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感召下知识分子原罪式的自我改造——试论丁玲抗战年代的创作转变

抗日战争的爆发并不能够打断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却实实在在使得作家们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变化。本文将以丁玲为例，分析她于战时文化背景下的创作转变，呈现她原罪式的自我改造历程，并将从知识分子的革命诉求与个体发展两方面评述她自我改造的得与失。

毛泽东曾填词《临江仙》赞美丁玲——“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拢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曾在20世纪20年代因《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名噪一时的丁玲女士，于战争时期，以作家兼革命家的姿态融入抗战洪流，实现了人生的跨越。杨义先生曾这样评述丁玲的创作转变：“在急遽发展的时代追求文学的当代性，使她的作品的思想情调和艺术格调在三五年间便显出巨大三五距离”。诚然，虽同为善写女性的作家，本身就具备革命气质的丁玲，是有别于冰心、庐隐的——她笔下的女性，如梦珂、莎菲等，多为“五四”退潮后的叛逆者，她们苦闷无助又坚强自知，身处平庸却又不甘于堕落，具有强烈的自我反抗意识。1931年，丈夫胡也频被害，痛定思痛的丁玲正式加入左联，三年被国民党软禁的经历及毛泽东对她的格外关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丁玲的政治选择。此后，丁玲成了一名忠实的共产主义者，其作品也表现出明显的“向左转”的倾向。

一、从描摹都市女性到描摹工农大众的转变

丁玲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积极响应着，自1931年在《北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中篇小说《水》以来，就摒弃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转而描写战火下的工农大众。

《水》以1931年在全国发生的波及十六省的特大洪灾为题材，以前所未有的粗大笔触描写了与洪水搏斗、与饥饿抗争的普通民众。随后，她又相继写下了《消息》、《法网》、《奔》、《夜会》等作品，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多为受苦受难的普通大众，与丁玲早期的都市苦闷女性相比，有以下特点：他们不再是单个苦闷的个体，而是肩负着家仇国恨的大众；他们不再是消极避世的嘲弄者，而是积极抗战的爱国者。丁玲“易个人而为群体”的创作转变带有明显的“向左转”倾向，虽然还不尽完善，但足以表现她向党靠拢的决心。丁玲“向左转”的成熟之作是写于1952年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简称《桑干河》），这是丁玲深入农村生活切身体味出来的革命作品，它以暖水屯为依托，再现了农村反封建土地制度的伟大斗争，对于当时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个极大的鼓舞。小说中，虽然也有黑妮、董桂花、周月英等个性鲜明的女性描写，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出男性如暖水屯支部书记张裕民、暖水屯副村长赵得禄、土改工作组的文采、杨亮、胡立功等才是小说的主宰，这对一直以来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丁玲来说，是个不小的改变，这是转变一；转变二体现在女性形象的界定方面，丁玲早期作品里的女性形象，如莎菲，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尊崇个性解放、个性自由。但是《桑干河》里的女性，如黑妮，她也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但是她的自我意识是与人民大众的集体解放联系在一起的，与莎菲的个体反抗不同，她的反抗带有集体色彩，她向往自由、渴望爱情，而这一切美好向往只能在土地改革胜利后才能实现。这带有明显的集体皈依倾向，宣传意味浓厚，展现了爱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时应有的品格。

二、从表达个性解放到表达抗战热情的转变

丁玲的小说创作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自我感伤小说时期、“革命加恋爱”小说时期和“脱胎换骨”“向左转”小说时期：

（一）自我感伤小说时期

丁玲从1927年开始正式创作，继处女作《梦珂》后，又相继发表了十四五篇描写知识女性苦闷生活的作品，分别收在《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三个集子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莎菲女士的日记》。夹带反映母亲及自己的时代冲动，丁玲笔下的知识女性都带有一种自我感伤的小资情调，她们在清醒与混沌间苦苦挣扎，是“五四”退潮后知识分子无处皈依的典型。贺桂梅女士将丁玲这一时期的文学定义为 “建基于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化自我’”的困境文学。

（二）“革命加恋爱’小说时期

革命大潮来袭，本身就具备革命气质的丁玲开始有意识的改变自己的创作思路，如《韦护》就表现了当时“革命加恋爱”的热门题材，又如《一九三Ο年春上海》（之一）与《一九三Ο年春上海》（之二）表现的也是类似的题材。这时的丁玲，尽量回避自己最擅长写的“modern girl”,急切的向左翼文学靠拢。

（三）“脱胎换骨”、“向左转”小说时期

虽然《韦护》等作品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丁玲创作思想的转变，但丁玲自身觉得力度是不够的，她曾这样谈及《韦护》——“我现在觉得我的创作，都采取革命与恋爱交错的故事，是一个唯一的缺点，现在是不适宜的了”。1931年，丁玲在《北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中篇小说《水》，以新的开拓宣告自己“脱胎换骨”的开始。《水》以1931年在全国发生的波及十六省的特大洪灾为题材，以前所未有的粗大笔触描写与洪水搏斗、与饥饿抗争的普通民众，其“易个人而为群体”的创作转变带有明显的“向左转”倾向。此后，丁玲延着这一创作思路，相继写下了 《消息》、《法网》、《奔》、《夜会》 等作品，逐渐成为醇熟的工农兵表现者。

由个人主义的写作转向阶级意识的写作，丁玲女士成功的实现了自己原罪式的自我改造，其以作家兼革命家的身份在文学史乃至抗战史上都留下了自己不朽的印记。回望战火轰鸣的20世纪40年代，抗战不只是男性独享的回味品，女性尤其是女性作家也于这段时期挥洒过自己的血和泪，她们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了所见所感的伟大与悲痛，丁玲便是个成功的典范。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