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夏 君
创作于1929 年的《我弥留之际》,是福克纳的代表作品。该书故事情节简单,但文字隽永,令人深思。其间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描写更是入木三分。作者描写了艾迪对存在的追求和梦想的幻灭,也用一个个的实例表现了交流的困境和语言的苍白无力。文章将对《我弥留之际》中困境描写进行剖析,并分析作者关注困境命题的原因及意义。
困境,意即困难之境况,在《我弥留之际》一书中,本德伦一家遇到许多困难:贫困、水火、丧母、失贞、失财等等,相对于这些外在的困难和损失,本文更多的关注内心层面的困境:艾迪的存在困境和语言交流的困境。艾迪始终困惑自己的存在的意义,她终其一生在寻找这一命题的答案。本德伦一家貌合神离,语言失去了意义和作用,这种交流的困境也是每个现代人所面对的难题。
死亡,将人们引入一场存在的困局。它仿若一张无形的网,让所有的生命无处遁逃。然而,倘若没有死亡,存在又将何存?正是死亡,才使得存在的意义得以彰显。正是死亡,才使得生命显得珍贵。死亡无时无刻不在对存在提出严峻的拷问。面对死亡,如何将仅有一次的宝贵生命活得精彩?如何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些问题都在拷问着人们的存在处境。人们徒劳地在挣扎在这张困境的网中,却无力挣脱。只有死亡,才能最终宣告存在困境的化解:生命已然逝去,与之依存的存在困境也必然不复存在。这一至死方休的存在困境,是所有人必须面对、却又无法逾越的沟壑。
人既向死而生,存在的意义何在? 如何面对惨淡的人生?这便是艾迪·本德伦的困惑,也是她的存在困境。福克纳笔下的艾迪·本德伦是文学作品中最伟大的悲剧命运的女主人公之一。常有评论家把她和霍桑《红字》中的海丝特·白兰相比较, 也有评论家把她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或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进行比较。这些人物都感到被糟糕的人际关系或社会环境所困,急于找到某种方式逃脱。
艾迪,是一个极为独立、坚强的女性,她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梦想着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报复,却从未成功。她是所有被生活欺骗了的理想主义者的代表。她的父亲告诉她,“活在世上的理由仅仅是为长久的安眠做准备”,然而艾迪却坚持自己的信念。 她和其他教徒不同,她不相信死后的世界,这种信念更促使她找到活着的意义和幸福。她寻找存在主义者所说的“真正的存在”,试图剥离所有的伪装和假象。 她鞭打自己的学生,希望借助暴力成为他们 “秘密的自私的生活的一部分…永远地在(他们)的血液里留下了痕迹。”此后她嫁给安斯,希望婚姻和子女能缓解她的失望和焦虑,带给她信念。 再次失望之后,她又找惠特菲尔德牧师作情人,然而这段关系,也以失败告终。 现实和梦想的鸿沟使她苦闷、绝望。 最终,她对所有的关系和理想都不相信了。 面对存在的困境,艾迪心如死灰,失去了对生活的梦想和希冀——“于是我准备可以死了”。 对于艾迪而言,“她跟死了没什么两样”。生命是一场毫无希望可言的、等待死亡的漫漫之旅。她早就是个活死人了,她的后半生,不过是在等待甚至欢迎肉体的死亡。 她用自己的死亡,终结了对存在的追问,一场存在的困局,至此方才破解。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提出了三种床的理论,即:理念的床、木匠制作的床和画家绘制的床。 他认为画家绘制的床是“影子的影子”。意即语言是事物的象征和近似物,而非事物的真实表达。 而真正的真实始终也是不可捉摸的神秘之物,很难用语言描述,要将人生、真实、自我种种用某个字眼精准的表达出来, 着实是一件难事。佛经当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即是错。真正的真实只在心间,一旦说出来,便沦为实相了。语言是有局限性的,怎能用它限制真实呢?
《我弥留之际》 的核心主题之一就是人类交流的困境。这种交流的困境在《我弥留之际》中俯拾皆是,甚至体现于作品的结构形式上,表现为多章节,片段式的结构。小说采用的多重视角,篇章结构看似零散,每个人物都囿于自己的一方小小天地之中,沉浸在自说自话的意识流里。 这些人物一个接一个的出场独白,互不牵涉地构成全书的59 个章节,他们所说的事件或许有相重合之处,然而并未融合为一个整体。 小说在形式上就给读者带来这样一种感受,即,主人公们身处孤独的困局之中,每个叙事者都限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无法与他人交流。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找不到词汇表达,二是即使找到词汇,言语和真实也具有不完全对等性。 人们很难用某个字眼精确的表述真实的想法。 简言之,即表达的困境。
艾迪·本德伦在她对语言的怀疑论的论述说道:“罪啊爱啊怕啊都仅仅是从来没有罪没有爱没有怕的人所拥有的一种声音,用来代替直到他们忘掉这些言词时都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东西。 ”她还说:“话语是最没有价值的;人正说话间那意思就已经走样了。”
艾迪并非小说中唯一有这样感受的人。各个角色在表述内心想法和联系词语和现实之间都面临一种困局,无法表达语言与真实的关系。 达尔鄙视语言,他总能不用说话就能了解别人的内心。瓦达曼的一句话更能体现这一困境:“我妈是一条鱼。”语言是如此的苍白无力,只能说出一句谜一样的话语。 论及语言和真实的关系,这种难解的感受,很好的传递了作者的意图:语言无力,交流困难。
为什么福克纳要在《我弥留之际》中极力表现存在困境和交流的困境?究其原因,有以下三点:一为现代主义潮流大势所趋,二为迷惘的一代表达需要,三为家庭不幸的心理印记。
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兴盛于20 世纪。 面对工业化的浪潮,现代主义作家们更多的关注人物的精神世界。 他们用现代人的哲学和心理语言重新提出了一个古老的疑问:人的存在到底是什么?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更多的关注了人类的精神世界的孤独、困惑和忧郁。 这种认识体现在文学作品中,悲观、孤独、困境成为他们经常表现的主题。
在萨特的《卧室》中,我们看到父女间、夫妻间总有一层隔膜,人与人之间仿佛隔着一堵无形的的墙。 在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中,我们看到一群囿于小镇的现代畸人的形象。 伊丽莎白曾经追求爱情和美貌,梦想破灭后,心理失常;伊诺克“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可是“永远不可能说出来”,只好形影相吊,一个人在屋子里自说自话。 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格里高利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挣扎着、扭动着,没有人能理解他的话语。 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我”内心惶惶,无处可逃。
在这些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这种描述:孤独、困惑、无法交流、无力抗拒、无处可逃。这些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也同样表现在福克纳的作品之中。
福克纳说,他的作品没有一部能达到自己心中理想的程度。总有一些梦想、一些情感在落笔之时,在冰冷的文字间溜走了。作家借助文字表情达意。像福克纳这样的语言大家却对语言表达提出质疑,似乎令人不解。 然而,统观福克纳同一时代的作家,持这样观点的人并不在少数: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借亨利之口,认为例如“光荣”、“牺牲”、“神圣”等字眼,纯属欺人之谈,毫无意义,都体现出战争的愚蠢。 罗·佩·沃伦的《国王的人马》中的杰克也说“好人做事,骗子说话"。作为“迷惘的一代”,一战带给他们巨大的创伤,价值观和梦想的破碎让他们有一种被生活虚夸的言辞欺骗的感觉。华丽的措辞不过是巨大的谎言,语言并不代表真实。 福克纳借人物之口,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语言的困境。
几乎所有作家的作品中都有他们个人经历的影子。福克纳也经常在自己创作的人物、情节中留下自己生活的经历、观察和形象。我弥留之际的困境表达,和福克纳自身的生活经历也有密切的联系。
艾迪在生活中的原型有两个:福克纳的母亲和福克纳自己。莫德·福克纳是一位聪明、受过良好教育、有才华、意志坚强的女性。她嫁给了一位一事无成的丈夫。福克纳的父亲,默里·福克纳长期酗酒,经常自怨自艾。 在88 岁的莫德病重之际,她问福克纳自己是否会在天堂与丈夫默里相遇,福克纳答道:“如果你不想见,就不会见”。她答道“好的,我从未喜欢过他。”艾迪理想的幻灭、对于死后世界的怀疑,在此可见一斑。
福克纳自己的婚姻也是不幸的。福克纳和埃丝特尔·奥尔德姆原本青梅竹马,准备结婚,但因女方家庭的反对而作罢。埃丝特尔抛弃了福克纳,嫁给了富有的律师。这段婚姻持续的几年之后,以离婚告终。 埃丝特尔带着两个女儿回到家乡,恢复了和福克纳的关系。 尽管不太情愿,福克纳还是和她在1929 年结婚了。不料埃丝特尔仍然沉浸在离婚的痛苦之中,酗酒严重,蜜月期间甚至试图在墨西哥湾跳海自尽。这段不幸婚姻带给福克纳的情感印记,反映在他对作品中女主人的刻画中。福克纳婚后5个月,就创作了《我弥留之际》,艾迪的幻灭感和绝望、她对于语言的质疑,或许是福克纳自己内心感受的体现。
《我弥留之际》的命名,取自古老的《荷马史诗》中阿伽门农的故事,作者用这种方式,展示出一种亘古不变的主题:这些事情发生过,还会继续发生。他们就是人类的生存状态——内心在苦苦挣扎。福克纳大胆地展示着人生种种困厄的状态,实际上也是实现了作家对存在的追问和对人性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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