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的前途——以新疆报告文学研究为中心

时间：2024-05-20

○何英

报告文学是生还是死？不管从业的作家、评论家以及相关组织机构如何强调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存在必要性，不可否认的是，报告文学是生还是死，的确是一个需要再三辨析的问题。

报告文学危机并不体现在数据上。因为“数字化”的表述似乎并未证明报告文学的“越写越僵”，反而说明了“产量”的丰收和写作的繁荣。据《2002中国年度最佳报告文学》编者的“不完全统计，2001年度全国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有614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发表的纪实报告类文学作品数量当10倍于此。2002年的数据估计与此相当”①。“依我估计，目前报告文学、准报告文学、伪报告文学，举凡冠以报告文学文体之名的作品，年产量在万篇（部）左右。”②2007至2008年度的《中国文情报告》中，一些贴近现实生活、反映改革开放带来社会巨大变迁的作品得到重点扶持：揭露性、批判性的报告文学作品依旧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③然而在2012年，有报道称，由于近年来报告文学质量普遍偏低，重庆市“红岩文学奖”计划取消报告文学单项奖。④各种数据、报道揭示，尽管报告文学依然有着庞大的数量，为什么一片“正在式微”的呼声却也在发生。

新疆报告文学的发展轨迹与全国基本同步。新疆报告文学研究会于1987年成立，是全国较早成立专门群众团体性组织的省区 (中国报告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92年）。回首新时期至新世纪的将近四十年里，新疆报告文学的发展轨迹虽然体现出地域、民族性（多民族聚居区）的独特特点，其在三个主要分期阶段，即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及新世纪，与国内报告文学的发展状态体现出惊人的相似性。新疆报告文学在每一个阶段也都有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出现，因着新疆历史、现实的区情特殊性，新疆的报告文学在记录历史、报道现实、发现问题、发出呼吁上尤显得珍贵和必要。但也和全国报告文学所面临的理论挑战和写作实践上的困境有着一致性，即报告文学是生还死？

一、报告文学与纪实、非虚构的理论分野

近年来，在全国各个场域、会议中发生的关于报告文学与纪实、非虚构的异同、高下的争辨可谓不绝于耳。报告文学这头巨兽死了，把它归还历史的呼声有之；⑤报告文学对比非虚构更切近现实，更有理性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有之；⑥报告文学大有被风起云涌的非虚构取代的趋势；报告文学、非虚构都不过是纪实文学范畴之下的分支，不必突出孰优孰劣……出版于2011年的《非虚构叙事艺术》（作者周淼龙），副标题是“报告文学研究”。那么，当我们在说报告文学的时候，究竟在说什么。可以说，如今报告文学本身并没有产生如上世纪80年代那一批引起广泛影响的经典作品来成为显著话题，取而代之的却是报告文学对比于非虚构，岌岌可危的地位和作用正在成为话题。在这里有必要引述一些相关讨论，以现象学的观察探讨报告文学在当今到底发生了什么，处于何种境遇。

吴双（《报告文学》原主编）：纪实文学毕竟与小说等传统叙事艺术不同，它不允许虚构，不允许艺术想象（至少是叙事的基本对象不允许虚构）。它所要表达的是地地道道的现实生活的真实。⑦

李朝全（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无论是称为报告文学，还是非虚构文学，其要义和命脉之所系均在于非虚构和真实。而真实，也正是报告文学（非虚构文学）力量之所在，是其能够产生干预生活、震撼人心影响力的源泉。如果丧失了这条底线，在创作中随意编造人物、事件和情节，乃至大量虚构细节、对话、人物心理活动等，都会给报告文学的纯正品质带来伤害。但是，我并不反对创作中的适度想象或联想。我既反对报告文学创作中的虚构和杜撰，也反对“报告文学禁止想象”的观点。⑧

陈徒手认为，“非虚构”的层次较高，视野更为开放，具备相当的国际性，文字表达更大气更讲究，适合当下新新人类的求知、探索欲望。经过几年实践，觉得“非虚构”使用更准确，更有力量，内外延都有可伸展之处，比“报告文学”更实在更有号召力。⑨

引用的这三位分别代表不同的时代分期与美学主张，暗示着报告文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吴双禀持较为传统的报告文学规范，即那种脱胎于新闻报道的传统报告文学，严禁虚构和想象；而经过美国“非虚构小说”这一路资源影响的新一代报告文学人李朝全显然明白，报告文学突破想象是迟早和挡不住的事实，因此他反对报告文学禁止想象的观点；陈徒手是首届非虚构写作大奖的获得者之一，他在实践上走得更远，理论上当然认为非虚构更能与国际写作模式接轨，可满足新新人类的求知、探索欲望。

以新疆的报告文学发展论，可以说都能找到以上三位所论述的报告文学的代表作品。也大致走过了一个从时政通讯类报告向人文、生态等多元领域过渡的阶段。各个阶段的作表作家和作品也回应着以上的理论问题。首先，传统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开始衰落，80年代产生了较有影响的带有强烈反思、批判色彩的报告文学作品。如：《在反思中起跑》（1989年）、《六分之一疆土的呼唤》（1988年）、《来自兵团的内部报告》（1989年）、《痛苦的河》（1989年）、《在历史的连接点上》（1990年）等；90年代是个转折点。在商业化大潮的社会生态背景下，带有反思当代社会的政论性报告文学销声匿迹，大量关乎人文色彩的历史、地理以及对新疆独特物象的报告呈现。新世纪以来，在全国出现了几位新疆籍或曾经新疆籍现在仍以新疆牧场、乡镇、自然为报告对象的作家及作品。李娟是《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最早的签约作家，有《羊道》系列（一、二）、丁燕的《沙孜湖》以新疆北部小镇的当代生活为报告对象、王族的《长眉驼》等以其新疆地域物象的传奇性引起内地关注。这三位作家都曾是《人民文学》非虚构的主力。

追踪这一发展轨迹，可明显看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新疆报告文学所经历的变化和挑战。和全国的状态一样，随着老一辈作家的退出写作场域，传统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几乎不见了。当然那些为金钱写作，为企业、单位或个人“歌功颂德”的作品不在讨论的范围内，那些作品的数量倒是很庞大。代之而起的新一代具有报告文学精神的作家，无疑都以“非虚构”的名称和形式在实践着，个中优长和缺失仍然值得辨析和考量。

自2010年“非虚构”这个概念被《人民文学》提出，并出资招募到一批到“人民大地”中去写作的作家。⑩非虚构的提出，对当下作家靠二手资料随意想象的写作模式是一剂强心剂。在此之前，也有《钟山》《厦门文学》等杂志开设了“非虚构”栏目，但在文坛上远没有取得这样的舆论效果。一时间“非虚构”引起热议。可以说自它的诞生起，它就承受着褒贬各半的命运。非虚构需面对的尴尬包括：到目前为止，真正有深度、厚度的优秀作品的数量还是较少；绝大部分作品放弃了作家的主体判断和价值反思，只剩下对“生活”的观察和描摹；作品本应有的哲学思考、批判能力较弱；一些作品容易沦为纯粹的奇观展示；由于真正参与调查、研究的深度不够，作家的写作也面临着日益模式化；当代社会矛盾深刻处、关乎民生的尖锐题材无人写，大部分作品只描述现象无力寻找根源。

“非虚构”（Nonfiction）是一个“外旧内新”的概念。最早来源于美国上世纪60年代三位作家的写作。即包括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诺曼·梅勒的《夜晚的军队》、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试验》。在西方的文体分类里，Nonfiction是个大概念。在它的大旗下聚集着biography（传记）、reportage（报告文学）、documentary（纪实小说）、prose（散文）、travels（游记）等几种写作形式。Newjournalism（新新闻报道）、nonfiction novel（非虚构小说）、history novel（历史小说）这三种写作形式更是属于它的范围。⑪从这个分类标准看，非虚构最大，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是它的属类。在我国的认识域里，似乎非虚构是报告文学的“升级版”，而纪实文学最大。不可否认的是，非虚构作品在当今世界版图中占有很大份额。在国内，由于文化语境的不同、所面临的社会生态的不同，以及美国非虚构与当下中国非虚构的时间差，使国内的非虚构具有了“同名异质”的性质。相比于非虚构对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划时代意义，中国当下的非虚构还深陷与报告文学的微弱区别中。在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孟晓云的《胡杨泪》、李春雷的《木棉花开》等属于20世纪80年代经典报告文学的辉煌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后报告文学的影响力日趋式微。从2003年起，报告文学与非虚构的争议达到白热化。当下，非虚构似乎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占了上风，风头直逼小说。因后者出现了严重的想象力的枯竭，非虚构被赋予了振兴文学的任务。但非虚构依然在依靠新闻写作的手段和技巧，只不过隆重地换了第一人称的叙述，宣称这一切都是亲历、亲见和亲闻，但这真的能比报告文学更能达到“真实”？

李娟的《羊道》系列被誉为“非虚构”的代表作和成绩单之一，但实际上了解李娟写作路径的都会发现，与其说李娟是在写非虚构，不如说是为了这个被特意提出来的概念和主张，作家把自己的散文写作改写了。作家特意去体验了一把哈萨克牧民的转场生活。作品当然有其文学乃至文化价值，那就是撷取了仿佛文化人类学者的眼光和角度，去观察和体验对哈萨克牧民来说至关重要的生活方式：逐水草而居。作者事无巨细，仿佛一架录相机随时录下转场的整个过程。对这种行将消失的生活方式文化式的记录和体验就是它的文化价值及消费意义。对内地读者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对以农耕文化为主的主流书写绝对是一种补充。更兼作者天赋的语言才华及文学才情，李娟的文字都是可以当作美文看的。问题也出在了这里：这如果是一位具深厚学养的学者来写，报告文学所承载的价值可能更能体现，那就是非虚构似乎重在主观呈现，却没有客观思辨甚至批判的眼光和能力。

王族的《白眉驼》被誉为批评家所期望的非虚构似乎就更勉强了，他那一系列包括《狼》《鹰》《骆驼》等以西北野生动物为观察描写的文章叫文化散文可能更合适。

丁燕倒是较为严格地遵循了非虚构写作的有关规范。她对非虚构做过研究，发表有《纪实文学的新变化和可能性》。她写道：纪实文学要想活下来，要想活得好，必须打破常规，从简单化、模式化的写作中突围出来。⑫这一想法也一直贯穿在她的写作中。作为一个以纪实文学为主业的作家，她也似乎一直在为非虚构或纪实文学的合法性、甚至优越性在辩护。她把从美国非虚构那一路资源学到的认识体现在自己的写作中。如这样的一些具有文化比较意味的段落：“对大城市的人来说，这些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小人物，几乎从来看不见，也不甚了解：他们无声无息，与世隔绝，荒凉静谧，尚未能参与到整个时代大文明的形成中，是一个个孤独的岛屿；但是，倘若换个角度，在另一个时间和空间下注目他们，又会发现，这些人传奇惊险，鲜活可触，最能体现边疆地区混血的特点。来自游牧生活的种种机敏，深入人心，而这种难得的智慧，在其它生产方式大规模控制人类后，逐渐消失殆尽。”⑬这使得丁燕的非虚构写作由此可能具有了超越文学达到文化人类学意义的境界。正是她的双城生活经历及体验赋以了她难得的双重眼光和多元价值判断，提升了她写作的思考能力。当然，无可否认的是，丁燕及其非虚构的写作也仍然在路上，面临着越写越可能出现的模式化挑战。

综上三位作家的写作，可以发现当下非虚构的创作离批评家、读者期待的、曾经报告文学带来的阅读的革命性体验还有距离，即他们都将所写的对象审美化而非思考化，报告文学的问题意识、反思精神都付之阙如了。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报告文学的精神实质已不体现在新闻性上了，文学性当然很重要，是报告文学所能达到深度的手段保证。但也不是报告文学的生命线。报告文学的生命线在于真实和其针对问题、现象的深度思考和报道能力上。即读者不仅仅需要你报告发生了什么，或正在发生什么，而是为什么会发生？为应怎样解决或前景如何等提供智慧和思考。深度报告才是报告文学的灵魂。

二、突出区别还是自觉融合

面对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非虚构文学近年来频发的“打架”事件，究竟是各自门户清理还是继续这样较为混乱地在报刊杂志、出版社的划分和使用？这种粗放的使用在杂志和出版社几为常态，常见的是很多人物传记，被划分为报告文学，当代的人物传记就应看作纪实文学，有些明明已是很久远的历史人物，也被看作报告文学；有些明明是游记、散文，也被划到报告文学里；而非虚构的“筐”似乎更大，只要是亲历亲见亲闻的就算，并且报告文学大有被“非虚构”取代包括的态势。但非虚构写作更突出主观性、小说性，必要写得动情动人才算达到目标。而这一主观性，直接威胁到报告文学视为生命的客观报道。事实上，近年来风起云涌的所谓“非虚构”也不是没有问题，轻、浅、抒情化，不重调查、数据分析，很多时候呈现出来的就是事件的表象面貌，缺乏深度思考、更避免主观议论，从而使“非虚构”写作有沦为个人化的美文甚至文化消费品的嫌疑。纪实文学是最大最方便的容器，报告文学、非虚构都可以放在里面，一旦归类出现犹疑，直接定义为纪实文学总没有错。纪实文学可以将以真人真事为采写对象的所有文字包含在内。但显然报告文学、非虚构在当下中国的语义、语境和语用里，都有各自相比于对方的突出特点。如果想突出各自的身份分野，报告文学、非虚构必要坚持自己的所谓本质性特点。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近年来报告文学到底发生了什么。国内报告文学的发韧阶段，多以短篇见其力量，如《饿乡纪程》《包身工》等，多在报纸刊登。“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报纸刊发的报告文学逐年减少，进入新世纪后已拒载。这对报告文学来说是一大灾难……几年来，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党报一年刊发三五篇报告文学，或连载一两篇有影响的报告文学（往往标注‘纪实’）之外，在其他报纸均已见不到报告文学的影子。”⑭这是报告文学作家朱晓军在《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困境与机遇浅析》中所描述的报告文学的发表现状。他接着写道：报告文学被报纸拒载，在期刊也遭受冷遇。上世纪80年代，发表报告文学的期刊甚多，不仅拥有报告文学的重镇《报告文学》《文汇月刊》《人民文学》《当代》《十月》，而且其他文学期刊、文化综类期刊、体育期刊也将报告文学作为重点稿件。新世纪以来，除《中国作家（纪实）》版之外，仅《北京文学》坚持每期发一两篇。报告文学偶尔在其他文学期刊露脸，也像“拖油瓶”似的敬陪末座，而且这类报告文学基本上是广告文学，不仅与文学不搭界，跟新闻亦不搭界，只跟钱搭界，不是为官员歌功颂德，就是给企业家或个体医生做广告。⑮他所描述的现象在新疆也呈现出了相似性。一些纯文学杂志在上世纪90年代由于出版经费困难，变成了商业性杂志，大量刊发广告软文，冠之以“报告文学”之名。回归之后，现在已经没有报告文学栏目了。全疆的文学杂志都很少有专门的报告文学刊发。

于是，朱晓军得出一个结论：报告文学不仅在媒介被边缘化，也被文学边缘化了。⑯这一点倒未见得客观。作家仍然怀抱着上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的风光，心理上产生落差是正常的，但这未尽符合客观事实。那就是报告文学不但有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甚至国家五个一工程奖近年来也主要颁给了报告文学。而且一部分在国内颇有影响，以“非虚构写作”为名的作品其实具有报告文学实质，可以看作报告文学在新世纪的变种和更新，报告文学并没有被文学边缘化。朱晓军还指出了一些报告文学所面临的困境，如：将短篇写成中篇，中篇写成长篇，这是近几年来批评家对报告文学的诟病……报告文学作家面临着与新闻单位的记者竞争，却并不具有记者拥有报社提供的资金等便利采访条件。现在很多地方都取消了专业作家制度，“报告文学写作者都属业余，稿酬低下……报告文学写作者难以挤出时间和精力去采写。这既是报告文学难以繁荣的因素之一，也是报告文学后继无人的原因之一”⑰。

朱晓军描述的这个报告文学似乎正在缩小阵地的情况，是报告文学被分化分流的时代趋势和症候。报告文学的新闻性特征在记者那里得到更充分的发展。这些以记者身份写的特稿类算不算报告文学，如果作品达到了报告文学的意义，是作家写的还是记者写的并不重要。这不能视作报告文学正在衰落的证据。朱晓军拿自己的作品《一个医生的救赎》和《高官的良心》在网上的阅读量来说明，报告文学已经丧失了读者。这确实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处境。作家顶着风险、辛苦采访然后付诸文字的作品，在实用医学手册类前只有不堪一击的可怜阅读量。朱晓军以一个坚持传统报告文学意义的作家的亲身体会和发现，描述了报告文学是如何正在“边缘化”的。其发现应引起重视，期刊杂志，包括报纸不应拒绝刊登短篇报告文学。这是相关制度可以改变的现实。另一方面，报告文学作家如何提升、更新自己的写作模式和方法，与非虚构竞争、与纪实文学竞争，甚至与小说竞争，这是刻不容缓的，事物只有在竞争中才有更大发展与进步，是不容置疑的。

那么报告文学与非虚构、纪实文学之间应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是坚守并突出区别还是借鉴吸收他山之石？还是索性取消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归入非虚构或纪实文学中？一种文体的产生必有其现实根据。“尽管20世纪以降，确切地说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不时发生报告文学这一新兴文体的种种质疑、轻视甚至责难，但其历经曲折、一举跻身上个世纪中国大陆文学主流文体之列的壮举，却是难以抹去的历史记忆。”⑱

特里林在美国非虚构最风行的年代里说过：小说现在必须与以敏锐的描写手法写成的社会科学著作进行竞争。⑲反过来也由此看到纪实文学的威力和前景。“对当代事件发表自己即刻的见解”⑳就是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的优势和专长。因为它们能再现不能被艺术家想象出来的事实，从而获得并争取读者。作家要成为我们时代道德困境的目击者，要有辨别是非的审美能力。任何时期最好的文学，都具有人的性质和人类解决面临的困难的力量。任何时期文学的任务也应是去寻找语言和故事更本质的东西，从而勇敢迎接我们时代文化和意识里发生的巨大变化。到目前为止，新种类的小说还没有以明晰的形式出现。纪实文学与小说的相互割据与纠缠将会持续下去。斯科尔斯和凯洛格在《叙事的本质》中认为，小说是从经验的模式和虚构模式中历史地发展起来的。其中经验的故事就包括：历史、传记、纪实文学和新闻报道。美国上世纪60年代非虚构盛行的时候，报纸期刊上非虚构作品占到三分之二。此后虽然非虚构再也没有达到这种风光，但近年来西方文学的非虚构成为文学的重镇是不争的事实。美国的影视改编尤偏爱据真人真事写成的故事。而实际上，大多数的叙事是各种因素的混合体。把报告文学从模式型的新闻写作框架里解放出来，上升到艺术形式，催生了非虚构。但报告文学在当下中国的现实面前，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每年都诞生出直面底层苦难、三农问题、司法公正、教育问题、生态问题等的作品。当然，也有人诟病报告文学存在诸多不足，其中最严厉的大概要算长篇报告文学几乎沦为歌功颂德的“马屁”文学。非虚构似乎是一条解脱之道，但从目前非虚构取得的成绩来看，并没有产生大量具有说服力的、有深度厚度的力作。除了梁鸿、李娟、丁燕等，非虚构似乎也没能贡献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准的作家。令人不解的是，《人民文学》自2013年10月之后不再设非虚构栏目。㉑可以想见，这对这一方兴未艾的文体的全面盛兴是一种损失和打击。

回溯报告文学的产生流变可看出这样一条大致轨迹：从发端于上世纪20年代的纪游性散文到艺术化通讯；上世纪40年代正式取得“报告文学”的名称；上世纪80年代以《哥德巴赫猜想》等30篇报告文学获奖，从而第一次与小说、诗歌等主流文体齐头并进；上世纪90年代报告文学的商业化，仍有作家坚持拓展了报告文学的理性和科学性表达；新世纪报告文学与非虚构的竞争与争夺。

三、报告文学与非虚构或纪实文学的竞争在继续

报告文学的优势时期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新疆为例：蒙古族作家孟驰北、张列合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塞外传奇》荣获第三届（1983至1984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1989年春，孟驰北发表了一篇名为《在反思中起跑》的文章，在新疆各民族读者中产生强烈反响。文章引述了新疆大学维吾尔族教授阿不都许库尔的一个观点，即对维吾尔民族文化应当作一个彻底的反思，为什么维吾尔族在公元十三世纪时，能够产生出两个世界级的大学者，而现在却在世界文化史上毫无建树呢？“喊出了维吾尔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心声，呼唤着新型民族关系中的平等意识、开放意识和竞争意识。”㉒“文化反思和民族进步”㉓一时成为新疆知识界的热门话题。作品突破了“民族关系”这一题材禁区，是一篇新闻性与文学性都较突出且结合得较好的作品。

李广智的《安危所系》，㉔报告的是一个涉及民族问题的突发性流血事件，所谓的“创作禁区”。作者以目击者的身份介入，树立了维吾尔族干部乌拉太也夫的精彩形象（正是他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著名提法）。作品呼吁了民族之间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的精神，呼唤民主与法制，超越了一般的民族团结主题作品。

当时还产生了一批带有史传性质的报告文学，如《陶峙岳将军与新疆和平起义》等。作者李桦塑造了为新疆和平解放做出贡献的国民党部队的先进人物，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第一手珍贵史料，兼具历史文献价值和文学审美价值。他的《西部歌王——王洛宾写真》是迄今为止可信度最高的王洛宾传记。与此类似的人物报告还有虞翔鸣的《砖与血一样红》，作家用痛切的笔触塑造了一位民营企业家艰难创业的过程。

丰收几乎只以报告文学为业。新疆的报告文学作家大都多少年坚持这一种文体的写作。丰收的笔触主要集中在兵团这一题材领域里。从自己的创作中期开始，他试图全方位展示兵团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群落的独有人文景观就是他采写、挖掘的矿藏。他的书写具有显著的文献意义。60年的兵团历史发生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可歌可泣的事件，这显然是一个独特的亚文化群体，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这个历史存在需要有人去打捞它的历史和现实、记录过往和当下并透示兵团的未来。“《来自兵团的内部报告》对兵团由于长期半军事化的生产生活模式所造成的长官意志盛行、等级森严、官本位思想、民主机制匮乏、经济管理模式陈旧、土地过度垦伐、收入分配不合理、农工利益被漠视、农田大面积撂荒、兵团人才流失、农工生活不堪其苦的严峻现状做了真实的痛切报道。”㉕《六分之一疆土的呼唤》则对新疆人才观念落后，造成大量人才东流现象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报告。他的报告文学一方面凸显兵团事业的伟大与特殊、悲壮与崇高、高亢与激越，指出这项事业对于自然、社会、历史、文明发展进步的举足轻重的意义。另一方面则也对存在的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眼光。

20世纪80年代末，矫健听说塔里木河流域生态恶化，自费沿塔河中下游考察调研，写出了报告文学《痛苦的河》。他是最早为塔里木河呼吁的作家。他写道：绿色走廊一旦完全毁灭，我们曾经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就是千古罪人！塔里木河在呼救！绿色走廊在呼救！面对决策者，面对芸芸众生……㉖矫健的报告文学具有批判价值取向。《在历史的连结点上——本厂内部消息》发表于1989年《朔方》第1期，后被《新华文摘》1990年第1期转载。有趣的是，这篇本是作家以报告文学的目的和方式来写的，结果由于他没有歌颂“本厂”反而写出了问题，“本厂”拒用。作家只好将自己的主要人物用英文字母代替。《新华文摘》转载时以“小说”分类。这可谓是新疆最早的非虚构写作实践了，是上世纪60年代风行美国的非虚构小说在中国的另类回响。在这一篇作品中，矫健揭露了企业高层官僚主义作风，为一己私利你争我斗。作家敢于直陈时弊，直面现实，为百姓代言。矫健的文本始终坚持西部视角，为边疆建设者树碑立传。

历史不会也不能将这些报告文学作家的功绩抹杀，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作家的作品将越来越体现其记录历史、挖掘真相、反思问题、关心世事的深度报告的可贵魅力。对于新疆文学来说，读者也仍然期待能读到这样兼具当下性、思想性和审美性的好作品。惜乎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新疆的报告文学陷入低迷。从主要作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作品年表即可看出这一点。丰收对于兵团体制内部存在的问题自1989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写过。《六分之一疆土的呼唤》（1988年）、《来自兵团的内部报告》（1989年）之后的创作年表是这样的：1993年长篇报告文学《绿太阳》、1997年《西上天山的女人》、1999年《铸剑为犁》、2005年《镇边将军张仲瀚》（获第五届中国报告文学奖）、2009年长篇纪实文学《王震和我们》、2014年长篇纪实文学《西长城》；㉗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性。矫健最有报告文学忧患意识及批判眼光的作品是《痛苦的河》和《在历史的连接点上——本厂内部消息》，前者写于上世纪80年代末，《在历史的连接点上——本厂内部消息》发表于《朔方》1989年第1期；到1999年6月出版了报告英模人物吴登云先进事迹的《走进帕米尔》，获五个一工程奖。

此后报告文学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新一代报告文学作家后继乏人，报告文学似乎越来越等同于商业广告文学。存在的问题与朱晓军描述的大致相似。非虚构风潮折射到新疆产生出李娟、丁燕、王族、卢一萍等新一代纪实类作家。他们的作品前文已分析过，他们的创作也正在路途中。非虚构可看作报告文学的升级换代品，她的合法性和任务表现在：日常事件的动人性早已走到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去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整个社会环境、报告文学的接受语境、有关政策的引导等外部条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相应地作家的创作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一种多重复合的结果。一方面是外部的社会历史条件，另一方面是作家的主观创作方面，再一方面是读者的接受。正是在这三种合力的改写下，报告文学走到了今天这种面貌。

根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调查，“新世纪以来，书报刊阅率持续徘徊于低谷，2007年，我国识字的成年人均年阅读图书4.58本，人均阅读期刊7.4册，人均读报88.8份；2008年人均年阅读图书4.72本，人均年阅读杂志约8.2本，人均年阅读报纸约88.6份；2009年，人均年阅读图书3.88本，期刊6.97册，报纸73.01份”。“2009年，我国18—70周岁识字国民人均每天读书时长为14.70分钟，人均每天读报时长为21.02分钟，人均每天读杂志时长为15.40分钟，人均上网时长为每天34.09分钟，人均通过手机阅读的时长为6.06分钟。”㉘这是读者接受的外部环境。新一代的读者的口味也在趋新，随着教育的普及，网络文化群体的兴起，读者的欣赏、接受水准也在提高、变化，对一成不变的陈旧的报告文学写作模式进行了扬弃。

“传统的纪实文学作品总是习惯于宏观叙述，像个全知全能的上帝。显然，这种方式并不能让当代读者满意。在奈保尔的作品里，充满了各种小人物和各种细节、小故事。在他的《幽暗国度》（“印度三部曲”之二，写于1962年）中，第一段的第三句中，就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但其实，这个人物不过是个引子，并非重要人物。这种写法完全借鉴了小说的创作手法，一下子就把读者给抓住了，而不是用宏观论述把读者给吓跑。㉙

再来说作家主体的变化。传统报告文学作家的后续作家，一方面面临着报告文学队伍后继乏人（有大批打着报告文学之名行广告之实的作品，不在讨论范围内），另一方面，年轻一代的报告文学作家大多从散文队伍里脱胎而出，非虚构与他们迎面相逢。他们的写作策略非常自然地迎合了时势的需求。李娟、丁燕（曾为新疆人，有两部以新疆为对象的非虚构长篇）、卢一萍、王族等一批“70后”在中国文坛引起关注。丁燕不仅是一个非虚构作家，还有着理论自觉。她在《纪实文学的新变化和可能性》中写道：随着作者要表达事物的复杂性的加强，纪实文学的表现手法也需要更新。阿列克谢耶维奇曾坦言自己非常苦恼：“真相都是零散的，多种多样的，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不能同时容纳进一个心脏和大脑。”后来，她找到了“复调式”风格——不再只是作者一个人发声，让多种第一人称交叉，让多种语境交叉。作者并不想评价任何人，而只是形而上地描述一种人类生活的状态。在行文中，作者的声音偶尔也会出现，但只起到穿针引线的连缀作用。㉚可以说，这一手法已经成了非虚构的典型手法了。丁燕所代表的非虚构写作似乎正在应对传统报告文学无力面对的一些问题，她也一再重申非虚构的优势及具体操作方法，分析了当下写作过程中作家、读者与社会共震所面临的困境及处理方法。纪实类文学也并不能清除常规新闻。非虚构不过追求了一条真理：艺术始终追求新奇的东西。非虚构所拥有的文学性优势靠心理深度以及达到引人注目的效果体现出来。我们时代也正如当年的美国，把小说当作神圣的形式加以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㉛但中国当下的现实无疑更需要快捷、直接的文学作品来满足人们需要真相、了解现实的欲望。而中国当代小说发展了这么多年，早已经患上了思想贫血症。

四、结论

通过分析新疆报告文学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发展轨迹，尤其是几位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可以看出90年代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上世纪90年代以后，作家们的写作虽然依然保持着对社会、历史、大事件的报告文学式关心和创作，不可否认的是，对于报告文学的揭露、批判特性也在有所回收。正如当下中国的现实与上世纪60年代美国所经历的现实相似，现实具有令人震惊的炸裂性，现实已不再是现实。文学面临着承认现实主义小说和语言的潜力几乎消失殆尽的困境。艺术家正在丧失信心。艺术虚构需要被另一些更有力量、更直击现实、更有真实感的东西代替。正如美国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说，以往由小说来担负的检验道德和风俗的任务现在已由社会科学更好地担负起来。㉜在写法上，过去的某些陈规旧律和语言技巧已难以适应当下的现实了。而今天的小说家不但不愿意去反映生活的本质，他们的想象力在光怪陆离、瞬隙万变的现实面前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振兴文学的任务也许就落在了纪实文学的肩上。那种直面现实、又拥有高超的技巧，容易被读者接受的松散的传奇体裁、反省的、试探性的纪实或非虚构就成为最好的选择。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广泛的文学试验时期。非虚构或纪实文学应比过去20年里的小说更成功地反映当下中国的种种症候。“高级新闻学”“新新闻报道”或者“事实的文学”㉝，不管称谓是什么，这种文学既有记者的细致观察，又兼有小说家的道德眼光。由此，“创造一个完整的新文学领域”成为可能。

我的结论是，不论是报告文学还是非虚构，或者纪实文学，也许不需要过分清理彼此的门户，展开相互的竞争是可能的。甚至与小说竞争读者和文学性。因为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报告文学、非虚构以及纪实文学，来满足读者对这三类文体产生跨时代大著作的期待。

①②⑥丁晓原《新世纪报告文学的观察与分析》[J]，《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③白烨《中国文情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④《“红岩文学奖”拟取消报告文学奖》[DL]，http://book.sina.com.cn/cul/c/2012-08-11/0930314439.shtml.

⑤李敬泽《报告文学的枯竭和文坛的“青春崇拜”》[N]，《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

⑦⑧⑨《报告文学VS非虚构文学：竞争还是并存？》[OL]，http://book.sina.com.cn/news/c/2014-08-25/0749660856.shtml.

⑩《“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启事》[J]，《人民文学》，2010年第10期。

⑪⑲⑳㉛㉜㉝[美]约翰·霍洛韦尔《非虚构小说的写作》[M]，仲大军，周友皋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第2页，第14-15页，第19页，第98页，第9页，第30页。

⑫㉙㉚丁燕《纪实文学的新变化和可能性》[N]，《文艺报》，2017年12月15日。

⑬丁燕《沙孜湖》[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⑭⑮⑯⑰㉘朱晓军《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困境与机遇浅析》[OL]，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2/2012-03-30/123222.html.

⑱王晖《百年报告文学：文体流变与批评态势》[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