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男二题

罗箫

猴皮筋

我所居住的邺城西关院里有棵梧桐树，粗壮，一个人抱不住；挺拔，比二层楼还要高那么一截儿。时值初冬，树上的叶子已经掉光，枝杈托举着的那个雀巢，更显眼了。

周六这天吃罢早饭，我坐在电脑桌前想写点儿东西，灵感却不来光顾，时间一寸一寸白白溜走。百无聊赖之际，我去玻璃窗前玩吹水泡，同时观察那对在光秃秃的树枝上蹦蹦跶跶的小鸟。

我是跟儿子桐桐学会吹水泡的，杯子里倒些洗洁精水或洗衣粉水或肥皂水，用一个细塑料管，一吹就吹出好多水泡。有时用匀气只吹一个，能把水泡吹成排球那么大。灵感不来，我就一直吹泡泡，吹一个，爆一个。

夜里我常翻来覆去睡不着，无奈服下两粒安眠药，才能迷糊三四个小时。

我的失眠症是在和老婆闹离婚那段时间落下的。我们离婚最受伤害的是桐桐，那年他才九岁，变得整天郁郁寡欢，无精打采。好在桐桐好学，读初二那年就成为小有名气的八〇后写手了。

桐桐在短篇小说《那朵粉红色的云》里写道：“我独自一个人在操场上散步，观望愁云密布的天空。有一只孤鸟低低地掠过。我想，我也是只孤鸟……”

我何尝不是一只孤鸟？这么多年，我一直很少串门儿，见到人家夫妻和睦的情景就羡慕嫉妒不已，何如躲进自我的陋室，过一种狗不理的惨淡时光？夜里我老开着电视，关掉就睡不着。这个习惯由来已久，好像有声音陪伴着，这个世界才安宁。

隐隐约约听到窗外有鸟的嘀咕声，夜很深了，它们在谈论什么呢？鸟儿们的叫声和它们的大脑一样简单。在婚姻这方面，人得向某些鸟类学习，相濡以沫，忠贞不渝。想到这里，我抑制不住笑出了声——那不成鸟人了？

起风了，我隔着玻璃窗朝外探望，推测风肯定很大，因为灯光照耀着的梧桐树枝在大幅度晃动。那只橄榄球般大小的雀巢，随着树枝的晃动而左右倾斜，像唯一的叶子，摇摇欲坠。灵感突如其来，一首小诗《雀巢》浮出寂寞的水面：“一枚叶子晃在枝梢/悬着/冬日的风声//一棵梧桐树于空旷中/紧抱着/一只雀巢//多大的风/也不能使它落下来”。

桐桐高考罢，对班主任说：“如果我的成绩超过分数线，有希望录取，麻烦您帮我填填志愿。”

桐桐去了他表叔李常青带的建筑队。

桐桐十九岁就人高马大，对他来说，搬砖提泥的活儿，似乎是小菜一碟。生活的紧箍咒催逼着他，赶紧出去挣点儿钱，好减轻一些我肩膀上的压力。

我问：“成绩咋样儿？”

桐桐说：“差不离儿吧。”

我心里不由一紧。知子莫若父，我太清楚自个儿的儿子了。重要的是，桐桐胸有成竹。

我每月工资小几百块，将就供桐桐读完了高中，如果他能考上大学，这点儿钱就有些捉襟见肘。

我想逮空跑出租，手里有A型驾驶执照，可那辆破旧不堪的松花江面包车，已经600元卖给废品站了。凭眼下这情况，买辆二手车，怕也是驴年马月或接近下辈子的事。

一天上午，文友刘向为老爸祝寿，我和西关一位大腕儿坐在了一张桌子。听他说刚买了辆小客车，我留了个意，酒场散后磨蹭着没有即刻离去，我想让刘向问问，人家用不用夜班司机。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去催问，刘向拍了拍脑瓜儿，说：“嗐，瞧我这记性，咋把老哥这事给忘没影儿了？”

刘向刚擢升为电力局副局长，应酬多，健忘也正常，责怪屁用不顶，最好的办法是坐催。我抑制不住把桐桐高考的事说了说。

“这样啊，”刘向挠挠头，“后天你再来，明儿个我找他当面问问。”又说，“亏谁不能亏孩子，真要考上了，先从我这儿拿点儿钱。”

三天后，我真就开上了夜班小客车。

有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女人。女人的男人是在建筑隊粉刷大楼外墙时出的事，楼层太高了，像是在天上干活儿，防护网陈旧、破烂，连一位瘦子的体重也没承受住。

女人婆家是王庙庄的，人长得怪秀气。

头回见面，我说：“丑话说在头里，我没啥家底儿。”

女人说：“谁信？你不仅有正式工作，夜里还开小客车，能说手里没钱？”

“真的，我儿子如果考上大学，每年花费不少呢！”

“穷不会卖给谁，慢慢挣呗！”女人又说，“今晚我不走啦。”

“这……这怕不合适吧？”

“有啥不合适的，两相情愿，上帝也没空儿管这闲事。”

“我觉得不合适，真不合适。”

“窝囊不窝囊？一个大男人，咋婆婆妈妈的？”

“我觉得不合适，真不合适。”

女人这一走，再没登过我家门。

桐桐考上了外省某学院，喜忧参半而去。

气温一天比一天低，手指快冻成胡萝卜了。一天初夜，窗外簌簌簌簌响，雪花落在地面上，越积越多，将周围的黑暗映衬得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凌晨两点左右，我忽然醒了，辗转反侧，再也睡不着，突然觉得夜晚像一只猴皮筋，松松的，似乎有着不可限量的张力。

隆 冬

刘向的小姨子徐玥在新市场开着一家台球、保龄球厅，他给徐玥说好了，让我周六周日白天去那儿照看，月底按值班多少小时付酬。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好人啊！我感激之余，不由慨叹起有刘向这位当官文友的好处。

桐桐在电话里说：“爸，别把自个儿搞得太累。钱，我会省着花的。”

我说：“该花就花，正长身体呢，别不舍得吃。”

“爸，你一个人在家，太冷清了，要不……”

“净胡说！记着，只要你上进，爸啥苦都能受！”

一个男人的难，似乎不在吃穿上，这些都能将就。有工作，又有外活儿干，自然进项就多，累点儿算个啥哟！可我弄不明白，在外边累得够呛，走路都犯迷糊，回家撂床上竟又精神起来，眼皮硬是合不拢，得吃安眠药。

早晨起来，我又想起儿子的话，“太冷清了”，冷清得直想跟貓啊狗啊吵一架，可惜为省钱，没养猫狗。

深夜，我总盼着电话铃响，那样，闲置的嘴巴就会派上用场，但似乎是不可能的，子时已过，少有凌晨打搅别人的人，除非神经病！

徐玥说：“老吕，该找个伴儿了。”

我说：“等等，再等等。”

“等啥等？进家连个说话的也没有，过个什么劲儿？”

“咋没说话的？电视，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啥都讲，还讲得怪地道。”

徐玥就笑：“搂着电视机睡呀？”

“再说了，捉襟见肘，空瘪的口袋不允许。”

“我有个初中同学，爱人去年出车祸没了，明儿个安排你俩见见，成不成自个儿拿主意。”

“年龄也不般配，我都‘一巴掌了。”

“不就大她几岁吗？人家说了，不嫌。”

这天，徐玥真的带着一个女人来了我家。

徐玥对我说：“这位就是我同学，楚楚。你俩谈谈。”

我瞥了一眼，心里说，那脸与锄头板儿怪相像呢。

楚楚说她开着个缝纫店，每月收入大几百块，足够正读高中的儿子花费。

我说：“一个女人拉扯个孩子，怪不容易的。”

楚楚说：“你应该换房。”

“为啥？”

“这里……咋说呢？冷飕飕的，有种阴森的感觉。换就一步到位，安居园又新起了一栋楼，正卖着呢，地势好，紧挨兴邺市场，两居室不到七万块……”

我脑子里扇叶飞旋，仍跟不上对方的现代意识。我这院不大，那套平房顶多值三万，换房？连擦边球也挨不上。

我琢磨着另一件事。桐桐前天晚上打电话说，他托英语老师找副校长了，想在校内揽个活儿……

楚楚说……

楚楚又说……

楚楚口才真够可以的，从她飞溅的唾沫星子里，我捕捉到了新世纪传销员的形象。

没料到，楚楚会来机关找我。

楚楚说：“架子还怪大的啊！”

我说：“昨晚出了点儿事，我因为见天睡眠不足，打迷糊，开着小客车在拐弯处被一辆拖挂车剐蹭，送大修厂了。唉！夜班车开不成了！”

“开不成不开呗，狠狠心买辆新车呗，啃人家碗边儿，到底不如自个儿砌灶遂心。当下你想走出困境，唯一的办法是买车，开自个儿的车。”楚楚属于那种敢想敢干、特有主见的人。

“早两年我就想过，只是发愁钱。”

“我可以帮你呀！”楚楚狡黠地笑了笑。

“你有存款？”

“我原先的老公开出租车十几年，能不积攒点儿？再说啦，出车祸，肇事方能不赔几个？”

“那……干脆借给我几万买辆新车得啦。”像溺水的人忽然瞥见一把稻草，我慌忙去抓，话未及拣择，实打实撂了出来。

“一个大男人，出口竖根棍子，咋不懂得绕弯儿呢？”

楚楚答应借给我钱买车，但要求我赚钱后先帮她装修前年就买到手的新居。

“反正我不会住你那座房子，不如卖掉……”楚楚酷似那些传销者，嘴唇抹了蜜，但不掏空你口袋誓不罢休。

如此这般，哪还有相互信任？还说什么同舟共济？简直成了雇佣与被雇佣、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这个女人哪，不寻常！

我梗着脖颈说：“楚楚，你这人蛮坚定的，最好找个条件相当的主儿，日子肯定会很高级！”

“咋说话呢？败兴！活该倒霉，窝囊一辈子！”楚楚跺跺脚，一走了之。

我不愿回家。不回家能去哪儿呢？那是家吗？整个一冰窖。桐桐不回来，我是饭懒得做、衣服懒得洗、地板懒得拖、桌子懒得抹、换气扇懒得开，屋子里烟味、酒味、鞋子里的脚臭味、枕巾以及衣被上的汗垢脑油味儿混杂在一起，比猪圈强不到哪儿去。

进入隆冬，气温降至零下五度、零下十度，还在降。茶杯里结了冰，脸盆里的水也结冰了。我没生火取暖，那不得花钱吗？蜂窝煤球价格见涨，每天烧六块不多吧，一天的饭菜钱没啦。我睡觉时盖有三条棉被，脚头为防止漏风，用麻绳捆了，又嫌难看，上面加了层毛毯。电褥子拒绝插电源，棉帽子入冬就扣在头上，早戴习惯了，睡觉也舍不得摘下；白羊肚子毛巾整个蒙在脸上。生人进屋，准以为这是一位危重病人。

桐桐打来电话，问我：“家里生火了没？我看天气预报了，今晚咱们那儿有暴雪。”

我说：“生了，生了，爸是大人，你一个孩子家家的，操哪门子心？把自个儿照顾好，比啥都强！”

入夜，果真下起了暴雪，大团大团棉花般的鹅毛大雪，无可奈何地飘落。它们聚集在一起，以为会暖和些，但似乎更寒冷了，仿佛劫后余生。

电视里播放着韩国影片《看了又看》，我看完一集，又找《新四军》，又找《英雄》，又找……故事片找不到了，只得闭了眼，听央视中文国际的新闻，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责任编辑 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