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碎片的价值

楚灰

自从处女作发表之后，我对小说写作的胆子就大了起来。我对小说一星半点的认知，几乎都搁在我至今写作的小说里面了。它们是我讲故事之时用到的显影剂，有液态物质的迷惑性。我没有讲过一个完整故事。究竟是不会讲故事，还是刻意为之，辩驳的意义不大。故事以哪一块碎片，以怎样的肌理形态，又以怎样的承载体量，出现在我们的阅读之中，是我长久以来在考虑的问题。不是所有的碎片都有价值，不是所有的记忆都值得被书写，至少在短篇小说领域如此。倘若忠诚于故事和记忆，小说将失去特有的意义。

人所经历的，从结果层面来反观，都会找到一些跟事件本身没多大关联的因素在推动事件的发展，是为外力;而内在的，我认为是故事本身的先验性。这种反观行为是成立的吗？不知。毕竟小说是一种历史意识，因了“虚构”这把神奇的钥匙，是可以做到“内”“外”通透，直抵记忆的现场。

小说虽不一定是闲人才可操持的手艺，但是都得有大把的工夫琢磨生活现实的破绽，最好能像闪电一样穿插其间。我的工作有大量的时间是在山间游走，每一次驻足，都可被视作对之前行走的肯定或者推翻—一定是发现到了需要去观想的东西，包括反思和再次确认。这对于小说写作而言，好似在拣碎片。如果仔细分析，碎片有结构，碎片序列有建构的可能性。

《观音记》初稿始于2015年暮春，原拟题《抒情诗》，借鉴克劳德·西蒙的《农事诗》;意在对死亡和花朵的一次吟诵。第一稿很快完成，未曾想到电脑故障，一切归零。后陆陆续续靠默写，在纸上复述了一遍。默写完，当即决定推倒重来。春去秋来稻梁谋，我从赣东北到了粤西南，结婚生子，安身立命，这篇小说也就搁置了。期间和三五文友闲聊，也试图去接续它，均未遂意。

而今，在一场持续的热性感冒的静养之中，能一气呵成完成之，幸矣。在完成它之后的第一时间，能很明显地感受到，整个精神状态出现了一个与“朴拙，轻松略有点戏谑”截然对称的端口。在定稿之前，《观音记》仍有十多位人物的错综关系，最终决定在保障阅读连贯性的前提下，尽量简化。同时，摒弃人称切换的形式，尽量让平行叙事往纵深方向交织。也就是让结构变得更碎片化、更立体感，同时努力保持每一枚碎片特有的質感和寓意。

“老陈”是我现实中发现的一位人物，有其确切原型。他有知识、有经历，内心敏感，因为某些变故，从血性情怀转向寡言看似木讷的状态。这种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转变过程中的生活态度，以绝对服从内心的姿态安于一隅，寄情所喜欢的，又能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辰将这种安逸所挟裹的焦虑、困顿等现实状态骤然放大，用行为去影响周遭，成为一股回肠荡气。然而，说到底，不过是所谓知识分子的一种聊慰罢了。在他的笔下出现的“马鸣”是我理想中的那个人物。我相信，“老陈”在观照内心的时候，或许会想到“马鸣”。我说“或许”，俨然是在说一场梦话。

形式上，全篇有七节，埋有三条线。其一，是老陈的现实生活，里面分为两块，一块是老陈和王梅梅，一块是老陈和小琳。其二是老陈的写作生活。其三是小琳作为老陈现实情感接续，兼具梦想和现实的双重迷幻品质。技术上，以“写作”来推动写作，穿插对小说写作的理解和认知，形成闭环。这种写法有二次写作的成分。

内容上，从一篇“未完成的小说”开始叙事，其实已经露出了“悲伤”的基调，有一种拨云不见日，反而加深了阴影的无奈之感;同时，又迫切希望能推进，打破这一切;显然，这是一种徒劳，结尾落在现实的“无聊”和“困倦”之中了。因此，在全篇里有很多的细节，细节之真实、繁复，几近啰嗦，实为刻意为之，在呼应题眼和题记。

我理解的“观”，是内观、反省，自我照亮，自我行走，属于一个持续进行的动作过程;“音”是被观的对象，不限于声音，而是可被观、被感受到的一切事物，包括一些情绪变化，可以让“观”变得连贯，抑或支离破碎;“观音”（一个事件）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游离不定，仿若一场梦话;生活好似一场修行，“观音”使得生活产生了一种属于宗教的品质。回到写作本身，切实体会到，是在暗合“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的韵味。

（栏目责编：费新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