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工》为例解读孙惠芬的底层叙事

⊙刘颖慧［长春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学院，长春 130032］

孙惠芬的《民工》发表于2002年第一期的《当代》，因以农民工为创作题材，从发表以来备受关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民工》在央视热播后，引起较大的反响。孙惠芬一直在东北乡土小说创作领域笔耕不辍，同期的创作中关于农民工的命运和遭遇或多或少也有一些描述，如《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狗皮袖筒》等。而《民工》则是作家首次将农民工作为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并以挖掘他们的思想为主要叙事内容的小说，对这一弱势群体的关注，体现出作家创作视野的宽广。

一、关注弱势群体 《民工》的视觉集结点是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人物群体，孙惠芬用自己敏锐的观察力书写这一类人所面临的悲惨境地。关于底层文学，虽由来已久，然而真正洞察民工内心并能够真正替民工发言的创作者并不多，孙惠芬是较早的一位。评论家南帆这样说:“展示底层的存在状况是文学的责任，也是文学由来己久的传统。但这种展示必须具有文学意义上的深刻。对于文学本身，这也是丰富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①底层文学在当代文坛的兴盛绝不是一个偶然，由于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和收入分配制度的非科学化使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处于社会的底层，因此底层文学是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普遍哲学，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另外底层文学“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和新的创造。”②孙惠芬对于底层的准确捕捉和关注体现出其文学创作触角的延伸和对文学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深刻认识。

底层这一群体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处于弱势地位，但在数量上却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底层实际上是最不应被忽视的一类人。“一个人群的定位是以文学形式确立的，在文学作品中得不到表现的人群在文化层面是不存在的，因此社会对于缺乏文学存在的人群往往视而不见。”③

在底层人物中，农民工这一群体是底层中的底层。在《民工》这部小说里，我们看到了这一弱势群体极其窘迫的生活困境和面临的极不平等的待遇。每天的午饭是“大白菜大酸菜清汤寡水”④，但却不能随便吃。因为“工地上严格规定，每顿饭每人只盛饭一次，而只要他们盛过一次饭，那掌勺的胖子便牢记在心”⑤。如果重新再去排队，便会受到那掌勺的胖子不给工钱的威胁。楼壳子是民工们居住的地方，“楼壳没有起来之前，他们住在建筑区外边的工棚里，是几辆旧客车的车体。因为车体太薄，经不住日晒，棚子里热得晚上无法睡觉，加上臭脚汗脚招来蚊虫，工棚简直就是厕所一样的味道……翻过来，是浓浓的汗臭，覆过去，是浓浓的臭汗。有一回，刚一翻身，身边民工的一声响屁正好冲他 （鞠福生，笔者注）放出，他于是哇的一声，胃肠开始翻江倒海。”⑥孙惠芬用自己的语言再现了民工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生存状态，尽管城市一栋栋的楼房是他们建成的，尽管没有他们很多城市都将陷入到生活停滞的状态，这一切建设城市物质文明的重大贡献都不能换来民工们应得的尊重。在城市中，他们没有户籍，只有可怜的暂住证；在乡村中，他们没有工资和退休金，生病了没钱看病。更可悲的是在工地上他们应得的工薪也无法得到保障，一旦离开工地，年末就不能结算工资，而这是工地的规矩，无人能阻拦。鞠家父子在工地干了六个月，只因回家奔丧，六个月的工资，三千块就“打了水漂”。这就是目前中国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状态。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民工一族，究竟应该如何维护自己应得的权益，社会又能够给予他们什么呢？这是值得所有人思考的问题。孙惠芬的《民工》给了我们所有人当头棒喝，对于农民工的关怀可谓刻不容缓。

二、重塑民工形象 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形象一直缺乏文学上的生成，即使个别作家注意到这个群体的存在，但真正从内心深处去体会农民工心灵的创作者极少。孙惠芬用《民工》这部小说使农民工形象有了巨大的突破，他们不再是面无表情、思想落后的社会底层人民，而是有着独立思想的一类人。小说告诉我们，一直以来，社会对农民工的普遍认识有欠公允，他们虽然不是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精英人物，但同样有着深刻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敏感脆弱的心灵。

小说通过对鞠广大和鞠福生父子俩的心理描写，描绘出鲜活的有生命质感的农民工形象。鞠广大因为儿子抓周的时候抓到了一支笔，便认定不管多苦都要供儿子读书。他把当民工的积蓄拿出来供儿子自费上高中，可儿子用每天装模作样的学习欺骗着父亲，使鞠广大失去了儿子通过读书走进城市的愿望。因为“在外，在乡下人眼里，一直是那些在城里有正式工作，有官位有公职、为国家做事的乡下人的子孙，他们往往要住着公家分给的房子，上每天八小时的班，得病可以休假，休假还有工资，他们是从乡下走出去的最有运气的那些人。他们不一定优秀，但他们有运气，是祖上积了德，他们在一个庄子里也就三个两个。”⑦高考落榜后，鞠广大没有马上打骂儿子，而是后悔自己的行为，虽然鞠福生挨了一记耳光，但还是感受到了父亲温暖的胸怀，正是这一丝的温暖使鞠福生幡然醒悟。从鞠氏父子的身上，我们看出农民工形象的重构，他们虽是都市的异乡人，但却有着和所有人相同的精神品质，感激、尊重、骄傲、深沉等等社会精英群体能够具备的普遍情感，在他们身上体会得同样十分明显。

一直以来，文学创作都在忽视底层人民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心灵深处的感受，尤其是作为精英群体的文学创作者很难把握和捕捉到农民工内心细腻的情感波动。“现代知识分子先天地获得了一种道德优越感，喜欢在楼上看‘风景’。底层生活也有它自身的结构体系，底层人也有他们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文化信念，也不会只愿被看的‘他者’而祈求拯救。底层生活是动态的，永远处在变化之中。”⑧正是这种“楼上”与“楼下”的站位不同，使知识分子和农民工不光在身份上有较大的区别，在思想上也有了一道天然的难以逾越的鸿沟。内心的优越性使知识分子很难与底层人民得以心灵的融合，因此在创作上他们一直持一种“俯视”的态度，在道德上保持着与底层人民的距离，无法正视底层人民的思想和价值，这使创作者在写作中处于话语缺失的状态，无法创作出优秀的底层作品。

而孙惠芬就是跨过这道创作鸿沟的叙事者，尽管她具备知识分子的身份，但是她从“楼上”下了台阶来到“楼下”，没有试图用较高的站位来作为自己的创作视角，而是深入到底层人物的文化价值体系，塑造出全新的农民工形象。在孙惠芬笔下，以鞠广大、鞠福生为代表的中国农民工群体与所有精英群体、中产群体一样，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有深刻的心灵感悟，也有较高的理想追求，他们是一群鲜明的底层人物，也是中国文坛上一道独特的人物风景。

三、揭示精神伤痛 底层文学一直侧重书写底层人物所面临的生存与精神危机，在底层文学创作者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这种罪恶、苦难、无奈、抗争、沉默、感动和悲壮，相信凡良心未泯的读者都不会无动于衷。”⑨孙惠芬通过鞠氏父子在城市生活的经历揭示出农民工群体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被边缘化之后，不光在经济上因其劳动力的廉价而无法获得应有的报酬，在精神上同样面临着巨大的精神伤痛。

民工身上散发着臭味，与城市极为不符，因此没有城里人愿意接近他们，似乎接近民工是一种精神上的耻辱。排队上车的时候，城里人把民工排挤在队伍外边，他们自己冲乱了民工队伍，却还怪罪民工弄脏了他们的衣服。一旦不小心蹭到了城里人的衣服，他们张口便骂道:“你这臭民工，干什么你，你什么玩意儿。”⑩即使上了车，民工也一直处于可怜和尴尬的境地。只有在通往歇马山庄的火车上，民工们才可以像城里人一样坐下来，享受着平等的待遇。这幅等车的“民俗画”，生动地刻画出城里人丑恶的嘴脸和农民工悲惨的境地。

西美尔说:“异乡人，也就意味着要遭受拒绝，意味着要放弃自身建构、自身界定、自身认同的权利。成为异乡人，也就意味着要从与本地人的关系中以及从本地人的审视的目光中获得自身的意义。”⑪这段话绝好地阐释了民工身为城市里的异乡人一族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和自我建构的危机与伤痛。

《民工》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是作家创作视角和眼光的一次超越，小说塑造出全新的民工形象是孙惠芬创作的重要价值，对民工这一群体心灵上的准确把握是作家从摆脱精英身份融入底层的突破。

① 石一宁.底层文学引发思考[N].文艺报，2006-1-23.

② 李云雷.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论纲[J].文艺争鸣，2010， （11）.

③ 祁寿华，林建忠.文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

④⑤⑥⑦⑩ 孙惠芬.民工 [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217，217，218，239，231.

⑧ 白浩，唐小林，谭光辉.文学的新世纪命名与底层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学术年会综述[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4， （04）.

⑨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 （节选）[J].诗选刊，2007， （08）.

⑪ [德]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