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名家典藏中国·绵阳“第一届李白诗歌奖”得主洛夫特辑
洛夫(1928.5.11~),原名莫运端、莫洛夫,衡阳人,国际著名诗人、世界华语诗坛泰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台湾最著名的现代诗人,被诗歌界誉为“诗魔”。
现聘任为北京师范大学、南华大学、华侨大学、衡阳廻雁诗社名誉社长。1938年举家从乡下迁居衡阳市石鼓区大西门痘姆街,就读国民中心小学。1943年进入成章中学初中部,以野叟笔名在《力报》副刊发表第一篇散文《秋日的庭院》。1946年转入岳云中学,开始新诗创作,以处女诗作《秋风》展露才情。1947年转入含章中学,与同学组成芙兰芝剧社和芙兰芝艺术研究社,自编自演进步节目。1949年7月去台湾,后毕业于淡江大学英文系,1996年从台湾迁居加拿大温哥华。
代表作:《石室之死亡》、《漂木》
主要成就:
中国十大诗人首位
开创中国台湾现代主义诗歌新时代
《漂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获得首届孔子国际文学奖
获得中国当代诗歌创作奖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现实与魔幻之间,在感性与理性之间,洛夫以诗为桥,连接了时间之河的此岸与彼岸。他以活泼生动、让人过目不忘的意象,丰富了汉语的诸多可能;他的诗歌创作时间跨度久远,是百年新诗为数不多的见证者、参与者、亲历者,甚至是标志性的摆渡者与领航者。他是诗坛的长青树,他的诗风,有虎之长啸也有蝶之轻盈。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无论意象广度,哲学深度,还是创作手法,他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在词语的密林里,他是一个跋涉者,也是一个探险者。
这次,我带着兴奋,带着荣誉,也带着最高的敬意从万里之外的加拿大来到李白的故里绵阳。去年(2014)是我从事诗歌创作70周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追求过、实验过、成功过、也失败过。一路走来,脚印历历可数。我的创作版图大概是这样:由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拥抱到八十年代对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典诗词的回眸审视和价值的重新评估,再到九十年代试图将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中国的诗歌美学,作有机性的交融与整合,而在近二十年中,我的精神内涵和艺术风格又有了脱胎换骨的蜕变,由激进张扬而渐趋缓和平实,恬淡内敛,甚至达到空灵的境界。
我自认为,我是一个抱着梦幻飞行的宇宙游客,也是一个热爱生活,从现实中发掘超现实诗情的诗人。我是仍在路上踽踽独行,坚持数十年如一日的诗人,到了晚年我却成了一块流放海外、漂泊天涯的漂木。我这七十年不变的关键词是“坚持”,而我的核心价值就是创新。
1949年由于时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由家乡湖南独自去了台湾,我称之为“第一度流放”。40年后又因故移居加拿大,我称之为“第二度流放”。在异国我虽享受到平静安适、条件优越的生活,但这总让我觉得空虚、不踏实,尤其每当黄昏出外散步时,独立苍茫,在北美辽阔的天空下,我经常像丢了魂似的感到彷徨无依,虽然强烈地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却也发现自我的定位竟是如此的暧昧虚浮。“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是一种多么凄美的境界,但面对异国的时空,不免有一种失魂落魄的孤寒,因为在形式上我已失去了祖国的地平线。湖南、台湾、温哥华,我生命中认同的对象,其焦点已模糊不清了。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流亡美国,有一次记者问他:“在异国他乡的流放生活,对你的写作有何影响?”他当时理直气壮地答道:“我托马斯·曼在哪里,德国便在哪里。”你看,这话说得多么豪气干云,我虽说不出如此大气度的话,但我也毫无愧色地说过:“我洛夫在哪里,中国文化便在哪里。”有点狂妄,是不?其实不然,因为我常年游走五湖四海,永远都抱着中国文化走,与庄子、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结伴同行,中国文化使我胆气大增,使我特别感到充实而尊贵。临老远奔天涯,我虽一时割断了两岸的地缘以及政治的过去,却割不断养我育我、塑造我的人格,激励我的心智,培养我的尊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我今天之所以能在异国安心立命,能在这诗歌遭受冷落的消费主义时代仍创作不懈,今天能够站在这领奖,接受你们的肯定和与祝贺,这都是由于有一个伟大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在引导我、支持我。
我有几句近似座右铭的话,在鼓舞我诱导我,使我一直坚守着诗歌的堡垒,例如我说:“以小我暗示大我,以有限暗示无限,”所谓“暗示”其实就是隐喻。一种象征手法,亦如佛祖的“拈花一笑”。其次我说:“诗人有时是诗的奴隶,但必须做语言的主人”,这表示创作时必须取得感性与知性的平衡点。我又说:“诗不是激情,不是表层世界的拷具。诗是一种发现,诗人不仅要写已知的世界,也要写未知的世界。”再说:“坏的诗是脑子想出来的,好的诗是在偶然中从内心流出来的。”以上我这些诗性思维似乎陈义过高,但的确是从我数十年创作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精华,也可说是我写诗的秘笈。
写诗是一种悲苦的行业,因为在这个浑浊的现实中,诗人必须保持清醒和足够的自觉,否则你就无法坚守你的信念。所以我一向认为写诗不只是一种写作行为,而是一种创造,一种价值的创造。今天,浮夸而矫饰的大众文化,把重视精神内涵的精致文化逼到边缘地带,诗歌的式微,并未超出我们的意料。今天诗歌真的已成为一只被放逐,任其自生自灭的野狗吗?其实也未必如此悲观,只要我们能以更纯粹、更精美而深刻的小量作品来对抗浅薄的、低级趣味的一次消耗性的大量读物,何尝不可视为另一种战略性的文化颠覆。诗人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纯美创造者,诗歌从来不是为了取悦大众的读物。当然,诗歌仍然需要读者,我经常自觉到,名利对诗人是一把双刃剑,多求无益,诗人梦寐以求的:一是价值,一是知音,有价值的知音更是可贵,因此这次本人和五位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汉语诗人共同获得首届“李白诗歌奖”和“李白诗歌奖”提名奖,得到评委们的公平、公正的评价和肯定,这就是“有价值的知音”的证明。
李白是中国诗歌艺术中一座屹立万世不摇的高峰,是中国文化最具象征性的最高标杆,绵阳是李白的故里,在绵阳颁发“李白诗歌奖”确是一项最富历史意义的事件。人到晚年,本应荣辱不惊,但我这次获奖仍不免感到莫大的喜悦和幸运,因为今天我挨着李白最近,我隐隐地听到了他那来自遥远的神性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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