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新世纪小说的城市想象与文化记忆

时间：2024-05-20

○孙胜杰

20世纪80年代登上文坛的迟子建被称为“极地之女”①，留给大众的印象一直是“属于辽阔而神奇的北方大地”②，北国边陲小镇北极村始终是她文学作品里的主角。新世纪情况有所改变，城市在迟子建的文学创作中越来越醒目，不仅是构成故事发生的核心场景，而且成为很重要的文学审美对象。早在创作《晨钟响彻黄昏》（1997）时她就开始关注自己生活的城市——哈尔滨，从宁静的乡村到喧嚣的城市，尝试着创作空间的跨越，只是当时创作的转变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哈尔滨对于迟子建来说是生活的地方，而非故乡，她对哈尔滨的融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最初的都市写作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与城市有着隔膜与生疏感。直到《起舞》（2007）、《白雪乌鸦》（2009）、《黄鸡白酒》（2011）以及《晚安玫瑰》（2013），新世纪的几部关于哈尔滨的城市题材作品是她对自己生活的城市逐渐产生感情后的创作，③在小说中成为主角，而不仅是作为故事发生地的背景，更“不仅仅是一个地名，它也是一个文化、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个特殊的载体”④。

一、城市文化记忆的生成与建筑艺术

20世纪70年代德国著名学者扬·阿斯曼在批判地继承了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和阿拜·瓦尔堡的图像学分析法基础上，提出“文化记忆”概念。扬·阿斯曼认为文化是一种记忆现象，所谓“文化记忆”是指“某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可以重复使用的文本、意象以及仪式的主体，其‘教化’作用服务于稳定和传达那个社会的自我形象”⑤。城市记忆的具体物化形态是地标，“地标”是“指地面上具有特定的记忆价值的实体存在”，“读城”就是阅读那些包含记忆价值的“地标”，如果将城市或者景观肢解为零碎独立的封闭建筑，如果只晓得某建筑的年代、风格等并不能完全了解这座城市的特质，其实能接触建筑那些鲜为人知的一面的是“附着在建筑和景观上的小说、诗歌、戏剧、轶事、传说等”⑥，所以文学可以作为文化记忆传承的载体，“不管是作为个人记忆的媒介框架或是作为文化集体记忆的存储和传播”⑦，文学都是一个很强大的媒介。美国学者理查德·利罕⑧也认为，城市建设和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甚至可以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演进”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所以，文学中的城市文化则是城市文化记忆的“存储和传播”。城市的历史建筑在城市文化记忆中承担赋予城市历史文化品格的重任，不仅如此，建筑空间的内容并不是固定的，建筑可以融入不同群体自身境遇的文化记忆，而文化记忆的融入也不是要对过往的人与物形成某种客观认识，而是将“过去构建为能够支撑当下和指明未来道路的共识”⑨。所以，城市空间的未来意义也是由建筑空间来实现的，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建构起城市历史记忆的当代价值。所以，文学中的建筑书写可以说是“城市文化记忆的唤醒者”，是“城市文化记忆生成者和城市文化价值当代构建者这一双重角色”⑩的最有资格的承担者。

迟子建文学作品中关于哈尔滨的书写裹挟着历史与记忆，即文化记忆，承载这种文化记忆的最重要的哈尔滨城市景观主要体现为城市建筑。有评论者曾经把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品格概括为“包容、无根、悲伤”⑪，而这种品格恰恰表现在哈尔滨城市的建筑上。哈尔滨的建筑风格是杂糅的，具有西方中世纪以来各种主义风格，相反纯粹某种主义的建筑是很难找到，所以有“世界建筑博物馆”之称。迟子建在其散文《水墨丹青哈尔滨》中写道：“哈尔滨是一座包容之城，各种不同种族、国家和省份的人们都可以在这里得到灵魂的休憩，有着百年历史的中央大街，是条步行街，由花岗石铺就，大约三里长……走在中央大街，其实就是行走在建筑艺术博物馆里。”历史终究会远去，建筑是城市历史的记录痕迹，正如卡尔维诺所说，“真实”城市的踪迹存在于“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锉、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⑫。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建筑形式是人适应环境的产物，也是城市文化记忆的象征，经历了三次大移民潮的哈尔滨建筑文化表征主要表现为来自北京的八旗贵族后裔迁徙流放到哈尔滨地区所播撒的京旗文化；来自俄罗斯的十余万白俄贵族给哈尔滨带来的欧洲文化；来自山东等地的中原移民带来的儒家文化。既有传统文化的底蕴又具异域风情的城市建筑风格以及时尚新潮的生活方式凝聚成哈尔滨独具魅力的人文景观。尽管现今的哈尔滨建筑已经历经拆迁、重造，但城市包容的痕迹随处可见，这些具有历史依存、情感依存的建筑，在老一代人心里，是当时“那种生命中的激情和过去的生活际遇的”结合，从这个意义上，建筑是活的历史。

二、教堂与街道：哈尔滨城市景观的文化记忆

哈尔滨被称为“流亡者的城市”，随着一条铁路的修筑而繁荣，它的建造者中有两类人群是不容忽视的，一类是为了躲避战乱和自然灾害来自于山东等地的本国流亡者；另一类是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来自于俄国、德国、波兰等国的犹太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流亡到哈尔滨的犹太人数量多达数万人，对于犹太流亡者来说哈尔滨是第二故乡，他们的智慧与心血都凝聚在这座城市的建筑上。宗教是与民族意识紧密相联的一种团结人群的力量，可以把完全没有共同性的人群集结在一起，城市的“魂”某种意义上就在教堂和庙宇，哈尔滨的教堂数量多，东正教堂、清真寺、犹太教堂、天主教教堂、路德新教教堂等，这些风格各异的教堂建筑是哈尔滨特具的城市文化景观。对于流亡在哈尔滨的犹太人来说，教堂会唤起已逝的久远记忆，这些“建筑物构成了文字和图画的载体，我们可以称此为石头般坚固的记忆，它们不仅向人展示了过去，而且为人预示了永恒的未来”⑬，教堂扮演了文化记忆的角色，使得这些漂泊的、无所归依的个体找到一处精神的家园，慰藉被边缘化的内心，成为他们精神的庇护所。

《起舞》中的混血儿齐耶夫把圣母守护教堂和尼埃拉依教堂视为自己的精神故乡，每受到歧视的时候，教堂总能带给他慈母般的慰藉；《晚安玫瑰》中犹太老会堂不但救赎了犹太后裔吉莲娜，也温暖了在异乡城市打拼的赵小娥……“哈尔滨那些有着穹顶的教堂，带着鲜明的上世纪城市生活的印记。对于犹太会堂来说，那样的穹顶在我眼里就是泪滴！这泪滴关乎故园，关乎爱情，关乎宗教，关乎生死，一言难尽。但我用心感受到了——这样的泪滴就像晨露，历经沧海，依然闪闪发光！”⑭教堂、流亡、暮年……这些都在冥冥中汇聚成一种莫名的苍凉与悲怆。作家阿成在回忆童年的时候，最清晰的记忆是“教堂的钟声一响，哈尔滨城到处都回荡着天国的圣音。”教堂的钟声庄严而悠扬，流亡的灵魂得到洗涤，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的心弦也会被触动。“一座建筑一旦进入一个人的生命史和情感史，它就会变得不平凡起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建筑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建筑而存在的，也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建筑艺术呈现给它的后人，它们同时也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是犹太人生命的见证、欲望的见证、情感的见证，包括幻灭和理想的见证。”⑮

建筑和时装一样都是风格和形式的集成表现，“建筑形式作为人适应环境的产物，又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和文化环境”⑯，体现的是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特定的时代社会条件，对人类群体行为有着微妙而深刻的影响。迟子建的城市叙事很大一部分都与建筑有关,城市建筑布局的美与故事叙事的想象融合，故事还未开始前读者已经被迟子建笔下展现的城市空间所诱惑。她总是非常细致、不厌其烦地描写城市的街道以及街道两旁的建筑景观，比如《黄鸡白酒》中对玉门街以及与玉门街相邻的其他四五条街，迟子建都一一做了描述。依着春婆婆给起的名字有：烟火街、门窗街、水腰街、上朝街和银瓶街，无论名称还是街道两边的景观都散发着市井生活气息，尤其是对烟火街的叙述可谓是极尽详细之能事。商铺是烟火街很重要的一部分，迟子建足足列举了13家，不但如此，她还把商铺做了固定与非固定的区分：酒馆、面馆、水煎包店、烧烤店、洗衣店、美发厅和旅社8家商铺属于烟火街固定的商铺，卖粮油杂货的、卖烧饼切面的，卖蔬菜水果的、卖鸡鸭肉蛋的、卖外贸服饰的5家商铺属于非固定的商铺；一早一晚流动的摊贩数不胜数，也足足列出十几家：粥、凉糕的、冰糖葫芦、酸菜血肠、包子饺子、凉帽鞋垫、杯盘碗盏、猫狗、金鱼盆花、旧书头饰，甚至卖假古玩和盗版光碟的等等日常所用应有尽有，这样的街道布局貌似没有章法可循，但是身临其境就会感受它的井然有序，对于生活其中的人们来说这样的街道既是生活必须也让人感到生活的真实。这条条充满生活气息的大街呈现出城市特有的人情风俗，小城因为街道建筑的详细繁复而愈加真实，成为一个个完整的空间结构。迟子建小说中的每条街道都是布局各异，这让城市不但具有真实感，而且街与街之间更具建筑美，“你若活腻烦了，走在烟火街上，也是厌世不起来的，那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宛如一缕缕浮动的银丝，织就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从头到脚地罩着你啦。⑰”

街道成为映射生活的舞台，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具空间性与立体性。文学作品中城市的建筑布局一方面是城市市民生活常态的再现，另一方面它也与作品中人的精神状态照应，“现代大都市居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隶属于某一特殊的亚空间或亚场域，它赋予了个体一种文化、性格与身份”，精神情感状态也会通过空间感受的影响而产生某种暗示。所以，迟子建所选定的城市空间是市井细民聚集的场所，泥泞的老街、小酒馆、米黄色的小楼等老建筑，没有都市的奢侈与琳琅满目，有的只是普通人的烟火与柴米油盐，所展现的也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态，即所谓的“藏污纳垢”的民间，这是现实的生活也是生存的真相。

“城市不但是一个拥有街道、建筑等物理意义的空间和社会性呈现，也是一种文学或文化的结构体。它存在于文本本身的创作、阅读过程与解析之中”⑱，街道景观凸显的城市文化只有在读者阅读的体验中才能鲜活起来。迟子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哈尔滨故事因为繁复细致的街道景观描写让人印象深刻，一方面源于作者在结构每一部作品前都要实地认真地勘察；另一个更重要方面是源于作者创作时的构思过程。巴赫金说，“大多数情况下，创作想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便是确定一个完全具体的地方……这是人类历史的一隅，是浓缩在空间中的历史时间”⑲。城市是历史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体，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要超越现实时间的限制，迟子建运用“空间中的时间记忆”处理方式，具体空间确定，情节与人物可以在具体空间内自由切换，这样空间中插入不同时段的历史记忆，由此更能透视一个城市的历史整体性空间。迟子建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也曾说自己在写小说时最先构思的不是故事情节，而是城市建筑空间布局，比如在创作《白雪乌鸦》时，她最先把20世纪初的哈尔滨分成三个区域：埠头区、新城区和傅家甸，然后再把小说中涉及到的重要场所逐一绘制在图上，最后再标注上相应的街道名称，“地图上有了房屋和街巷，如同一个人有了器官、骨胳和经络，生命最重要的构成已经有了”⑳。

三、想象城市的方式：历史传奇与现实批判的映照

迟子建城市书写的方式将现实批判与历史传奇相结合，而中间的桥梁就是城市的建筑，文学作品中建筑的描写是历史痕迹的呈现，哈尔滨的每一座建筑背后都有一段历史故事。如果一座城市的建筑可以留下记忆的话，《起舞》中的“老八杂”可以说是打开记忆阐门的钥匙，迟子建围绕哈尔滨的一座棚户区——老八杂，故事的展开地点是一个特殊空间——只剩下半座楼体的一座残破的楼房，开篇迟子建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暗淡、破败的“老八杂”是矗立在高楼林立、现代繁华城市中的“一截糜烂的盲肠，不切不行了”㉑，“老八杂”旧日的繁华已经随着时间与历史无情地流逝，留下的只是一段凝聚在处于中心位置的“半月楼”里有关三代女人命运的传奇故事，就像一座纪念碑，让秘史成为传奇，记忆得以永存。“半月楼”的传奇故事由三代女人进行演绎，第一代女人的故事是风尘女子蓝蜻蜒用舞裙杀日本人的爱国故事，这个故事无人相信成为历史传说；第二代女人的故事是女工齐如云起舞受孕的故事，过程无人亲见但结果真实可信，引得世人多加揣测而成谜，而目睹这个神奇现象的大概也只有这座残破的“半月楼”；第三代女人的故事是丢丢探寻“半月楼”之谜的故事，古老的“半月楼”行将消逝，正是因为丢丢的执着，两代女人的传奇故事和“半月楼”的昔日辉煌才逐渐浮出，可是空间抵挡不住时间的侵蚀，最终“半月楼”还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倾颓，成为对历史的模糊记忆。“半月楼”是凝聚了历史时间的空间形式，这种城市空间不可能是现代社会的消费空间，而只能是城市的精神空间，迟子建对城市的书写始终专著于这些城市空间，这些建筑空间离当下并不久远，弥补了时间的完整性，成为城市历史与城市记忆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在文明现代化进程中这些都行将消逝，吊诡的是这些城市建筑空间正在或者已经被毁灭的时候却在文学作品中得到永生，并且成为现实生活中看不见的城市象征，这样的建筑空间中滋长的是历史传奇故事。

城市中的建筑除了滋长历史传奇外，迟子建也利用其进行现实批判，这也是迟子建城市建筑空间呈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起舞》在呈现城市的文化记忆外，还有就是对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批判。传奇故事的引子是现实，拆迁改建是“老八杂”最要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小说整体围绕拆迁前后的“老八杂”的日常生活进行叙事，在凄美与叹惋的情绪氛围的表达中，“半月楼”终究在市场经济、现代文明的裹挟中烟消云散；《黄鸡白酒》的城市空间选择在多数人不知晓的哈尔滨老街区，以玉门街两旁的铁路局的职工宿舍为叙述对象，这些房屋建筑由俄国人始建至今已经百年历史，在时间流逝中建筑空间也随之发生改变，华丽舒适的楼房由于居住者的私搭乱建现在已经面目全非。围绕楼房住户的“分户供暖”问题，以九旬老人春婆婆的一生为支撑，呈现了城市的市井风情，演绎着市井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春婆婆的生活方式与城市周围的现代化是生疏紧张的，甚至可以说存在着根本观念上的不认同，她所住的老宅区都已经效仿新兴建筑，将木窗换成塑钢、铝合金门窗，只有春婆婆不愿意换，因为在春婆婆的眼中，木窗吸收日月光辉，是有血肉与灵魂的；而塑钢、铝合金门窗则是冰冷的，毫无温暖，没有了生活的烟火气。春婆婆最终官司输了，其中蕴涵的现实批判意义很突出，老年人越来越被城市生活边缘化，人们的道德伦理观也在逐渐退化。迟子建以外来者的身份与视角对哈尔滨进行书写，不会只是将城市文化的空间记忆局限于“怀旧”，而是更加理性地关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反思与批判。历史传奇与现实批判相互映照，以传奇消解现实的琐碎平庸，用现实批判打破传奇神秘夸张。

四、女人与城市同构：绽放即不辜负生命

新世纪的城市文学中城市仿佛都有着一副女性的面孔，女性是城市的主体，成为城市表征，“城市/女性的同构书写”㉒成为城市书写中普遍的文学现象，比如铁凝、王安忆、池莉等作品中城市与女人一直在相伴相随。城市空间的文化蕴涵是丰富的，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并塑造生活在其中的市民，作家在作品中对城市空间的选择取决于个体对城市的理解和对城市的情感。阅读迟子建新世纪城市文学创作会发现当她把城市作为主要书写对象时，哈尔滨这座北方的城市寒冷中透着温柔，“女性是都市的产物，她们是都市的观察者、叙述者、表现者”㉓，在讲述关于城市“老建筑”的故事时，最后的守护人都是女性，在女性与城市之间建立起鲜活的血脉链，构成充满张力的话语系统。《起舞》讲述了生活在哈尔滨“老八杂”的“半月楼”里的三代女人的命运故事；《黄鸡白酒》中的春婆婆一生与哈尔滨这座城市紧紧相联，用自己的生命长度丈量了城市历史进程，女人的品质诠释了城市的风格；《晚安玫瑰》讲述的是犹太后裔吉莲娜这个生活在被物质包围的世界却一生做着精神世界主人的女人的故事。

哈尔滨是一座包容的城市，在这个城市的大舞台上迟子建让其出场的始终都是小人物，但也正是这些小人物构成了这座城市的灵魂。《黄鸡白酒》中的春婆婆的命运是苦难、悲剧的一生：出生即成孤儿、生活辛苦、爱情坎坷，孀居一生。但迟子建对春婆婆字里行间无不透着欣赏，“春婆婆一生的经历，可以说是一个平凡女人的史诗，虽不惊天动地，但她在世俗生活中，隐忍、宽厚、善良、惜福、懂得爱、百折不回，这都是我喜欢的女人的品质”㉔。春婆婆最让人动容的是她那段短暂而刻骨的爱情，她的爱情被埋藏在城市的角落，春婆婆对爱情充满仪式感。每年的10月19日春婆婆都会很早起床，把自己精心装扮一番，然后走很远的路到中央大街找到一块特殊的面包石，她轻轻抚摸叩击，再唤一声“我来了——”深情的泪水夺眶而出……她的爱人马奔是中央大街的铺筑者，在那块特殊的面包石下埋藏着一双鞋样子，是她们爱情的见证。迟子建塑造了一个具有浓重烟火气的孀居者形象，并且用她来演绎一座城市与女人的关系，女人爱情绽放的瞬间缔造了城市的传奇。

《起舞》中的“半月楼”和“半月楼”里的三代女人让哈尔滨的“老八杂”始终充满活力。在“半月楼”居住的三代女性的生活轨迹完全不同，而唯一使她们精神相通的是对于“起舞”瞬间生命绽放的痴迷，在起舞中爱情、生存，寄托自己身体内的巨大热情。迟子建在小说中很多次重复提到“腿”，“腿”是女人起舞的支撑，三个女人都天生有两条美丽的长腿，齐如云的“双腿润白，就像两杆透明的蜡烛”，平日里总是要细心呵护。傅丢丢同样有着让人羡慕的双腿，“小腿圆润，大腿结实却不乏柔美”，虽然不会跳舞，但“似乎你摆到她面前一双舞鞋，她就能踮起脚尖，轻盈地起舞”㉕。蓝蜻蜓“起舞爱国”，齐如云“起舞受孕”，傅丢丢“起舞失腿”，“起舞”的结局对三个女性的现实人生来说都是残酷的，但她们都选择用尽生命去守护。“起舞”是生命的绽放，迟子建在重复“腿”的细节中“真实隐含了生命本能蓬勃欲求的合理性”，是“人在社会道德束缚中的自由本能的体现”㉖。三个女人与一座城市：起舞的女人不曾辜负生命。

五、结语

新世纪以来迟子建将笔触探入城市，在对哈尔滨城市文化记忆的书写中表现出了超凡的想象力与执着的探寻精神，新世纪具有代表性的三部哈尔滨城市书写的小说《起舞》《黄鸡白酒》和《晚安玫瑰》对于城市文化记忆呈现的载体城市建筑进行描绘，以其灵动、丰富的想象建构城市形象。城市故事的讲述方式都是透过现实追溯历史，将这座独具魅力的城市历史穿透现实的弥彰，怀旧情绪渗透在城市想象中，生动地描绘出哈尔滨的过去与现在，构建独具特色的哈尔滨城市形象，使得摇曳多姿的哈尔滨城市风情与历史传奇得以在文学世界中被世人了解与体悟，兼具文学审美价值以及城市文化价值。

①戴锦华《迟子建：极地之女》[J]，《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2期。

②李建军《她属于辽阔而神奇的北方大地——我读迟子建》[J]，《北京文学》，2010年第6期。

③田超《迟子建：不再排斥城市》[N]，《京华时报》，2013年3月29日。

④阿成《风流倜傥的哈尔滨·自序》[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⑤陶东风《文化研究（第11辑）》[M]，陶东风，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A]，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0页。

⑥马丁·加瑞特《剑桥地标：文化和文学意象中的城市文明》[M]，杜敏、周鸿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5-266页。

⑦冯亚琳[德]阿斯特莉·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余传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6页。

⑧[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M]，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⑨金寿福《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J]，《外国语文》，2017年第2期，第36-40页。

⑩王姗姗、傅永军《城市历史文化记忆的生成与当代价值构建》[J]，《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第131-137页。

⑪张惠苑《在文学中复活的城市：西安哈尔滨——论新世纪以来城市怀旧中新兴城市类型的再现》[J]，《学术论坛》，2011年第9期，第91-95页。

⑫[意大利]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M]，张密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