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铺就的成长之路——读杨中华《阳光照在路上》

○张宇宁

阅读大庆作家杨中华的儿童长篇小说《阳光照在路上》，最强烈的感觉是他在现代化的语境中书写传统文化，并为后者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逻辑依据。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符号与观念，被作家以故事为载体展现在读者面前，一个个包含了善与美的叙事段落，在去除说教化的语言后，一步步重建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及与现代文化融合的合理性。

在小说的后记中，作者指出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偏执型”小学生杨惜宁“在成长过程中怎样理解人世，理解人，怎样从‘我’走出来”。那么，主人公是如何完成这个具有飞跃意义的心理上的高难度动作，如何从“偏执”转化为“阳光”，这个具有启示意义的问题，应当得到认真思考。深入分析文本，我们发现他成长过程中的每一步，几乎都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关。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文本题目《阳光照在路上》中的“阳光”，也就是传统文化的精髓。

找到人生的意义，这是杨惜宁成长的第一步。小说的第三章“神秘的容爷爷”，讲述了对生活缺乏兴趣与热情的杨惜宁偶然中接触到草编技艺，并在听到“草编状元”的故事后，表现出想在这一领域深入学习的热情。在此之后的故事情节几乎都是围绕杨惜宁对草编技艺的研习经历加以展开的。无论是他的拜师之路、录制电视节目还是贯穿整个故事的几次草编大战，草编成为杨惜宁生命的标志，与其始终如影随形，并成为他不断成长的外在动力。选择传统文化元素草编作为小说的核心“动力”与线索，无疑是一种十分智慧的安排。一方面，杨惜宁选择草编作为自己生命的意义符合人的最为本质的特征。马克思曾经将人的“类本质”归结为通过劳动获得快乐，因为只有通过“完成劳动并且获取劳动成果”，人类才能获取其作为人这一物种的尊严。进一步说，劳动者运用自己的智慧与能力改变外在世界，生产出能够被自己与他人使用的产品，这个必然会给其带来心理上的充实感与安全感。因此，杨惜宁将自己沉浸在劳动中并由此获得生命的动力是完全符合客观逻辑的。另一方面，草编与洗衣扫地等普通劳动不同，作为一种技艺，其劳动本身包含了较高的创造力，而作品则具备艺术品的审美功能。正如小说中的容爷爷所说：“手工编织的呢，世上独一无二，每一件都是与众不同，哪怕同一个花样，细微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这里所说的“独一无二”，便是艺术品的典型特性。有必要说明的是，草编在我国历史悠久，目前可见的中国最早的草编遗物是河姆渡人在7000年前制作的。据《礼记》载，周代已有专业的“草工”，负责“作萑苇之器”，以莞（蒲草）编制的莞席是当时草编产品的代表。草编在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以说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杨惜宁接受了作为传统文化的草编技艺，在创造性的劳动中获得了生命的意义，发现了自我的价值，并通过立志“成为手编行业的高手”完成了从蒙昧到“澄明”的蜕变过程，这对他走出“偏执”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感受仁爱，并将之作为自身道德建设的一部分是杨惜宁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杨惜宁从小在承载现代文化的城市长大，这种生活环境让他几乎感受不到一丝温暖。小说开篇的第一个情节就是因为迟到，他遭到班主任老师粗暴的批评以及同学们对他毫不怜悯的嘲笑。此后因为一次误会他被父母送进封闭学校，两个月中，“除了课堂回答问题，他几乎没说过话，也没兴趣说话，因为没有谁值得他相信”。众所周知，道德危机是东西方文明在实践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所遭遇的共性问题，这个危机中所包含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化是造成杨惜宁精神上痛苦的主要原因，正如小说第一章的标题所言：是其感受“‘失去’的爱”的根源。一个本就“偏执”的少年，处于这样的环境，其潜在的危险是可想而知的。所幸在第三章，奶奶把杨惜宁接回乡村“观音寺”，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在民风古朴的乡村，奶奶以及“草编状元”容爷爷、班主任容老师、同学麻豆和青麻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比如，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转学第一天，奶奶带着惜宁来到学校时，容老师正站在班级门口笑呵呵迎接他们。当时阳光很足，容老师被阳光包绕着，整个人充满了暖意，她用柔和的眼神打量惜宁半天，还伸手摸了摸他的头顶，嘴里心疼地说：“从城里到乡村，可苦了杨惜宁了。”

容老师这句话，惹得惜宁鼻子酸酸的。

惜宁想起了尿裤子那次，当时老师嫌弃的眼神。

惜宁也想起，重点小学里，老师板着脸逼他们做题的情景。

惜宁更想起，封闭学校老师们冷冰冰的样子。

惜宁觉得，容老师比所有老师都好得多。

在这个情节中，城乡二元文化的对比以教师对待孩子的态度呈现出来，而后者的身份既是师长，也是满怀仁爱之情的慈母。再如，作为杨惜宁学习草编技术的老师，容爷爷提出要将自己“一辈子的本事”都教给杨惜宁。而好友麻豆则在杨惜宁落难时不离不弃，甚至为他砸碎储蓄罐，拿出自己“准备用来找爸爸妈妈”的积蓄助其逃跑……上述种种，体现的是传统儒家思想中仁爱的观念，而这一观念对现代社会中的疏离、冷漠形成了有效的反拨。小说“救人”一章写的是杨惜宁在马路上看见一位晕倒的老人，别人都“不敢来扶，还说这是碰瓷讹人什么的”，杨惜宁却挺身而出，将其送到医院进行救治。这种行为一方面说明仁爱已经成为一种道德素质存在于杨惜宁的内心之中，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杨惜宁在容老师等人的感染下逐渐成长，逐渐走出自我。

杨惜宁最终脱离“偏执型”人格的标志是被对手的善意所感动。小说中容爷爷的“关门弟子”宋京是杨惜宁的同学，他在叙事中的存在让主人公受尽苦头。宋京曾经给杨惜宁下“战书”，要求比试草编手艺，并在大庭广众之下胜出比赛，让后者的“自信心严重受挫，整个人都要塌了”。此后，杨惜宁便与宋京“暗暗较上了劲”，二者的关系成为争夺容爷爷“嫡传弟子”称号的竞争对手。按照一般的故事展开方式，宋京应当作为“反派”角色与杨惜宁相对峙，而作者则可以以此为前提加以褒贬，借以刻画人物。这就像《红楼梦》中曹雪芹对林黛玉与薛宝钗这两个形象的塑造。与传统小说的故事展开方式不同，二元对立模式并未被用于宋京与杨惜宁之间关系的处理中。作家对宋京的为人处事，除争强好胜这一小说中大部分男性形象都存在的心里特征外，再无贬抑之词，甚至还对他在草编技术方面的好学上进褒奖有嘉。众所周知，这种形象塑造方式无疑削弱了杨惜宁与宋京的矛盾冲突，不利于制造紧张的叙事氛围。然而，宋京这一形象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小说的最后一章。杨惜宁的妹妹小扣子突然发烧，当慌乱的杨惜宁和奶奶“没个主意”时，宋京提出送孩子去医院，并和杨惜宁一起顶着烈日、冒着大雨“来回换手”将小扣子抱到医院，甚至提出为小扣子筹措住院费用。面对宋京的帮助，杨惜宁“没想到在自己一筹莫展的时候，宋京能挺身而出”。对手成为帮手，这才让杨惜宁“感觉到世上所有的善意”，从而大彻大悟，走入阳光。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行善一直被作为人的行为准则所反复强调。无论是儒家经典中的“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告子》），或是宗教传说中的佛祖割肉饲鹰，都在引导人们向善、行善。宋京与杨惜宁的关系由对手向朋友的转化，正是前者内心中蕴含善念的表现，当看到他人遇到困难时，善念就会立刻指导其行为，向他人哪怕是自己的对手施以援手。

按照以上论述，可以说杨中华的《阳光照在路上》是一部标准的弘扬传统文化的文本。***总书记曾经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这部小说有效地践行了这一精神，让传统照进当下，让文化传承以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接受并且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所有国民的宝贵财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用优良的传统文化为孩子们的心理的健康成长铺就一条洒满阳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