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女性形象的真实性与悲剧性

■瞿清容

张爱玲小说中大多数都是女性，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既丰富又复杂。从性格特点上看有歇斯底里的曹七巧，有自卑自贱的葛嶶龙，有自私、会打算的白流苏，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具有真实性和悲剧性。

随着1984 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王超冰四位研究工作者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将张爱玲列入中国大陆文学史的排行榜，继而人们也慢慢认识了张爱玲，更有感于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有歇斯底里的曹七巧，有自卑自贱的葛嶶龙，有自私、会打算的白流苏等，这些女性形象也像张爱玲本人一样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空白之页。学术界也渐渐兴起了研究张爱玲的热潮，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很多学者都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度对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女性形象等作了深入的研究，在傅雷、柯灵、夏志清等人的研究成果上有了新的突破。 本文旨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张爱玲笔下女性形象的真实性与悲剧性。

一、真实性

在中国文学史上，女性形象复杂而丰富。在古代文学史上，女性形象大多是被男性作家所建构的，诸如曹植笔下的洛神，柳永等词人笔下的情人或怨妇，他们大多貌美、多情、温柔，这些女性形象符合男性审美观，所以那时的女性形象多是代表男性的声音，而并非真正的女性形象。“五四”时期，随着西方现代现代思潮的涌入，中国的女性意识才得到启蒙，女性文学也才得以建立，“五四”运动发现了人，继而发现了女人，女性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响亮，真正的女性形象才慢慢被女性作家展示出来。

纵观“五四”时期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她们有很强的时代感，她们的命运往往被放置在社会革命中去书写和展示， 这时期的女作家虽说有很强女性意识，但在某种程度上， 她们还是迎合了男性的声音和视角，并没有跳出旧有的桎梏。 “以冰心为代表的闺秀派作家的小说，总跳不出礼教范围。 以凌叔华为代表的新闺秀派作家笔下的新女性， 都摆脱不掉闺秀女性的传统习气。而以冯沅君和丁玲为代表的新女性派作家，则沉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自由恋情主题之中”，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她们在文坛上的实绩，特别是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很大，小说中的莎菲是一个矛盾复杂的女性，她大声喊出了女性的声音，写出了女性真实而又复杂的内心世界。 莎菲是一个叛逆的女性，她在是一个独立、自主，拥有很强理性精神的女性，所以莎菲是当时的女中豪杰。

三十年代，在大革命的背景下丁玲、冯铿、关露、葛琴、草明、白朗等女作家紧跟时代的步伐，以“革命”和“救亡”为主题进行了创作，她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是革命时代的英雄， 关注的是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兴衰。一般女性所在乎的爱情和家庭在这个时候已经被作家所隐去了。 所以这个时期的女性形象是带有男性特点的，她们像男性一样具有英雄般的力量，像男性一样为了国家而置爱情与生死于不顾。很多学者就说这个时期的女性形象反串了男性的角色，很多女作家为了宣扬时代精神而把女性形象“阳化”了。

与以上女性形象不同的是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没有什么高大之举，“她笔下的女子，常常是世俗世界中自私的女子，在爱情纠纷中有心防，会打算的女子，在大时代的变动中又有些怅惘的女子， 与革命女子相距甚远。这些女子，从未想要改变社会，只是小心谨慎地挣扎在生活地细节中”。 她们在文本中只是女人，不是英雄，也不是女神，她们显现不出大奸大恶。 她们没有独立于男人之外，“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女人都是围着男人转，女人总是与男人纠缠在一起， 女人一旦离了男人就会变得毫无价值，就会走向疯狂和病态。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虽说是戴上了金钱的枷锁，使得她的人生变得如此不堪，实际上，使她失去人性的根本原因是金钱的枷锁锁住了她的青春，她的情欲，她的自由，甚至于她的尊严。 金钱是直接原因，而情欲才是根本原因，要是她当初能嫁给朝禄或丁玉根或张少泉过普通而幸福的生活，生活对于曹七巧来说也许就是另一番模样，但哥哥曹大年为了钱而把她嫁进姜家，嫁给残废的二少爷，有钱的日子并没有使七巧幸福，一方面丈夫没有人气，她美好的青春白白浪费掉了；另一方面，因为她出生是在麻油店，姜家的上上下下都看不起她，这也使得她失去了应得的尊严，所以在她认为这些后果都是钱的原因造成的，以至于让她戴着金钱的枷锁一步一步走向歇斯底里。曹七巧可谓是一个可怕、可悲、可叹的女性形象，让人“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张爱玲写的不是一个女人与时代和社会的冲突，也不是与封建家庭的矛盾，写的是一个女人内心痛苦的挣扎，曹七巧面对的不只是姜家这个封建大家庭，还要面对自己内心的情欲，但她又是无力的，所以她滑向了另一种极端的生命形式。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和葛薇龙与曹七巧有着相似的命运。 梁太太为了钱嫁给了梁季腾做四姨太，等梁季腾死后，梁太太已徐娘半老，可她内心之中还有情欲，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利用各色年轻女子去吸引各色年轻男子，甚至自己的侄女葛薇龙也不放过，其实这也是一种疯狂，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进行的疯狂行动。葛薇龙一开始是个真正的学生， 拥有自己的思想，“只要是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 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将来遇到真正喜欢我的人，自然会明白的，绝不会相信那些无聊的流言”。 但她并没有从梁太太给她设定的圈套中走出来，反而越陷越深，她也想过回上海，但她已经陷入了那种虚伪的生活方式，陷入了对乔琪乔的感情世界。为了得到乔琪乔，不惜牺牲自己，所以她最终走向了没有回头的路。在《白玫瑰与红玫瑰》中，娇蕊爱上了佟振保而舍弃原来的家庭，但佟振保却是自私虚伪的一个人， 让娇蕊白白爱了一场。

不管是曹七巧，还是梁太太或者葛薇龙和娇蕊，从张爱玲没有对她们进行二元对立式地道德批判，她往往通过参差对照的写法来真实地展示女人内心之中地挣扎、困惑和无奈，展示人性的复杂和生命的荒凉。 而是以女性话语对女性进行书写，她笔下的女人是女人眼中的女人，而不是男人建构的女人，也不是被一些女作家“阳化”的女人。读者可以深切感知女人的内心世界，女人如何为男人烦恼，又如何为了金钱或情欲做出巨大的牺牲，张爱玲真实地披露了中国传统女性的弱点，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体制使她们不能拥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品格，她们看重金钱，又被陷入男人的圈子里。在那个时代，她们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极度缺乏安全感，她们想抓住一切能抓住的，她们焦虑，自私、自卑，但她们都不是大坏人，可以让人原谅和同情，因为她们都生活在无法逃脱的困境，尽管拼尽全力反抗，但也落得悲剧的结果。 所以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在真实性的基础上也就具有了悲剧性。

二、悲剧性

张爱玲是一个悲剧感很强的人，她的小说中大多弥漫着淡淡的悲剧色彩，就连结了婚的白流苏和玉清也让人闻不到喜剧的味道。 在张爱玲看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无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惘惘的威胁”。这种惘惘的威胁就是深藏在张爱玲思想中一种存在的虚无，一种生存的悲剧。 这种虚无或悲剧体现在她的小说中就是女人的悲剧命运。 女性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些女性形象大多都很平凡，很普通，她们都生活在世俗的世界中，为了生存而挣扎，始终不能脱离悲剧的命运。

一方面，女性摆脱不了自身的欲望（物欲和情欲），曹七巧一生都被物欲与情欲所支配和控制， 甚至改变，她带上了金钱和情欲的枷锁，一步步走上疯狂，以至于连人性都被泯灭。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一生都生活在物欲与情欲的桎梏中，葛薇龙最终陷入了虚荣心与情欲的圈套中，她们都失去了独立的意识，做不了命运的主人。《留情》中的敦凤最终嫁给一个老头子做偏房，不得不顺从命运的安排。 《倾城之恋》的白流苏嫁给范柳原的主要目的也只是经济上的安全，婚姻靠的不是爱情而是一场战争，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虽然是圆满的收场，却让人感到爱情的虚无，现实的沉重和人生的偶然。“生死和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命运是一种不可知的力量，这种不可知的力量把人生一步一步引向悲剧，但这种不可知的力量不是来自外在，而是来自自身。亚里士多德曾有著名的“过失说”，他认为有一种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这些人陷入厄运的原因不是他们为非作恶，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犯了错误，不管是曹七巧还是梁太太，或者是葛薇龙都没有把持住自己的物欲或情欲，被来自人本身欲望的不可知力量所支配，他们一直都在与这种力量相抗争，以求达到一种平衡，但这种不可知的力量又往往是很强大的， 人是不可抗拒的，所以，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都走向了抗争的失败，也就走向的生命的悲剧。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的悲剧不仅体现在女人摆脱不了自身的欲望和命运的牢笼，也体现在他们当时在社会和家庭中处在一种边缘化即“他者”的位置上。 “从这些女性形象来说，可以看出她们其实和现实中的女性作家一样都共同受到整体宗法父权的历史文化牵制”，中国的妇女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都处于被排挤的地位，男人可以拥有事业，拥有社会，拥有政治，而女人只能拥有家庭，女人只是以男人为依归，女人始终附属在男人身上，在《圣经》当中女人是为男人所造，女人来自于男人，女人不能独立于男人之外，“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到同性的尊重”，林幸谦称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群像是一个亚文化群体，所谓亚文化群体也就是指女性在父权体制下是属于从属地位。《鸿鸾喜》的场面欢乐喜庆的，但张爱玲还是在文本中展示了女性处在尴尬的边缘，娄先生经常发现娄太太的不够，娄太太的发型和穿戴他都不满意，但他回国后竟然没有另娶，小说中娄先生因此在旁人眼中显得特别伟大，有时还要让着娄太太，娄太太也会因此多说话，可她究竟还是非常害怕得罪自己的丈夫。 同样，文中还出现了两个尴尬的女性，玉清的两个表妹梨倩和堂倩，她们岁数很大却没有把自己嫁出去，为了把自己嫁出去，甚至连自尊心都丧失了，可以看出女人的命运是跟男人息息相关的。 女人如果没有在适当的时候嫁出去， 就像商店中过时的服装，想被人看而不得，想被人买更不得，女人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就必须嫁人，必须生儿育女，这充分体现了女人对男人的依附，封建父权体制对女性的迫害。

张爱玲把女人的种种悲剧推向读者的眼前，形成一种悲剧美。在描写女性被压抑、扭曲的形象时，张爱玲还写出了女性悲剧的深刻根源，女性种种悲剧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和女性自身的欲望及弱点。张爱玲把女性形象塑造得更加深刻的原因在于她不仅看到了社会体制上存在的问题，也认识到女性自身的不足与缺陷。 到底怎样才能摆脱女性的悲剧命运，是彻底地改变社会？或是女性要重新树立一个全新地自我？张爱玲没有在文本当中给出回答，在她看来这也许是永远不可能的， 因为她的文本中始终充斥着一种宿命的悲观，一种永恒的虚无。

实际上，五四时期的西方现代思潮的涌入并没有真正改变女性的“他者”地位，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始终弥漫着封建传统的阴暗气息，他们没有真正独立自主，没有逃脱“原罪意识”地控制，但这些女性形象在很多读者看来又是真实可见的，她们不是英雄，她们只是平凡世界中的平凡女子，她们也在为生活而挣扎，为爱情苦恼，但她们始终逃脱不了命运的折腾。 时至今日，女性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女性的命运仍然让人担忧，张爱玲没有对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批判或指责，只是以一种同情的笔触写出了女性命运的苍凉与悲哀，进而引发人们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引发女性对自身命运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