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中的“审判”:兼论卡夫卡焚稿之谜

⊙缑广飞［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审判》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巨擘、奥地利作家弗朗茨·卡夫卡创作的一部重要长篇小说，许多评论家将其视为他的代表作。大家普遍认为，它是社会小说，通过一个普通公民被以莫须有罪名逮捕，最后遭处决的故事，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庞大的官僚机构和腐败的司法制度。对此，本人持有不同看法。我认为，《审判》是作者隐秘的、精神的自传，揭示的是这位文学圣徒所经受的三重审判，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分裂；它还是揭开卡夫卡焚稿之谜的一把钥匙。

与卡夫卡其他的小说类似，《审判》的情节离奇荒诞，似真似幻。银行经理约瑟夫·K在30岁生日那天早上，突然被秘密法庭宣布逮捕，可又允许自由行动，于是他一边上班，一边申诉，但无济于事。一天夜里，两个刽子手把他拉出去处死了。小说情节怪异，令人迷惑不解，那是因为人们用常人思维去理解，而在卡夫卡那里，这不过是他对自我真实状态的一种描述，约瑟夫·K是作者的又一幅自画像。

现实中的卡夫卡与小说里的约瑟夫·K一样，具有双重身份。卡夫卡是公司小职员，每天上下班，处理文件，在保险公司服务了十七年；另一方面，他又是作家，每当夜深人静，便进入了自己的幻想世界。“八点到二点或二点二十在办公室，午饭吃到三点或三点半，紧接着上床睡觉 （多半仅仅是睡觉的尝试……）躺到七点半，然后做十分钟操，赤身裸体地在床前做，然后一个人或同马克斯或再加上一个朋友散一小时步，然后在家吃晚饭……然后在十点半 （经常甚至是十一点半）坐下来写作，根据精力、兴致和运气的不同分别坚持到一、二、三点，有一次甚至达清晨六点……”他的一天以夜晚十点半钟为界，明显地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天地:十点半前为生存而奔忙，是公司职员，十点半后他是作家，从事创造性劳动。

文学史上其他的作家既写出传世之作，又尽到公民应尽的义务，同时还拥有家庭、友谊、社交、娱乐，他们是完整的人。对卡夫卡来说，写作却是他的唯一，除了写作，他没有其他任何兴趣、爱好，“我的全部本质都是建立在文学上的，一直到三十岁我都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这个方向；如果哪一天我离开这个方向，就等于我不再活着了。不管我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全部导源于此”，“我与写作的关系和我与人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它们建立在我的本质中，而不是暂时状态。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因此，在卡夫卡心中，自己也就成了被审判的罪人。

卡夫卡经受的审判至少有三重，首先是社会审判。卡夫卡生活的具体环境构成了他的小“社会”。在家庭中，这唯一的儿子未能帮助父亲经营化妆品商店，更不可能子承父业，将生意做得越来越大，“昨天父亲为工厂的事责备我:‘你就这么作弄我，叫我出洋相。’接着我就回家了，安静地写了三个小时，同时始终意识到:我的罪过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即使不像父亲说得那么严重”；他也很少关心亲人们，平时总是沉默寡言，闷闷不乐，“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些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近年来我和我的母亲平均每天说不上二十句话，和我的父亲除了有时彼此寒暄几句几乎就没有更多的话可说”。

卡夫卡像常人一样有个职业，可那仅仅是为了谋生，即便如此，他也越来越不能忍受保险公司的工作，“我身上的一切都为文学创作而准备着，这么一种工作不啻是一种神仙般的消解和一种真正的生命活力；而在办公室里，我却为了这么一件讨厌的公文，不得不从有能力获此幸福的躯体上割下一块肉来”，“由于我的作品产生缓慢，由于其独有的特性，我便不能赖文学以生存。因此我成了一家社会保险公司的职员。现在这两种职业绝不能互相忍让，绝不会产生一种共享的幸福。一个中的最小的幸福也会成为另一个中的莫大的不幸。如果我在某天晚上写下什么好东西，第二天我在办公室里就会激情中烧，什么都做不成。这种交叉矛盾变得越来越难以处理了”。办公室工作干扰卡夫卡的写作，而写作也影响到办公室工作，他愈来愈频繁地向公司告假，终于在1922年6月卡夫卡申请退休。在保险公司老板眼里，卡夫卡不会是个优秀的职员。

卡夫卡清楚地知道，既然选择写作，就再也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谈情说爱，卿卿我我，娶妻生子了，但是又幻想写作与婚姻能够两全。在订婚仪式上，卡夫卡的感觉是“像罪犯似的被捆绑”，“从我决定结婚的那一刻起，我便再也不能安稳地睡眠，头脑日夜灼热，再也没法生活下去”，他甚至将结婚比做上断头台，于是，又千方百计解除婚约。“如果我有妻子，它不是牺牲了我的写作了吗？这就是不行。”他先后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这在父母看来不合情理，甚至是有意捣乱，让他们在众人面前出丑，而未婚妻的心灵也受到极大的伤害，使她的家庭蒙受羞辱，连卡夫卡自己也多次承认:“我使菲莉斯不幸。”

我们必须指出，卡夫卡在生活中，曾经受到了一次真实的“审判”。1914年6月1日，卡夫卡与菲莉斯正式订婚，想到三个月后就要举行婚礼，他惊恐万分，于是常写信给未婚妻的朋友格蕾特·布洛赫，二人之间的情感迅速升温。不知是出自何种动机，格蕾特将一切都告诉了菲莉斯。7月12日，卡夫卡被“传唤”到柏林的阿斯卡尼施霍夫旅馆，接受由菲莉斯和她的妹妹、格蕾特组成的“法庭”的“审判”，菲莉斯“指控”他性情古怪，反复无常，对自己不忠诚。卡夫卡自始至终保持沉默，他是有罪的，又是无辜的，他为了写作而抗拒婚姻，可这又去向谁申诉，谁又能理解呢？“我知道由于我的缘故你平白受了两年苦，那是有罪责的人所无法忍受的，但我发现，你不能理解我的处境。”这次“审判”让卡夫卡刻骨铭心，一个月后，他动笔创作《审判》。

其次是人类审判。对艺术的爱吞噬了卡夫卡作为正常人的七情六欲，“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我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他冷酷地压制人的合理欲望，已经成了“艺术”的化身，或者说是一台写作机器，人之为人的东西即人性已丧失殆尽，他生活在另一世界，是超出人类常规的例外，换句话说，他不再是“人”了，于是有了人变成甲虫的怪诞故事。人们说，《变形记》揭示的是现代人的异化、人堕落成非人，事实上，异化的是卡夫卡。芸芸众生谈情说爱，婚丧嫁娶，生儿育女，他们才是活生生的人。格里高尔·萨姆沙因变形而有了思想，识破了生活的真相，同时也就走出了人间，与周围人无法沟通。

“是我错了，还是大家错了？”“大家”人数太多了，误入歧途的只能是我，“大家”合在一起，便是人类，他们组成一个威严的法庭，在这个有形而又无形的法庭上，卡夫卡屈服了，承认自己违背人性，不能作为人类的楷模，“是脱离人类的方向的”，“我不是光明，我只是在自己的苦恼中迷了路，我是个死胡同”。他晚年创作的两篇小说《饥饿艺术家》《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都是写艺术家的，饥饿艺术家从正常人的生活里得不到幸福，只能完全献身于饥饿艺术，“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食物”。他被观众忘却，无限制地绝食下去，断气了也没人知道。后来，黑豹取代了他的位置，饥饿表演这门艺术渐渐地被淡忘了。女歌手约瑟芬“躲起来了，不再唱了，而这个民族却那么平静，看不出任何失望的表情，镇定自若”，她很快被人“遗忘”，当然，这对她来说也是一种“升华解脱”。这便是卡夫卡对自我价值的评估，是他为自己谱写的一首忧郁、凄凉的挽歌。

社会审判、人类审判最终都内化为卡夫卡的自我审判。“写东西时越来越害怕。这是可以理解的。每句话，在妖魔的手中转过来，翻过去，变成矛，掉过头来又刺向说话的人。”可怕的精神折磨简直把他撕裂了，他像约瑟夫·K一样，奔走申诉，在社会、人类、自我的法庭上结结巴巴地为己辩护。他不知道犯了什么罪，甚至前来逮捕他的人也不知道，他应该是无辜的。然而，辩护逐渐转变为自责，他相信自己有罪，应该毁灭，如同《变形记》中的甲虫，死后被清扫出去，在人间不留一点痕迹。耐人寻味的是，格里高尔·萨姆沙对父母妹妹没有怨恨，相反却为不能挣钱养家而“羞愧与焦虑得心急如焚”，他是“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主动绝食而死的，“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呢”。与此类似，约瑟夫·K在受刑时想的是“他应该把刀拿过来，插进自己的胸口”，“代替”刽子手完成任务，只是因为他太累了，才没能那样做。

卡夫卡和艺术，可谓不是冤家不聚头，这就像夸父与太阳，太阳单单烧死夸父，不损伤他人一根毫毛，太阳必须烧死夸父，夸父与那火热的圆球互相心仪，互相仇恨，又互相成全。卡夫卡对此有深刻独到的理解，试看《审判》中的寓言《法的门前》:一个乡下人求见法，守门人说:现在不行，将来可能让你进去。乡下人在法的门前苦苦等待，直到奄奄一息也未能如愿，他奇怪地问:除我之外，为什么没别的人想求见法？守门人答道:这道门是专为你而开的，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

卡夫卡将全部生命都用来写作，这些文字就是他的血和肉，按说他应该敝帚自珍，千方百计使之流传后世，不可思议的是，卡夫卡留下遗嘱，托付马克斯·布洛德“毫无保留地、不加阅读地予以烧毁”。对此，评论家们各自有不同的解读。

有人认为卡夫卡写作不为发表和出版，纯是为释放心中的魔鬼，“看重的是进行写作的瞬间”，因此，他留下的更多的是书信日记，生前公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几篇小说，也是马克斯·布洛德“巧施计谋和劝诱说服后才拿去的”；有人认为卡夫卡对艺术的情感太圣洁了，炫耀自己为之牺牲了多少，用作品博取利益和名声，即使是死后的名声，他都觉得是一种亵渎，他情愿献身到底；也有人认为卡夫卡对生活极度绝望，他不相信自己的作品有益于人类，不相信人们能够真正理解它们，流传千古与付之一炬毫无二致。在1922年5月8日的日记里，他以犁地来比喻:“或者它仅仅在土面上一抓而过。或者它竖着高高的、无用的铧在空犁，有铧也好，无铧也好，都无所谓。”

以上观点的前提是，卡夫卡的焚稿是真心的，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卡夫卡的焚稿是否出自内心？似乎是，又似乎不是。他确实销毁了几个笔记本，但是卡夫卡并非猝然辞世，完全有时间从容地全部予以烧毁，为何不亲手付诸实施，却托付给马克斯·布洛德，而后者最早认识到卡夫卡的价值，敬佩甚至是崇拜卡夫卡，把他寄来的明信片、写的便条都当做宝贝珍藏起来，这样一个人怎能忍心焚烧卡夫卡的文稿呢？何况在此之前，马克斯·布洛德当面明确表示:“如果你真的要要求我做这样的事，那么我现在告诉你，我绝不满足你的请求。”

我认为是三重审判压在卡夫卡的心头，使他相信自己不足以成为人类的楷模，自己的作品不适应众人阅读，甚至会贻害无穷。有一位年轻人雅诺赫非常喜欢他的小说，卡夫卡严肃地说:“这完全是我的噩梦，人们根本不该把它们印出来，而应该将它们烧掉、毁掉。它们是毫无意义的。”可是，从他内心深处又时时发出另一个强大的声音:为艺术呕心沥血，牺牲一切，这怎能是罪过呢？！于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卡夫卡。

无论如何，卡夫卡对自己的作品价值的判断是错误的，可为什么作出错误判断的卡夫卡是伟大的呢？说不定他的伟大正在于他的错判？

① 卡夫卡:《书信日记选》，叶廷芳、黎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文中有关小说引文均出自该出，不再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