同语言、不同语汇合流的众声喧哗的狂欢；再次，他是一种隐喻，是一种血色、暴力的隐喻与消解；最后，他有一个子理论，即“复调”理论。

一、冷色的笑靥：异化的狂欢

“狂欢化”所呈现的特征，在《红高粱》中比比皆是。但从另一个新的角度而言，有一种冷色、异化的微笑，也可以表征出狂欢化新的话语蕴藉来。从截取的关涉到笑的语汇统计中，可粗略估计有十六次之多，而且冷笑明显多于热笑。②很明显，这种笑是一种经过处理的冷色调的微笑，是一种“陌生化”的微笑，是一种“被异化”了的冰冷的微笑，是一种“他者”的微笑，需要文本接受者和批评者进行严谨细致的“文本细读”，方可准确领悟阐释这些笑意的内涵所在。

“异化”一词，马克思在1 8 4 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有描述：“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立。”③很明显，马克思所提及的“异化”（另译“疏离”），是指一种原本和谐的物质体形成了新的对立和矛盾。而这种冷色与笑本身释放出的能量就是相悖相离的，是创作主体匠心独运地对客体（微笑）进行“异化”的结果，给人一种不同寻常的感受。这种笑，是一种冷色调的微笑，是一种夹杂各式情感因子在内的微笑，是一种异化的、众生性的微笑，是一种狂欢化的微笑。

《红高粱》的“微笑”始终处于一种异化状态。这种微笑，展现出文本言说者（即莫言）对文本所寄寓的深意，对隐含读者能够准确定位“期望视野”的寄望。经过多次处理后的“微笑”，消解了微笑本来的温柔一面，呈现出来的是或无奈、或不屑、或无法理喻的冷色“微笑”。这种大面积冷色调的微笑结构模式，是一种为生活所迫、被异化的深层展现。冷色的微笑，颠覆了微笑的固有模式，成为了“异端”的狂欢化的微笑。巴赫金在“狂欢化”的概念上同样存在着一种异端性，即“对于神学、形而上学的颠覆和嘲讽”。这种异端的冷色微笑，构成了《红高粱》“狂欢化”的新的解读视野，也彰显了“狂欢化”的深度内涵和多元解构，对于接受者的理解具有积极作用。

二、语言的喧哗：民间俚语、方言、粗鄙野语的汇集

民间语言中的俚语、方言、俗语、骂辞的融入，形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多元的语境场，也显示着不同语言荟萃下文本的张力。这种文本，在语言上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境界，达到了一定的高水准。而莫言《红高粱》的成功之处也正在于此。

巴赫金也对“狂欢化”的语言模式进行了解读，他认为“狂欢化”的语言模式是一种颠覆性的模式，它冲击着典雅、端正、大方、“阳春白雪”式的语言风格，解构了其语言模式，进而重构了一种包融民间的方言、俚语、讥笑、俗语、骂辞在内的“下里巴人”式的大众性语言风格。这种语言风格是构成“狂欢化”的基本的“肌质”。巴赫金认为：“公众广场上，充满着咒骂、狂笑、淫浪、戏谑之声，夹杂着小贩们的叫买吆喝、乞丐与僧侣们的乞讨和传道的喧声。这是语言杂多的佳境……”④

在这里，有大胆的骂辞，有顺溜的民歌，有方言、俚语的调侃，也有朴实纯正的方言，这些大众性、民间性的语汇构成了一个大“杂烩”，彰显了大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魅力，也诠释了狂欢化语境下语言的多元共通。巴赫金“根本上是一个反精英文化的理论家，一个赞美大众文化语言离心、语言杂多的平民诗人”，“在大众文化的俚语、市井、诉诸感官愉悦的审美趣味中，他不仅仅发现了蓬蓬勃勃的生命创造力，而且听到了精英文化中他者的声音”⑤。

众声喧哗的狂欢化语言模式，在《红高粱》中也是比比皆是。“他们杀人越货”，这是民间俗语。“轿夫们抬轿从街上走，迈的都是八字步，号称‘踩街’。”这是风俗用语。“青天哟——蓝天哟——花花绿绿的天哟——棒槌哟亲哥哟……”这是民歌。“日本狗！狗娘养的日本！”“你这个忘恩负义吃里扒外的混账东西！你这个里通外国的狗杂种！”这是骂辞。“你挂彩啦”，“看你这个怂人”，这是方言。正是这些不同风格的语言的渗透，才构成了《红高粱》众声喧哗的狂欢化特色。

《红高粱》语言正是完美地融入了方言、俚语、俗语、骂辞，构成了一个开放性的、多声道共振的、杂而不冗的文本语汇模式。《红高粱》在大众文学、民间文学的节拍下，营造了多种不同语调狂欢的“盛宴”。这种语言的狂欢，也是本故事成功的妙处所在。

三、高粱与酒：血色的隐喻、暴力的消解

高粱与酒，是莫言《红高粱》中不断提及的重点词汇。通过对浓密的高粱和红色的高粱酒之间的色泽——红色进行对比，作者企图以一种浓艳的血色刺激读者的眼球，以一种凄冷的血色凸显暴力，消解暴力。这种血色，恰当地隐喻着颠覆式的狂欢和暴力式的狂欢。

提及隐喻，这是狂欢化理论中不可或缺的构件与有机组成部分。隐喻在希腊文中的本义为“转换”，在英文中就有隐喻式的内涵和意蕴在内，即“将意义由某事物转移到另一事物”⑥。查阅A.I.Richards的《修辞的哲学》一书可知，隐喻有两个构成部分：主体和载体。主体，即作者所叙述的那个主题；载体，则是用来描述意义的手段。“隐喻就是在能指和所指之间有明显差异的作品……这类作品在其直接和表面的意义之外还有另一层比喻的意义。……比喻是局部的，往往限于一个意象，以一句或几句话为范围，而隐喻却往往以全部作品为范围，所以隐喻的另一个意义是范围扩大的、持久的比喻。”⑦

《红高粱》中高粱和酒的意象比比皆是，充斥着血一般的颜色，鲜红而刺激，其表层下面隐喻的是一种复仇的快感，隐喻着对陈旧呆滞的道德的挑战和对自由的终极追求。他们为了追求自由的爱情，突破了种种传统礼法的阻碍，获得了真正自由的爱情，达到了一种纯真、唯美的真道德。现代西方哲学大师理查德·罗蒂也有相同的见解：“（隐喻）这个大企图背后又有一个更大的企图，即是要剔除传统哲学的人性观。”⑧康德曾经说过：“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⑨他心中的道德律，不是古旧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人们在自由、自主的星空下的道德定律。《红高粱》中高粱和酒的血色共融，是一种暴力的狂欢，剧烈地冲击着原有的道德定律，呈现出作为“此在”的人类对于生命、爱情、生活和自由的追索，也凸显着一种本真的意识形态观和积极昂扬的“本体论”价值取向。

其实,“一切道德原则都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原则,没有人人平等的人道主义意识,还谈得上什么家庭之爱、朋友之谊、社会公正以及对社会、国家、人类之爱呢？”⑩而这种暴力的隐喻，正是对于原有道德底线和等级秩序的消解，企图重建一种合理的道德律，即生命本体在自由星空下追求爱情、追求生活的新道德律令。这种红色暴力的隐喻，也是对人们视觉的极大消解，既给予极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又带来了美学意义上的“快感”。

莫言一贯提倡低调写作，他曾经说过：“我只能用低调写作，因为低调，才是真正贴近生活的。”[11]然而，莫言的“低调写作”与《红高粱》的血色隐喻和暴力消解形成鲜明对比，也呈现出莫言作品的博大和张力。莫言曾经在“《生死疲劳》第17章回目说：‘狂言妄语即文章。’这一收一张之间造成的张力，正是莫言创作最大的本钱”[12]。这种收放自如的笔法和功力，这种低调写作与高调消解之间的反差与张力（这亦是一种写作张力的“狂欢”），正是莫言先生在生活和写作中不断积淀下来的。

莫言《红高粱》中的高粱是带血的高粱，酒是血色的高粱酒。这种血色，是一个民族带泪的真实写照，也是在感官刺激下，对于人性，对于暴力，对于和平，对于保卫真理、家园，对于求真求实的人的本体论的探索。血色是隐喻的血泪史，是隐喻的道德史，是隐喻的生命史，是一种蓬勃向上的暴力的消解和生命力的召唤。

四、复调的“魔咒”

巴赫金所倡导的“狂欢化”，以其颠覆性的理论，解构了独白式的文本单元结构，呈现出一个二元或者多元共通的对话式和开放性的文本叙述结构。这种多元对话的文本交往结构，衍生出“狂欢化”的一个“子理论”，即“复调”。复调在狂欢化理论中拥有重要的地位，许多学者在不同场合和文献中都有提及。具体而言，复调艺术即“有着众多的各自对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主人公之间、主人公与作者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他借用了音乐学中的术语‘复调’，来说明这种小说创作中的‘多声部’现象”[13]。故而可知，复调艺术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是作者与主角的一种平等、独立、自由的对话关系；其次是与独白式艺术语言模式相对的表达方式；再次，双声调是复调小说的基本话语形式。

作者在其中是“我”，是融入故事中的“我”，是通过“我父亲”的眼光来看待故事的“我”。而主角则是“我奶奶”和“我爷爷”，他们在故事中轻松互动地交流着。比如，“我”和“我爷爷”在抗击日军的战斗中不断地交流和沟通。“爷爷一见冷支队长，怪笑一声，持枪立在桥头不动了。”这句话是“我”站在“我父亲”的视角来看“爷爷”的，而实质是“我”对于“爷爷”无奈与痛心的感受的一种共通，是相互感情之间的对话交流和沟通。在罗汉大爷被剥皮的时候，“父亲感到奶奶的手牢牢捏住他的肩膀”，这是一种无声的交流，是“父亲”的感受，更是“我”对于奶奶的一种侧面的互动对话，是对奶奶心理的揣测。很明显，作者与主角之间是平等、独立、自由的对话关系。

整个《红高粱》故事，穿插了“我爷爷抗日”“我爷爷和奶奶的爱情”“罗汉大爷被残害”几则小故事。其中，两条线索并行：主线是“我爷爷”的抗日史，副线是“爷爷”和“奶奶”的爱情故事，当然也夹杂着其他小故事。可以说，这是双声调、多声道并列共行，突破了原有叙述的一元结构、独白式的单视角模式，走进了多声道共振的模式，这是显而易见的复调艺术方法。这样，《红高粱》就呈现出一种宏大的历史视野和多元的场景结构模式，让读者产生巨大的共鸣也在预料之中。这就是复调模式对于文学作品的巨大价值所在。

莫言的《红高粱》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小说。他在魔幻现实主义之外，又流露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特色：构建了冷色笑靥中的异化“狂欢”，各种民间语汇、各色俚语的大荟萃、大“狂欢”，更有了血色隐喻和暴力消解的“狂欢化”特征，同时“复调”手法也被成功使用。总体而言，巴赫金这种“狂欢化”理论的凸显，不仅对于接受者解读莫言《红高粱》文本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和实践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做出了特别的贡献。

①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问题》，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5页。

② 莫言：《红高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恩格斯、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④⑤ 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5页，第203页。

⑥⑦ 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第126页。

⑧ 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许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1页。

⑨ 李秋零：《康德著作全集第五卷·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页。

[11] 杨扬：《莫言作品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页。

[12] 王德威：《狂言流言，巫言莫言——〈生死疲劳〉与〈巫言〉所引起的反思》，《江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6页。

[13]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页。

[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问题[M].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 9 8 4.

[2]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