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荒原”到“家园”：韩乃寅《岁月》中的北大荒形象

○李 飞

韩乃寅是北大荒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他生于1947年，1968年作为知青赴黑龙江山河农场从事农业劳动，1982年毕业于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后在鸡西市政府、黑龙江省农垦总局、黑龙江省作家协会担任领导职务。韩乃寅创作极为勤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今共发表十余部长篇小说，其作品合计超过一千万字。韩乃寅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远离太阳的地方》《高天后土》《岁月》（初名为《燃烧》）、《龙抬头》《破天荒》等，其中《远离太阳的地方》获东北地区首届文学奖优秀作品奖，《高天厚土》获第五届丁玲文学奖一等奖，《岁月》获第六届丁玲文学奖一等奖、中宣部第二十六届“中国图书奖”、黑龙江省文艺精品奖、天津市优秀图书特别奖。

在众多的有关北大荒的长篇小说中，韩乃寅的《岁月》非常值得研究。《岁月》不仅仅是“韩乃寅向北大荒文学资源的纵深开掘的又一部力作”①，更是“第一部纵深反映北大荒从开发到改革再到走向现代化的具有史诗性的长篇小说”②。在有关北大荒的文学作品中，从转业官兵开进北大荒写起，并以他们为主体进行叙事的长篇小说，非常少见。在《岁月》之前，仅有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的《雁飞塞北》（林予）和20世纪70年代的《江畔朝阳》（郑加真）。知名作家梁晓声的北大荒书写（《年轮》《雪国》《知青》等），基本上是以知青经历为主线，很少将转业官兵作为主要刻画对象。可以说，《岁月》是新时期以转业官兵为主要视角书写北大荒历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有学者概括北大荒文学的特质，认为“在北大荒文学的主题中，最具明显标志的就是表现垦荒官兵感天动地的英雄主义精神”③。但是，《岁月》除了表现英雄主义精神，还对北大荒的形象以及其中蕴涵的身份认同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

一、《岁月》：一部关于北大荒的“创业史”

从时间阔度和小说体量来看，《岁月》完全可以被视为一部北大荒的“创业史”。小说从20世纪50年代的复转官兵开进北大荒写起，一直写到国营农场进行改革，时间跨度约四十年，基本呈现了北大荒的开发历程。从创作动机来看，也是如此。作者自述其创作这部小说的契机，“当时的农垦局领导有意组织作家写一部关于北大荒的长篇小说，拍一部电视剧，还把魏巍、李准等老作家请来不少，后来他们说不行，对北大荒生活不了解，太难写了”，于是韩乃寅自告奋勇，写了这部小说，老同志和同行看了，觉得还行，“有点味儿”④。韩乃寅之所以胜任这项工作，在于“下乡10年，在农垦局当领导又将近十年，在北大荒有一段亲身经历，我又分管史志办工作，我要接触历史，我要接触老红军，接触干部，接触支边青年，接触各种人物，特别是对北大荒的宏观的开发建设”⑤。因此，这部小说从构思之始，就是要以“北大荒”为主要呈现对象。另外，按照规划，这部小说也很快被拍成电视剧，剧名为《破天荒》。《破天荒》的主创，以及宣传团队，多以“创业史”“英雄创业史”来概括这部电视剧，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称这部剧“浓墨重彩地演绎开发建设北大荒的创业历程”⑥。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83周年的献礼剧，《破天荒》在2004年6月起，开始在中央一台的黄金时间播放。⑦

20世纪50年代，开发北大荒成为一项国家工程。1958年，10万转业官兵挺进北大荒，《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饯行诗，号召人们“向地球开战”。正是在这一时期，小说《岁月》中的主人公高大喜、贾述生、姜苗苗、方春等人响应国家号召，转业来到北大荒。高大喜、贾述生是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是老搭档。姜苗苗原来是总政歌舞团的演员，方春原来是部队里的话务兵队长。这之后，贾述生的追求者魏晓兰，以及恋人马春霞也先后来到北大荒。这些人都被分配到北大荒光荣农场六分场。

小说以转业官兵的“媳妇荒”问题为开端，就此展开了转业官兵和支边青年的婚恋故事。高大喜和姜苗苗组成家庭，贾述生和原来的恋人，后来以支边名义来到北大荒的马春霞组成家庭，方春和支边女青年魏晓兰组成家庭。这些婚恋问题和北大荒的生产建设交织在一起，构成小说的前半部分。小说中，魏晓兰、方春被塑造为内心阴暗、心怀嫉妒、功于心计、追逐名利的小人。文革前夕，魏晓兰诬告贾述生是右派，导致贾述生被下放，魏晓兰成为六分场党支书。小说后半部分就此展开。在结尾部分，文革结束，贾述生重新被重用，农场响应国家政策，开始搞改革。

作为整个北大荒的隐喻，光荣农场六分场是《岁月》的主要聚焦对象。小说正是借展现光荣农场六分厂的开发、建设、改革，呈现北大荒的创业历程。但是，单单开发建设北大荒，不足写一部长篇小说。在开发建设本身中，也很难找出推动叙事发展的冲突和矛盾。因此，我们可以在这部小说中看到三个交织在一起的叙事线索：情感发展、生产建设、政治斗争。在这三条线索中，情感发展、政治斗争构成故事平衡、不平衡交替演进的主要动力，生产建设伴随着以上两条线索，成为贯穿全书的主要承担展示北大荒景观和体现创业艰难作用的线索。可以说，正是在生产建设这条线索上，《岁月》成为“北大荒创业史”。但是，《岁月》并不是无意义地呈现北大荒的生产建设活动。在小说中，生产建设使得北大荒的形象发生了内在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人们的身份认同也开始发生变化。

二、“荒原”：英雄驰骋的疆场

北大荒在自然意义上，是一片充满了沼泽、山丘、树林的荒原。但是，“自然”进入文本，势必会经过编码过程。对作为“自然物”的北大荒进行编码的作家里，最出名的是聂绀弩。1957年7月，53岁的聂钳弩被打成右派，“坐火车从北京到黑龙江省的虎林，分配到八五○农场四分场一队”⑧。次年，在诗歌大跃进中，聂绀弩拿出了自己在北大荒的第一首诗《北大荒的歌》，诗的前两段如下：

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和苇塘。苇草青，苇草黄，生者死，死者烂，肥土壤，为下代，做食粮。何物空中飞，蚊虫苍蝇，蠛蠓牛虻；何物水边爬，小脚蛇，哈士蟆，肉蚂蝗。山中霸主熊和虎，原上英雄豺和狼。烂草污泥真乐土，毒虫猛兽美家乡。谁来安睡卧榻旁，须见一日之短长。

大烟儿炮，谁敢当？天低昂，雪飞扬，风癫狂。无昼夜，迷八方。雉不能飞，狍不能走，熊不出洞，野无虎狼。酣战玉龙披甲苦，图南鹏鸟振翼忙。天地末日情何异，冰河时代味再尝，一年四季冬最长。⑨

这两段描写，在有关北大荒的介绍性材料里，是被引用最多的文学作品之一。诗歌对作为自然物的北大荒的呈现，显然是经过了审美化的。明快紧张的节奏，富有动作感的景物，被拟人化的动物，古典意象的使用，这些美学手段使得北大荒呈现出雄浑、荒凉的特点。这两段诗涉及大量的物，包括动物、植物以及风雪等，但是这些物的前边没有任何修饰语，物的后边紧接着的通常是动作。这样的写法不掺杂北大荒带给人的具体的苦楚的感受，而是形成了一幅待人开掘的自然风物图。因此，北大荒的荒凉，并不激起人们的恐惧和退缩，而是激起一种征服的欲望。这种征服，不是被动地垦荒，而是完成一项“天神下界”才能“稍改其面庞”的英雄主义壮举。北大荒，作为经过审美化的自然物，就成了英雄主义的征服对象，被置于人和自然的最基本的征服/被征服的权力关系中。

小说《岁月》对作为自然物的北大荒的描写，基本延续这一路径。比如小说第一章第一段描写：“这旷野除了荒草地，就是烂泥塘和沼泽地。从远处影影绰绰的山林里、丘陵漫冈上，随时能听见虎啸熊嗷声，就是那离建点不远的乱散树林子里、荒草地上也常有野狼出没，獐狍成群，要是有什么声音惊扰，那呼啦啦飞起的野鸭、野鸡和野鸟能一下子遮住一片天……”⑩类似这样的描写，贯穿于小说的叙述之中。小说极力描绘北大荒的荒凉、艰苦，又不断地强调“向地球开战”，称呼转业官兵为“男子汉们”。“向地球开战”成为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口号之一，而男子汉们也是小说前半部分对于转业官兵的最常用的集体称呼。这个时候，《岁月》将开进北大荒的主体和北大荒的关系想象为征服者/被征服者的关系，开发者被想象为战士/男子汉。

小说第四章，用插叙的手法插入了正式进入北大荒之前的一个重要的事件。进入北大荒的前夕，老部长带着20名新任命的农场场长，包括上甘岭战斗英雄高大喜、贾述生，在哈尔滨乘飞机，视察北大荒。这一章用了很大的篇幅描绘了一幅北大荒俯瞰图。飞机首先向东飞行，飞过三江平原时，大家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草地、漫冈林丛、沼泽泥湾相映错落，随时都能看到成群的野猪窜出山林，凶恶的恶狼在追逐獐狍野鹿，还能看到呼啦啦飞起的野鸡、野鸭，是一幅原始的完整的凄凉蛮荒图画。”⑪而后，飞机向西北方向斜飞，又转向西南方向，沿着嫩江流域飞翔：“这里的荒原虽然没有三江平原那样空旷一色，间或有些小村落和被开垦的土地，但在这诺大的空间只不过像一个个小小的斑点，星罗棋布，广袤的田野仍然是那样成片成片地恢弘豪放。”⑫这里对作为自然物的北大荒的描绘，和聂绀弩的诗歌是同构的，充满了英雄主义的征服欲。有意思的是，这两处自然描写后边分别跟着的内容是，老部长取出相应的土壤样本，跟新任场长们分析土地的营养状况。对北大荒自然形象的塑造，所蕴涵的是主体的征服欲望。而将这种欲望外化、合理化，采用的则是科学手段，即分析土壤的营养情况，预估北大荒的客观价值。而北大荒的价值，则是英雄征服北大荒的最为坚实的依据。

飞机回到哈尔滨时，随行的勘测师向大家介绍：

这差不多一天时间，飞机盘旋时在大家眼底过目的北大荒，大约有五千万多平方公里的荒原面积，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国土。可开垦的约有四千多万亩土地，相当于新加坡国土面积。假如开垦三千万亩的话，每亩平均产量三百斤左右，就可生产一百亿斤粮食，可以供给给现在全国五亿人口每人二十斤粮食，这还不是共和国的大粮仓嘛！⑬

这一段话，直接为对作为自然物的北大荒的征服欲提供了明确的目标，所以“大家听着听着，顿时感到了北大荒开发事业的豪迈和雄伟”⑭。作为自然物的北大荒，在这里被科学计算进行了一次简化，最终成为设想中未来的“共和国的大粮仓”。将北大荒建设为北大仓，成为开发者的宏伟目标，这一目标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环。因此，“乘飞机俯视北大荒”这一事件的意义是，通过全景呈现北大荒的景观，为“征服”北大荒提供价值依据。

将北大荒视为等待英雄征服的“荒原”，将其看作潜在的建设“祖国的大粮仓”这一丰功伟业的施展空间，很容易将开发建设主体和北大荒的关系视为战争关系。这一“战争”的意义，既体现在其诉求是为国家建设大粮仓，也体现在这一场“战争”本身可以证明垦荒者的英雄气质。中国是新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新中国的英雄自然也是前所未有。于是，垦荒者的英雄气质和潜在可以实现的丰功伟绩，常常要通过历史比较得到确认和证明。在小说中，作者多次引入北大荒的开发史，用以说明只有新中国的英雄们，才能战胜北大荒。可以看一下小说中的两个例子：

他们来时就听说过，从公元11世纪以来，从辽代开始的帝王将相们就琢磨开发这块土地，现在那长途鞍马、风雨极寒、冰雪塞途、尸骨遍野的传闻，已在焕发出来的英雄豪气中灰飞烟灭了。如今插入荒原腹地的不是当年的帝王将相押派来的灾民，也不是囚犯，而是在战场上创了一流战绩的解放军官兵们，他们的豪言壮语是：向地球开战！⑮

请看，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不管是对内对外，打过胜仗的军队不在少数，而向北大荒开战打胜仗的却绝无仅有。史书记载，北大荒的垦殖，应该追溯到辽金乃至秦汉时期，大规模有组织的垦殖始于明清……如今，只有我们这些共产党领导下的复转官兵们、山东支边青年们才真正成了开发北大荒的主人。⑯

将北大荒想象为英雄建功立业的疆场，将开发建设北大荒视为史无前例的战争，这当然可以增强建设者的历史主体感和对英雄身份的认同。但是，“荒原”形象将垦荒者和北大荒置于征服者/被征服者的主客体关系之中，无法有效地使垦荒者真正和北大荒融为一体。

三、从“荒原”变“家园”

“荒原”想象，会将北大荒推到一个距离主体较远的客体位置，垦荒者和北大荒也因此被置于一种对抗性的主客关系中。实际情况是，北大荒的未来，不可能仅仅是国家的“大粮仓”，它还将逐渐成为这些转业官兵、支边青年居住、生活、世代经营之地。小说《岁月》本身就是以婚恋问题为开端，婚恋问题之所以被紧急提上日程，就是为了解决转业官兵长期扎根北大荒的问题。既然不是开完荒就走，既然想要“代代相传建设北大荒”，北大荒肯定要逐步由自然空间被建设为社会空间。相应地，“荒原”也就要变成“家园”。事实也是如此，在小说中可以看到住房、学校、医院、政府机构等，随着垦荒的进行也逐渐在北大荒建立起来。

由“荒原”变“家园”，和垦荒者们的劳动是分不开的。农场的垦荒运动，借鉴的是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的生产方式，以竞赛为核心组织生产，个人与个人之间，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农场与农场之间，都是竞赛性质的。天不亮就起床干活，直到看不见了才收工，成为生产队的常态。上文说过，生产建设，也就是劳动，是《岁月》的一条线索。小说大量描写了垦荒者烧荒、开荒、种田、收割、排涝、建水渠、修路、盖房等一系列劳动过程。并且，也用了很多笔墨展示农场领导、生产队队长安排具体生产任务的过程。这些描写在小说中并不具备推动故事发展的功能，但却为北大荒形象的转变做了充分的铺垫。也就是说，生产建设这条线索，看起来不具备叙事功能，但对于小说来说，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正是生产建设中的劳动过程，使得垦荒者和北大荒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得北大荒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劳动不仅仅是创造价值，劳动还将劳动者独属于自己的时间/生命注入到劳动对象之中。这是北大荒由“荒原”变“家园”的基础。

北大荒形象在小说中的真正转变，其实是借助于一个流血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在小说的第23章到第26章，也就是文本中间部分。在六分场一队中，有一个叫席皮的拖拉机手——席皮是场长高大喜、书记贾述生的老部下，也是朝鲜战场上的战斗英雄。某次，一台拖拉机陷入泥潭，需要将两条绳索挂在这个拖拉机上，以便让另外的拖拉机将失陷的拖拉机拉出来。席皮作为拖拉机队队长，自告奋勇去挂绳索，不幸牺牲在泥潭里。韩乃寅用极为悲壮的笔调写了席皮的葬礼，并且写的时候自己也非常动情：“我喜欢写大场面。比如荒原上举行婚礼，葬礼，那份悲壮，那份豪情，我自己写着都掉泪。《破天荒》里席妈妈的儿子席皮牺牲了，几百个男男女女一起跪在席妈妈的面前，一起喊了声‘娘’……有真人真事，没有这么完善，这么气魄。”⑰

葬礼上，场长高大喜宣布席皮同志是“向地球开战的北大荒英雄”。而后，书记贾述生讲话，他回顾历史，总结道：“如今，只有我们这些共产党领导下的复转官兵们、山东支边青年们才真正成了开发北大荒的主人。”⑱直到这时，贾述生还是将北大荒视为征服对象，立志要做北大荒的主人。也就是说，北大荒依然是上文说过的“荒原”形象。直到席妈妈讲话，情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席妈妈说：“领……导们……孩子……们……，皮儿是……我的儿子，也是北大荒的儿子……”这时候，贾述生激动地说：“我们都是您的儿子，都是北大荒的儿子……”高大喜情不自禁举手宣誓：“我们是北大荒的儿子……”这时，在场所有的六分厂的人，不约而同跟着高大喜宣誓：“我们是北大荒的儿子，我们要为北大荒事业献青春，我们要献了青春献终身，我们要献了终身献子孙！”⑲

在这里，借助伦理和血缘关系，认同发生了一个潜在的、却是根本性的变化：北大荒反客为主，成为了垦荒队员的“母亲”。原有的征服者/被征服者的关系被转变为儿女/母亲的关系。可以说，席皮血洒北大荒，在小说中是一个高度象征化的事件。它象征着垦荒者和北大荒具有了某种血缘关系。这种隐喻还有更精妙之处。子/母关系常常被用来比喻个人/民族/国家的关系，不仅仅是中国有“祖国母亲”的说法，在欧美国家，亲族关系也常常用来暗示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如“祖国，motherland（母国），Vaterland（父国），patria（父国）”⑳。这样的手法，其实是将个人和民族/国家的关系自然化，以便个人将其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视为一种强烈的、持久的、无法变更的、充满感情色彩的关系。在上述小说情景中，北大荒不再是垦荒战士要征服的客体，而是和垦荒战士休戚与共的家园，两者合为一体，超越了主客体的关系。同样，借助于子/母比喻，北大荒成了近似于民族的共同体，而垦荒者也不再仅仅是垦荒战士，还是对北大荒有着强烈的情感认同的北大荒人。

这样一种情感认同，在这批垦荒者的后代中体现得更为明显。20世纪80年代，知青大返城，光荣农场的生产活动陷入危机。这个时候，贾述生召集正在读书或刚毕业的年轻一代开会，希望他们毕业后回北大荒。这个时候，贾述生的小儿子贾小强这样说：“没有北大荒，哪有我们这些在校的学生，哪有我们这些北大荒的新一代，北大荒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挺身而出呀！”然后，贾小强带着新一代北大荒人唱起了国歌曲调的“北大荒歌”：起来——北大荒需要我们，用我们的青春，筑起新的长城，北大荒啊，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北大荒新一代应该挺身而出，回来，回来，回来……㉑当新一代北大荒人自发的用国歌的曲调歌唱北大荒的时候，对于“北大荒人”这一身份认同，才算彻底完成。

结语：成为“北大荒人”

《岁月》作为一部北大荒创业史，出色地呈现了北大荒形象的转变过程。小说以隐喻的方式再现了北大荒开发建设中人和自然的互动过程，以及一个荒无人烟的自然空间向人们居住的社会空间的转变过程。其实，正是在北大荒逐渐由“荒原”成为“家园”的过程中，“北大荒人”这一身份认同才逐渐确立。当我说“我是中国人”的时候，不仅仅意味着我具有某种中国人特有的品格，更是在强调我与国家具有一种固有的情感纽带，并且我和一个集体共享这一情感纽带。同样，“北大荒人”成为与此类似的一种身份认同，也是随着北大荒形象的变化，以及随着垦荒者和北大荒之间的关系的变化，逐渐建构起来的。

《岁月》文本中，很早就开始使用“北大荒人”这一称呼，然而，它在北大荒成为“家园”之前，并不是带着情感纽带的身份认同。“北大荒人”在席皮事件之前，有两种用法。其一，“北大荒人”强调的是长期生活在极寒地区的人们的某些特点，比如强调北大荒人勤劳、豪爽。其二，“北大荒人”仅仅是作为消弭矛盾的符号。比如，书记贾述生经常强调，来到北大荒都是北大荒人，应该丢掉原有的包袱，克服现有的矛盾，一心一意建设北大荒。只有北大荒成为“家园”之后，“北大荒人”才真正脱离性格特征，脱离凝聚人心的口号，变成真正的身份认同。这个时候，转业官兵、支边青年以及新一代北大荒人，才真正成为“北大荒人”。从这个角度讲，《岁月》以隐喻的方式揭示了“北大荒人”这个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这在北大荒文学中，实属罕见。

①黄万华《沃土的新耕耘,宝藏的再开掘——论韩乃寅的长篇小说创作》[J]，《文艺评论》，2002年第1期。

②车红梅《韩乃寅北大荒小说论》[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1期。

③杨艳秋《北大荒文学特质概议》[J]，《文艺评论》，2016年第2期。

④⑤⑰韩乃寅《写出北大荒的骄傲》[N]，《文艺报》，2006年9月28日。

⑥张宝文《一部生动而厚重的好作品——在电视连续剧〈破天荒〉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J]，《中国农垦》，2004年第8期。

⑦《再现北大荒创业史再唱共和国英雄歌》[OL]，http://www.cctv.com/teleplay/xjkt/2004-09-15/12663.shtml.

⑧赵国春《聂绀弩在北大荒》[J]，《炎黄春秋》,1999年第7期。

⑨聂绀弩《聂绀弩全集·第五卷旧体诗词新诗》[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

⑩⑪⑫⑬⑭⑮⑯⑱⑲㉑韩乃寅《岁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第27页，第28页，第28页，第28页，第29页，第202-203页，第202-203页，第203页，第332页。

⑳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版，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