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有依靠自己

路遥

我是陕北人，清涧县，家是农民家庭，父母现在还在农村种地。小时候，家里人口很多，弟兄姊妹八个，那时候农村不计划生育。家里很穷，我是老大，七岁时家里不能养活我，把我寄养给另一个家庭。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父亲是一个字不识的农民，性格很软弱，活得很窝囊，过的完全是被抛弃的生活。别人家的孩子把你打一顿，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他们再打一顿，不要惹事。

所以，在社会上你只有依靠自己，而不可能依靠任何人，这是我那时认识的第一个问题。既然要活下去，就得靠自己。

一

《人生》是我三十岁左右的作品，已成为历史了，明确带有青春的影子，反映了我那时的精神的敏感。是不成熟的东西，但还能继续。

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考察，这是一部挑战性的作品。大学时，上课不正常，靠自己学，零零星星地学。我自己建立了严密的学习计划，学习靠自觉，这很重要。我认为人的觉悟期越早越好，当然有些人终生不悟，这是个别情况。

那时侯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生活？混，很容易，但我不愿意那样，自己得对自己负责。

学习计划很严密，自己学俄罗斯文学、欧洲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些比较可靠，是些代表性作品，沿着这些，自己找书读，阅读了各个时期大部分东西。我把时间分为正式时间和业余时间，这是我的正式时间。

另一种在阅览室，买个饼子，不出来，把当时的文学杂志从创刊号读到终刊号，几乎全部所有的文学杂志，见到了整个文学发展的面貌。

最大不满是中国文学，最大不好就是篇中人物，好人是好人，坏人是坏人。从艺术上来说，很简单，离文学比较远，我就想尝试一种挑战性的东西，让评论界分不清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当时认为我抓住了一些东西，最起码对中篇来说，我会提供新的东西。写作处于封闭、狂热的状态，在陕北一个县城招待所写成的，共21天，鼻子、嘴溃烂，写作是一种熬煎。

那是全身心的投入，睡觉时睡不着，工作十八九个小时，背着手稿走了一圈。《人生》在精神上准备了好几年，结果引起了争议，我当时就意识到，我知道会是这样的。

二

《人生》写完后，导致了我的灾难性生活，因为这打乱了生活，来人，电话，电报，各种各样都来，十分烦乱。当然，我努力工作，就希望得到回报，我不拒绝红地毯、鲜花、荣誉，但长期陷于此，我就很寂寞，人的劳动就想取得成果。

一个人真正的快乐在过程中，不在结果。所以我这时特别怀念创作生活，不愿受这种热闹的生活。我性格孤僻，不愿接触社会，一遭到困难时，就回到陕北的沙漠中。

沙漠是我很向往的地方，一个人长时间躺在那里，感到博大，思想延伸很远，看清自己，做出判断，规划下一步怎么办。必须脱离这种生活，过另外一种生活，不能混着活下去。

這时想起了十八九岁时，记起要做一件大事，而做这件大事时，必须在四十岁以前。梦想随时间推移而消散，但具备一定条件后，少年的梦想突然就会闪现，许下个愿、诺言，或者吹过一个牛皮，于是作为严肃的问题提到面前，开始就考虑困难很大。

这一部（《平凡的世界》）有两个困难。首先是漫长的过程，这一般很长时间，将要在文坛上消失，这样的牺牲，如果有成绩，是安慰，如果失败，就完了，葬送了自己。

这种决定是人生的赌博（这个词恐怕用的不恰当），把青春押在赌注上，这意味着把最好的年华投入到不可知的环境里。

离开了暖融融的《人生》，到冰天雪地里。有人说，《人生》是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品是其人生的最高度。

我很不服气，我必须试图跳过，人就是要保持这种劲头！从沙漠出来，我觉醒了，义无反顾，是刀山也要过去，不顾一切地投到这部作品里。

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一步一步来，给自己规定了阅读一百部长篇的计划。这次是带着目的来阅读，看能不能发现新东西。

在准备过程中，对未来的创作的精神状态，不按任何人的方式来创作，我把它叫作“无榜样意识”，但这必须在有无数榜样的基础上，自己先找到榜样，阅读和写作一样重要。

三

《平凡的世界》反映1975—1985这十年间农村、工矿、城市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全景式。

我认为这一段时间是中国转型期的前奏，充满了密集性的社会事件与政治事件。要求特别详尽的背景材料，故事可以编。翻报纸，《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延安报》十年的合订本，堆了半间房子，一天一天地翻，做笔记，在整个描写过程中，我可以在笔记上找到各种事情，这样故事就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

另一种准备是生活。生活尽管熟悉，但我要重新到位，细细看，譬如一个烧砖厂，我经常去，看扒土、打坯、倒坯、进窑、烧火，还有贷款、税收等等资料。有时趁人不在，偷着撕一张税务发票夹在笔记本里就走，能用就用，经常就带着美国总统那种皮包，进村时，带着两个大箱子（补充：前面说到阅读时，除长篇外，还读专业性书，知识性的小册子）。

每回回来，衣服脏了，回到宾馆，躺在红地毯上，洗个澡，舒舒服服，然后又进村，住饲养室。还有不熟悉的生活，如煤矿，所以第一部就拿到煤矿里写，可以逐渐熟悉，为下两部做准备。

在铜川煤矿，兼了个宣传部副部长，这里几万人，生活条件差，一间小会议室改做卧室兼办公室。这里食堂只有米饭、馍、咸菜，连鸡蛋、豆腐都没有（我平时不吃大肉，靠鸡蛋维持）。

写作艰难，想起来不寒而栗。晚上只睡五六个小时，起来还得走到桌子前，继续写，我自己来说服自己，像哄小孩一样哄自己。看见桌子，像上沙场一样。

我把一章一章的计划写成表贴在墙上，一、二、三、四、五……今天又消灭了一章，心里就很高兴。半夜里听见火车吼叫，想象着火车，意味着情人的约会，或久别重逢的欢喜。

有一天火车一叫，我自己就放下笔，披上破棉袄，到火车站去，这是拉煤的车，不是客车。我是在这试图接一个人？或是谁来看我了？叹一口气，又回来。

到礼拜天，我从自己的房子向外看对面的家属楼，灯火通明，每个窗户后面都在炒菜，喝酒，外面下着雨加雪，而我一个人。那边楼上的灯最后熄灭了，窗帘一个一个地拉起来……这是自己的选择，无办法，涌出热辣辣的眼泪。

第一部初稿很艰难，坐在吉普车上感到难受，回到城市后看到街道两边的小吃，非常眼馋，这些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就是山珍海味。

四

第二部结束后，身体完全就垮了，第一天写完，第二天就趴在地下起不来了。靠着精神，斜着身子抄完稿子，浑身没有劲，只有膝盖上还有劲，趴在地板上，整理稿，每吸一口气，费九牛二虎之力，得一种怪病，气能吸进去吐不出来。

这种病，你不吃饭在火车站扛三天麻袋就会得的。然后看病，给肌肉上注射什么东西。有个年轻的中医，说是得了虚症，开的药，人参什么都有，直喝得我吐不出痰。在西安待不下去，这是命运。

我就想在中国任何作家完成长篇是不可能的，曹雪芹没写完就死了，身边的柳青也没有写完，我会不会呢？

陕北天气凉快，我吸不进去气，身体总崩溃了，回到榆林，领导熟悉我，介绍一位老中医（榆林地区的中医在解放前都是闻名的，十分发达），诊断后，让我在镜子里看舌头，舌头全黑了，这是人参吃坏的，只开了一副二毛钱的药，一吃即吐痰，把这个病先解决了。

然后开一百副丸药，一百副汤药，像牲口吃料一样，吃了三个月，体力稍微恢复。休息一年，接着搞第三部，趁着还有劲，写完。我不注意吃，不锻炼，所以在第三部写作中，开始有了注意。

榆林地区领导邀请在宾馆写，饭安排在厨房，写得比较顺利。1988年5月份，是全书的最后过程，我来到甘泉县写最后的部分。

这时，某人民广播电台正播前两部，最晚在6月初送到电台，他们要及时播送。本来，这三部要求身体在最高潮时候完成最好的部分，我这样咬着牙写，赶在6月1日前写完。

这天下午6点，朋友们做一桌饭等着。我关着门，不准任何人进来，控制着自己，不要激动，马上就写完了！一控制不住，右手开始痉挛，这样都拿不住笔，怎么办？

我把电壶水往盆里一倒，掺些凉水，三个毛巾，浸入，手伸进去烫，让手松弛。抄完后，把用了六年的圆珠笔抛出窗外，跑到厕所里照一下镜子，我成了另一种样子，想六年前我的情形，自己这最后一段好年华就消失了，坐在桌前，停了十分钟，沉默。

我想起了托马斯·曼在《沉重的时刻》里一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是能完成的，它就是好的。”

写完了，完全成了白痴状态，像五六岁的小孩，要进北京，人不放心，这样就和弟弟一块进京了，跟在弟弟屁股后，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过马路时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这种劳动并不是特殊的勞动，任何人都要对生命抱有正确的态度，作家这样，农民也是这样。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虽然懦弱，但很会劳动，种地时，把什么都准备得尽善尽美。

我认为每一个人，不论搞什么事，都可能在自己的行业中干得好的，一个人最后的价值不在于干什么。

我如果当木匠，全力以赴，也会是第一流的木匠。人的生命是在追求的过程中，不是在结果中，结果并不重要。如果论结果的话，人都要死，而且地球也要崩溃，更广阔地看，没有什么伟大与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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