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进现代性迷宫与复杂性深渊的硬汉

小珂 阮雪芳 廖伟 陈崇正 林培源 陈润庭 许泽平 杨丹丹 廖令鹏 陈培浩 王威廉

主持人按语：

从今年开始，大湾区文学栏目将开始聚焦于本区域内部的重要作家，采取众论与专论相结合的方式，为读者充分呈现出作家在精神空间上的已有形态以及多种可能性。

本期我们推出的是作家邓一光。他于1956年8月生于重庆市，蒙古族，祖籍湖北麻城。他当过知青，工人，新闻记者，自由写作者，文学刊物编辑，武汉文联专业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武汉市文学院院长。2010年从武汉迁居深圳至今。他著有长篇小说《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等10部，小说集20余部，出版有《邓一光文集》。作品先后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首届冯牧文学奖、首届郭沫若散文奖、首届柔石文学奖、首届林斤澜短篇小说杰出作家奖、第3届国家图书奖、第3届郁达夫小说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在一次采访中，他说：“深圳空气清新，气候适宜，为我和家人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相对活力的生存空间。写作会持续，不同的是，有时候，生存的理由大过意志力决定下的那些内容，而我恰好对现在的生活感兴趣，我的生活构成了我目前写作实践的重要理由。”我们认为，邓一光来到深圳之后的创作迎来了他创作历程中又一次高潮，并且是与以往创作风格迥然不同的另一座高峰。对他的创作历程以及作品进行聚焦和阐述，定会给我们今天的写作带来极大的启发性。（陈培浩 王威廉）

小珂：军旅作家邓一光近些年的创作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前，他的创作主要围绕军人、战争、革命等，从《父亲是个兵》到《我是我的神》，他的作品中有很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书写了那一辈人的热血与骄傲。然而，在写完《我是我的神》五年后，他再拿笔，转而写城市，写细腻的小人物生活，写巨大的时代洪流与渺小的个体之间的冲突，这是脱离作家个人经验的书写，很难做到的。然而邓一光的这种转变意味着一种积极的精神，这在某个角度与他书写的战争精神相吻合，所以，我们在邓一光的城市文学书写中依然能看到邓一光作为蒙古族作家、作为军人作家的影子。邓一光转型后的作品，在《你可以让百合生长》中，他描写了一位热爱音乐的叛逆少女，尽管少女有着常人无法想象的悲惨家境，但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灰暗的色调，有的只是青春明媚的阳光;在《宝贝，我们去北大》中，城市的河流更加凸显，邓一光精准把握了城市移民人群的心理定位以及行动轨迹，他用细腻的观察力与笔触，让人存在于时代中，让人性沉浮于城市的钢筋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篇作品中，有一种与现代城市生活相悖的、非常突出的“生命力”：叛逆少女的破碎青春就像一朵百合，而她热爱音乐的心灵则是花儿盛放;在城市漂泊的人们有着“汽车驱动力”一般的内核，然而无论是所谓命运，还是汽车的机械化动能，都是对自然生命的一种效仿和致敬。由此可见，邓一光即便书写城市，也是在他自由的、热爱自然的灵魂基底上进行创作的，这是他与传统的城市文学作家最大的不同。

阮雪芳：《人，或所有的士兵》像一座高山，成为邓一光文学作品的标志。这部小说以多元视角，呈现个人命运在浩荡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失衡和被一点点消弥的双重境遇，时空交叠，逐层推进，笔意细腻，张驰有道，在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致时，也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和心灵省思。整部作品以独特的笔触，从历史岩层中，探测人性的深渊和花朵，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对历史进行经验性的重构，在对人性剖析和扣问的同时，融进了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在这部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深厚的文学使命意识，他始终以温厚之心、悲悯之情，在对历史、时代、命运的持续思考中，实现对人类自身的关怀。这部经典化的巨篇，无疑是邓一光的扛鼎力作，而在作者的其它作品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邓一光以个体命运为坐标，在时代生活中铺开纵深的历史感和人文观照，从而追问人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存，实现对人类未来处境的关注。比如短篇《像一块即将消失的陨石》《狼行成双》《香蜜湖漏了》。其中，《香蜜湖漏了》通过设置台风“玛娃”登陆的背景，营造一个特殊的氛围，引入人物：我、蓝八、秋千儿，串起一系列回忆。这是一场偶然与必然的遇见，一次现实与回忆的纠葛，一种生活与理想的角力，笔意沉稳，略带调侃地叙述時代变迁下复杂的人生况味。人的境遇时如台风，迅疾地来，它携带的猛力和雨水或会改变些什么，但当它裹卷而去，可能什么也没留下，只有孤零零的自我去重拾时光，作者在生命孤独的基调中植入了更高层面的伦理。通篇运用现实与记忆的叙事方式，从外在的氛围渲染，渗透到内心的幽微柔处，从现实向历史的回溯，到面对未来的进发，温润里略带忧伤，理性中显现悲悯。“我说的是实话。香蜜湖在漏。所有的湖泊都在漏。我们这些人，我们都在漏掉元气，成为一个个皮囊人，满世界招摇，只能看，不能碰。”开头与结尾相互奇妙地呼应，外在的地理空间与人内在的精神世界实现了磁波共振。从地理意义上的香蜜湖，到我们这些被生活解构的人，都在漏掉元气，这才是邓一光要说的。显然，这个短篇给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维度。

廖伟：在我看来，谈论一个合格而成熟的作家，尤其还是一个你心仪的作家，是一件严肃的事。在文学批评的界限之内，你甚至可以出言不逊，但一定要态度真诚。谈论作家邓一光和他的作品之前，我会调整一下坐姿，寻找一种合适的声腔和语调。如此郑重其事，是因为邓一光是一位值得敬重的作家。在创作上他拥有非常多可能性，值得被赋予更多期待，且不可以被低估。2012年，我选了邓一光老师的一个中篇小说，稍后我会谈到这个作品。在他给我写的创作谈里，我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细节：他是2010年移居到深圳的，开始接触新的环境之后，第二年恢复了写作。而此前长达十二年的漫长时光里，邓一光老师基本远离虚构，而移居到深圳的第二年，他一下写了十个短篇和一个中篇。所以有人说，深圳给了我们一个新的邓一光，从某个层面上看，这个说法一定是成立的，并且这个说法倒过来也成立，即邓一光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深圳。那么势必要追究这些结论究竟是在什么层面上成立，而不能含糊其辞。但这要稍微绕远一点说。

评论家石华鹏提出：“考量一个作家是否具有成熟品质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他/她是否具有强大的小说思维能力，这种‘用小说来思考’的能力，是在进入小说内部之前，作家对生活，对人事，对世界的感受和分析。”作家邓一光移居深圳，进入了新的文化地域，接触了新的社会群体，他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度的思考力满血复活，文学想象接踵而至，一系列有着“深圳味道”的小说被持续写作完成。可以说，这次迁徙是当代小说领域的一次新开掘。看看作家本人是如何说的—“我的写作不是为别人而写的。我到了一个新城市，我的认知方式就是写作。我不愿意‘被生活’，我希望让这个城市慢慢变成我的生活。我写的不是深圳，我写的是我的深圳，我要建立我自己的城市。” 是的，这就是一个新的邓一光，面对新的认知，他的思考和表达是新鲜的，且愈发显出个人性情，但绝不是横空出世，因为他本来已经是一位合格而成熟的作家。那么关于“一个新的深圳”的说法呢？确实有一个新的深圳出现，当然这绝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是邓一光看到了“新的深圳”，并且把它描绘了出来。这个文学意义上的“新深圳”是带着观察者的困惑和理解的。邓一光在意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深圳本土写作已经缺席，为深圳这座移民城市里的似乎没有来处的记忆，没有过往，只有一个改革开放标签而感到担忧，并且挖掘深圳的“城市隐结构”。从迁居深圳后开始写第一个故事，从2011 年开始写这一系列小说算起，九年时间出版四部深圳题材的小说集，邓一光正在通过写作建构“我的城市”—一个新的深圳。

我还要谈到的一部中篇小说应该是邓一光老师移居深圳后写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你可以让百合生长》。这篇小说发表后，反响很好，接连获得《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奖、第三届郁达夫小说奖等。我曾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缓慢地重读这篇小说，为了不错过其中场景和情绪的细节。这篇小说的语言独特，不允许你一目十行。虽然我对这篇小说的语言是有疑惑的，但无可否认这是一篇优秀的作品，小说完篇时，我一再翻涌的泪水可兹佐证—这首“教育诗”充满了内在的力量，坚韧、忧虑、热切、真诚，没有什么比让人物隐藏的情感得到宣泄更加打动人的了。我还要提到一个细节，因为《你可以让百合生长》获得《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奖，我向邓一光老师邀约了一个获奖感言的视频，他谈到写作完成到获奖的三年时间，这篇小说讲了一个什么故事，他已经忘记了，只是兰小柯和左渐将这两个人物他永远不会忘记。在我看来，作家邓一光、兰小柯和左渐将都曾面临同样的困境，这不是生活的困境，而是生命的困境—自我设限，不去做，不想知道或者面对结果。而当左渐将对兰小柯说出他做不到的时候，我猜想邓一光老师和他笔下的人物一起走出了困境。正如他给这篇小说的创作谈所拟写的标题—《说了做不到，也许就能做到了》。邓一光老师在视频里还谈到对于作品获奖的某种不安，在我看来，这不是矫情，而是一个合格作家拥有的珍贵品质：写作是关乎灵魂的事，只是我的事，因为我要写，所以不能停下脚步。当我以为邓一光正在着力面对他的深圳写作时，2019年他却捧出了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把笔触从当下延伸向了历史，这部令人惊艳的作品也让小说界有了规模不小的震动。所以说邓一光“值得被赋予更多期待，且不可以被低估”绝不是客套话。那次颁奖，我还收到了邓一光老师的一个视频彩蛋—他的一次深山采风探险的视频记录。这个彩蛋视频，我曾反复看过，最后一个镜头：在一片橙红色的光辉里，他拿着手杖，欣喜地，像个孩子一样小跑着奔向太阳，奔向远方。那一刻，我认定他确实是一个蒙古汉子，一个热烈奔放的写作汉子。

陈崇正：有一次在饭桌上问邓一光，江湖上关于掀桌子的传闻都是真的吗？邓一光笑笑说，是真的，我当时让他们把桌子上的手机都收好，然后就开始掀了。一桌子人都乐了，默默把桌子上的手机收起来，再安心听他讲故事。

邓一光会讲故事，让我们听懂了掀桌子故事背后的逻辑和情义。他坐在你面前时，言语朴素，语调不快，眼光横扫无比沉稳，像是一个南方县城里深藏不露的老拳师。2019年邓一光在花城出版社出了一个小说集《坐着坐着天就黑了》，勒口的简介非常简洁，轻描淡写地介绍自己出版了十部长篇小说，三十部小说集。只有写作的人明白这个数量意味着什么。同年7月，长达七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出版，我跟朋友说，再不能说南方作家的长篇写不长了。

《人，或所有的士兵》无疑是一部皇皇巨著，邓一光将目光投向比广东更南的香港，以堪称洁癖的考据方式进入战争年代的历史。加缪曾在手记里写道：“大家都会问战争在何处—那种惨不忍睹的场面在哪里？然后意识到自己其实知道答案，战争就在我们心里。”大概对于邓一光而言，战争无时不刻不在他的内心深处发生着，战火纷飞中，他笔下流淌出来的是有硬度的文字，是在飞掠而过的时代之中描出历史的重量。D战俘营最终毁于大火，但更大的战俘营无处不在。在一个万物随风飘浮的时代里，一个敢于掀掉历史桌子的作家，无疑值得我们向他致敬。

林培源：邓一光曾说：“战争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姿態，是人类文明最大的灾难和原动力。”正是这些，驱使着他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90年代，他依靠“兵系列”小说声名鹊起，同时也开启了和父辈及幽深历史的对话。如果说写作是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与对话，那么邓一光也在这样的战争和对话中，不断挖深脚底下的那口井，挖出了一个又一个粗犷、具有超人性格的英雄形象。在小说中，他关心的是个体的心灵史和精神的演变轨迹;作为一个“没有家乡”的人，邓一光的行走、观察和写作，创造出了自己的家园。在深圳，他像所有移民者一样奋斗、思考和前进。这座城市的新鲜、热辣和变幻莫测，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他借着对万象城、市民中心、中英街、香蜜湖、红树林等深圳地标的拆解和重构，激活了城市文学的叙述和想象。他的“深圳人系列”小说把握住了城市跳动的脉搏，语言明亮、富有弹性，充满烟火气。可以说，在邓一光那里，题材没有轻重之分，金戈铁马和百尺危楼同一，“兵系列小说”和“深圳人系列小说”水乳交融。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的流徙中，邓一光从未停下对历史、战争和现代文明的反思，最终捧出了《人，或所有的士兵》这样一部思考战争伦理、人性和存在的皇皇巨著。

陈润庭：在新世纪的城市文学版图中，深圳书写无疑是引人注目的。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以超高速的发展速度，以及移民为主体的城市特性，吸引了许多作家的目光。而在众多深圳书写中，邓一光的深圳书写具有鲜明的独特性。邓一光敏锐地捕捉到“深圳速度”的背后，深圳人面临着心灵失范的共同困境。作为社会学概念的失范，为涂尔干首创，用以描述新城市居民在经济机遇与大都市竞争的复杂境况中，在新旧的价值观无所适从，日常沦入无依无靠的隔绝状态。而在邓一光的小说中，心灵失范往往通过“失去-寻找-失落”的叙事模式显现。《乘和谐号找牙》的“我”企图乘坐一列超高速的列车，寻找一枚无由丢失的牙齿。在这趟注定无功而返的旅程上，“我”由于发现列车上的女人也处于“缺失”的状态，而放弃了对牙齿的寻找。可以说，邓一光通过隐喻呈现出的“缺失”，构成了深圳人这一由移民构成的群体的精神共性。在高速发展的城市中，传统社会规范与价值观加速瓦解，心灵失范的移民应该何去何从。邓一光的小说既描摹了这一心灵困境，又以文学形式开出了药方。红树林、仙湖、市民中心……这些在邓一光小说中十分醒目的深圳地名，不仅包含了城市的文化记忆，也变成了移民获得归属感的地理坐标。而邓一光执着于对深圳城市前史的挖掘，也正是试图激活深圳书写的历史向度，探索深圳移民心灵重新“规范”的文化路径。

许泽平：邓一光写过诸多不同题材的小说，涉及战争、家族、知青、动物、城市等不同的层面。想要简略地概括他小说的特点是非常困难、也是非常危险的。他的小说有着丰富的内蕴，就像一个巨大的富矿，无论从哪个角度切入，都可能得到丰饶的收获。在此，我尝试做三点小阐述。

一是，邓一光的深圳系列小说，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文学地理空间的建构。小说中随处可见的现实地名，如北环路、前海、梅林关、杨梅坑、欢乐谷、北大医院、万象城等，不仅直观地呈现在标题上，也深入到文本的细部。这种以地标嵌入来达到某种文学地理学建构的方式，让现实和文本产生了某种互文性。小说的虚构性和现实的生存场景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指涉和渗透，以至我们有时难以辨清，自己到底是处在虚构文本中的深圳，还是立足于实实在在容纳着我们肉身和灵魂的现实深圳。文学地理空间的建构，让小说中的深圳，有进一步对现实发言的可能。

二是，邓一光的小说中，充满了对生存困境的隐喻。在《深圳在北纬22°27′～22°52′》中，马和蝴蝶这两个梦境的出现，正隐喻了现代都市人的内在焦虑。作为工程监理的男性在高强度的工作之后，不断梦见自己变成马，驰骋在草原上;而作为瑜伽师的女性在帮人疏导情绪后，总梦见自己是大雨中无处躲避的蝴蝶。在小说中，男主人公有了马的嘶鸣，甚至形体上也日渐和马趋近。一种心理上的异形正导致现实感的稀薄和崩塌。马和蝴蝶，正是对现代人内心渴望自由同时又无限脆弱的隐喻。邓一光的隐喻随处可见，在《要橘子还是梅林》中，以蚍蜉隐喻都市底层众多的无名氏;在《你可以让百合生长》中，百合隐喻着爱与生命的重生;在《风很大》中，台风隐喻着生活的混沌和失序;在《乘和谐号找牙》中，丢失的牙隐喻着现代人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损耗;更进一步，在《香蜜湖漏了》中，不断漏掉的湖水，隐喻着都市人内在根性的缺失，正在成为“皮囊人”。

三是，邓一光的小说，一直在尝试一种触及灵魂的写作。从《父亲是个兵》《大妈》《我是太阳》开始，邓一光始终关注着人灵魂深处的含混与纠葛，就连《孽犬阿格龙》《狼行成双》这样的动物小说，作为狗的阿格龙和作为深井之中的狼，都展现了某种不逊于人的灵魂底色。在深圳系列小说中，这种灵魂色泽更多地呈现了它的暗流汹涌和波澜壮阔。在《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中，月薪2000的德林在回不回家过年这个事情上反复权衡和纠结，深刻地展现了都市漂流人的悲哀。一面是对家的思念，一面是对生存困境的反复推演，把人物灵魂内在的生动性推到了极致。

杨丹丹：近年来，“城市文学”的兴起使“城市文学写作”本身成为一个话题，学术界从城市文学的概念、城市文学史、城市文学的审美特性、城市文学的社会功效等多角度、多层次探讨“城市文学写作”，但关于城市文学“写什么”“如何写”最终的落脚点不在学术研究的理论建构，而在是作家及其文学实践中生成的。但能够为城市文学提供新的生长点和拓展新的生长空间的作家为数不多，或者说，能够真正在个体与城市之间建立内在的生命联系和精神体验，从而生成独特的城市面相和城市文化性格是“城市文學”的走向成熟的症结，而邓一光的城市文学恰恰以这种症结为叙事起点。总体而言，他讲述深圳的一系列小说并没有集中在对深圳城市景观的描摹上，放弃了对深圳这样一个国际都市滋生的现代图景进行简单的文学移植，而是把叙事焦点聚集在人与城市的关系上。具体说是，深圳在崛起过程中拖拽出来的不同阶层的人群与城市的关系，以差异化的视角讲述“何为深圳”，并打破传统意义上的深圳认知，解构深圳作为一座城市的存在方式，转而把深圳蜕变为一个空间、一个载体和一个中介，以此来透视人与城市的关系。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断裂性、碎片化准确的定义了深圳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也许，我们从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这部非城市小说能够更好的理解他的城市文学观念。小说讲述了二战时期日本的一个秘密战俘营的故事。但小说指向的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式的血腥和残酷，也不是感时忧国式的家国情怀，而是战俘郁漱石在不断脱罪和证伪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个体证词与历史真相之间的纠缠和抗争。小说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倾听每一位战争亲历者的声音，触摸每一位战争亲历者的生命感受，翻看每一位战争亲历者的情感褶皱，以及这声音、感受和情感塑造的历史。由此进入的不是共识性的历史结论，也不是搅乱历史的迷局，更不是宣泄战争的苦难，而是如何在纷纷错乱的战争时局中认清自我和自我的精神困境，并以此为中介寻找人与历史、世界的微妙关系。同样，邓一光在城市文学中也在寻找这种微妙的关系。

廖令鹏：邓一光老师2009年后创作的中短篇小说，我称之为“中国文学的新城市想象”，它们与深圳这座新城市是一种互相解释的关系，邓一光也在不断地为自己构建一座城市。读完《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宝贝，我们去北大》《金色摩羯》《香蜜湖漏了》《风很大》等短篇小说，那种新的语言，新的冲击，新的文学性，让我很兴奋。我甚至认为像《金色摩羯》这样的小说是深圳这座年轻的、移民的、新鲜的现代城市应有的叙事形态。这篇小说获得《长江文艺》2017—2018双年奖好小说奖，但关注的人并不多，有些遗憾。我有心想做了更深入的评论，但邓一光忽然又发表的新短篇又紧紧夺走了我的目光。他总是这样，就像与他面对面交流，你永远抓不住他的思路，他的容量太大，太广博！记得他曾经对我说过，短篇小说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难度，就像长途跋涉之余的“休憩”。

2020花地文学榜刚做过一个小采访，问如果不当作家，不从事文学，他们会做什么？邓一光的答案是作曲家。我一想，他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还真是一个“作曲家”。比如他在《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创作，就在干一个史诗级叙事交响曲作曲家的事情，创作出了这部典型的史诗级战争交响曲，一部从第1号到第N号乐章构成的大型叙事曲。

我从去年开始阅读《人，或所有的士兵》，这部作品让我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挫败感。作为一部结构宏大、叙事纷繁复杂的战争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以战后军事法庭审判的方式展开叙事，顺着战争时间脉络让律师、证人轮番出场辩护或陈述。他们从不同的视角观察战争的不同时期和截面，对同一件事情发表不同的看法，每个人都在一场庭审中形成相对完整的切片表达，一场战争就这样由审判法庭上许多人的回忆慢慢编织完整。这种难度是空前的！邓一光的胸中似乎完全装下了这场战争以及战争前后的历史，他慢慢地整理回放。作为普通的读者，将这部70多万字的小说读完，进而重构并审视这一场战争，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的挫败感，就来自于对它的细读。老实说，第一遍我是用翻的，像读畅销书一样，了解故事梗概，读读前面、中间和后面的有关章节，很快发现这样读起来非常枯躁乏味，很难进入故事，不断地失去精彩的东西。《人，或所有的士兵》的整体性非常强，它重点不是讲一场战争，也不是用文学的方式演绎“战争学”，他可能是在讲述人类命运的起承转合，讲述世界存在和发生所隐藏的神秘性。比如他会缓慢地、细细地写在恐怖的战争来临前，香港柯士甸道一家老字号店的一次饕餮，写出一句 “那家店里的牛爽腩和砂锅网油禾花雀好味得要死”的感慨，让我拍案叫绝—“好味得要死”这五个字是一个普通人命运起伏的最好的注脚。所以我不得不逐页做笔记，圈圈点点，读出细微处的真实味道和作者的用心良苦，勾勒出关键的地方，建立事件、时间地点、人物关系的逻辑图。这样如果读完的话，可能要花上一年多时间，我们这个年纪，业余时间真的不多，所以时间的束缚又让我增进了一层挫败感。

作为一位文学评论者，我也产生了批评的挫败感。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真正地准备好为《人，或所有的士兵》做一个评论，感到无能为力。这可能与我个人的专业能力不足有关，这部小说绝对不是一篇一两万字或者几万字评论文章能够讲得清楚、讲得好的，它太庞大了，我不知道从何评起。这是在我以前评论经历中很少有过的体验。我现在只能用另外一种笨方法来“评论”，就是阅读札记，每次读完一点内容后尽可能地即兴写下相关的文字，类似脂砚斋评《石头记》，或点到为止，或略有延伸，或记下不少有待将来考据的“疑问”。我准备一直写下去，也不知能写多少。有趣的是，一次阅读之后，我忽然觉得我的世界太渺小，知识太贫乏，见识也太浅薄了，冲动之下在当当网买了50多本《人，或所有的士兵》，联系开票的时候，工作人员说我把当时当当网广州仓库的库存全都买完了。朋友问我为什么买那么多？我说我也不知道，就觉得好东西就应该多拥有一些。送人也是不错的。

《人，或所有的士兵》开篇主人公郁漱石的自辩记录《法庭陈述：我应该活着》，可谓黄钟大吕，敲响在中华大地上，敲响在人们的心中。兴师动众地以中日战争期间“通敌罪”去指控并审判郁漱石这样一个人物，是战争的荒谬，世界的荒谬。小说初读下来，郁漱石并非战争英雄或灵魂人物，他仅仅是一个卷入战争却侥幸存活的“小人物”。正是对他的审判，一场战争才开始讲述，一群人才开始登场。与许多观点不同，我认为郁漱石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他工作能力很强，颇有绅士风度，爱好西方文艺，善良正直，而且有自省的精神和孤独的气质，他在战俘营中也并没有什么通敌叛国的行为，他只是一个幸存者。所以他值得被审判吗？审判他什么？我为郁漱石感到不平和惋惜。但是又想，这个世界上谁又不是日复一日地背叛自己，审判别人，又被别人审判。即使一个普通人，生活得很好的城市中的人，也可能受到行为的审判，道德的审判，价值观的审判，意识形态的审判等等，审判无时无刻潜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不是吗？想到这里，我的挫败感又浮上心头。

有时候想，《人，或所有的士兵》带给我的挫败感，就是阅读的失败吗？我不这样认为。邓一光曾说，“故事中的人注定永远都不可能完成”，同样地，生活中的人也永远不可能完成。

陈培浩：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中最阳刚的一个，很多人会选邓一光。无疑，邓一光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硬汉作家。他的身上有一种至阳至刚的气息，这不仅体现在他擅长的战争题材上，也体现在他写作的速度与激情上。邓一光的写作，常开足马力跑长途，一天写一万多字的速度，他可以跑上一个多月。这种写作故事，我们在莫言那里听说过，但对邓一光，这竟然也是常态。关键是，这种汪洋恣肆、激流千里的写作状态下，他的质量依然在线。写作的速度、激情和质量综合地考验着作家的经验、审美、体力、创造力和意志力。谁能想到，即使是现在，邓一光依然拥有这种极速飙车开长途的速度、激情与耐力。《人，或所有的士兵》便是一次这样的长途飙车。当然，中间出现过“险情”。他形容是即将掉进悬崖里，只有一只手抓住了悬崖边突起的石头，中间很多次告诉自己说，放手算了，放手一了百了。创造才是艰难的，毁灭或放弃都是容易的。这里真是写作内部惊心动魄的意志搏斗。不过，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有三个邓一光。切莫以为现在的邓一光依然是当年写《我的太阳》的邓一光，那个阳刚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邓一光，这是第一个邓一光。邓一光强大的转身能力使他来到深圳之后便迅速生成了第二个邓一光，这个邓一光对崭新的生活体察入微，他化身能工巧匠，为深圳的新城市经验锻造一个个精巧的叙事装置。正当人们以为邓一光已从史诗性转向日常性时，他拿出了七十万字的《人，或所有的士兵》宣告史诗性的邓一光的回归。但这不是第一个邓一光的英雄归来，这第三个邓一光—气吞山河的英雄主义里面更多了相互辩驳的历史认识论，更多了命运的悲剧感，或者说，更多了对理想主义单纯本质论之外历史复杂性的容留。《人，或所有的士兵》讲述了一个战俘的故事：1941年12月8日，即日本偷袭珍珠港几个小时后，日军突袭香港。由多国部队组成的香港守军经过18天的抵抗，伤亡惨重，宣布投降。中华民国第7战区兵站总监部中尉军需官郁漱石不幸被日军俘虏，在位于燊岛丛林中的D战俘营度过三年零八个月非人的生活。故事从庭审郁漱石开始，以多人多角度的叙事展开。从被告郁漱石、审判官封侯尉、郁漱石的养母尹云英、郁漱石的上司梅长治、李明渊、战俘营的次官矢尺大介、律师冼宗白、战俘营的战友亚伦等人的叙述中，两条线索逐渐清晰。一条线索为郁漱石日本留学，美国工作及回到国内参军卷入香港战役并最终被俘;一条线索为D战俘营的三年八个月的囚徒生活。在作者精心剪裁和深情讲述下，这个虚构的故事具有了非虚构的真实和沉重，残酷和冰冷。显然，邓一光并不愿意复制一种简单的关于“战争”或“人”的观念来写作。在小说中，邓一光借人物之口说道：“我觉得人们的内心比我们知道的复杂，不光有善良和邪恶，还有别的。我觉得真实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们总在变化，变得难以把控，人们也许永远也无法知道，他们到底是谁，在他们身上，哪些事情是真实的。”关于这部小说，邓一光说：“这个故事不是赞美人类的，不是鼓励人们的，它的暖意是黑暗中的点点萤火，不会放大，而且我一直警惕它们被放大……它只想告诉人们，人最可贵的不是英雄品质，不是理性精神，而是具有软弱和恐惧之心，这是上苍给予人类阻止自我毁灭的最后法器，正是因为有了它，我们才有可能，或者说最终不会成为魔鬼。拥有捍卫恐惧的权利，人类才能继续前行。任何光明的结尾，都与这个旨意相悖。”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在这样一部大书中，邓一光不是站在民族主义、英雄主义、理性主义或简化的人道主义立场上写作，如果说有某个词可以差强人意地予以概括的话，可能是“复杂主义”。作者希望通过对真正客观复杂性的想象来矫正人们对于战争和人的刻板化、简单化想象。

王威廉：邓一光来到深圳之后的小说有着巨大的变化。这点不像他的一些同代作家，不管移居到哪个城市，写的还是故乡的题材。当然，写什么题材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写好，让作品获得与历史和时代相匹配的深度。在这个意义上，我大胆指认，邓一光来深圳之后的小说获得了一种特别奇异的现代性，跟他之前的写作几乎有了某种本质上的变化，从一个宏阔的视野来看，这反而能更加鲜明地体现出作家邓一光的深远意义。我在这里简单谈谈深圳系列中短篇的语言。福柯曾在《知识考古学》中界定语言与生存，他说人的生存只能依靠语言，理由很简单，因为语言，也只有语言，才建构了生存的体系。小说首先是一门语言的艺术，那么，我们可以说，作家用语言在小说中建构了生存的体系。以小说《深圳蓝》为例，故事很简单，主人公戴有高在一家线上奢侈品公司工作，在离婚后对前妻李爱一直念念不忘;李爱离婚后买不起房，所以还住在戴有高的房子里，这让戴有高一次次想方设法去复合。蔡张望是李爱离婚后找的男友，他和戴有高之间经过反复的语言斗争，最终达成和解。吕冬冬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暗地里喜欢戴有高，因为戴有高的不理解而伤心哭泣。每个人的感情位置都有些错位，每个人都寻找着自己的爱情，但每个人始终都在毫无路标的路上。我不禁想起了巴赫金所强调的，爱情才是事物的中心，一切都与爱情相关，甚至战争也不例外，社会政治事件只有和私生活发生关系时才有意义。邓一光深谙这点，故而他构造了一段段爱情故事和一个个私人生活场景，它们像街灯一样衔接在一起，照亮夜空的黑暗。《深圳蓝》就是典型的爱情故事，爱情是离不开絮语的，而这部作品的语言的确比故事本身更令人難忘，每个人都是那么会说话、会饶舌，体现了一个作家在语言叙述方面的炫技心态。“男神”“碧昂丝”“绩优股”“御姐”“银河帝国”……他自信而大规模地使用当下的流行词汇，整部小说都是由这种词汇与风格组成的，给人一种特别“接地气”的感觉。我们知道，很多作家是有语言洁癖的，非常忌讳这种流行词汇;我也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写作不能把这些时代语言的印痕容纳进来，会否影响我们对时代的认识与判断？这种流行词汇与文学性之间究竟是天然水火不容的，还是也可以和谐相通的？尽管我自身对这些问题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在邓一光这里已经是非常确切的事情了。从小说氛围的营造上来说，这种饶舌的贫嘴，与小说中焦虑的人物是匹配的。饶舌自然是焦虑的一种反映，因为饶舌是对意义的逃避，是对沉默和空虚的恐惧，是一种更加深刻的失语症。这篇小说中的人物已经基本解决了生存问题，进入了现代生活的轨道当中，显然是“匮乏文化”之外的群体。但问题在于，他们的内心同样痛苦不堪。他们承受着这个时代的海量信息和复杂经验，像戴有高，早在没有离婚的时候，他就在玩一款“快乐人生”的游戏，在里边他还有一个虚拟的家庭，有妻子，有孩子，有别一番喜怒哀乐，这个与他现实生活平行的生活，难道不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吗？当然是的，它们是无法剥离的生活经验。因此，不妨说，令他们痛苦的不是“匮乏”，而是“溢出”，这种“溢出”像洪流一般冲刷进主体的狭小空间中，最终使得他们的心灵不但没有储存下什么，反而变得愈加匮乏了。这种物质“溢出”导致的心灵“匮乏”，远远超越了社会文化的层面，成为一种现代性的普遍困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漫无边际的流行话语，其实既是对个体灵魂话语的侵蚀，又是个体灵魂贫瘠之后的不得已借用。因为篇幅所限，我在这里还想简单谈一谈我对邓一光最新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的一点印象与感受。这部长篇小说具有史诗级的庞杂规模，70多万字的篇幅，文本的焦点似乎是在主人公战俘郁漱石的身上，但实际上通过这种对焦点的围绕，将中日的复杂关系以及20世纪诸多历史文化矛盾都纠结在了一起，编织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般的叙事漩涡。比如说，小说一开篇就暗示了对于战俘营的屠杀，不仅仅是日方的责任，美军显然也有一定的责任。这种责任不仅仅是“误炸”就可以解释的，这背后有着历史现实的迅速变化以及战争矛盾的转移，让我们看到了人在这种历史情势的转变下，显得是多么渺小与无力。这是一篇足以让评论界面临失语尴尬的长篇小说，因为它所呈现的复杂性是超越了目前这种话语范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