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乡镇叙事中民俗文化的审美想象

■杨高强

新时期乡镇叙事中民俗文化的审美想象

■杨高强

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使得传统乡村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秩序有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而乡镇这一文学叙述空间，为当代新世纪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与新的书写经验。本文旨在通过对新世纪“乡镇”叙事小说的解读，探讨“乡镇”这一新审美空间在乡土中国现代性转型期所呈现的别样的新风景,揭示“新乡镇中国”的时代进行时主题在文学创作领域展开的现代性思考。

“地域文化是指在特定地理位置和自然疆域内形成的具有强烈区域特征和明显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系统。”作为人类社会化进程中的精神产物，民俗风情传统不仅可以视作地域文化的精神徽标，更以直观而外在的形式构成了传统文化的历时性载体。小镇的风情风物描写，是新世纪乡镇叙事小说具有文化内涵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新世纪乡镇叙事小说的独特魅力之所在。乡镇这一特殊的地理空间自它出现之日起，就被赋予了别具一格的意蕴内涵。乡镇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历程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整个乡镇中国的发展前景下，乡镇空间和乡镇叙事的特殊性应该被揭示、多样性应该被建构、复杂性应该被重视。

一、小镇风情风物的原乡审美

所谓风情，也就是风俗人情。宋德胤认为，由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称为“风”，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尚称为“俗”。风俗可以看作是由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所决定的风尚、礼节、习惯等，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而人情则是风尚、礼节、习惯等体现出来的世风民情。小镇是一个特定的地域空间，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个性特征决定了小镇风情与都市风情的不同。新世纪乡镇叙事小说从不同的角度书写了小镇风情。从作家的审美情感来看，小镇尚未被现代化进程彻底颠覆的传统风情风物，成为他们精神栖息的寄托，带有鲜明的原乡意识。

（一）时空交错视角下的温情回望

迟子建在《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这部作品中所描写的小镇，偏僻宁静，民风淳朴。在布基兰小镇这个远离尘世喧嚣的叙事空间中，人们的善意与温情随处可见，这种善意是出于对人的人性化关怀，有时可能不合法理却合乎情理。比如小偷刘志由于家庭贫困迫于无奈才走上盗窃之路，派出所的老刘得知这种情况后故意扰乱了破案线索，放了刘志一条生路。深受感动的刘志为了表示自己改过自新、决不再偷的决心剁掉了自己右手的三根手指，而老刘给了刘志5000块钱治疗断手指。在这个美丽的小镇上，不仅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善意的关怀，人与动物之间也有着动人的故事。云娘捡养了猎犬嘎乌，嘎乌长大后云娘发现嘎乌是狼与犬交配产的后代，因为她的丈夫老猎手乌鲁达是被狼害死的，于是无法面对嘎乌的云娘数次想把它放回山林间独自求生，然而嘎乌对云娘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和深深的依赖。这些故事情节体现着人性的温暖，无不让人为之动容。陈旭红的《人间欢乐》里，小镇上生活着一对有智力缺陷的患难夫妻小乙，质朴善良的居民并没有轻视他们，反而对这对夫妻照顾有加。小镇人的行为，如同金鸡镇一样古朴而温暖。在作品中，小乙夫妇的相濡以沫、毛屠夫的一句问候、秋葫芦媳妇递过去的一捆稻草，还有钟老师的那把二胡，都是这人间的欢乐。镇上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善良淳朴，使得叙述者所要呈现金鸡镇这个空间的淳朴涵义愈发深刻。

（二）现代视域中的别样审视

新世纪的乡镇叙事作品中，有关小镇风物描写的主要内容大概有：地域风貌描写或风光景物描写、风俗物产描写、民间技艺描写等。年轻一代的作家们不遗余力地展示了自己记忆中的镇街及镇街上的风光景物，。比如薛舒的刘湾镇、徐则臣的花街以及小葫芦街、魏巍的吉安、鲁敏的东坝镇、温亚军的桑那镇、白天光的香木镇等。

街道是小镇的一个重要的地域空间，日本建筑学家芦原义信认为“：街道是当地居民在漫长的历史中建造起来的，其建造方式同自然条件和人有关。因此，世界上现有的街道与当地人们对时间、空间的理解方式有着密切关系。”在薛舒的笔下，刘湾镇街道是美丽祥和的：“这个五月暮春季节，刘湾镇南街上，稀疏的苦荆树粉红色的花朵正接近颓败，枇杷树上的果子还青涩，风吹在身上是有些凉意的。”通过作品中对自己故乡小镇风光景物的动人描述，可以看出作者是带有理想化的色彩来回忆自己的家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徐则臣、张国擎、钟求是、鲁敏、薛舒等新生代作家们的创作中，小镇的地域风貌或风光景物描写都具有某种隐喻功能。比如徐则臣的作品中有关“青石板路”或“花街”的描写，都是带有一种具有隐喻意味的特定意象。

二、小镇风情风物的民俗学意识建构

小镇风情风物的描写与民俗学意识有着内在的联系，所谓民俗学意识即是“文艺民俗学意识”。新时期的小镇风情风物描写有显著的民俗学意识支撑，比如《水葬》、《惨雾》、《菊英的出家》等作品，是现代文学阶段民俗描写的重要作品。彼时作者描写乡野风俗是为了揭露、批判，并高声呐喊以引起疗救的重视。这些作品的整体描写还没有从民俗学角度切入，作家们对客观存在的民俗的关注是“无意为之”，作家们的整体描写不是关注乡情民俗本身，而是指向作家的精神世界和乡村社会。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文学的创作出现了“有意为之”的民俗学意识，在许多作家的笔下，民俗本身成为观照对象，民俗事项被意象化。如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马桥词典》、郑义的《老棒子酒馆》、莫言的《红高粱》、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邵振国的《麦客》等作品关于乡风民俗地描写，都能显示出民俗学意识有了新地变化与发展。这种“有意为之”的民俗学意识，体现出民俗学意识的进步，对乡镇叙事的民俗学描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自觉”的民俗学意识的引领下，出现了以乡镇风情风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和作家。如20世纪80年代的汪曾祺、林斤澜等少数作家及其作品。新世纪以来，这样的以乡镇风情风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数量众多。钟灵秀的《小城人物》着重展示依山傍水的三峡小城昨天的淳朴民风与地方物产；孙方友“小镇人物”系列中的一些作品既写民情又写风物。以小镇风情风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家通常创作“系列作品”展示小镇风情风物，“系列作品”是作家们整体创作的核心部分。比如何申的“热河系列”、陈世旭的“小镇系列”、孙方友的“小镇系列”、“陈州系列”与“颍河人物系列”、薛舒的“刘湾系列”、鲁敏的“东坝系列”、范小青的“杨湾系列”、徐则臣的“花街系列”等。乡镇叙事的作家们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发掘出乡镇风情风物所特有的价值与存在意义。

随着“有意为之”的民俗学意识的不断增强，小镇风情风物描写成为乡镇叙事小说审美观照的主要对象。作品中看似很随意的风情风物描写，作者的笔下或是展示了小镇深层的文化内涵，或是揭示小镇社会的旧貌换新颜，或是缅怀一个远逝的时代，或是抒发作者的感伤情怀，风情风物的描写在作品中发挥出了强劲有力的叙事作用。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