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本中的“话语”真相——从“话语”冲突角度解读《剪辑错了的故事》

⊙胡莹莹［信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经典文本中的“话语”真相
——从“话语”冲突角度解读《剪辑错了的故事》

⊙胡莹莹［信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信阳464000］

新时期之初包括《剪辑错了的故事》《记忆》等在内的作为主流文学的经典文本，除了集中、突出地反映了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需求和政治意识形态规范，同时，由于诞生于新时期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语境而具有了非文学性、非主流文化规范的异质因素。本论文从“话语”角度，重新解读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这部小说的重心并非简单落在干群关系、党的群众政策等问题的重新检讨上。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部作品中的话语缠绕与交锋：小说充满了不同话语的申诉，不同价值立场的冲突和不同思想信念的交锋。

新时期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话语

“话语”原本是西方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后逐渐上升为一种理论形态被应用到哲学、历史、文学批评中。在福柯这儿，“话语是权力的各种运作方式体现得最为显著、同时也最难识别的地方，它与实践紧密相连。渗透于话语之中的权力支配着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制约着主体的形成，话语就是权力的传播者和代替品。”①以话语理论或从话语角度切入文本是解读文本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批评模式。尤其对新时期处于复杂政治环境和社会语境中的小说文本，我们更应打破单一的社会学的解读方式，尝试多种途径，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展示出这些复杂文本的丰富的内涵与思想。新时期的很多文本，由于当时社会文化思想的复杂化和文学语境的多元化，这些文本在创作、阅读和批评过程中，不仅仅作为文学文本，也是那个时代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副本，小说在那个时代真正充当了时代晴雨表的作用，时过境迁，我们在重回历史情境试图重新阐释和阅读这些经典时，我们应该最大程度地还原到当时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语境中，理性地进入到这些文本内部，离析出这些文本中的文学因素、非文学因素，辨别文学的内部真相究竟是怎样？哪些文学的内部精神被后来的阅读者或研究者所忽略？

为了集中说明问题，这里我以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为例，解读这部作品中的话语缠绕与交锋。我认为，这部小说的重心并非简单落在干群关系的重新检讨问题上。值得重新关注的是：小说中的不同话语的申诉，不同价值立场的冲突和不同思想信念的交锋。

作为主人公的老寿是一个经历过新旧时代的农民党员。小说的冲突首先表现在老寿这种双重身份上。作为党员，他服从组织，以大局利益为重，组织纪律性强；作为农民，他务实，重物质生存，朴素正直，对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两种身份及其相应价值立场在面对具体事情时，冲突便产生了：在上交征购粮、砍伐梨树等事上，作为农民，他深切同情理解农民物质资料的贫乏、食不果腹的现实，因而坚决不同意老甘等人大搞浮夸风放粮食新卫星的政治行为。但另一方面，老寿毕竟又是一个老党员，在这一身份面前，他常常自省，担心自己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并有意以此身份压抑自己的农民身份。老寿的痛苦来自于他在两种身份与话语间的游移，但在一个高度政治化以及日常生活被编织进社会政治的社会现实中，政治身份与政治话语无疑是强势身份与话语。而且，老寿作为一个农民党员，他对政治的信仰，对党的忠诚是发自内心的，他也极其珍视看重自己的这种身份。

在中国革命史上，卷进或身处革命运动潮流中，或获得政治身份的农民，尤其是老一代农民，他们身上的革命色彩（政治性）与农民色彩（民间性）的纠缠是个颇具意味的话题。一方面，革命与政治赋予了他们一定的政治身份或革命色彩，使他们表现出区别于一般农民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但另一方面，他们的思维方式、伦理情感等还固着于封闭自足的乡土社会结构与小农经济模式，革命色彩与乡土色彩，先进性与落后性（原始性）难免交错在一起。老寿的痛苦根源就来自于这两种身份、两种话语立场的冲突。在小说中，民间话语/政治话语，民间伦理/政治伦理，发生激烈对峙并以老寿的溃败而告终。尤其到了第二回合的砍伐梨园的冲突中，小说中用这样的文字表达了政治话语与权威下老寿的个人恐惧与民间话语的退却：

老寿一想到这里，心里顿时害怕起来，吓得手脚都凉了。可不得了，咱这不是有点反领导的意思了吗？……甘书记劝我要听党的话，难道自己真的跟党有了二心？

“杀了头也不能有这个心啊！”老寿陡地站了起来，当即离了窝棚，当即走出梨园，当即找到支部书记老韩的家里，他要原原本本，向党反映反映自己的思想，表明自己跟党没有二心。②

中国农民阶级是一个驯服、忍耐、奴性意识很重的阶级，鲁迅先生将中国民众的历史概括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③的两种历史状况。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阶层是社会统治、宗法结构、伦理制度下最为苦难深重的一个阶层，近现代以来，在家国危亡、战事频仍的历史语境和纷乱的政治运动中，农民阶级的主体性并未在现实中得到张扬，相反，在内忧外患、烽火连天和政治闹剧的动荡不安中，农民阶级谨小慎微，在破败贫瘠的乡土上颠踬生息。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在为农民阶级“画像”和代言农民阶级的历史地位及思想心声时，农民阶级及其话语尚未能摆脱或超越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话语，农民阶级尚活在历史造就的创伤性记忆和政治带来的习惯性桎梏与恐惧中。小说较为真实地呈现了农民阶级面对政治的这种话语申诉与溃败的悲剧。

《剪辑错了的故事》是对两个不同时段历史的交叉叙事。在“大跃进”中，两股力量龃龉不断，但这两种话语在战争年代（解放战争与抗日战争）中却相安无事，文本层面表现为党民和谐，党爱民，民拥党。难道两种力量在民族统一大业的关头彻底消弭了矛盾，平衡了利益？细读文本，二者在利益、立场、价值上分歧依然，如在粮食危机面前，老甘因迂回斗敌而面临粮食短缺，此时，老寿并不宽裕，从他将家里仅有的粮食装进干粮袋可看出，他几乎是倾其所有。同样面对利益纷争与价值诉求差异，战争中两种话语与两种力量并无多少罅隙和冲突，这是什么原因？是老寿们在家国危亡面前深谙民族大义所致？似乎不全是，毕竟务实尚实的农民再怎么理解民族大义，也不会为了一个高贵的名声而置自己陷入无粮草的绝境而不顾。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多次写到老甘在受捐前后对老寿的承诺和对美好未来的描摹——“将来我们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果园。”因而，面对现实困境，老寿用其笃信不疑的这种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图景开导其妻“到共产主义那更美了，吃香的，喝辣的任挑”。可见，民间话语自觉让位于政治话语并非来自后者对前者的暴力征服，而是来自于前者对后者绘制理想蓝图的憧憬、信任和向往，继而产生的信念折服和情感认同。“更为重要的是，‘话语’更能显现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文学并非单纯个人话语行为，而是许多因素或关系相互作用的社会话语活动。”④

也可以说，政治征服民间在此处并非靠的强权，而是通过对理想未来与美好生活的虚设来引导百姓克服、忍耐眼前的困苦，从而让渡眼前的利益。这种虚幻的理想主义类似于一种“准宗教”，能有效克制规约遵循者的行为与思想。共产主义既是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制度设计，又呈现出乌托邦的虚幻性与理想性。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物质虽然匮乏，但共产主义在精神亢奋的国人面前成了指日可待的现实和触手可及的幸福，共产主义呈现出高度现实化的特点。而且，这种现实化的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奇妙叠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公民理想和社会理想，“为了祖国的幸福、伟大和独立，一个真正的人要毫不动摇地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因为没有祖国幸福、伟大、独立的生活，不仅是痛苦的，而且是可耻的……爱国主义情感、思维、信念、行为教育的复杂性和无与伦比的独特性，就在于在普通的生活中、在日常劳动中。”⑤这种现实化的理想和超越功利的爱国主义催生了人们对现实困苦的忍耐和放眼未来的信仰。

那么，文本中的这些多重话语，哪些是文学的最初旨意，哪些是当时历史语境的话语真相，这些话语冲突和交锋隐藏着作家怎样的犹豫和言不由衷？这似乎是个相当驳杂的问题。这种驳杂的表现之一便是这些不同话语体系真假的难辨性。韦恩·布斯曾根据叙述者与作品思想意义的距离提出了“可靠的叙述者”和“不可靠的叙述者”这组概念。里蒙·凯南曾指出这二者在小说文本中不易分辨的特点，即“许多文本都使人很难确定其叙述者究竟可靠还是不可靠，如果是可靠的，也难以确定究竟可靠到什么程度。有些文本——可以称之为模棱两可的叙事——则使人根本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它们使读者始终在两个相互排斥的选择之间来回摇摆。”而这种“不可靠叙述”产生的根源在于，“他难免会受到知识有限，亲身卷入事件以及价值体系有问题这类束缚，由此常常产生不可靠的可能。”⑥在韦恩·布斯看来，叙述者的思想规范接近或合乎隐含作者与作者的思想规范称之为可靠叙述，“不可靠的叙述者依靠他们距离作者的思想规范有多远，依据他们在什么方向上背离作者的思想规范，存在着显著差别。”⑦新时期文本中充满了多种话语的交锋，这些不同话语立场、话语身份与力量构成了所谓作品或作家的思想规范，重新阐释这些文本，意味着挖掘那些被忽略，被压抑的话语体系与话语立场，真实再现历史语境中这些文本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新时期小说文本内部的多重话语的共生与交锋包含的是新时期之初，文学在反思历史、修复创伤性的民族记忆和建构新的社会理想过程中，文学尚未完全走出建国以来主流文化和特定政治文化语境确定的叙事序列和叙事惯性，文学叙事仍在既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叙事准则框架内滑行，但随着历史航向的拨正和社会语境的开放，文学的春天毕竟已经来临，因而，作家的价值观与文学审美观念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与主流话语相去甚远的异质话语和个体话语渗透在文本世界中，异质话语的产生和个性化声音的申诉宣告了文学在大时代变动下的自身哗变。而这些在随后尽管被当做异端来“争鸣”和检讨的话语和立场恰恰是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逐渐回归本体，重获“主体性”的重要推动力量和组成要件。

①童庆炳、曹卫东：《西方文论专题十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②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

③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3页。

④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⑤[苏]B.A.苏霍姆林斯基：《怎样培养真正的人》，蔡汀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304页。

⑥[以色列]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清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86页。

⑦王先霈、王友平：《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87页。

作者：胡莹莹，文学硕士，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为信阳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讲师。编辑：杜碧媛E-mail:sxmzxs3@163.com

本论文是“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科研人才培育基金（项目编号：0909033）”阶段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