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埃及记

李嘉伟，1997年生，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诗人，漫游者。曾获全球华语青年文学奖、东荡子诗歌奖高校奖、重唱诗歌奖、何竹平吴肖颖伉俪古典诗词创作奖、全球华语大学生微情书比赛一等奖。作品散见于各文学期刊。

二十年前的某个夏天，面朝深水港的方向，我和大伯正在喝当地人煮的黑茶。“别光顾着喝茶，留个眼色，她随时会出现。”大伯用下巴指着街对面，“就那栋楼，傍晚她总要下来。”

大伯摇晃着浑浊的玻璃制小茶杯，在亚历山大港，人人都用这种劣质的手工制品喝茶。窄窄的杯口，男人粗壮的大拇指就能遮住。

当然我是指一般的男人，譬如右手端着茶杯，左手用银质的、铸着古埃及永生纹路的小茶匙，往茶杯里放茶粉和糖的男人。

大伯不在此列。他只有一只手。另一只，切割巨大螯蟹的时候，一不留神，手就从小臂处被切断了。如果那只手还在，大伯应该留在家乡的馆子里，安安稳稳地做行政总厨。

黄昏。每栋房子都在散发着热气。这一带的富庶居民，屋子的顶柱石都是从灯塔上拆出来的。坚固的大理石，从几百公里之外的阿斯旺运过来，建成庞大的灯塔，时间久了，每个人都从灯塔的废墟上分一杯羹。这是埃及人的惯例。一个衰败的古老文明，只留给他们的子孙一些遥远地方的石头。

从一栋考究却低矮的黄色小楼里，一个身着长袍的女人缓缓踱出来。夕阳照在她浅色的纱巾上，我看见暗处大伯的喉结微微打颤。女人只露着眼睛。浑身罩在夕阳里，朝我们走过来。

大伯站起身，递给女人一杯茶。女人接过去转过头喝茶。还回来的时候，茶只去了浅浅一层。我瞥见女人的眼睛很深，带着月牙弯朝大伯点了点头，然后离开。

大伯坐下：“她要去图书馆那边的女礼拜堂做昏礼。这是他们穆斯林一天中的第四次祷告。”

“我看不见她的脸。”

“她很好看。”

“那你把她娶回家不行吗？”

“不全为了这个。”

“爷爷挺希望你能回去的。他年纪也大了。”

“我都知道。”

大伯确实什么都知道。他来埃及之后，很少写信回家，我们寄给他的信，也时常被退还。但他确实什么都知道。

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他的左手什么都知道。

被切割机切掉左手之后，大伯在昏迷里被送进医院。切割机锋利，迅速做完截肢手术，小臂伤口平滑如镜。全身麻醉持续一宿。第二天醒来，大伯说他一晚上都梦到自己在螃蟹堆里爬。螃蟹们从呼吸腮处被切开，边缘光滑，拖着半个身子，蟹黄往外面洒。

大家这才想起，那只断掉的手还泡在洗螃蟹的水槽里。

我被派去厨房，讨要大伯的左手。二厨在螃蟹堆里掏了半天，握住大伯的手，提出小半截小臂，用清水洗干净，放进密封袋里，递给我。他说泡了一夜，血都泡净了。

我把左手给大伯，大伯端详许久说，竟然看起来，比长在身上的时候还要白。经年累月在后厨里，指甲缝藏污纳垢，也被一晚上的浸泡清理干净。大伯把断手交给医生。

当晚大伯一直冷得打寒颤。醒来说，梦到周围全是鬼魂，干燥、阴冷。大伯说自己断掉的小臂冰凉冰凉的，好像后厨冰柜里冻了一个月的鳟鱼。

医生说可能是因为神经刚刚断开，仍然保持着没有断开的幻觉。

大伯说他确实觉得自己的左手还存在。不是还连接在小臂上的那种幻觉般的存在，而是存在于另一个空间。那个空间应该是阴冷的、干燥的。像一间低温灌装猪肉肠的冷藏室。

我们拿回左手。它在停尸房的小格子里躺了一夜。医生提醒我们，常温下大概两三天就要开始变质、腐臭，非常建议我们火化它。

全家人都紧盯着这只断手，它竖立在从医院带回来的钢化托盘上，五指微屈，好像抬头看着天空的人，眉头紧锁着思考变故。食指和中指的第二个关节有些变形，常年用指节抵住刀口，厚厚的茧子在刀背上来回厮磨，绷紧成青玉的颜色。五个指头的指甲都光秃秃的，边缘抓进肉里，前端修剪得很粗糙，可以想见一把钝刃的指甲刀子连撕带咬了草草的几下。许多烫疤和刀伤，散布在很深的掌纹里。

这只手连在大伯身上的时候，从来没有被人这样仔细地打量。切断的事物总能收获人们珍而重之的同情和记忆。直到今天，那只手的细节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甚至超过了对于自己左手面貌的了解。

妈妈提议把断手奉去海边的妈祖庙里，以前出海的人常常断手断脚，用妈祖庙的香灰封一封就好得极快，断肢留在庙里也能保个平安。大伯问后来那些断肢都哪去了。妈妈答不上来。没人知道妈祖庙里的进香和贡品是谁在打理，也没人知道那些奉在庙里的断肢最后都怎么样了。大伯端着左手回了屋，意思是不行。

思前想后，大伯决定去埃及。一来他不想火葬，停尸房的那夜他被凍得够呛，他不想再被烧伤一次;二来他是个厨子，左手是他吃饭的家伙，陪了他这么多年，总是值得厚葬的。他想起埃及的木乃伊，法老保留着灵魂，等待着下一世的苏醒。他要去埃及，把自己的左手也做成木乃伊。

从北方到广州，马六甲海峡，经过漫长的阿拉伯海，由亚丁湾驶入红海。在苏伊士运河的轰鸣声中醒来，已经是三个月之后。三个月里，左手浸泡在防腐试剂中，大伯说每天梦里他都在溺死的边缘挣扎。他之后住在亚历山大这样的良港，却从来没有下海游过泳。

亚历山大没有人制作木乃伊。从古埃及到现在，从来都没有。一直往南，经过卢克索的时候，当地人神神秘秘地带游客去看自己家里私藏的木乃伊。那是一个沙漠中的庄园，行道上的莎草生长旺盛，像条漫长的绿色铁轨扎进沙漠深处。越向里走，沙漠风物就越是稀薄，椰枣和石榴的果实跌落在厚厚的腐殖层里，树干却出人意料地舒展、笔挺。一个黝黑皮肤的老人，驼着背，缓慢前驱，一双皲裂、干瘪的手，像是椰枣树皮。老人动作迟钝，竭力复述自身和庄园漫长的历史。他用手语在自己白色的头巾上搭出两层空中楼阁，意思是这个至今没有腐朽的木乃伊，是他爷爷的爷爷盗墓获得的。

他们来到一排房屋最后的一间，有一道泛黄的光从门后幽幽透出。门被缓慢推开，整个房子都舒了口长长的气。那个木乃伊，装在与其体型不符的巨大棺椁中，周围陈列着一排排罐子，盛装他分散的内脏。大伯感到心惊肉跳，仅存的绿洲与仅存的木乃伊似乎与他无关，外面死寂的沙漠才是真切的。

大伯指了指左手，指了指木乃伊。老人把他带到一个更老的老人那里。他不是穆斯林，穿着异教的袍子，袖口绣着象征着太阳神的金轮。老人对干净的手掌很满意，没有看大伯一眼。

大伯在村寨外的野地露宿许久。白天口渴，村民给他送来鲜红的木槿汁。汁液带着异香，和空气接触久了，血色便会褪去，腐朽成死灰色。老人传来口信，只让他等。他整宿整宿睡不着，内里疲乏空洞，深处的空间暗无星光，某种以遗失为条件的永恒折磨着他。他无数次想要冲进村落，讨还正在被制成木乃伊的左手。永远的分离，但永远能够感受，这痛苦充满了诱惑。

村民终于把完成的左手还给大伯。与之相配的还有一个装满骨髓和血肉的小罐子。左手保持着原本的形态，缠绕着暗黄色的纱布，握起来坚若金石。仿佛一切本应该这样，不必更改。大伯在村民的帮助下焚烧了小罐子。血肉的留存是为了法老王的复活，而他不是为了复活。

大伯和他的左手回到家。他说醒着的时候一直晕船，晚上做梦还是梦见自己晕船。他把左手安顿在书桌上，干净、温暖。

他回到工作的厨房。发现已经来了新的总厨。那人当着大伯的面慢慢挽好袖子，右手、左手。经理说你少了一只手，怎么看，当厨子都不合适。大伯辩解道手还在，要拉经理去看看。经理受惊像见到鬼。

整个山东的厨房，都不愿意收留一位只有一只手的厨子。晚餐时间，大伯为全家人沉默地烹调，来显示自己虽然只有一只手，但完全不耽误做菜。

一只手切菜，一只手剥鱼皮，一只手颠勺，一只手下调料、尝味道。

最后一道菜上桌的时候，第一道菜已经凉透了。

这个世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离开大伯。我也坐在人群中，眼睁睁看着他沦落成一个悠闲而苦闷的人，像一组远景，驶离生活。

妈妈在大伯回来的第二周正式掌管了家里的厨房。她用比大伯快两倍的速度上菜，深得爷爷喜欢。公司也给大伯在饮食文化研究所安排了一份闲职，要他在落满灰尘的旧纸堆里闻出几道失传了几百年的传统菜肴。这些都还没有把大伯推开太远。他仍然能感受到自己的左手，感受到自己的一部分漂泊在外，而没人相信。大家对那只木乃伊左手充满了好奇，又不敢摸，只在餐桌上开大伯的玩笑，问他的左手，觉不觉得夜色有点凉了。大伯说确实有点凉了，家人们就笑起来;大伯说不知道，家人们就一副“你果然不知道”的神情。大伯不再理会家人们的询问。他常常一言不发地待在书房，和左手一起望向窗外。

大伯一只手收拾包裹，收拾了一夜。清晨离开，留下一封信。第二封信，在四个月后从开罗寄回家，信纸上印着金字塔和骆驼，还有一股阿拉伯之夜的异香。仔细闻闻带着一点酸涩后调。

那时候中东战争刚打完不久。一个断了手的中国人走在开罗街头，不会因为断手被注意，而是因为异国的面容而被注意。这让大伯舒心许多。开罗人没怎么见过外国人，也不太会说英语，拉着大伯，叫他“my friend”，请他喝黑茶。开罗人喜欢加一匙半的糖，大伯只要半匙。开罗人指着大伯的空袖子，意思是问他的手去了哪。大伯说中文，开罗人虽然一句中文都听不懂，但是似乎都可以明白，大伯仍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手。就像他们古老的异教神，被撕裂成碎片，仍然可以互相感知，并凭借木乃伊得到修复。

大伯向北，去到亚历山大港。那是全埃及最繁华的港口，方便收到中国的家人们的信。信从来都在大伯意料之内。仿佛我们表情达意的语言是那样匮乏，一封长长的信和一封空白的信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大伯明白，他的家人將会一直思念他，即使在地理上失去他，仍然可以感觉到他，就像他那留在家里的左手，不停地反馈着家中的温暖和寒冷。

大伯做过一段时间搬运工，在码头上，和当地人学会用脖子顶着大袋的棉花或者面粉。白天汗流浃背，晚上睡得很好。他不会说阿拉伯语，英语也只会可怜的一点。别人问他，他就说“China”，意思是China来的。渐渐整个码头的人都叫他“China”，好像他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中国”成了他的一部分。几乎与此同时，爷爷开始想念大伯。爷爷每天都去看望大伯的左手，就好像那才是大伯。左手不再是大伯的一部分，大伯是那只左手漂泊在外的一部分。

生活那么容易变得像生活，即使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变得像家，也不是一件难事。比如有间屋子，比如出门的时候，和邻居打招呼。如果养一条狗或者一只猫就更像了。梦里不知身是客，可是发梦的人才是最明白身是客的人。一切都好。但总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直到一天划开塞纳叶的时候，大伯才意识到，这里的刀不对。进而意识到，之所以每天要冲服半片塞纳叶，还是吃的东西不太对，需要服用这种缓解便秘的阿拉伯草药。亚历山大买到的刀，铝刀、铁刀、银刀，都细长，带一点弧度，不像中国厨房里大开大合四四方方的不锈钢刀那么顺手。

大伯主动写了一封信，希望家里人帮忙寄一些刀，如果方便，也寄一些必要的调味料。随着失去左手蛰伏起来的厨艺，在亚历山大的鹰嘴豆、蔬菜泥和烤鱼里蠢蠢欲动。

爷爷托饭店的经理买了最好的菜刀，开过刃，抹好油，封进皮子的保护套里，十几把刀码在一起，连同八角、大料、香叶、桂皮、茴香籽等等常用的料全都寄了过去。

亚历山大第一间中餐馆开在深水港旁边。搬运工都知道以前那个叫“China”的搬运工，改行做好吃的中餐了。用一只手。

大伯也开始带徒弟，埃及人学得慢，徒弟两只手还没有他一只手快。虽然徒弟们的手艺算不上正宗，但他们毕竟是亚历山大港第一批懂得菜和肉可以炒在一起的本地人。他的徒弟们在厨房里大声高喊着这些中国食材和调料的中文名字。大伯恍惚间觉得还在离家不远的馆子里上班。

好几年过去，大伯还是不会阿拉伯语。他习惯了不说话，并且发现，他的徒弟们完全可以理解他。只要他们都在用心地倾听，用心地观看。在一天开始和结束的时候用心地拥抱。

我来看他的时候，他说话很慢，我必须用很大的耐心，才能听完他的一句话。

大伯在他的餐厅遇见拉。那时候他已经开到第四间中餐馆，并且很少亲自做菜。拉绕过画满梅花的中式屏风，浅色袍子和露出的脸都显示她来自于一个开明的家庭。她的眼睛是水滴的形状，她的脸庞是妙龄少女的脸庞。大伯和客人们—拉的家人们一一握手，走在最后的拉，像个调皮的孩子那样，东张西望，看着餐厅里新奇的中国结和仙鹤图。拉走过来握手，主动握住了大伯断掉的手臂。大伯在那一刻竟然再也感觉不到自己的左手，他感觉到一个温暖的女人，正像一只母鹿望着水面那样望着他。

大伯把家搬到拉一家的街对面。他楼上是卡瓦菲斯的故居。他的屋子在很久的一段时间，正如卡瓦菲斯诗里描述的那样，是一间妓院。现在虽然荒败了，依然没有人愿意买下来。大伯买下来，请许许多多虔信的人来帮他礼拜《古兰经》113章和114章的驱逐邪魔的经文。

大伯每天都像那天那样等着。他先知道了拉的名字，多么简单的音节，撬动一小下舌尖，适合极了沉默的他。他慢慢知道拉的年龄、拉的教派，拉喜欢黑茶加两匙糖。他知道拉的父亲是港口的官员，拉的母亲去世了。他每天都知道关于拉更多的一点点。

拉也每天多知道大伯的一点点。她为大伯担忧，她看到大伯每天下午那杯黑茶里的爱意，也担忧没有信仰的他，终究会受到惩罚。她搞明白了大伯的左手去了哪。她说就像我们都是真主的孩子那样，我们是漂泊在外的部分，信仰他，感知他，我们总有回家的一天。

大伯再也没有理由，触碰一个穆斯林女人的手。那个温暖的境遇，像是一个永远回不去的家，也像一个藏在手心里的梦境。更多时候，拉只露出眼睛，喝茶甚至背过身去。夏天偶尔露出脚趾。拉拿图册给大伯看，这个世界是真主创造的。拉希望大伯相信如此。大伯一边点头，一边用中文问，为什么不是盘古开天地呢，或者女娲造人，或者猴子变的？

面朝深水港的方向。棕榈树顶端的叶子最先暗了下来。接下来是拉一家的屋子，然后是大伯的头顶，直到我的脚踝。我捏了捏大伯的断臂。大伯说，他的左手现在正被一阵风吹得有些痒。我再一次请求大伯回家。

大伯问，为什么要回家？

我说，爷爷心疼你一个人在外面，而且他每天想你想得厉害。

大伯说回去了也是一个人。又问我真的相信他能感受到自己断掉的左手吗？

我说信。

他让我诚实回答。

我说不好说。

大伯说家里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说中文，却互相听不懂。我断了手，在每个人眼里，都是怪物，都是外地人。这里，卡瓦菲斯的楼下，只有我一个人说中文，只有这一片小小的“China”，但我算不上外地人。谁都能明白，我还能感觉到我的手，就像我能感觉到我的心跳一样简单。

我离开亚历山大。带回了大伯不愿意回家，并且大概率娶一个埃及老婆的消息。

爷爷开始日复一日学习伊斯兰教的知识和了解埃及的国内形势。并在某日向全家宣布，大伯没可能娶到穆斯林老婆。因为大伯如何也不能转信伊斯兰教。

时间就这样过去。一个偶尔传信的亲人，变成一个偶尔打电话的亲人。大伯在当地相当富裕，依然不会说阿拉伯语。我们这些亲戚，去埃及旅游，大伯也会帮忙接待。大家每次都会问需不需要帮大伯把左手带过去，大伯都说不用，能感觉到家里什么样，挺好的。

很多年了。我有了孩子，我的孩子们在书房里对着家里的禁忌物扮鬼脸，做游戏。他们越长越高，胆子也越来越大，越来越不把我们这些长辈的话放在眼里。他们最爱说，你们不懂。他们去和同班同学炫耀，家里收藏了一只几千年前的木乃伊左手。

终于有一天。孩子们拿出了打火机和蜡烛，趁着大人们不在家，把木乃伊左手放在蠟烛上慢慢转动，慢慢烤。一个浑身裹在袍子里的孩子破门而入，分开孩子们，拿出那只有点焦黄的木乃伊左手。

不可想象的，大伯回家了。还带了一个阿拉伯姑娘，十七八岁的样子。他说他感觉自己的手每天都在颤抖，他察觉危险就要来了，于是赶了回来。爷爷说颤抖是因为大伯也上了年纪，爷爷六十岁的时候也开始手抖。

我问大伯，感到危险可以打电话，为什么回来了。

大伯说：“这是拉的女儿，她想学中文。”又说：“整个亚历山大，整个埃及都疯了，所有埃及人都想学中文。与其留在埃及学那些莫名其妙的腔调，还不如带回中国，正经地学。”

为了迎接大伯和拉的女儿，我们去大伯以前工作的馆子吃饭。二十年下来，名字没变，招牌换了新的，虽然还在原来的地方，可是伙计和厨子们换了一茬又一茬，大伯认了半天也没找到熟人。大伯凭着印象点了几个传统的鲁菜。这些菜也是他一开始在亚历山大教给他徒弟们的那些菜。不过馆子里不再做这些菜了，现在馆子主打“融合菜”，而且新聘的大厨更擅长西餐。大伯说，都是一个德行，哪哪都在做融合菜，哪哪都开始学中文。

亚历山大是最先开始的，每个人都会说“你好”。大伯烦透了，他就是为了躲避这句“你好”才跑到亚历山大，现在最后一片清静之地也没有了。他和拉道别，他们终于做了二十年亲密无间的邻居，他和拉的父亲像兄弟一样友好。

一路向南，从亚历山大到阿斯旺，从阿斯旺沿着红海到最东端的黑色撒哈拉，南下到卢克索，直至开罗。所到之处，每个人都在学中文，每个人都急着把更多的埃及兜售给中国游客。可是中国游客只想买一点点埃及，他们脑海里的埃及，所以埃及人也就只会说“莎草画”“金字塔”“沙画”“香水”，从他们身上，油滑精明的阿拉伯商人祖先的影子，一点也看不到。他们和那些复制的工艺品一样，低着头站在祖先的黄沙上，贫瘠且神情木讷。

卢克索的那个小村落已经消失了。原址上盖起了骆驼棚，老人的后人说着熟练的中文，问大伯要不要试试骑骆驼。大伯和少年提起那个肃穆的老人，袖口带有金轮刺绣的老人。少年说他们祖父的祖父曾经穿过那种异教的装束，并且被惩罚以木乃伊的姿态永恒地陷入睡眠。大伯和少年说起自己的左手。说起他们祖辈神奇的木乃伊制造术。

“這么多年过去，我仍能感受到我的左手，即使它远在中国。”

牵着骆驼的少年不置可否。他只关心大伯是否要骑骆驼，不关心他的左手在哪里。

大伯失落地返回了亚历山大。他发现二十年间，在这个国度里，最后一个会制作木乃伊的老人已经死去。而这些年轻人，和中国人一样，并不相信他和他左手的感应。亚历山大港也重新复苏，随着苏伊士运河的重新开凿，更多的棉花、更多的矿产、更多的糖，在这个港口吞吐。那些老搬运工们，在某一天像他们黑色脊背上的汗珠那样，突然就蒸发了。年轻的搬运工人不再称呼他为“China”，而是恭敬地询问他的名字。

港口日夜不停。朝向深水港的方向，每日的五次朝拜，都有大喇叭集合工人一起面向圣城跪伏。这些年轻的工人很努力，但依然很穷，他们只能吃得起面粉、米饭和豆子制成的埃及本地餐。只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旅行团来大伯的中餐馆吃饭。

起初，他还照旧站在门口接待，与客人握手。客人询问，就一五一十讲起自己左手的故事。客人中竟然有人带头鼓掌，说这是个“传奇”。“传奇”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仅不相信，还轻浮地以为这个故事的编纂费尽了心机。经年累月的不被理解，终于因为人们的轻浮，变成了冒犯。

导游们喜欢在餐桌上讲解埃及，以便节约出大家游览的时间。他们不讲大灯塔，不讲卡瓦菲斯，不讲亚历山大皇帝，也不讲亚历山大港复杂的人口构成。他们最喜欢讲古埃及的避孕措施，或者埃及艳后被什么蛇咬死的。那些流利的中文，比那些埃及孩子生硬的中文还让人反胃。游客们对食物挑挑拣拣，他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渴望一点更刺激的本地食物，而非温吞吞的，在自家餐桌上就能吃到的炒菜。他们像苍蝇一样嗡嗡散开，在下一餐的时间里，抱怨本地食物多么不合胃口，比这跋山涉水的变了味的中餐还难吃。

大伯恢复沉默，变回那个断手之初在家的旁观者。他知道那种无家可归的孤独感又要找上他，可他年事已高，年轻时的那股冲劲烟消云散，他不认为自己还有力气穿越漫长的撒哈拉沙漠，寻找一片让他安心的绿洲。大伯看着拉终于嫁给一个教内的青年。他衷心祝福他们。他们的孩子，在获得美丽的名字之后，见到的第一个非亲属就是大伯。孩子的小手摸在大伯的断臂上，大伯感受到一片初生的好奇，像是一只鱼第一次从深海底游上来，隔着浅水看见了太阳。

拉的孩子渐渐长大。她和母亲学习阿拉伯语，和大伯学习了汉语。她问起大伯的左手。大伯一五一十地讲起来，像一个精心准备的故事。大伯说没关系，会带给你看的，就像漂泊在外的世代，总有终结的一天。拉的女儿也从不怀疑这个父亲般的异乡人。

现在所有人都在场了。大伯带着他的亲人回到了亲人中间。穿越苏伊士运河的轰鸣，沿着红海驶过亚丁湾，经过漫长的阿拉伯海，穿过马六甲海峡，南海，从广州到北方。大伯和拉的女儿以及从未信任过他的家人站在一只边缘卷曲的木乃伊左手旁边。拉的女儿长着不属于东方人的眼睛，她的面庞温润如闪烁的弓。

拉的女儿小心翼翼地展开裹了无数层的细纱巾。这种纱巾轻薄细腻得像是用撒哈拉沙漠里的沙子织成的。一边展开，一边向空气中散发着异香。拉的女儿从异香中捧出一只洁白的手，手指微微弯曲，沿着清晰的经脉，在小臂处像一段悬崖那样断开。

这白皙的左手，在空气里，松弛下去，皱纹像爬山虎那样弥漫，逐渐变成沙子，融化成细沙巾里的一片肉色。

“这感觉像死亡，也像活着，世界正在变得一模一样。”

拉的女儿挽住大伯的断臂，大伯闭上眼睛。亚历山大港的旧货船正无奈地卸下最后一批货，那些新的搬运工人，年轻且贫穷。他们在炎热中缓慢地移动，阳光好像黄豆那样，落在他们的前面，后面，左面，右面。

（责任编辑：王建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