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哗与骚动》的欲望叙述

⊙张新军［湖北医药学院英语语言学习中心，湖北 十堰 442000］

福克纳的著名小说《喧哗与骚动》中潜伏着一个饶有趣味的、关于凯蒂的问题。虽然作者口口声声说“这是两个女人的悲剧:凯蒂和她的女儿”①，宣称把凯蒂的故事写了五遍才算了却心愿，并尝试了不同的叙述角度，然而最后却没有从故事的中心人物凯蒂的视角来进行叙述，甚至没有呈现凯蒂丝毫的内心意识。作者对凯蒂碎片式、影子式的处理，导致了批评家们对这个人物形象从天使到妖妇的相互冲突的阐释。本文将首先评述学界关于“凯蒂问题”的主流看法，然后以拉康的理论模型来分析小说的叙事结构，淡化凯蒂作为故事人物的主题意义而突出其在主题表征中的功能意义。

一、凯蒂的失语问题

关于凯蒂的分析实际上集中于两个论题:一是凯蒂悲剧的根源；二是作者为什么不设置凯蒂的叙述声音。

关于第一个问题，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其一，社会文化的原因，主要是南方传统的妇道观念、基督教文化及种族主义的双重效应，认为女人的价值就在于她的贞操。其二，家庭环境的原因，主要是在康普生家里，爱早已枯竭，父母冷漠自私。其三，凯蒂的个性弱点，不能同旧的社会观念和道德传统断然决裂。

凯蒂的悲惨命运更有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必须还原南方的历史具体性并触及南方社会道德的真实场景。在南方社会心理的塑造上，尤其在18世纪，英国的乡绅生活模式起着突出的作用。南方还基本处于农耕文明时期，作物也很单一，先是烟草，后是棉花。由于生产技术非常落后，只有依靠大量的黑人奴隶，于是，“南方骑士精神”就应运而生。霍顿和爱德华兹在《美国文学思想的背景》中把它归之于白人对黑人的负罪与恐惧心理。②虽然黑人在数量上已经和白人相当甚至超出，但历史上并没有多少黑人残害白人的事件发生。然而，白人心理中始终存在一个无法抹去的阴影，正是出于这种想象性的恐惧以及种族纯洁性的考虑，才会推崇男人保护妇女而妇女洁身自爱。按照阿尔都塞的定义，可以说这就是南方 （父权）意识形态的一个侧影。也就是说，对妇女的道德束缚是一种历史必然，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它意味着南方不可能超越它自身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凯蒂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这种历史错位的生产方式，使得这片受双重诅咒的土地从一开始就注定浸淫了浓郁的悲剧意识。女权主义者义愤填膺，声称女人没有自己的语言或声音，唯一可资利用的就是自己的身体，所以凯蒂正是大胆地运用自己的肉体，宣泄她对性别压制的愤怒，以男人最惧怕的方式——放纵情欲——破坏男性奴役女性的阴谋，扰乱社会性别秩序，进而颠覆男性主体的稳定性，构建属于女性的主体意识。但凯蒂这种反抗方式，对所谓的男性主体而言，她不过沦为他们的玩物而已，谈何颠覆他们的稳定性？这当然是又一层面的男权社会的悲剧。

第二个问题，凯蒂声音的缺场。作者本人的解释是:“对我而言，凯蒂还是太美丽、太动人了，不能让她屈尊来讲述发生的事情。”③国内学者大都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将他们的讨论并置起来，就会发现论证上的循环。这些分析，一方面从女性主义的理论预设出发，认为在父权文化的传统中，女性从来就没有主体地位，没有话语与身份，从而得出结论，男权社会的压力将凯蒂隐蔽于男人的阴影之下，她失去了话语权力，无法为自己进行辩驳，在文本叙述中，她的说话机会甚至还不如她的白痴弟弟；另一方面从文本矛盾出发，即凯蒂处于小说故事的中心地位却在文本表征中被剥夺了叙述机会，认为这反映了作者的男性意识，折射了美国南方男性社会的道德规范对女性的主宰地位，喻示了她们附属于男权社会的点缀地位，凯蒂成为男权社会中永恒沉默的他者，被逐出男性秩序的中心位置而居于社会历史的边缘地带。

这些讨论可以总结为，从女性主义的普遍性理论概括轻率地跨入文本的具体叙述结构，以一种阿尔都塞所说的“表现因果论”的思维方式，跨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即文本中女性声音的缺场体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话语主体的缺场，首先，这些论述违背了文学创作的规律，创作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并不意味着必然从人物的内心角度来刻画。其次，这违背了文学史的事实，且不说有那么多的女性作家 （无论曾经湮没与否），还有那么多的男性作家在小说叙述中采取了女性视角来描绘独特的女性心理经验，即便女性视角叙述也并不必然就能摆脱男权意识形态。简言之，关于女性失语的普遍历史预设和女性视角在具体文本中的缺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映射关系。关于为什么不让凯蒂出场亲自叙述故事，陶洁倒是接受了福克纳自己的说法，认为它符合作者对于创造理想女性的一贯思想，即男人心目中的理想女人不能正面描写，只能通过侧面描述来唤起对她的遐想。陶洁还联系到福克纳的个人情感生活经历 （如少年恋情、小女成长等）剖析了福克纳对年轻女性既爱慕又怀疑的矛盾心理，提出“福克纳通过班吉的呼喊声、杰生的愤怒和昆丁的控诉表达了对女人的抗议与谴责”④之观点。同时还指出，作者不给凯蒂单独的一章，也可能因为无法从内心世界描写女性。陶洁的分析侧重文本的生产过程。作者最初创作前三章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发表，只是为了表现个人的心理。

二、叙述结构的拉康式解读

为了避免对“凯蒂问题”作基于小说内容的伦理争执，不妨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考察小说的语言形式和叙事结构对小说主题的表征意义，以及人物凯蒂在主题构成中的地位和功能。

福克纳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说:“作为背景，我给她 （凯蒂）一个由破败的房屋作象征的注定要败落的家庭。我也可能就在其中，既是兄弟又是父亲。不过，一个兄弟不能包含我对她的所有感情，我给了她三个兄弟:像情人似的爱着她的昆丁、怀着父亲一样的仇恨、嫉妒和受伤害的骄傲爱着她的杰生和以儿童的纯粹的无知热爱她的班吉。”⑤于是，我们用拉康 （Jacques Lacan）的理论模型来分析《喧哗与骚动》的结构模式。

拉康主义的主要关注是知识如何通过语言被建构，语言结构又如何组织我们的意识以及无意识的生活。康普生三兄弟也可以看做一个人，体现为三个不同的成长阶段，或者是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这样说只是为了方便对应拉康关于心理发展的阶段理论。

班吉——前镜像期 （The Prespecular Stage） （虽然三十三岁，但他的时间是停滞的，他的世界是混乱的，依然处于婴孩状态）。在前镜像阶段，虽然婴儿的生物学能力非常孱弱，他却在努力地感知周围的世界，尚不能区分自我与外在世界，处于一种客体关系之中，最接近存在的纯粹物质性。在小说的第一部分 （班吉的内心独白），叙事所呈现的是班吉的感官意识，一个封闭的世界，充满杂乱无章的经验碎片。这种叙述文体制造了强烈的物质感受的幻觉。班吉的意识主要受听觉、嗅觉、视觉的左右而流动，没有任何时空界限，如进入水中就联想起和凯蒂戏水时的情形。关于凯蒂的记忆都是通过这些感官感觉而唤起的，这些记忆也并没有确切的可传达的深层含义 （当然读者可以投射自己的阐释），不过是呈现为能够给他带来快乐体验的意象符号而已，如凯蒂声音、拖鞋，尤其是凯蒂的味道。前镜像阶段的婴儿不知道自己与给他带来快感体验的客体之间存在着界限，于是和原初他者 （如母亲，婴儿需要的应答者）的客体符号 （如声音、目光、乳房等）混为一团，因此无法表征自己的生存经验。“在此阶段这些意象是破碎的和倏忽的，没有根本的感觉连续性。”⑥鉴于康普生夫人病态身心，对前镜像期的班吉而言，正是凯蒂充当了母亲的角色，也就是说，班吉的心理感觉和凯蒂的所谓“客体符号”融合在一起，满足了班吉的需要。

昆丁——想象界 （The Imaginary）。镜像期对主体的发展至关重要，此时婴孩第一次从镜子里认出了自己，获得关于自己的形象。虽然他的生理协调行动能力依然孱弱，但从这个统一化的影像中获得极大的快感满足，因为它提供了关于“身体的整体形式，主体藉之在幻想中预期他的力量成熟”⑦。但是所认同的客体是一个异化的形象，它既是自己又是他者，因此是一种误认，这就是拉康所谓的想象界。就昆丁部分而言，昆丁所痴迷的这个虚幻的镜像是什么呢？可以是家族荣耀的捍卫者、南方传统的骑士精神、或敢爱敢恨的男子汉。但他确实非常怯懦，无论是内心还是外在的身体力量，典型表现在通过破坏手表而试图克服对时间的恐惧，以及与艾密斯的对决演变成闹剧。这正好体现了想象界里的自我与镜像他者之间的张力。处于想象界的婴孩具有与作为整体的他者 （如母亲）结合的欲望，而欲望的原初形式就是要成为他者，因此他的快感与他者的反应密切相关；而他者又具有自己的欲望，于是婴孩意识到自己和他者都不可能是无所不能的，不是完美无缺的。镜像可能作为个体意识的一部分残留终生。在昆丁部分里，最让人唏嘘不已的是他们之间那种超出兄妹之情的爱。比起什么家族荣誉，昆丁真正在乎的其实还是凯蒂的感情。用拉康的话说，他想成为凯蒂的欲望客体。他依然无法区分内部与外部世界的界限，黯然感受自我的异化分裂之痛，沉湎于想象与内省，如反复呈现和凯蒂一起下地狱为圣洁的火焰所包围的意象。整个昆丁部分的叙述，虽然比班吉部分多了些逻辑性，但仍然是充满了杂碎的记忆印象、心理幻觉、内心感悟。就是说，昆丁的意识始终处于想象界，又无法承受失去之苦痛，只能以自杀寻求解脱。

杰生——象征界 （The Symbolic）。小孩习得语言进入象征界，即预先决定的由语言和文化构成的差异表意系统。“只有通过接受性别差异以及明显性属角色的必然性，小孩……才能恰当地社会化。”⑧唯其如此，才能进入先在的语言与社会的意义网络。“语言结构具有社会权威的标记——父亲的规则、法律和界定，其中包括母子关系的定位。”⑨巧合的是，杰生正好承袭了拉康所谓的“父亲之名”，当然，更重要的是，作为康普生家唯一心智健全的人，他承袭了在家庭与社会中的父亲角色和功能。在父亲故世后，是杰生靠鉴定棉花等级挑起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的整个担子；由于他的努力，全家的生计得以维持。杰生部分虽然也是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但幻想与内心独白的成分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与前面班吉和昆丁两部分的感官意象呈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杰生部分的叙述语言具有强烈的逻辑思辨色彩。比如他对女人的看法:“我从不对任何一个女人作任何承诺，也从不让她知道我打算送给她什么东西。这是对付女人的唯一办法。”实际上，杰生一直都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解，阐述自己的价值观念。如果说意义的生产也是一个自我建构的过程，主体是由他在语言中的位置所决定的，那么杰生的思想意识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表意网络所塑造，是文化示意链的一种效果而已。在象征界，父亲法律的介入禁止先前的乱伦欲望，但这个损失在语言中得到了补偿，因为语言具有象征能力，可以表征缺场的事物；最终小孩克服俄狄浦斯情结，在语言系统中占据主体的位置，在与他者差异与相似的关系中建构主体的身份。但由于符号的旨意过程总是从一个能指滑向另一个能指，因而欲望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对杰生而言，欲望的失落通过一种转喻的方式实现了回归，这体现在他对金钱的崇拜上。杰生部分中对金钱的屡屡指涉取代前两部分中对凯蒂的屡屡指涉，也就是说欲望被置换成了对象征能指的欲望，而欲望的真实内容和意义已经在示意过程中散播了。

拉康模型还有第三维，就是实在界 （The Real）。那是一种进入语言之后就永远失去而只能缅怀的自然或本性状态，只有混沌未开的、外形绵软的婴儿曾经最接近它。实在界不可能被真正把握或理解，因为它处于意识之外、语言之外，抗拒表征。比如，作为主体欲望的最初客体，母亲的身体，就是实在界的一个例子，已经永远地失去了。不过，可以通过想象界和象征界的心理逻辑对之进行各种各样的建构，通过一系列的象征能指对实在进行某种置换，或追溯它的一些蛛丝马迹。因此，我们把《喧哗与骚动》的核心人物——凯蒂置于实在界。简言之，作为欲望客体的凯蒂，白痴班吉 （前镜像期）曾经拥有最为紧密的关系，昆丁 （想象界）试图认同却最终失去，而在杰生 （象征界）那里则以转喻的方式实现了回归。拉康模型表明了，为什么凯蒂在康普生三兄弟的意识中呈现为不同的侧面、释放出不同的意义、寄托了不同的情感。

这就是说，在基于拉康模型的叙述结构解读过程中，“凯蒂问题”被改写成了一个关于欲望的失去与表征的问题，一个关于意义的建构与阐释的问题。

三、欲望的延宕

那么，对福克纳而言，凯蒂究竟意味着什么？作者后来也承认，在凯蒂身上他创造了他一直想拥有但未曾拥有的妹妹以及他注定要失去的女儿的形象。⑩作者写这部小说，就可看做是对这种失落的一种象征性补偿、对不复回归的往昔进行一种象征式再现。同样，福克纳在访谈中屡次描述的凯蒂意象也是对整个南方的一种表征方式。福克纳的系列作品就是，通过想象中的约克纳帕塌法那片邮票般大小的故土，来挽回关于南方的若干记忆与情感。关于拉康的实在，詹明信曾直言它不过就是历史本身。无法真实地再现凯蒂，就像无法真实地再现南方的历史一样。他们可能曾经那么美丽，那么让人魂牵梦绕，但都不可避免地堕落衰亡并最终消散。

这样看来，《喧哗与骚动》同时又是一个关于阅读、关于认知的寓言。整个小说从结构上看就是以叙事的方式从不同的视角对凯蒂进行建构与阐释。那些指责小说没有给予凯蒂独自一章的人，心底里怀着一种对实在界进行表征的渴望、一种对意义可能散播的恐惧。他们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实在界的历史或凯蒂不可能自己说话，不可能向读者言说终极的意义。实在界虽然不可表征，但确是可以认知的，康普生三兄弟就代表着三种不同认知视角:对历史的南方那种无法割舍的、热恋而又憎恶的情感。但是，作者在叙述中预设了对凯蒂的可能阐释方式。可以将前三部分视作小说本体，其余部分视作补充叙述，对本体部分的澄清与导向。

小说叙事生产的过程充满了不连续性、矛盾性、异质性。最初的三章，分别以康普生三兄弟为叙述视角，以对凯蒂迥然相异的感知与理解构成了对话关系，预设了凯蒂形象的开放性与未完成性。其中，班吉和昆丁部分又与杰生部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前两部分中内心独白叙述手法的使用，产生了读者方面高度卷入性的阅读效果；而杰生部分的叙述语言则已经变成了双声话语，因为明显感觉到杰生始终在与一个缺席的声音进行争辩，同时读者在道德上与杰生的声音或意识拉开了距离。实际上，如果说班吉和昆丁部分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实验文体，那么杰生部分则更体现为传统现实主义的叙述风格，杰生成了不可靠的叙述者，其背后隐含着一个鲜明的权威声音。

为发表的缘故，福克纳才加写了第四章 （迪尔西部分），第四章采用了全知视角。虽然该部分叙事与凯蒂没有直接关联，但已经显露出对叙事客观性的企图。至于附录，更是以历史编年的叙述风格确立了意义权威，同时通过追溯康普生家族的整个历史，完成了小说的叙事封闭 （closure）。虽然就文本层面而言，五个部分的叙述声音应该是平等的、对话性的，但附录显示，作者企图把对凯蒂乃至整个文本的阐释权牢固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不能忽略的是，福克纳还就叙事生产提供了售后服务，他在访谈和大学讲坛反复阐述凯蒂爬树的意象以及创作过程，仿佛这部小说原本就具有一个整体的意图。他的确成功了。多少学者就是以他的追加叙事为依据来进行文本分析，为后两部分与康普生兄弟部分之间所存在的断裂与差异进行开脱和辩解。

这是一种奇异的从文体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的回归。整个小说叙事由“康普生三兄弟章+迪尔西章+附录+追加叙事”构成，借用巴尔特 （Roland Barthes）的术语来说，整个叙事生产过程形成了从“可写文本” （scriptible）向“可读文本” （lisible）的回归，也就是从意义生产向意义消费的回归，从读者自由向作者权威的回归。尽管如此，《喧哗与骚动》不过是以关于欲望的叙述置换了欲望的内容，欲望的客体已经永远地延宕并失落了。

①③ William Faulkner.Faulkner Discusses The Sound and the Fury [A].In Twentieth Century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ound and the Fury: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C].Ed.Michael H.Cowan.Ea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68:16.18.

② Horton，Rod W.and Edwards，HerbertW.Background of American Literary Thought [M].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74.

④⑤陶洁.《喧哗与骚动》新探[J].外国文学评论，1992， （04）:32-39.

⑥ Lorraine，Tamsin E.Gender，Identity，and the Production ofMeaning[M].Buolder:Westview Press，1990.31.

⑦ Lacan，Jacques.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A].In Literary Theory:An Anthology[C].Ed.Julie Rivkin and Michael Ryan.Oxford:Blackwell，1998.442.

⑧ Eagleton，Terry.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143.

⑨ W right，Elizabeth.Psychoanalytic Criticism:Theory in Practice[M].London:Routledge，1989.109.

⑩ Minter，David.William Faulkner:His Life and Work[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