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悲凉和历史图景惨烈的双重书写:对沈从文小说《黔小景》的解读

时间：2024-05-20

⊙刘晓静［江汉大学发展研究院，武汉 430056］

《黔小景》，是沈从文写于1931年10月的一部作品。文学总是要表达人生有意味的经验①。可以说《黔小景》是作家早年生活的记忆再现。沈从文是苗族人，1902年出生于湘西凤凰县，为军人世家，十五岁未满即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接受残酷现实洗礼。那时正是中国最黑暗的军阀当权时代，亲眼看到军队砍下无辜苗民和农民的人头无数，过了五年不易设想的痛苦怕人生活，认识了中国一小角隅的好坏人事②……沈从文所说的这“一小角隅”就是苗疆的一角。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者习惯上把湘鄂川黔边区的武陵山脉中段视为正宗的苗疆③。沈从文所写的“黔小景”即是军阀当权时代的苗疆一景。朱光潜先生指出，沈从文的作品“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股沉忧隐痛”。沈从文自觉承担了苗族代言人的身份，他说:“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中替他们说话”。沈从文作品所表达的其实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回忆。另有学者指出:“沈从文的作品，除了揭示‘人性’的复杂外，对生命本质问题的探询，对人的生存之痛的感受与言说，构成了其重要的创作旨向。”源于创作主体对生命存在的悲剧性认识，沈从文在小说中对存在的追问共同指向了存在本质的悲剧性④。《黔小景》正是这样的作品，它所书写的是在苦难历史境遇挤压下的人的生存之痛:这里既有历史，又有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形而上关怀。在这里，历史图景惨烈与人生悲凉为互文。用历史之惨烈衬托人生之悲凉，用人生之悲凉反衬历史图景之惨烈。

《黔小景》呈现给读者的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一幅历史图画，只是这个图画是流动着的，它告诉我们的是历史、是生之悲凉。在这画面里有各色各样的人物在奔走，如一幅凄婉的《清明上河图》。沈从文是善于写画的作家，在这幅画里有多种意象:“烂泥如膏”的官路、挨饿太久全身黑黢黢的老鸦、茅草屋里无望无助面色憔悴的妇人、在泥里雨里奔走的千百路人，等等。其实这些都是环境描写，它以具体独特的个别性，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关系总情势的大环境，为我们勾勒出了故事发生的历史环境。沈从文在这篇作品里，是有意要书写历史的。湘西苗族在长期历史中所遭受的悲惨命运，以及他们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使沈从文感到“沉郁隐痛”，并拥有深沉的悲悯感。

沈从文的故乡位于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角隅的凤凰县。辛亥革命后，湘西镇守使与辰沅道皆驻节在此地。地方居民不过五千六，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却有七千。⑤沈从文说:“辛亥革命前夕开始，在我生长的小小山城里，看到的就总是杀人。照清代法律，一般杀人叫‘秋决’”，“……但是我那地方是五溪蛮老巢，苗民造反的根据地，县知事也被赋予了杀人特权，随时可用站笼吊死犯小罪的苗民。我从小就看到这种残暴虐杀无数次。而且印象深刻，永世忘不了。加上辛亥前夕那一次大屠杀，和后来在军队中的所见，使我深深感觉到谁也无权杀人。”⑥这是沈从文所看到的社会现实。沈从文给我们呈现的是湘西苗疆的一隅，在这一隅里所折射出的是整个苗疆的历史图景。

一、对历史图景惨烈的书写

澳大利亚民族学家格迪斯说:“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苗族和犹太族。”⑦相传，“蚩尤九黎”是苗族最早的先民。⑧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联盟活动的地域，大致在今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下游之间的济水、淮河流域一带。⑨据传说，蚩尤九黎部落联盟集团与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集团在涿鹿一带发生了战争，蚩尤兵败被杀。⑩蚩尤九黎部落联盟集团相当大的一部分，战败后向南流徙，其中一支迁入武陵山区定居下来，后来发展成了今天的湘西苗族。⑪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1年），秦派大将白起伐楚，白起取道武陵，入五溪征服了当地蛮人，并置黔中郡。湘西苗疆从秦黔中郡治理开始，历经两千余年，都是在中央政权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所采取的以安抚、怀柔为主要手段的羁縻制下发展。⑫在湘西苗族有所谓“民不入峒，蛮不出境”的规定。羁縻的要义也就是将少数民族圈定在其祖居地，不能随意迁徙，外界汉人也不能随意进入其地并与之交往。在湘西苗疆地域非常局促，苗民所需的重要的生活生产物资，如食盐、铁器等都极度短缺。为了获取这两项物资他们只好结群到富庶的地方去抢劫。18世纪中后期，也就是康乾盛世的后期，国家边疆巩固，祖国实现了统一。但就是在这个时候，地处内陆的武陵山脉中段的苗疆依然被朝廷称为“化外之地”。这里的人们不纳粮当差，不服官府管辖。⑬自明朝以来，苗疆一直是朝廷的一块心病，历代都没有解决这块心病的良策。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起，中国王朝武力废除湘西土司统治，复设郡县，委派流官治理。雍正六年（1728年），朝廷命保靖土司改流，雍正七年（1729年），朝廷以其地设保靖县，从此，湘西苗疆全部完成改土归流，被纳入到国家统一的行政统治秩序之内。⑭从康熙四十三年到雍正七年，前后共二十五年。在这二十五年中，四百多年土司制历史和近两千年的羁縻历史，就顺利地完成了其国家化过渡。从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这是湘西苗疆社会发展史的一大重要转折和历史性进步。

然而历史的进步又总是与流血牺牲连在一起的。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对苗族实行残酷镇压，如1735年（雍正十三年）黔东南包利、红银起义后，官府镇压苗族人民，死者“不下三十万人”⑮；正如沈从文所描写的一样:“在我生长的小小山城里，看到的就总是杀人”，“血染红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历史的曲曲折折，人间的生生死死，一边是历史主义的理性抉择，一边是道德、情感的纠葛。作为苗族代言人的沈从文的“隐伏的悲痛”是可感的。《黔小景》的结尾部分是这样书写历史的:

……那么老的一个孤人，自然也很应当死掉了。如今恰恰在这一天死去，幸好有个人知道，不然死后到全身爬得是蛆时，恐怕还不会被人发现。乡下人那么打算着，这两个商人，自然就不会再有什么理由被人留难了。在路上，他们又还有路上的其他新事情，使他们很自然的也就忘掉那件事情了。

在什么树林子里，还会出人意外发现一个稀奇的东西，悬到迎面的大树枝桠上，这用绳索兜好的人头，为长久雨水所淋，失去一个人头原来的式样，有时非常像一个女人的头，但任何人看看，因为同时想起这人就是先一时在此地抢劫商人的“强盗”，所以各存戒心，默默的又走开了。

路旁有时躺的有死人，商人模样或军人模样，为什么原因，在什么时候死到这里，照例无人过问，也无人敢去掩埋。依然是呆呆地看看，又默默地走开了。

树枝桠上悬着“用绳索兜好的人头”，或许是抢劫商人的“强盗”的人头，看到的人心存戒心，默默走开；路旁的暴尸是商人模样或是军人模样，什么原因什么时候死到这里，无人过问，也无人敢掩埋，看到的人依然默默走开。这些情景描写深刻地反映出世道的混乱无序，盗匪抢劫杀戮随处可见，老百姓也是自顾不暇、人心惶惶。作者写道:“这都像早已成为一种习惯，真实情形谁也不明白，也不需过问。”“习惯”二字，表达了“奴役、抢夺和杀戮”由来已久！苗疆在四百多年土司制历史和近两千年的羁縻历史中，都反复上演着惊人相似的一幕，表达了作者对历史的无奈、愤怒及悲悯之情。

在这里历史是由作者对未来的“假设”来书写的，“假设”是基于已经发生过的成为了历史的事实:例如:“在路上，他们又还有路上的其他新事情”、“在什么树林子里，还会出人意外发现一个稀奇的东西”，其中的“又还有”、“还会出人意外发现”这些都是一种假设，由于有了这种假设，作者才在短短不过几百字的文字里，将过去、现在与将来同时纳入叙写视阈，令此三者有机融合、浑然一体。从而也具有了一种以时间为基石建成的集共时性与历时性于一体的深厚历史意识，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厚度与深度；从而获得了一种厚重历史感与经年沧桑感；并赋予作品以丰厚凝重的美学内蕴。

《黔小景》是历史写真，呈现的是杀戮的结果而不是波谲云诡的历史过程，是对历史的欲说还休式的控诉，它潜伏着一些道德上的同情、道义上的愤怒，以及历史主义的无奈和悲哀。表达作者这种同情、愤怒和悲哀的作品还有《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新与旧》等。

二、对人生悲凉的书写

《黔小景》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写生之悲凉，后半部分写历史图景之惨烈。

源于创作主体对生命存在的悲剧性认识，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中对存在的追问共同指向了存在本质的悲剧性。中国先哲们对生命存在的悲剧性就有着充分的体认。《列子·杨朱篇》已对生存悲剧感有所描述:“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面对“腐骨一矣”这一不可抗拒的归宿，人的生存便具有了某种非功利的悲剧意味。《红楼梦》中跛足道人所唱的《好了歌》同样体现了人在自然和社会历史沉浮面前的渺小和无奈。美国著名心理学家A.H.马斯洛也指出:即使是最完美的人也不能摆脱人的基本困境:既是强大的，又是软弱的；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既是一个可怜虫，又是一名英雄⑯。人无时无刻不处在两难困境之中。另外，个体的人，对自己的“生存”并无多少选择的自由。个体生命之不可重复与生存状态之难以选择，凸现出人生的窘困与命运的悲怆。

沈从文在《黔小景》中通过对一个饱受丧子之痛的老人的无望生活的描写，来充分描写生之悲凉，并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悲悯情怀。

沈从文像是在用长镜头拍一部电视纪录片，长镜头首先对深山里的景物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最后镜头在一个小客舍定格。小客舍的主人是一个腰弯弯的如一只白鹤的孤老男子。有一天，有两个客人落脚到了这个孤单的客栈里。老男子善良好客，家中只有红薯和干豇豆，老人倾其所有招待客人。老人生活资料极其匮乏。他在冬天刚死去了一个儿子。当客人问起老人:“你儿子呢？”他谎称儿子上云南做生意去了。他在有意躲避“儿子死了”这个事实，他不愿再触及这个伤痛！读到这里，一种悲哀之情油然而生。老人的凄清身影更显凄清。两个客人用手指点对面的菜畦，老人以为他们在指那个土堆。那个土堆下面就埋有老人的儿子，“是在这人死过一天后，老年人背了那个尸身，埋在自己所挖掘成就的土坑里，再为他加上二十撮箕生土做成个小坟。”这样的叙述更见老人的孤单和可怜。慢慢地夜就来了，老人痴坐在灶边不动。年轻人喊老人点灯，老人借着松枝点燃的火光去屋角取油瓶。“因为这人近来一到夜里就睡觉，不用灯火也有好几个月了”，这“几个月”可能就是老人儿子死后的几个月。他在夜里，不点灯，只用睡眠来逃避悲痛，过着“不用灯火”的“无望的生活”，可以想见老人是何等的孤寂和绝望。

洗了碗老人就想去看看睡处，若客人不睡，他就想先睡了。老人说是要睡，过一会儿却又走出来，说是不想就睡，和客人一起坐到灶边，老人和客人开始了攀谈。当客人问他还有多少亲戚，在些什么地方，“他就像为了哄骗自己的样子，把一些多年来已经毫无消息了的亲戚，一一数着，且告诉他们，这些人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事情。”这些自慰的谎言更见老人的孤弱无助和世态炎凉。两个商人先后睡了，老人还是迟迟不肯去睡。第二天天明以后，客人发现老人在半夜里死了，就在灶边死去了。他们出了不多的钱给了别村的人将老人葬了。

这一段是写生之悲凉。在沈从文平静的叙述背后，隐含着对人类生存处境的根本性思考。偶然性——老人儿子之死，将老人生之希望击得粉碎。正如帕斯卡尔所说:“人是一根芦苇，但他是一根能思维的芦苇。”在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上，人类最终是脆弱的。西方宗教社会学功能派认为，人类社会生活具有三大基本特征——即偶然性、无能为力和匮乏⑰。这三大特征都集中体现在老人身上，使老人在孤独和悲凉中死去。通过对老人死亡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悲悯之情，这正是在哲学高度上对人生终极意义进行拷问的结果。

尽管沈从文少年时代即见识过太多的杀戮和鲜血，然而他对人对事始终保持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关爱。沈从文痛恨的是“以万物为刍狗”的残酷现实。湘西地方偏僻，被一种更为愚昧的势力以更为野蛮的方式统治着。那里的生活是“怕人”的，所出的事情是离奇的。一个从这种生活里过来的青年人，跑到大城市里接受“五四”以来的民主思想，转过头再来看看那里的生活，不能不感到痛苦和对悲凉人生产生悲悯。沈从文作品《生》《新与旧》《菜园》《丈夫》《贵生》里都表达了这种痛苦和悲悯。

作者通篇写的是对人生的悲悯和对历史的惆怅。凄苦、械斗、战争、奴役、残忍、孤单、哭啼、惊慌、悲伤、死亡、杀戮等意象充斥全篇。它所表达的是苗族的共同记忆。在这里人生之悲凉和历史图景之惨烈成为了互文。

小说的主题意蕴在于揭示“人生悲凉”和“历史图景惨烈”。作品深入到生命的本质层面，将生存的思考上升到历史的高度和哲学的高度，并提升为对人类命运的观照，这显示了作者对存在思考和历史思考的超拔之处。

① 王蒙、王干:《王蒙王干对话录》，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② 沈从文:《从文自传》，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97页。

③⑪⑫⑬⑭ 谭必友:《清代湘西苗疆多民族社区的近代重构》，民族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3页，第24页，第29页，第21页，第46页。

④ 赵学勇:《书写“无需厄运特殊拨弄的悲剧”——比较沈从文与张爱玲对“存在”的探询》，《人文杂志》2009年第1期，第98——103页。

⑤ 沈从文:《我所生长的地方》，《从文自传》，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⑥ 沈从文:《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自传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⑦ 格迪斯:《山地的移民》，转引自李延贵、张山、周光大主编《苗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16页。

⑧⑨⑩ 李延贵、张山、周光大主编:《苗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18页，第19页，第25页。

⑮ 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张广泗》，转引自李延贵，张山，周光大主编《苗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2页。

⑯ [美]A.H.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