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围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杨红英［广西财经学院外语系，南宁 530003］

钱锺书先生是学贯中西、渊博睿智的语言文学大师。《围城》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代表了他在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围城》刻画了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中上层知识分子的形象，揭示出他们的根本弱点和劣根性，被誉为“新《儒林外史》”，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讽刺杰作。

《围城》语言幽默、寓意深刻，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其中有大量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词汇，如称谓语、宗教词、颜色词、节令词、书名、朝代名、成语、典故、谚语等。这些文化负载词富含深厚的中国文化内涵，其翻译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译文读者对原文信息理解的程度。然而，“翻译最大的困难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汉英文化差异造成了大量汉英词汇在文化上的不对等，给译者带来了挑战。为了使译本尽量忠实原文，《围城》译者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在翻译小说中的文化负载词语时做了大量尝试，采用了多种译法。“在用字方面，译者显示了不俗的功力。”但是，“译者对原著有时过于恭谨，以致为原文所拘囿，译文显出的生硬之处并不鲜见。”从对《围城》英译本的评论可见，译者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其局限性。研究《围城》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有助于探索文化翻译方法的规律，但也能让我们了解到在促进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任重道远。

一、《围城》英译本文化负载词的处理

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对《围城》文化负载词采用的翻译方法大体可以归纳为四种:

1.直译法

由于人类大脑具备相同的思维能力，不同民族对大自然的认识及对社会生活的思考会有相似之处，彼此间有时候可以领会用不同意象表达的词语的文化内涵。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在此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中采用了直译法，其译文不仅自然贴切，而且还保留了原语的文化意象和色彩，给译文带来了异国情调。例如:

（1）现在呢，她高高在上，跟自己的地位简直是云泥之别。 （P.284）

Now shewas as high above him as the cloudswere from themud. （P.295）

（2）“我们新吃过女人的亏，都是惊弓之鸟，看见女人影子就怕了。” （P.130）

“Having recently been jilted by women，we are like birds afraid of the bow；we’re frightened even by a woman’s shadow.” （P.133）

“云泥之别”、“惊弓之鸟”这两个生动形象的汉语成语都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界及社会生活的普遍经验，因此，英文读者不难理解其中所表达的意义和感情色彩。译者采用直译法保持了汉民族文化的特色，还能将汉语的比喻形象移植到英文中。相反，如果译者只把引申意义译出或借用英语中相似的词语来传达原文的意思，如把“惊弓之鸟”译为“a badly frightened person”，把“云泥之别”译为“very far from each other”，那就使译文完全丧失了原文的丰姿，英文读者也无法感触这些充满生活体验、生动形象的汉语语言。

2.套译法

虽然汉英两个民族对事物的认识有相似之处，但是认识事物的角度、方法往往存在差别。当汉语文化负载词体现出明显的民族色彩，并在英语中有对应的典故或习语时，《围城》译者使用了套译法将汉语与英语的意象进行相互转换，以求把汉语信息用英语的习惯表达法译出，让英语读者易于接受。套译法能传神地表达原意，保留原作风格，又使英语译文更具有民族特点。如:

（3）“不过我是‘饭桶’，你知道的，照顾不了你。” （P.257）

“But I’m a good-for-nothing，you know.Ican’t look after you.” （P.267）

例3的“饭桶”是贬义词，常用来形容一个人除了吃饭之外什么也做不了，比喻其无能至极。译者翻译时根据英语民族的心理，采用内涵相似的说法a good-for-nothing来替换原文的比喻形象。虽然两种语言所用的喻体不一样，但表达的意义、产生的效果非常相似。

3.意译法

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汉英文化差异，译者在英语中找不到汉语的对应词，或者同一个词在汉英民族中会产生不同的态度和联想，如果直译会使译文读者看不出原意。为了保留原文含义，译者不拘泥于原文形式，使用了意译法来解决此类问题。

（4）“你这人就爱吃醋，吃不相干的醋。” （P.67）

“You like being jealous，and it’s over nothing.” （P.71）

例4中的“醋”和“vinegar”具有相同的概念意思，但是文化内涵和民族色彩却相差很大。汉语中“醋”有“妒忌”的含义，英语的“vinegar”表示“尖酸、刻薄”，如果把“吃醋”直译为“have vinegar”，则无法传递原语的文化内涵。译者把它意译为“being jealous”，能如实地保留了原文的意思，使译文自然贴切。

4.音译法

《围城》中出现了许多在英语中存在语义空白的中国文化负载词，如反映朝代名称的“成化”、“宣德”、“康熙”，中国度量衡单位“里”、“亩”，历史人物或神话人物如“苏东坡”、“唐三藏”、“嫦娥”、“燧人氏”，以及中国古籍书目、传统戏曲、食品、工具等名称。这些文化负载词翻译时不能直接从形式或语义入手，因此译者选择了音译法。此外，为了帮助译文读者理解其中的文化信息，译者在音译的同时往往做些相关说明。这种翻译简单明了，既便于使用，又保留原语的民族色彩。例如:

（5）“你！苏东坡的妹妹，才女！” （P.5）

“You!Su Tung-p’o’s little sister，*the girl genius!” （P.7）

Annotation:Su Tung-p’o （1037——1101）:a celebrated Chinese poet，essayist，painter，and calligrapher of the Sung dynasty.His sister，Su Hsiao-mei，probably a legendary figure，is reputed tohavebeen equally talented.

“苏东坡”是宋代文学家、书画家。他的妹妹“苏小妹”从小习读诗文，精通经典。原文中用历史人物名称来形容人物特征，具有特殊的语用效果，但是给英语读者带来理解的困难。译者考虑到“苏东坡”及“苏小妹”在源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希望能减少英语读者的阅读障碍，因此此处选择了音译加注的方法。

二、文化负载词翻译上值得商榷之处

《围城》言语精辟，蕴含大量文化负载词，翻译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珍妮·凯利和茅国权运用多种译法成功地翻译了原文中多处文化负载词，但是，在一些词的翻译上也或多或少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

（6）“她应当满意了，还要养条走狗对她摇头摆尾……” （P.302）

“You’d think she’d be satisfied，and yet she still has to keep a running dog to nod its head and wag its tail ather…” （P.314）

不同的民族对相同词语会产生不同的反应。中国人对狗向来没有什么好感，“走狗”在汉语里用来贬抑那些受人豢养而帮助作恶的人。相反，西方人对狗的感情不亚于对人的感情，他们把狗当做宠物，是他们值得信赖的朋友，因此，“running dog”在西方人看来只是一只在奔跑的、可爱的狗。译文将“走狗”直译为“running dog”是力求在形式上忠实于原文。但是，要把中国文化中狗的意象原封不动地移入西方文化，恐怕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为了传达原语意思，可以将其译为an evil obedient follower或者lackey等。

三、结语

文化差异在词汇层次上体现得最为突出，涉及的面也最为广泛。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并没有统一的翻译方法和公式，“译者只有在熟练掌握两种语言文化的基础上，深入领会原作的精神，正确推断作者的意图，同时兼顾译语接受者的思想和接受能力，在译语文化自身的框架中正确吸收原语文化的养分，才能恰如其分地将原语文化负载词汇中的文化因素传达出来。”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在《围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中灵活变换了多种译法并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尽管在译文中仍然存在一些纰漏，但是，他们对促进汉英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钱锺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珍妮·凯利、茅国权.《围城》 （英文版）[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3]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4]孙艺风.《围城》英译本的一些问题[J].中国翻译，1995， （01）.

[5]林纪诚，俞青海.语言与文化综论[J].教学研究，1989， （03）.

[6]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