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汤显祖的精神困境及其解脱——解读“临川四梦”

“临川四梦”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在于它的艺术价值，也在于其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哲学情怀。“临川四梦”的创作时间，正是汤显祖思想的转型时期。如果把“临川四梦”当做一个整体来解读，并且结合当时的时代思潮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我们也许更能清晰地看出汤显祖思想发展的变化过程。

“临川四梦”客观描写了当时的现实社会，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牡丹亭》第八出《劝农》中，汤显祖描写了南安府在杜宝的治理下百姓安居乐业的祥和景象。“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这幅图景正是儒家治国理想的写照。《南柯记》在二十四出《风谣》中，极力描绘了南柯郡政治开明、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景象：“征徭薄，米谷多，官民易亲风景和。行乡约，制雅歌，家尊五伦人四科。多风化，无暴苛，俺婚姻以时歌《伐柯》。平税课，不起科，商人离家来安乐窝。”上面所传达出来的政治理想，正是汤显祖的传统儒家思想“忠君爱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折射。

这种对政治理想的强烈追求，与汤显祖的从政经历有一定的关系。隆庆四年，汤显祖二十一岁，在江西乡试以第八名中举。然而由于首辅张居正的从中作梗，在后来接连的四次会试中，均不第。对此，汤显祖在其诗作中表达了他的愤懑之情：“谁道叶公能好龙？真龙下时惊叶公。谁道孙阳能相马？遗风灭没无知者。”在诗句中，汤显祖把自己比作“真龙”“千里马”，希望得到朝廷的重用、得到认同，间接地抒发自己对从政的急切愿望。但一直到张居正去世，在万历十一年，汤显祖才以第三甲第二百十一名赐同进士出身，观政于北京礼部，开始了对政治理想的实践行动。

然而，在严酷的现实政治下，汤显祖“情灵自高远，浮物任飞沉”的高远天性以及刚正不阿的性格，注定了其政治理想的幻灭。万历十九年，汤显祖上奏《论辅臣科臣疏》，激烈地抨击朝政，结果被贬谪到广东徐闻县做典史。万历二十一年，汤显祖量移浙江遂昌知县，又开始满怀希望地治理遂昌。他修建射堂、学舍、尊经阁、启明楼、书院，劝学兴教；又灭虎清盗，纵囚观灯，这一切的积极行为都是他积郁心中的政治热情和对仁政理想不懈追求的外化。然而在党同伐异、利欲横流的官场中，他的仁政理想根本不可能得以实现，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终于意识到理想和现实的格格不入。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最终向吏部告长假还乡，建玉茗堂，把自己的全部理想倾注在文学的创作之中。

“临川四梦”的创作，主要是从一个“情”字来展开故事情节。《紫钗记》写“一点情痴”,《牡丹亭》写“生生死死为情多”,《南柯记》写“一往之情为之摄”,《邯郸记》写 “一生耽搁了个情字”。 汤显祖在谈到《南柯梦》和《邯郸梦》两剧时曾说：“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由此可见，“梦”只是戏的表现手法，而“情”才是戏的表达宗旨。《牡丹亭》中的“情”，带有一种原始色彩的生命渴求，这种渴求是出自一个正常的本体生命所具有的生理和心理需要，具有情欲的特质。在《惊梦》一曲中，杜丽娘做了一个白日梦：“转过这芍药栏前，紧靠着湖山石边……和你把领扣松，衣带宽，袖稍儿揾着牙儿苫也，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春日游园，杜丽娘在梅树底下做了一个男欢女爱的春梦，潜意识里流露出一个青春少女对性爱的渴望。梦在杜丽娘的心中播下了“情种”，成为她追求爱情、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开始。这在古代少女的身上，尤其是表现在具有特殊身份的杜丽娘身上，更有代表性的启示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当杜丽娘死而复生后，重新回到现实世界时，她对柳梦梅说：“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对于《牡丹亭》这种从情到理的结尾，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认为：“尽管汤显祖可以使人物故事虚到极处，但有时却又落脚到真切的实处……将理想与现实融会贯通起来，提醒人们去做现实中的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中的现实主义者。”这种观点是从剧本本身的角度去理解的，但如果结合汤显祖所处的时代思潮和 《牡丹亭》的创作主旨来看，会有不同的结论。

明代中期，由于专制主义集权的残暴统治，政治上的极端腐败，以至于思想领域也日趋僵化空疏，封闭沉闷，当时的思想家急于寻求一种新的为学方法来代替朱熹的方法。针对理学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汤显祖提出了 “世总为情”、“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的观点。《牡丹亭》中借杜丽娘的春思梦遇、寻梦伤逝、魂荐枕席等故事情节，表达自己以情抗理的哲学命题。然而，面对着“情”与“理”这个不可解决的二律背反，汤显祖在剧本的最后，无可奈何的让杜丽娘回归到理的现实世界。在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这个喜剧结尾的背后，透露出来的是汤显祖内心深处浓浓的悲哀和精神上的苦闷困顿。

政治理想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巨大反差，情与理的矛盾冲突，构成了汤显祖精神困境的主要因素。在万历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汤显祖又连续创作了两部传奇，即《南柯记》和《邯郸记》。与《牡丹亭》中所展现的精神困境不同，在这两部传奇里，我们看到了汤显祖思想的解脱与归宿。

《南柯记》用梦境的艺术形式讲述了淳于棼的宦海一生。该剧叙述淳于棼酒醉于古槐树边，梦入蚂蚁所建的槐安国，被招为驸马，后任南柯太守。因政绩卓著，又加升封左丞相。最后因他淫逸腐化，终于被逐。当淳于棼醒来时，却发现是南柯一梦，后被契玄禅师度脱出家。《邯郸记》以卢生为叙述的中心，写他大富大贵、大寂大灭的官场沉浮史。在剧本的结尾，吕洞宾点化卢生道：“都是妄想游魂，参成世界！”卢生幡然彻悟：“人生眷属，亦犹是耳，岂有真实相乎？其间宠辱之数，得丧之理，生死之情，尽知之矣！”于是抛弃红尘，随吕洞宾游仙而去。

这两剧一反汤显祖绮丽华美的语言风格，而用本色的语言叙述故事，借梦境来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感悟。淳于棼和卢生两人在梦中所经历的仕途生涯，其实正是明代社会官场险恶、世态炎凉的艺术写照。除了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与决绝之外，这两剧对情也持否定态度。“梦了为觉，情了为佛”，两剧以佛学观点对情加以审阅，以类似宗教倾向的故事情节作为情色的解脱，来作为全书的结局，表达自己对情的重新认识。

如果说在《牡丹亭》中，我们还能看到汤显祖肯定情欲的那种生命的激情，还能体味到由情理冲突而带来的内心深处那种深沉的痛苦，那么，在《南柯记》和《邯郸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汤显祖慢慢安静的心灵世界，感受到他由儒家思想渐渐的走向佛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的晚年，由于长子夭折，好友李贽和达观禅师又先后被迫害至死等等，一连串的打击加速了汤显祖寻求解脱的过程，最终在佛道思想里他获得了心灵的安顿。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