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为天下先的《诗本义》

时间：2024-05-20

⊙武乐儒[暨南大学，广州 510632]

作者：武乐儒，暨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意日增，旧说几废，推源所始，实发于修。”南宋楼更赞“唯欧阳公《本义》之作，始有以开百世之惑”。欧阳修的《诗本义》虽然到了清代才引起广泛的关注，但其《诗经》之学对整个宋代的《诗经》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对后来屡屡发微的苏辙、郑樵、朱熹的启迪是不可忽视的，谓其是敢为天下先之作，实不为过。

从《诗本义》的编纂方式与体例来看：

本义解说114篇（卷1至卷12）一义解20篇（卷13）

取舍义20篇（卷13）时世论、本末论、豳问、鲁问、序问（卷14）

统解（卷15）郑氏诗谱补亡及诗图总序（卷16即卷末）最能反映欧阳修基本观点的是“本义解说”和“二论三问”这两部分。“本义解说”是《诗本义》的主体，主要评议毛、郑训释的不当之处；“二论三问”属于专题式讨论，在治《诗》态度、诗篇的时世、《诗序》《鲁颂》《豳风》等问题方面对毛、郑旧说提出质疑。从中我们亦可知，《诗本义》并没有对诗歌加以系统地考证辨析,只是对《毛序》《毛传》《郑笺》等不符合诗歌本义的见解提出质疑,并表述自己的想法。也因此，学界认为他是为订毛、郑之失而作，本义解说只114篇，一义解、取舍义都不代表全篇，论及的诗歌不过三分之一多，又是针对毛、郑而言，非通论全书，与后继的郑樵、朱熹相比相对显弱，且不能自成体系，书中的论述也有不得当之处。因此，我们对于《诗本义》需有相对客观而清醒的认识，他虽然是敢为天下先之作，却不是体系健全的扛鼎之作，但于“诗经宋学”却仍是一部不可忽视的启蒙之作。

一、论诗之法

1.因文求义——此处“文”是文理、文意的意思。因文求义即抛开诗篇之外附加的种种内容,尤其是《毛传》《郑笺》的内容,直接对诗篇语言文字进行解读,以探得诗人创作之初的意思和情感。如：

《何人斯》论曰：因其言,据其文以为说,舍此则为臆说矣。

《卫风·氓》论曰：今考其诗一篇始终是女责其男之语。凡言子言尔者，皆女谓其男也，郑于“尔卜尔筮”独以谓告此妇人曰“我卜汝宜为室家”且上下文初无男子之语，忽以此一句为男告女，启程文理？

《小雅·斯干》论曰：郑笺不详诗之首卒，随文为解，至有一章之内没句别一说，是以文意离散，前后错乱而失诗之旨归矣……今若独用一句而不以上下文理推之，何以见诗人之意？

汉唐笺注疏也都会解读文与辞,但是它们首先将自己置身于序、传之下来解诗。这就等于在先行观念之下,以求诗证,非实解诗意。而宋以来“诗本义”说,却是从文学角度来解读。后来,朱熹发展了这个观点,他在《楚辞集注序》中说:“王逸《楚辞章句》和洪兴祖《补注》皆未尝反复嗟叹咏歌,以寻其文词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说,旁印曲证,以强附于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滞而远于性情,或以迫切害于义理,使原之所为一郁而不得申于当年者,又晦昧而不见白于后世。”①

2.以情论诗——这是《诗经》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注重情感在诗歌创作和解读中的重要作用。这恰恰是秦汉“诗经学”中最缺乏的。这与刘勰之“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陆机之“诗缘情而绮靡”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正是“以情论诗”的方法，影响了朱熹作《诗经集注》与《楚辞集注》。

《出车》论曰：诗人虽简易,然能曲尽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义者,皆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然学者常至于迂远,遂失其本义。

《本末论》曰：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着善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抑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

二、议毛郑之失

欧阳修在《诗统解·序》中提出“予欲志郑氏之妄，益毛氏之疏略而不致者，合之于经”，在研究之初，欧阳修便定下了著《诗本义》的宗旨，并将其贯彻全书。

1.议《毛传》之失的例子。《诗本义》卷十三“取舍义”说：“《出其东门》……其诗曰:有女如荼。毛谓:‘荼,英荼也。言皆丧服也。’郑谓：‘荼茅秀物之轻者也,飞行无常。’考诗之意云‘如荼’者,是以女比物也。毛谓丧服疏矣……言女虽轻美,匪我所思尔。以文义求之,不得为丧服,当从郑。”又《周颂·执竞》：“不（同丕）是成康,上帝是皇。”《毛传》释“成康”为“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郑笺》则释为：“其成安祖考之道。”而欧氏则说：“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犹文王、武王,谓之文武尔。然则,《执竞》者当是昭王已后之诗。”（驳毛、郑以《周颂》皆为周成王时所作之论）又说：“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岂不简且直哉？而毛、郑之说岂不迁而曲也。”（《诗本义》卷十四“时世论”）

前例释“荼”,批驳《毛传》之“丧服”义,而从《郑笺》,取舍得当,言之成理。后例“成康”为周成王与周康王,简洁明确,深得诗义,故不仅为朱熹《诗集传》所吸取,亦为现当代学者普遍认可。这样,由于欧阳修的新见,才彻底破除了毛、郑以《周颂》皆为周成王时所作的旧说。

2.议《郑笺》之失的例子。《诗本义》卷二《氓》：“论曰：今考其诗,一篇始终,皆是女责其男之言。凡言‘子’、言‘尔’者,皆女谓其男也。郑于‘尔卜尔笙’,独以谓告此妇人曰：‘我卜汝宜为室家。’且上下文初无男子之语,忽以此一句为男告女,岂成文理？……‘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磋坞兮,无食桑套；于磋女兮,无与士耽。’皆是女被弃遂困而自悔之辞。郑以为国之贤者刺此妇人见诱,故于磋而戒之。今据上文‘以我贿迁’，下文‘桑之落矣’,皆是女子自语,岂于其间独此数句为国之贤者之言……郑氏何以知为贤者之辞？盖臆说也。”

《氓》中的叙事、追忆、怨悔与谴责,均为弃妇之辞。故从该诗的上下文连贯来看,从该诗的“文理”来看,从“子”“尔”第二人称的称呼来看,郑玄的理解确实缺乏依据,纯属主观臆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