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彩》中的叙事陷阱

⊙贺权宁［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黄宗贤［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300071］

《摸彩》中的叙事陷阱

⊙贺权宁［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黄宗贤［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300071］

美国短篇小说家雪莉·杰克森的短篇小说《摸彩》历来是一部充满争议的作品。一方面，不少读者读罢该短篇小说都不免捶胸顿足，愤懑不已，抑或心头纠结，难以化解；另一方面，该短篇小说到目前为止业已引起批评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赞誉。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均源于该短篇小说独特的叙述策略以及作者对读者心理预期的突破常规的利用。本文通过对该短篇小说叙事策略以及读者心理的分析，旨在洞悉杰克森有别于他人的精湛的短篇小说技法。

叙事策略读者反应心理预期短篇小说技法

一、围绕《摸彩》的争议

雪莉·杰克森（ShirleyJackson,1919-1965）是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天才小说家，她非常善于利用叙事策略来讲述故事。在短暂的一生中，她共完成了六部长篇小说、两部回忆录以及几十部短篇小说，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短篇小说《摸彩》（TheLottery）。《摸彩》原载于1948年6月28日的杂志《纽约客》（TheNewYorker），当时美国处于二战后的繁荣发展时期，文坛的发展也是欣欣向荣，大批优秀小说家涌现，但没有哪位作家能如杰克森一般，仅以一部短篇小说《摸彩》便激起纽约乃至整个美国社会的千层浪。

英国唯美主义小说家和美学理论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Wilde）在他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ofDorianGray）的自序中说：“对一部作品意见不一正说明这部作品是新颖的、复杂的、有生命力的。”①雪莉·杰克森的短篇小说《摸彩》正是这样一部作品。

《摸彩》一经出版便引来轩然大波，人们关于这部作品争论不休，《纽约客》收到不计其数的读者抗议信，他们读完该短篇小说后纷纷感到恐惧和惊慌，更有愤怒的读者直接退订该杂志。杰克森的传记作者朱迪·奥本海默（Judy Oppenheimer）在《秘密的恶魔：雪莉·杰克森的生平》（Private Demons:TheLifeofShirleyJackson）中写道：“在这本杂志的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这本杂志再没有其他东西能引起如此巨大的愤怒、恐惧、厌恶和魔法般的力量。”②就连杰克森本人在1960年的一次讲座（讲座内容在1968年出版）中回忆起当年的经历时也承认，在她1948年夏天的300多封来信中，对她比较友善的只有13封，而这13封信大部分来自她的朋友。为了装下所有的信件，她不得不换成最大的邮箱，而邮政局的局长为了避嫌甚至极力避免与她攀谈。没想到的是，她的妈妈也加入了谴责她的行列，责问她为什么不写点让人看了能高兴的作品。③批评家哈维·布赖特（HarveyBreit）不无悔恨地说当时有很多的批评家都认为这篇小说“象征了对巫术和魔法时代的回归，回归了迷信的、对邪恶的崇拜”④。后来，该短篇小说在南非联盟受禁，1984年该小说进入了美国学校和图书馆最长封禁的30本书的名单。

尽管这篇短篇小说瞬间取得恶名并给读者带来很多不安，然而，它无疑也是美国文学中重版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⑤至于杰克森的小说艺术，批评家对她的褒扬也并不少见，艾哈伯·哈桑（IhabHassan）说：“我总是觉得有些作家我们只能读他们，而无法评论。这些作家的才华如鬼神般萦绕幽微，他们的创作技法几近完美……杰克森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家……她让批评家对她束手无策，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为她献上溢美之词。”⑥这应该算是批评家能给作家的最高的赞扬了。1992年，该短篇小说甚至被收录进了理查德·福特（RichardFord）编写的《葛兰大美国短篇小说集》（The Granta Book of the American Short Story）。

即使是现在，该短篇小说所引起的争议仍在继续，而读者反应的两极之间的鸿沟也仍在扩大。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一方面普通读者对该短篇小说会那般愤怒，而另一方面该短篇小说又会引起他们那么浓厚的学术兴趣？既然该短篇小说经常引起解读的困境，那么其艺术价值何在？另外，在对该短篇小说解读中的解释学困惑和该小说不断飙升的声名之间到底又有什么关系？

二、读者反应与反读者反应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记住在这篇短篇小说中体现的读者和作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传统的“作者作为意义创作者，读者作为意义接受者”的看法不尽相同的是，现代的接受美学一般认为，读者或者观众在艺术作品意义产生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应该对读者和观众体验进行强调的观点首先由英国的文艺批评家和诗人沃尔特·佩特（WalterPater）于一个多世纪前就已提出。他指出，当我们在欣赏一部作品时，我们要问的是这样的一首诗歌或一幅图画对于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对我产生了什么作用？它是否给我带来了快乐，哪种快乐？我的本性经由这个作品产生了什么变化？这些问题正是美学批评家们所要关注的本质问题。在对一个艺术品的要素进行研究时，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看这些要素对于我们个人所能产生的意义。⑦佩特强调对读者和观众体验进行研究的重要性，这点在20世纪的接受美学中得到长足的发展。

从当前的角度看，读者反应在整个阅读体验过程中占据了很大的分量，甚至可以影响文本意义的产生。与传统的看法相比，现代的文学理论较为普遍地认为创作文本意义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已从作者转移到了读者身上。根据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作者已死”⑧的理论，当一个作者完成了一部作品之后，他便失去了对这个作品的控制力，于是解读抑或续写文本意义的权力便从作家手中转到了读者手里。当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他便享有将自己的经历、背景、想象、联想、知识构架和认知方式带到阅读中进行文本再创作的权力，从而获得更为丰富、深刻的美学和道德体验。

然而，这样的阅读方式却在碰到《摸彩》这篇短篇小说时遇到了莫大的困境。短篇小说《摸彩》的作者似乎并不情愿将对作品的控制拱手让给读者，作者的实际意图在于通过对读者心理的揣摩，瓦解读者固有的阅读习惯以及基于作者文本所可能产生的期待以及阐释框架。在该短篇小说中，虽然作者的声音并没有直接出现在小说文本中，但是作者的意图仍然潜伏在文本叙事的表层之下，并时时地等待着读者在阅读习惯的驱使下掉进作者所设下的叙事圈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变成了作者圈套中的猎物。绝大多数的读者只是到了故事临近结束的时刻才恍然发现自己已中圈套，从开篇开始对作者的信任恰恰被利用，并且在最无防备的地方被作者插上“一剑”。小说作者对叙事策略的超高掌控颠覆了文本与读者间作为“被审视者与审视者”的二元对立，对读者心理的利用以及对读者作为审视者的自尊的刺痛正是大部分读者感到惊慌愤怒而同时又使得该短篇小说闻名遐迩的原因。

三、猝不及防的叙事陷阱

下面我们将通过对读者阅读该短篇小说过程中的心理反应进行分析，解析读者阅读过程中的心理预期以及小说作者如何利用读者的心理预期对叙事策略进行娴熟的控制。

该短篇小说一开篇，其所营造的氛围迅速让读者抱着一种对田园般静谧境界的期待，同时也让读者期待在这样的恬谧境界中故事能有一个很美满的结局。

6月27日的早晨万里无云，阳光明媚，鲜花盛开，绿草青翠欲滴，到处充满了盛夏新鲜的暖流。十点左右，村庄上的人们开始聚集到广场上，广场处在邮局和银行之间。有些镇上因为人多，摸彩的活动得两天才能完成，所以他们一般26日就开始，但是这个村庄人口只有三百人左右，整个摸彩的活动不到两小时就完了，所以在这里可以十点开始，完成后村民们还来得及回家吃午饭。⑨

读者在这里得到的信息是，故事虽然发生在盛夏，但是天气丝毫没有盛夏的酷热，有的是可人的新鲜的暖流，花草树木郁郁葱葱，一派繁荣的景象。熟悉赋比兴抑或艾略特式“客观对应物”手法的读者这个时候估计已经大致确定了整个故事的叙事基调，读者们一般认为，作者所刻画的世界乃是一个上帝对着他所创造的生灵微笑着的世界。作者牧歌般的充满诗意的语言以及村民们闲散的动作马上令读者内心中生起对乡村生活的怀旧与向往，有些读者甚至可能会将自己曾经的乡村生活经历和故事的叙述渐渐等同起来。

在读者形成的这种认知框架中，读者开始注意搜索文本叙事中足以加强自己对文本认同的证据，并通过这些证据对于读者对文本叙事认同的不断确认获得阅读的快感。首先出现在故事中的是一群小孩，他们刚刚放暑假，“脸上还写着尚不自在的自由感”⑩。他们先是保持安静，紧接着，出于孩子的天性，开始打闹起来。小孩子们聊着他们在学校的经历，聊着学校的老师和书本，聊着哪个学生在学校里受到老师的严厉批评。小孩子的出现，其流露天性的玩闹以及读者对于华尔华兹式对小孩的浪漫式歌颂的记忆马上令读者对于该短篇小说可能将有一个天真烂漫的结局深信不疑。

波比·马丁已经给口袋装满了石头，其他小男孩很快效仿，挑选最光滑圆润的石头装进口袋。波比、哈里·琼斯以及迪奇·德拉克里奥克斯等小孩已经在广场的角落里堆起了一堆石头，他们守在这堆石头旁边，生怕别的小男孩将他们的石头偷走。⑪

虽然小说中经常提及石头不免让人产生好奇甚至疑窦，但是这些好奇和疑窦很快在小说里小孩子的打闹中退去。他们在挑选石头时那股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符的认真劲儿以及他们在保护石头时那样的一本正经不由得令读者暗暗发笑。紧接着女孩子的出现更是让故事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女孩子们站在旁边，相互聊着，时不时地转过头去偷望着男孩们。”⑫女孩子们自己站在一起并偷偷地看着男孩们，两个动作瞬间让读者感受到在男孩与女孩之间最为原始与朴素的浪漫情愫。另外，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也在故事中得到烘托，读者看到那些年纪非常小的小孩要不在泥土里打闹，要不就拉着哥哥或姐姐的手徘徊在他们周围。读者对其乐融融的乡村生活景象的期待一一得到满足，而这种满足恰恰又推动着读者对故事圆满结局的更为炽烈的期待。

男人们和他们的女人们紧接着到场。男人们巡视着自己家的小孩，一边和其他男人闲聊着庄稼雨水拖拉机和农业税，时而也轻声地开个玩笑，女人们相互打完招呼，闲谈几句后便又回到了她们丈夫的身边，一家一户地站在一起。大人们的出现显然极大地加快了故事的叙事节奏，紧迫的感觉油然而生，然而读者感受到的紧迫感很快又被故事中家庭团聚的温馨场面冲淡了，读者再度陷入对故事营造的乡村氛围的陶醉中。大人们分别叫自家的小孩站到他们的身边，但调皮的小孩却不愿离开他们的小伙伴们，父母总得叫好几次小孩们才不情愿地分开，这简单的一幕很容易又唤起读者会心的微笑，儿时的记忆悄悄回来叩开意识之门。

接下来到场的是萨蒙斯先生（Mr.Summers），作者对他出场的描写充满喜剧的氛围，而读者所获得的印象是萨蒙斯先生的确是个热情而有趣的家伙，尤其热衷于公共活动。为了让读者更深信自己的判断，作者接着交代说萨蒙斯先生是一个“圆脸、快活的家伙”⑬。当读者再往下读时甚至还会为萨蒙斯先生感到些许同情，因为“村里人都为他感到难过，他没有孩子，他的老婆还是一个泼妇”⑭。这样的一个形象不由得让人联想起来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Irving）笔下的瑞普·凡·温克尔（RipVanWinkle），两个人物都生活在恬静的乡村，家中都有一个泼辣的妻子，两人都对公共活动乐此不疲。当萨蒙斯先生向人群挥挥手，自嘲般地说自己来得有点晚，读者或许会善意地嘲笑萨蒙斯先生，觉得他总算片刻逃脱了他那刁蛮的妻子。总之，萨蒙斯先生的出场以及作者稍带幽默的笔触给这篇短篇小说带来强烈的喜剧气氛，让读者更为深信一直以来对短篇小说美好结局的判断。

短篇小说接下来是对彩票盒子历史随意的抑或貌似随意的交代。这个盒子并不是村里原来用来摸彩的盒子，尽管如此，这个盒子也已经非常老旧，甚至比村里的最老的人都还有年头。虽然这个盒子越来越破旧，村里常有人讨论要换个新的盒子，但一直以来都仅是说说而已，这个旧盒子还是年复一年地使用。读者自然想窥视盒子里的奥秘以及盒子本身所装载的历史。对大多数读者而言，这个木盒子可以看成是一种象征，它的破旧可以象征这个盒子背后的历史和传统，与此同时，这个黑色的盒子的确给整个故事带来前所未有的悬念。当读者得知这个盒子正是用于摸彩的用途时，这个黑色盒子瞬间演变成了对小说文本阐释博弈的象征。读者对于故事结局的猜测和期待正如从这个黑色的盒子里摸彩一样，猜对和猜错的可能性皆有。然而，整篇短篇小说的叙述从头至此所营造的氛围，其时而温馨的场面、时而幽默的笔触都让读者深信自己的阐释判断。小说文本中对于摸彩传统轻描淡写的叙述以及村民对于摸彩活动质朴、腼腆而又貌似暧昧的态度都让读者对于摸彩活动本身抱有更多的期待而不是排斥。

因为大部分的礼仪都已被人忘记或舍弃，萨蒙斯先生很成功地用纸条来取代沿用了好几代人的木片。萨蒙斯先生认为，当村子还小时，用木片当然很方便，但现在村里的人口已经超过三百人，而且可能还会继续增加，这时候有必要找点更容易塞进黑箱子的东西来代替木片。⑮

对传统做出这么实用主义的改变以及萨蒙斯先生在宣布摸彩开始前的一番折腾体现的是这个现代的村庄对于传统盲目的扭曲的继承，然而读者的这一忧虑很快就被萨蒙斯先生小题大做般的闹剧冲淡。

哈亲森女士的到来瞬间将故事喜剧的气氛推向最高峰。她赶到广场，肩上刚刚披上外套，匆匆忙忙地就像害怕错过什么一样：

“完全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她对着站在她身边的德拉克里奥克斯女士说道，两人都轻轻一笑。“以为我家男人出去堆柴回来”，她接着说，“等我往窗外一看，孩子也不见了，我才忽然想起今天是二十七号，接着就一路跑了过来。”说罢，她双手在围裙上摩挲了一番，把手上的水擦干。⑯

哈亲森女士和德拉克里奥克斯女士间的微笑再一次让读者感受到村民们间的和善和浓厚的乡土气息，而哈亲森女士在围裙上擦干双手这一举动更是让哈亲森女士这个朴素的乡村妇人在读者脑海中留下鲜活的印象。她“像鹤一样伸长脖子，在人群中张望，看到她的丈夫和小孩正站在人群靠前面的地方”⑰。作者别具匠心地将哈亲森女士比喻成鹤的做法再次让读者感受到其幽默的笔触，同时也让读者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哈亲森女士身上。她向人群前面挤去，人们友善地侧身让她经过，萨蒙斯先生和她打招呼时，她咧嘴一笑以示回应。似乎被她的笑所感染，周围传来村民们欢乐的笑声。这些笑声进一步使读者确信这个村庄里的摸彩应该是一个狂欢式的活动。此时，哈亲森女士的形象也正如读者在街头巷尾所能见到的邻家大婶一般，现实而亲切。作者在哈亲森女士身上所花的这些笔墨以及其出场所带来的影响自然会让有阅读经验的读者怀疑，或许哈亲森女士将是这场摸彩大奖的得主。正是带着这样的期待，读者进一步往下读。

摸彩开始了，和往年没什么两样。尽管有人谈论它的变化或者它应该有的变化抑或它应该完全被舍弃，但是这些谈论本身似乎也和前些年的谈论没什么区别。所有的东西均如陈规一样发生，所有东西均如陈规一样可测。尽管作者故意非常有技巧地推延透露摸彩的结果，故事中的人物也经历了一轮接一轮的悬念，但是一般的读者还是会非常自信地猜测到摸彩的结果，而且认定结果会如他们所预测的那样——哈亲森家赢得了摸彩。

漫长的停顿、令人窒息的停顿，直到萨蒙斯先生将他的纸条拿在空中说道：“好了，村民们。”整整一分钟，没人有丝毫的动弹。接下来纸条都被打开。忽然之间，女人们同时都开始说话了，问道，“是谁啊？”“谁中了？”“是邓巴家吗？”“是沃森家吗？”紧接着人们异口同声道：“是哈亲森家，是比尔”，“比尔·哈亲森家中了。”⑱

读到这儿读者一般开始沾沾自喜，他的预测在此刻得到验证，他的阅读经验丰富到足可以揣摩作者的意图，并且能够准确地从叙事的“黑色摸彩盒”中抓到作者叙事的正确情节。当发现性情善良又开朗实在的哈亲森女士家赢得摸彩时，之前对哈亲森女士的好感让读者的兴奋和喜悦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这时，根据读者的期待，整个故事似乎应该理所当然地画上圆满的句号。

然而，故事没有结束。故事接下来的发展方向令读者猝不及防，而读者内心似乎还沉醉于刚才的喜悦，不愿放弃。

人们四处张望，想看到哈亲森一家。比尔·哈亲森静静地站着，眼镜往下盯着手里的纸条。忽然间，泰茜向萨蒙斯先生喊道：“你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让他自己选。我看见了。这不公平！”⑲

读者此时大概会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觉得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被蒙在鼓里，不知如何是好。读者心里肯定疑惑：赢得摸彩对于得主本是件高兴的事，为什么哈亲森夫妇此时会如此恐慌呢？故事从开端以来所营造的田园的快乐和静谧的气氛仍然萦绕在读者的脑海中，读者对作者的信任一路以来得到不断的加强，此时读者既不情愿也很难改变自己认知的方向去为故事“堕落”成悲剧的可能性做丝毫的准备。

尽管读者不愿意接受故事发展方向的改变，小说叙事并没有因此放慢脚步，而是急剧地变本加厉地“恶化”。一直以来，读者对故事结局的期待是如此灿烂，以至于他们从这个灿烂的期待中走出时，虽然他们努力地睁大了眼睛，却什么都看不见了，正如我们忽然从阳光下猛地走进昏暗的室内时看不见东西一样。不管读者多不愿意，此时他们已经完全受制于作者对叙事的“盲目”掌控中。读者心里难免有着模糊的反抗，正如哈亲森女士的反抗一样——“这不公平”，然而，整个反抗软弱无力，瞬间即逝。面对小说忽然变得紧凑的叙事，读者没有任何逃避的余地，还没回过神来，第二轮摸彩的结果也已揭晓。的确正如读者所料，哈亲森女士赢得了第二轮的摸彩，可是还没等读者弄清楚赢得摸彩的真正意味，哈亲森女士已经被村民们乱石砸死了。对读者而言，这个结局既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这样不公平，这样不对！”㉗这是哈亲森女士在被砸死之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同样也是心存不甘的读者向作者抗议的一句话。

四、输赢的悖论

在阐释的博弈中，读者胜利猜出谁会是这场摸彩的赢家，读者本是这场博弈的赢家，却不知道摸彩者如果赢得这场摸彩对赢家来说意味这什么。对摸彩者而言，赢意味着失败、丢掉性命，对读者而言，赢得了阐释的博弈，顺利猜出摸彩的赢家，却不知道“赢”字在作者的叙事结构中到底所指为何。强烈的反讽将“赢”与“输”这二元对立强拧在一起，令读者备感阐释的徒劳。

故事结束了，如梦初醒的读者才意识到他们的美梦其实是一场梦魇，愤怒开始爆发出来。他们愤怒，原因在于他们一路被作者刻意营造的美好景象催眠，他们对小说叙事怀旧式的认同竟被作者所绑架利用，他们对小说叙事的解读和期待原来都没有逃脱作者所埋伏下来的一个个圈套。读者们觉得惶恐，源于他们发现自己的理性已经被作者的非理性瓦解，自己的逻辑已经被作者的非逻辑湮灭。在关于《摸彩》的一篇文章中，詹姆斯·希尔顿（JamesHilton）指出，“雪莉·杰克森总是欺骗性地带着她的读者到达一个她精心设计好的点，然后对其施以恐吓”㉑。在杰克森的这个“欺骗性”当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她表面上透露着想创作一篇幽默、静谧而又充满阳光的故事的努力，而暗地里潜藏的却是她将要把所有的构建瓦解成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的意图。

在这场构建与瓦解的游戏中，关键的一步正是杰克森对“赢”与“输”这对二元对立非理性的非逻辑的瓦解。最后，尽管读者很不愿意，但是在这场作者与读者关于艺术作品的创作与再创作的角力中，还是雪莉·杰克森以其对叙事策略的掌控和对读者心理和阅读经验的把握技巧性地、艺术性地胜出了。雪莉·杰克森正是以这种老道的笔法和精湛的技巧使得她的短篇小说成了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奇葩，虽然这些作品时而诡异怪诞甚至离经叛道，却也凸显了雪莉·杰克森对于传统批判性的思考和对短篇小说创作技巧的革新性试验。

①Oscar Wilde.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xxiv.

②Judy Oppenheimer.Private Demons:The Life of Shirley Jackson.New York:G.P.Putnam’s Sons,1988：73.

③Shirley Jackson.Come Along with Me:Part of a Novel,Sixteen Stories,and Three Lectures.New York:Viking Press,1968：211-25.

④HarveyBreit.NewYork Times Book.June 26th,1949:15.

⑤Blanche H.Gelfant and Lawrence Graver,eds.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the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Short 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310-11.

⑥Ihab Hassan.Three Hermit on a Hill.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Sept.23,1962:5.

⑦Walter Pater.The Renaissance.London,1910：viii.

⑧Roland Barthes,“The Death of the Author”,in 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rle(ed),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3rd ed.)Beijing:Beijing University Press,2006：1256-1258.

作者：贺权宁，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圣经文学；黄宗贤，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西方当代文学理论。编辑：魏思思E-mail:sxmzxs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