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创作艺术初探

⊙葛朝霞［上海电机学院外语学院，上海 200240］

托妮·莫里森是美国当代著名黑人女作家。她于1931年出生于俄亥俄州，在那里度过了她的童年时代。她在霍德华大学获得英语学士学位，之后在康奈尔大学完成硕士课程。在霍德华大学教授英语一段时间后，莫里森到兰登书屋当编辑，专门负责黑人小说。她的小说《最蓝的眼睛》于1970年出版，随后便是1974年出版的《秀拉》，该书使莫里森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类提名。1977年，莫里森的小说《所罗门之歌》获得美国国家评论界奖。莫里森的其他作品包括1981年的《柏油孩子》、1992年的《爵士乐》、1998年的《乐园》及《宠儿》。

一、莫里森在小说中探索的是形而上学和文化之间的分裂

《最蓝的眼睛》这篇小说的重点在于破碎，因为莫里森探索的是形而上学和文化之间的分裂。分裂这种在《最蓝的眼睛》中反映生活状况的占支配地位的形象体现出在白人的标准和非裔美国人的现实之间的破坏性距离，而分裂世界的主题则反映出美国的文化割裂。相反的是，分裂也明确地反映出从压抑的习俗中解脱出来的潜在自由。

白人审美观和浪漫爱情的潜移默化与非裔美国人对此的接受导致了自然秩序的颠倒和非裔美国人的爱情、自由和成长的扭曲 （克里斯汀，《黑人女权主义者》:52）。布雷德拉夫一家，尤其是佩科拉被毁灭的原因是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仅容许一种美丽和美德的标准存在 （V.史密斯，《自我发现》:123）。通过构筑一个颠倒的世界，莫里森开始其融合和破碎的艺术探索。

在《最蓝的眼睛》中，一切都被分裂开，而且这种分裂通常是具有破坏性的，因为它威胁到或摧毁被分裂的实体。分裂对于创造语言意义在技术上也是必要的，这一点，莫里森是通过混合《迪克与珍妮》的片段来引起注意的。尽管具有这样的分裂潜质，“分裂”“是一种情感或精神损害的症状” （The Bluest Eye，1970:137），而这种症状反映出小说的种族不和谐。这些形象最富于戏剧性的是小说的提喻:“这个男人捧起西瓜朝石块的边缘砸去，一声低沉的失望叫喊伴随着瓜皮破碎的声音。破烂不堪，西瓜看起来乱七八糟，瓜皮的碎片和红色的瓜瓤散落在草地上。”在这篇小说中，家庭和个人就像西瓜一样，容易破碎得一塌糊涂，劈开西瓜映射着人类分裂其他自然产品。小说中波琳的浆果脆皮派导致一场特别“破烂不堪的破碎”，因为这种破碎给在场的任何人带来严重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如波琳、费舍尔家的小女孩、克劳迪娅、弗里达，尤其是佩科拉。佩科拉在由于身份而被雅克布斯基先生拒绝后，她从糖果中寻求慰藉，“玛丽珍妮”这个品牌象征着她所渴望的那种虚假的审美观。甚至在吃掉这些糖果前，她还期待着“最终破裂的持久甜味”，西瓜、浆果派、浆果和糖果的破碎都是有目的的，但其他物体的分裂并没有明确的目的，而具有更显然的破坏性。另一个象征分裂的物体是布雷德拉夫家的新沙发，买来时就破了，“发货时整个背面的面料破了一个大口子”。破裂的沙发象征着布雷德拉夫家庭徒劳地想在社会上寻找一处安身立命之地，破裂的沙发和裂开的口子都是布雷德拉夫家生活状况的象征符号。波琳的掉牙齿则更显然是具有伤害性。这暗示着一个种族化社会中破碎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Page，Philip，1995）。随着她自我认同能力的丧失，她只能跟乔利打斗，无视自己的孩子，过着一种分隔的生活，隔绝于黑人和白人社区之外。相对照的是，她的“故事”叙述在自己的声音和第三人称叙述的声音之间支离破碎，似乎波琳只能犹豫地、断断续续地、残缺不全地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食品、物体和身体的破裂景象实际上就是小说中破碎的社区、破碎的家庭和破碎的个体的隐喻。

二、通过社区的流动性展示破碎

托妮·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表现了社区的流动性，进一步加深了分裂——社区本身——家庭社区的流动性就暗示着不稳定性，并暗示着在僵化的选择中，文化法则的松动在起作用，形成一个从白人审美和爱情价值观的约束中解脱的出口。流动性如同莫里森的小说中其他众多元素一样是一柄双刃剑，不定性预示着瓦解，而同时开放性带来成长 （Page，Philip，1995）。

尽管具有流动性，但这个社区并不收容布雷德拉夫一家。他们必须被赶走，先是被赶到“室外”，这仅仅是即将完全撵走的第一个步骤，不稳定的充满威胁的社区进一步加深了社区本身的分裂。

除了社区的分裂之外，家庭也趋向于解体。麦克蒂尔一家是唯一安全可靠的家庭，然而克劳迪娅和弗里达在某种程度上是疏离的，他们常常挨打和受到恫吓，也从未允许“在圣诞节那天碰触什么东西”。甚至连这个家庭的状况也几乎是破碎的。其他家庭也如此:皂头牧师与维尔玛早就分裂；杰拉尔丁对丈夫和儿子没有感情；布雷德拉夫一家则是极端的例证。他们打架，波琳威胁说要“将乔利撕开”，这象征他们的家庭和相互之间的分裂。此外，萨米和佩科拉的不同反应和未来生动地表现出这个家庭的分裂。对于布雷德拉夫一家而言，破碎是不分哪一面的，也没有可供成长的开放空间。在他们看来，与白人标准的不和谐是与黑人社区的不和谐和个人的不和谐同样的 （Page，Philip，1995）。

托妮·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描写了理想化的女性群体的和谐。

比如，麦克蒂尔夫人闲聊的女性和吉米姨婆、爱丽丝小姐和盖恩斯夫人。麦克蒂尔夫人的朋友们形成一个舒适的团体，她在这个团体中感到“非常安逸和满意”，觉得再没有什么地方她能感受到快乐。另外，如麦克蒂尔家。莫里森通过这个家庭为费舍尔家、迪克和珍妮家庭的陈腐老套头，与布雷德拉夫家庭的灾变以及理想化的女性集团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和适用的备选模式。麦克蒂尔家庭并不以白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而是设法对付恶劣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他们赢得了莫里森隐含的赞扬，而与皂头牧师、杰拉尔丁和成千上万的迁徙到北方的女性们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最蓝的眼睛》中作为个人、家庭和社区分裂的因果是破碎多于完整。没有群体和谐，人物就不可能实现内在和谐。皂头牧师、杰拉尔丁像佩科拉一样否定自己的非洲遗传，创造出一种干枯的，以憎恨他人和混合的自我憎恨与羞愧为特征的一半生命和一半自我。

三、分裂景象的寓意

托妮·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的分裂景象不仅是作为小说中分隔的社区、家庭和个人的隐喻，还代表着美国文化和非裔美国人文化的分隔性质 （Page，Philip，1995）。《最蓝的眼睛》沿着种族的主线捕捉到美国文化的根本裂缝。这条裂缝将非裔美国人生活的错位和分隔与白人审美和浪漫的标准的潜移默化和与非裔美国人接受这些强加于他们的标准链接起来，并且与20世纪非裔美国人历史性的南方寻根和了解奴隶制的创伤连接起来 （Page，Philip，1995）。在南方，乔利和波琳有稳定的身份认同和与非裔美国人社区的联系，而在北方，他们则丢失了这种联系 （T.哈里斯，《重建联系》:75）。在俄亥俄州的洛雷恩，周围的白人社区使黑人社区屈服的方式是强加其审美标准；强化黑人人物苛刻的经济状况；行使无法抗拒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力。

此外，小说中的背景时间和小说的写作时间对于美国的种族隔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通过揭示黑人儿童内在化的种族自卑感，就像小说中一样，玩偶测试暗示着隔离和不公平渗透进美国文化的深度。《最蓝的眼睛》在审视非裔美国人被隔离性质的美国所排斥的困境时，也描绘了非裔美国人文化内部的分裂以及当这种文化对抗征服的强大压力时，这些分裂的作用。小说根据其对白人审美、行为规范和财富的标准的近似程度，描写了一种主要是在女性内部的社会等级 （从莫林·皮尔到杰拉尔丁再到佩科拉）。小说还揭示出布雷德拉夫一家于底层的原因和他们身处底层所带来的破坏作用。布雷德拉夫一家，尤其是佩科拉，代表着所有非裔美国人可能的命运:他们遭受身处底层所带来的后果，又被小说内的社区所排斥，就像非裔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在美国文化中所承受的遭遇。

莫里森通过皂头牧师描写了另一类种族隔离所造成的毁灭。他和他的先祖代表着非裔美国人主义中具有破坏性作用的主张社会同化的一环，这导致其与主流文化和非裔美国人文化的疏离。

小说形式和语言确定了作品的分裂和破碎主题。

托妮·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为反映出其他的分裂，叙述也在多种声音中分裂 （巴特勒-埃文斯，73）:儿童初级读本《迪克和珍妮》，年长的克劳迪娅对事件的回顾，年幼的克劳迪娅、第三人称叙述者、波琳对自己过去生活破碎的独白、皂头牧师致上帝的信以及佩科拉内心对话的直接转述。

小说的语言常分为成年人和儿童两种，例如，克劳迪娅仔细思考孩子们“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的成年人谈话的含义。在另一个场景，克劳迪娅 （和读者）听到的仅仅是成年人交谈的碎片:当麦克蒂尔夫人与她的朋友在议论亨利先生，这时一个不知名的成年人斥责克劳迪娅将玩偶拆散了，而在“谈话的断续中”，成年人们谈到乔利强奸佩科拉。语言声音的高低是根据其含义来分隔的，正如儿童与成年人在情感生活中是分隔的一样。

此外，在《迪克和珍妮》读本中，语言本身也是扭曲的，在“这就是那间房子。绿白两色”到“这就是那间房子，绿白两色”和到最后的“这就是那间房子绿白两色”之间的位移中，某些语言的标示，如标点符号、大写和空格都省略了，而这些字母之间并不分隔，倒是融合在一起，这暗示着虽然在这部小说中分裂是个人、家庭和社区所面临的问题，然而隔离是必需的，整体融合并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种语言碎片，这种语言表达能力的丧失尤其对痛苦地丧失话语权的佩科拉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没有与社区和家庭之间的能生存的关系，无论是在别人还是在自己的眼中，她不可能存在。她唯一的选择就是替换成蓝眼睛，以拒绝外在的现实和接受强加的白人社会标准。

语言碎片同时也迫使读者以更为积极的方式参与到阅读之中，要求读者识别单个的词语并从第一版阅读中去体会标点符号的运用，这样引导读者在阅读之中再次进行阅读。其意义似乎并非是从第一版到最后版的逐步枯竭，反而是更为集中。其隐含的意义是像佩科拉这样所有的黑人儿童都得屈从于读本中隐含的价值观模式，所以他们都被强行赋予一整套价值的、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美学的模式，而这些都与他们的现实生活几乎没有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这些孩子都被他们根本就不能满足的标准加以衡量，由于遗传和经济状况的原因，他们是不合格的。但当读者考虑到莫里森围绕读本的段落组织她的文本，就会发现一种悖论。关注佩科拉和她的家庭的章节总是由读本文本中的一两行来开头的，这种文本具备一种与佩科拉和她的家庭生活现状之间的反文本关系。小说最后一章是以读本的一行话开始的，“看那，看那，来了一位朋友”，而读者必然会回想起佩科拉的朋友其实是幻觉产生的，是她发疯的产物。但毕竟，像反文本所体现的一样，她拥有了蓝眼睛。

克劳迪娅就不一样，她将玩偶拆散以了解玩偶以及自己的发音奥秘，佩科拉则陷入内心独白的寂静之中。初看这种佩科拉将蓝眼睛理想化的独白悲哀地映射出读本的内容，也就是佩科拉错位的文化价值观的象征。佩科拉仅仅只能用强加的白人体系的语言思考。于是，在佩科拉与她想象的朋友进行的内心独白中，不仅她自己被分裂成两种意识，而且这两种意识之间的关系是以威胁、争斗、揭短和嫉妒为标志。这种对话的语言始终充满讽刺性，暗示着佩科拉已经分裂的心智中意识的分隔平面和语言表达能力的破碎。

《最蓝的眼睛》出版于黑人文化民族主义十年的末期，明确地阐明提出政治化口号“黑即是美”的必要性，以对抗白人的价值观垄断。然而小说使读者看到的仅仅是词汇上的颠覆 （即黑色从丑陋到美丽），这还远远不够，因为这样的对立修辞并未触及问题的核心:基于种族的、被主流规范和陈规陋习所支持的社会等级结构。

[1]Morrison，Toni.The Bluest Eye.New York:Penguin Books USA Inc.，1994.

[2]Page，Philip．Dangerous Freedom : Fusion and Fragmentation in Toni Morrison’s Novels.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5．

[3]埃利奥特·巴特勒-埃文斯.种族、性别和欲望:托尼·凯德·班巴拉、托妮·莫里森和艾丽斯·沃克小说中的叙述策略[M].费城，1989:79.威利斯.详细说明:80.

[4]巴巴.论模仿与男人[M].129页；歌丽·维斯万纳森.征服的面具:文学研究和在印度的英国法则[J].纽约，1990；克鲁斯.叛乱还是革命？76-87.

[5]琳达·迪特马尔.循环会被突破吗？《最蓝的眼睛中》的政治形态[J].载《小说论坛》学报23卷，第2期，1990年冬季:137-154.

[6]林顿·佩奇.现代小说家:托妮·莫里森[M].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5:24-38.

[7]马多恩M.迈纳.不再吟唱蓝调的女士:《最蓝的眼睛》中的强奸、发疯和沉默[M].

[8]苏珊·威利斯.详细说明:黑人妇女对美国体验的描写[M].托妮·莫里森再版:过去与现在的透视评论[M].亨利·路易斯·盖茨和K.A阿皮亚主编.纽约:阿米斯特德出版社:308-329.

[9]唐纳德B.吉布森.托妮·莫里森:过去与现在的透视评论[M].纽约:阿米斯特德出版社，1990:159-174.

[10]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后记[M].纽约:企鹅丛书，1994.托妮·莫里森之最蓝的眼睛再版[M].哈罗德·布鲁姆编辑.费城:查尔希出版社，1999:163-167.企鹅丛书1994年版的《最蓝的眼睛》后记中的摘节，其中莫里森论述了导致她创作小说的经历.

[11]托马斯H.菲克.托妮·莫里森的洞穴寓言:电影、消耗和《最蓝的眼睛》中的柏拉图现实主义[J].中西部现代语言协会期刊，20卷，1989: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