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制中的抗争——探析新时期女性书写的写作策略

不管是在中国封建传统中,还是在现代文明里,否定身体、压抑身体的文化机制从来都存在。而在其中，女性身体又是被压抑得最深的，女性身体自然的、真实的本体欲求在父权话语对女性身体的贬抑、规训中被伪善的道德伦理彻底驱逐，关于女性身体的话语不过是用来构筑父权社会道德与政治大厦的材料而已。女性的身体处境正如埃莱娜西苏所言：“这身体曾经被从她身上收缴去，而且更糟的是这身体曾经被变成供陈列的神秘的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形象，这身体常常成了她的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就被压制了。”

在男权中心文化的规训下，欲望、性等都是女性的禁忌，女性的身体欲望、生命感受被传统话语改写、扭曲以至驱逐。为了让女性的真实生命体验能还原于空白的一页之上，抵御男性的目光，而以女性自己的眼光来认识自我便成为中国新时期“身体书写”的首要任务。新时期女性“身体书写”主要以自慰、自恋中的身体以及同性眼中的身体为策略来反抗男权眼光的暴力，从而使女性形象在强大的父权文化压制下得到艰难的突围。

一、自慰、自恋中的身体

男权文化将男性作家的写作比作手淫，认为是男性阴茎的笔将女性处女膜的纸刺破。当女作家将手淫自慰、自恋这些被隐藏在历史背后的女性真实感受带入文本中，无疑是对带有强烈男权色彩的“写作——手淫”论的猛烈冲击。

《一个人的战争》中，年幼的多米不仅要承受失去父亲的苦楚,还要面对性格极其严肃的母亲，因此,他人的关怀和抚慰对于童年的多米而言是缺失的，从而也就形成了她对世界的恐惧感。于是，多米五岁便开始躲在幼儿园的小床上进行肉体愉悦的自慰，用镜子探索自己身体隐秘的地方，幼年的多米以对自我身体进行抚慰的方式，来安顿她破碎的生命。即使是成年了的多米,依旧靠自慰来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痛楚,从“自己变成了水，她的手变成了鱼”的美妙感受里，林多米抛开男性,以自我的感受确认主体的存在。林多米的成长就是一个不断用躯体突破传统父权道德成规的过程；同样，在陈染的《私人生活》中，倪拗拗以诗意的自我抚慰将“审美的体验”与“欲望的达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对性别自我的真切体认。

为什么自慰会成为林白、陈染及同一时期其他女性作家作品中的重要主题？我们不妨来看看女作家们在她们的作品中为我们揭示的女性性压抑的地狱世界：在林白笔下,上世纪80年代前的南方僻远小镇沙街，因性压抑使得三姨太朱凉自恋并同性恋(《回廊之椅》)，甚至让一位因破相而隐居的女演员走上了向非人性的变态之路(《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因性侵犯而迫使一个尚未发育的小女孩葬身大河(《大声哭泣》)，并让扮演《白毛女》的风华正茂的宣传队员姚琼了却生趣(《日午》)；因为性侮辱而葬送的有着美好初恋的出色的中学生小英(《沙街的花与影》)，以及秀丽文雅的女教师邵若玉(《往事隐现》)。在张悦然笔下,从小就生活在缺少爱的环境中的璟,无意间从锁孔里看见了母亲与自己所崇拜的陆叔叔的性行为,这让幼小的她震惊、恐惧、不知所措，充满了羞耻感，然而却又在本能欲望的牵引之下一次又一次地将眼睛贴近锁孔，这种带有罪恶感的偷窥给她造成了永远的伤害（《水仙已乘鲤鱼去》）。在陈染笔下，中年男人在幼小的黛二面前强迫实现了自己的“裸露癖”，给黛二造成了永不能磨灭的创伤（《嘴唇里的阳光》）。在海男笔下，处于恋人失踪与传统情欲观的双重夹击下的普桑子，人为地给自己的身体建造了一座牢固的心狱，对身体长久的压抑以至于让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再也无法抗拒那黑沉沉的在浓密的黑暗中使她恐惧的东西”（《蝴蝶是怎样变成标本的》）。这些花样年华的女子，面临性的迫害或伤害，她们身处弱势，无权也无力抗争。在这些女性身上，体现了性作为禁忌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在男权文化的压制下，女性是耻于言性的，这就给女性心理生理的正常成长过程造成了巨大的难以解脱的矛盾：一边是自然的生命冲动叫嚣着要展翅高飞，另一边却是可怕的强大的伦理歧视。两股力量犹如拔河，在少女心中不断撕扯，不管最终哪方胜利，对于女性而言都是无尽的深渊。

于是，女作家们借助对“身体”的探索，肯定女性通过自慰而获得的一种生命的解放状态 （尽管这种解放在一定程度上是消极的抵抗），将男性排除在外，无须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被迫地去承受伦理道德歧视的眼光。女性在“自己变成了水，她们的手变成了鱼”的时候不仅获得了快感，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一种自我的释放，在传统观念中被认为是龌龊的见不得光的女性自慰，在女作家们的小说中却被赋予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借助于自慰，女性达到一种自足的状态，通过对自己身体的肯定而获得自我认同。

然而,对于受传统道德伦理侵润的中国女性来说,自慰毕竟是让女性羞于启齿的行为,即使是幼年的多米,在潜意识中传统伦理的重压下,也知道“这是一件不能让人看见的事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慰成为她最大的负担。因此，相较于自慰，女性更愿意以对镜像中自我形象的肯定来抵御男性窥视的目光。

在心理学界著名的“镜子阶段”的理论,是拉康在讨论想象界和前俄狄浦斯阶段时提出的。拉康指出，婴儿在第一次认出镜子中自己的影像之后,就爱上了这个影像,他(她)认为镜中的影像就是他(她)自己。 拉康的镜像理论使我们能进一步能明晰镜子里的女性身体的深意。自古以来，女人就与镜子有着万千的联系，“对镜贴花黄”、“水月镜花”、“对镜凝噎”等是中国文学中描写女性常见的形象。在中国大多数地方的婚俗中，镜子是新娘嫁妆的必备品。镜子与女性有着不解之缘。通过镜像来认识自我，尤其是认识女性身体，这对于从未替自己言说的妇女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在女作家的小说中，多处可见镜子的踪影：朱凉住在三面都镶有镜子的房间里(《回廊之椅》)，梅琚独自居住的两居室里镜子多得如同剧场后台的化妆室(《一个人的战争》)，林多米时常从一只年深日久的小圆镜里注视自己（《回廊之椅》），北诺习惯于从穿衣镜中欣赏自己撩人的身体(《致命的飞翔》)。林白、陈染等在作品中多处描写一个女人面对幽暗的镜子注视自己美丽的裸体，通过镜子来观察自己了解自己，女性对镜子中的自我身体充满了赞美之情,镜子映照出的女性美丽身体将女性的目光归还给女性自己，同时也能暂时将男性的目光抵挡在外。

但是,镜子中的影像就是真实的自己吗?拉康在他的“镜像理论”中继续论述到，真正的主体的确认是进入父亲的象征秩序，以取代父亲的名义而获得的，因此镜像中的“我”只不过是对自己的误认。当多米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认为自己就是那镜子中孤独、倔强、独立的女子时，生活中真实的多米其实渴望服从和压迫。《说吧，房间》里的南红有无数的照片，这些照片几乎全是南红一个人的摩登照，有骑马的、打保龄球的、穿着泳装坐在白色沙滩椅上的，站在欧洲情调的度假村前的，等等，总之，大多都是脱离了日常的庸俗生活形象。南红力求在衣着、想法、言语上与众不同，想要在他人面前成为独一无二的女性形象。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南红却是庸俗至极的女人,与所有最拜物庸俗的女人一样，完全以依赖男人的方式得到自己渴望的物质生活，最终以落魄的生活以至惨死于出租屋而结束一生。

但是,当女人能够运用镜像来认识自我时,无须别人来评判,女性根据镜中自己的影像就能对自我作出定义,这不能不说是女性在自我探索的漫漫长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即使是在镜像中和现实中的“我”是不同的“我”，但就成长的意义而言，女性或许能从“双我”体验构建的自我崇拜中获取生活的勇气，正如波伏娃所说：“女人在整个一生中都会发现，镜子（相机）的魔力对她先是努力投射自己，后是达到自我认同是一个巨大的帮助。”

二、同性恋眼中的身体

关于女同性恋的概念，莉莲·费德曼是这样定义的：“‘女同性恋’描述了一种关系，这是一种两个女人之间保持强烈感情和爱恋的关系，其间可能或多或少有性关系，抑或根本没有性关系。共同的爱好使两位妇女花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起，并且共同分享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

在我国9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本中出现的女同性恋描写，主要是表现女性间的爱慕但却没有涉及到性关系。在中国女性主义身体写作中，女同性恋的出现其实是女性对男性的放逐，是对男权中心主义的反叛，是在同性之间寻找自我。

《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从未认为男人有美的特征，她只欣赏崇拜女人，并自诉“我真正感兴趣的也许是女人”。《回廊之椅》里，朱凉穿着开衩至腿的旗袍，容貌明丽,腰段婀娜。《子弹穿过苹果》里巫女蓼那遍体生辉的裸体，等等。这些同性眼中的女体描写，即使是裸体，也不让人感到丝毫色情。长久以来，男性掌控着女性身体的书写方式，只有男人笔下的女人，而没有女人眼中的女人。女作家们用完全女性的眼光和立场，以诗意的语言，用赞美的姿态肯定了女性身体的美。

“女人在男人的心目中会永远地成为卖淫妇”，在男女两性的关系史上，从来就是以女性的被侮辱和被侵犯为前提的。因此，女性要求得精神生存的空间，同性间的爱则是摆脱孤独的重要方式，“姐妹情谊提供了完成创作所必需的空白床单”。多米与南丹（《一个人的战争》）、二帕与意萍（《瓶中之水》）、朱凉与七叶（《回廊之椅》）、李莴与北珞（《致命的飞翔》）、倪拗拗与禾寡妇（《私人生活》）以及雨子与李眉（《潜性逸事》）等等，在诸多女作家笔下这些女性相互扶持，互相欣赏，亲密无间，甚至暧昧不清。《回廊之椅》是以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背景的，但这场由男人参与的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事件，不过被淡化成为缥缈的一幅远景,仅是作为朱凉与七叶两个女人之间无比厚重的情谊的衬托而存在的，女性间的温情在混乱的时代中凸显，男人造成的血腥被拭去。《一个人的战争》中林多米从小就只欣赏女性，并坦承自己也许只对女人真正感兴趣，当十九岁的南丹恋上多米，多米才找到了作为一个女人的自我感觉，在南丹深情的凝视下，多米开始变得柔和而富有光彩。《私人生活》中，陈染更大胆地让倪拗拗与禾寡妇不仅有精神上的相互依恋，更有肉体上的相互吸引。女性间的这种相互爱慕，摆脱了男女两性关系中女性被欺辱的困境，以理解、尊重、爱护的眼光来看待对方。

但是，女作家笔下的同性恋就真的能以女性之间的相守关系来彻底地与男权社会对抗吗？其实，女性通过同性恋而得到精神的满足不过是暂时性的。尽管多米喜欢同性，但当南丹向她靠近时，她却不断退缩，最终拒绝了南丹。林白让她笔下的女性们勇敢地展现了自我身体的感受，却也无法让她们来到女儿国的世外桃源。向往却又胆怯的矛盾心境，已经证实了女性不堪重负的生存处境和向男权投降的迹象。即便是比林白更加勇敢的陈染，在涉及到同性恋间的性爱描写时也只是借用梦境的形式将之虚幻化。在自恋中的自慰，虽然也为世俗不容，但那只是自我个人的行为，无需与他人交涉。然而,同性之间的依恋却只能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与他人的交往之上，女性就不得不承受更苛刻的伦理眼光。

同性恋在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中一直被归为异类，是不容于伦理道德的行为。“异性恋乱伦禁忌所禁止的是欲望的对象，而同性恋仅仅禁止的是欲望本身”，同性恋被驱逐在人的本能的欲望之外，而对处于属下地位的女性来说，女同性恋则是异类中的异类，属于被社会完全禁绝的群体。即使倾心于同性，但根深蒂固的男权伦理观念太过强大，孱弱的女性必然心怀恐惧。虽然对于那些渴望挣得一方自由天地的女性来说，她们看似是甘于选择孤独的，但她们对同性恋的惧怕实质上却彰显了她们对被驱逐在群体之外的惧怕，她们在不自觉中转向向传统伦理俯首称臣。因此，女作家笔下的同性恋倾向最终大多发展为女主人公借助同性来寻找自我的模式。但是，这并不能否认新时期女作家通过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之间真挚而温暖的情感向男权文化突围的努力。我们必须看到，一方面女作家所凸显的女性间的相互慰藉既是对男性世界的抗拒，更是现阶段消除男权中心主义压迫的重要策略。但另一方面，女性在渴求同性依恋的路途上的不断退却，也印证了女性前路的艰巨，即使女性获得了经济甚至政治上的独立，但她们仍旧承受着父权文化的重压。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遵义市第五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