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的粗粝与温情——关于葛水平小说创作的对话

○刘媛媛 段崇轩等

主 持 人：刘媛媛

对话嘉宾：侯文宜

赵春秀

特邀嘉宾：段崇轩

乡土小说的“集大成式”写作

刘媛媛（以下简称刘）：三位老师好！葛水平在当下文坛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无论是她的一鸣惊人，还是她的作品风格，都具有极强的辨识度。这个辨识度不仅因为她写乡土题材，更在于她独特的视角与审美风格。首先她笔下的乡土地域明确，就是太行山中那些偏僻空寂的乡村。这种局限不仅没有削弱其作品价值，反而因为鲜明的独特性令人耳目一新。其次，她对乡土的感情就像一棵植物对脚下土地的感情，那种与生俱来的依恋和认同，既不怀念过去，也不讨伐当下，美丑不惧，就那么真切自然地放到读者眼前。再次，放到性别视野中，作为女性作家，她笔下的人物没有凸显强烈的现代女性意识，她的文风与人物性格都有一种凛然刚硬之感，显示出有别于欲望身体等符号下人们对女性文学的认知。下面就请三位老师对葛水平的整体创作谈谈自己的认识。

段崇轩（以下简称段）：葛水平的出现，对山西乃至全国文学都是一个奇迹！现在她已进入中国当代重要作家的行列，是乡土文学或乡村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刘老师就其创作现象组织大家讨论对话，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使我想到十多年前的情景。2003年冬天，《黄河》杂志主编张发兄亲自登门，送来葛水平的两部中篇小说，说这是作者的小说处女作，他感觉不错，但有点吃不准。让我看看，并托付写个短评。一个老编辑发现新人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葛水平我认识，知道是一位年轻作者，写诗歌、写散文，创作有年但影响不彰。当时她在长治戏剧研究所当编剧，文学只是业余爱好。看过这两部中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我强烈意识到，山西又出现了一位有个性、有后劲的新锐小说家。她的小说既有现实主义的深厚底蕴又有现代主义的迷人色彩，可谓多种艺术表现方式所共造的瑰丽。这就是葛水平一举成名的的中篇小说《甩鞭》和《地气》。我当即写了七八千字的评论，题目是《求索之旅》，小说和评论发表在《黄河》2004年第1期的“晋军新锐”栏目中。名不见经传的葛水平，就依凭这两部中篇小说，走向全国，成为中国文坛上耀眼的“新星”。有评论家甚至把2004年称为“葛水平年”。此后，她活跃在文坛，佳作不断，连续获得赵树理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真正成为一位实力派作家。她的小说创作，也带动了山西女性文学的发展，使山西形成了一个风生水起的女作家群，如孙频、小岸、李燕蓉、曹向荣、李心丽、陈年等，这些年轻的女性作家已走向全国。同时也影响了中国乡土小说或乡村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创作路子和表现方式。

刘老师说葛水平小说有极强的辨识度，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当下文坛上独树一帜，确实是这样。但葛水平小说到底有什么样的艺术风格？又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当年我读她的小说发轫之作时，感觉就是“雾里看花，朦朦胧胧”，现在则是“可以阐释，难以言传”，颇有点“道可道非常道”的感受。这种复杂性、朦胧性乃至神秘性，正是葛水平小说的奥妙与魅力所在。我觉得，葛水平小说有集大成的特征。在题材上，既有农村历史斗争题材、也有农村现实生活题材，还有城市社会题材、城市上流阶层题材，但写得最出色的是农村历史斗争题材。在思想观念上，她接受现代文化思想，并体现在小说创作中，如自尊自强的女性意识，但她对现代文化思想又有一种不自觉的抵触、批判。如在她的城市题材小说《陷入大漠的月亮》《纸鸽子》《经典》中，就蕴涵着现代和传统文化思想的纠缠与矛盾。她继承传统文化思想，还有民间文化思想，对这种传统的东西感情很深、很痴迷。譬如忠孝节义思想理念，譬如回归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等。在她的农村历史题材小说《甩鞭》《天殇》《狗狗狗》《天下》等作品中，表现得很强烈。但同时对传统文化中的男权思想、家族文化、贞洁观念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在表现方法上，她把现实主义的经典方法以及写实手法，现代主义的意象、象征乃至荒诞艺术形式，还有诗歌的诗情画意，散文的自由闲散，戏剧的结构节奏等，都海纳百川地容纳在小说创作中，有效扩展了小说的表现能力。这种集大成式的写法，形成一种丰富而驳杂、深厚而空灵、土气而洋气、大气而雅致的艺术张力和审美特征。这样的小说，在山西过去没有，在全国过去也没有。我们知道，文学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逐渐滑向边缘，变得纯熟了、多样了、精致了。葛水平的小说则大气、深厚、自由、驳杂，似乎把文学又拉回到了社会中心，把乡村又推到了人们面前。这样的小说，怎么能不抢眼？怎么能不轰动？

刘：段老师这样一说，让人有回到当初的现场感。显然您作为山西文学评论界执牛耳者，对水平的创作不仅熟悉了解，还是一个积极的推动者，您对水平小说创作方法、审美风格的评价，我个人十分赞同。尤其您说她把多种创作方法与表现手法融为一体，有效扩展了小说的表现能力。我认为非常准确地概括了水平小说的特点。水平搞了多年戏曲，又对民间文化情有独钟，这一定会影响到她的创作，从而形成她作品的独特魅力。您能够如此准确感知水平作品中这样矛盾又和谐的写作风格，给人启迪。我们听听两位女学者的观点。

侯文宜（以下简称侯）：段老师说到葛水平的成名，也勾起了我的记忆。大概就在《黄河》刊出葛水平小说不久，中国作协的《文艺报》选登新人新作，她也又连续发表了《天殇》《狗狗狗》《喊山》，张发兄约谢泳和我写评论，拿到水平的小说后，一读就放不下了，读后觉得泥土的芳香和乡村气息扑面而来，笔下人物非一般地鲜活，而是既本色又地道，那些广袤山野中村夫村妇的故事，就像她的同乡前辈赵树理《三里湾》中的糊涂涂、铁算盘、常有理一样，把太行山的那种土风、气禀全写出来了。但另一方面她又带有超现实的想象和奇幻意味，所以，我用了“奇绝大气与朴野灵动之美”来概括她的风格。葛水平小说在当时的出现，可以说是对一些都市女作家所谓私人化写作、“欲望化”叙事的突破，我当时判断为一种独特的富有社会历史蕴涵的新乡村小说，读之感到很新鲜，展现了非常广阔、深厚耐嚼的生活层面和审美世界。可以说她简直是个奇迹般的凸现。

说到葛水平的写作对象和艺术风格，的确如段老师说的，她写得最好、最有味道的多半是写乡村往事、历史题材的篇子。归纳为“农村历史斗争题材”似乎窄了点，其实她也没有多少正面写斗争的，往往只是一种背景，或者是人物事件矛盾纠葛的根源，而主要着墨于乡俗生态和村人性格、精神风貌的展现。《甩鞭》《地气》《天下》乃至现实题材的《喊山》都是如此，聚焦于乡村的生活形态和人性情态。在艺术上这些作品确实呈现出同代小说家少有的一种驳杂，小说结构及情节冲突的戏剧化，诗性的抒情语言和幻象化，都使其小说有点不像通常的小说。她曾是长治戏剧研究所编剧，还出版过《美人鱼》《女人如水》等充满女性柔美的诗集，我们就能理解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感觉化写作了，颇有点像20世纪初的“新感觉小说”。为何她对历史的乡村更有感觉呢？这同样隐含着一种女性的细腻或挽歌情怀，她的生活环境、从小听父辈们的故事长大，都使其心底深处种下一个情结，这也就是她对传统、民间所以怀念的原因。就像她自己创作谈中说的“走过时间，走不出山神凹”。

赵春秀（以下简称赵）：置身于都市，却钟情于乡下，身影游走于太行山的沟沟坎坎，用灵魂来触摸那方土地，这也许是葛水平与当代众多女作家区别开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她的小说有浓得化不开的乡土情结，这可以说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她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过：“我出生在大山深处黄土崖下的一个土窑窟窿里，我小时候最亲密的玩伴是驴，最讨厌的动物是老鼠，因为它吃我家吊在梁上的玉米。最喜欢的事情是上山放羊。我从动物身上获得了一种爱，在山水之间我了解了石头的坚硬和水的柔软，从山里人身上知道了人类诞生以来维持至今，源源不断，倾注不息的是爱，而不是仇恨。出生地——玩伴——山水，是记忆恩养了我的性情。我从乡人无休止不断重复的语言里知道了什么叫大爱、大恨、大悲、大喜，也知道了什么叫敢爱、敢恨、敢悲、敢喜。那一些发自记忆中召唤的声音和气息是如此强烈，强烈得犹如我远去的父亲向我招手，我知道我必须即刻上路了，要沿着一道迢递之路走进那些人的心灵。我要尽一个世俗人的眼光来写他们，‘世俗’必须是我命中注定！”通观其作品，字里行间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有着难以化解的深情，对于葛水平来说，也许城市是现实的栖居地，而乡村才是其精神能量的源泉。她的兴趣几乎全部集中在对太行山区民风与人情的描绘上，这里的乡风民情是自在、质朴、不做作的，这里的人敢爱、敢恨、大胆、泼辣，充满着原始自然的人性美与人情美。但是水平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并未将现实境况进行理想化的修改，不作人为地美化或刻意的遮掩。在她笔下，这些乡民们呈现着最真实的生活情景与心理状态，这里没有丰美水草、小桥流水，更没有清秀羞涩的水灵妹子和健壮阳刚的农村帅小伙，如诗如画的景美人更美不属于这里。这里的村民是自然不遮掩的，他们可以互相开着粗俗的玩笑，出了人命可以村干部或有身份的老人出面私了，最传统的老人们可以为了传宗接代而默许儿媳出轨，酷烈刚毅的女人可以平静面对自己亲手杀死儿子的惨剧却对仇人突发善心……这里的人性人情的美不是纯净水般梦幻虚无的单纯，而是奉行着自己的生存哲学、伦理情感，也许充满着悖论却从不突破底线，这样的乡村与村民，更真实。因此，葛水平的乡土情结不同于沈从文的记忆美化，也不同于贾平凹的反思批判，她就是自然地再现了各个时空下太行山区村民生活、感情的实景，没有哲思、无关评价，更不是一种功利性的叙事策略。葛水平的乡土情结之所以打动人的心灵，是因为那个“故土”从未失真过，从而带动了最真实的情感，她是真的爱着那片故土。

与赵树理创作的“同”与“异”

刘：两位女学者显然更着眼于水平女性特质在作品中的体现。侯教授“奇绝大气与朴野灵动之美”的概括，十分生动地突出了水平作品的特点，春秀则更着眼于水平对乡土的感情。我与水平交往不多，对她个人的印象就像其作品一样，气场十分强大独特，人群里引人注目。她充满乡土民间味道的衣着，安静柔婉的外表，都表现出十足的女性特质，但却让人隐隐感到兵器的森然凛冽。这与她的作品风格很是相像。葛水平是长治沁水人，和赵树理是老乡，她同样也是擅长乡土题材，有学者将其视为“女版赵树理”，但也有不少学者持不同观点，不知道三位老师对此持什么观点？

段：关于葛水平与赵树理的关系，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她写过一篇文章——《赵树理永远是一个高度》，文中说：“他从农民中走出来，他最知道农民，他最知道中国社会暴风雨的中心，农民因土地掌握天候，但是，在这个社会，农民永远只能握着锄头。”“赵树理是一个高度。他朴素得像泥土，真淳得像地垄边上的垒石，在上个世纪的作家之林中，只有他才配得上‘人民作家’这至高无上的称谓!”她没有谈赵树理的文学思想、写作方法等等。她谈的是赵树理的农民性、民间性、人民性。有评论家说她继承了赵树理的文学传统，有人则说她疏离了赵树理的创作道路。依我看，她既有疏离、也有继承。赵树理小说那种强烈的政治、政策意识，她没有；赵树理小说那种通俗化、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她也没有；但赵树理小说的农民性、民间性、戏剧性等，她得到了继承甚至发展。她的小说是把农民作为主体去写的，她理解、尊重乃至敬仰他们，当然也揭露和批判他们身上的劣根性。她是农家闺女，采用的是平视态度。她的小说切入到了民间社会的纵深地带，写乡土变迁、人世万象、民间疾苦、民情风俗等等，丰富到了庞杂的程度。她喜欢、谙熟民间社会，在其中如鱼得水。她的小说继承了经典小说的传统，如对讲故事、写人物、布结构等的高度重视，与赵树理的小说有许多吻合之处。特别是她的小说有浓郁的戏剧性，上党梆子那种结构形式、剧情套路，体现得很明显。还有上党梆子那种慷慨悲歌、荡气回肠的气魄和格调，灌注在她的小说中。这种神韵和调子，正是晋东南那块古老土地的地域文化精神的体现。它饱含在赵树理的小说中，也流淌在葛水平的小说里。可以说，葛水平与赵树理的小说，更多的是神似而不是形似。而赵树理小说那种为农民代言、为乡村谋划的社会追求，又是葛水平小说所没有的，难以企及的。因此她说：“后来人没有逾越的可能。”

侯：“女版赵树理”的说法有道理，但不完全对，只是对其小说某一方面特点的典型化、类比化把握。文学地理学现在是把握作家文学的一种重要方法，尤其葛水平，离开地域视角，很多特质的东西就会流于一般表皮之说。所以，一说葛水平，大家都说是“写乡土”“写乡村”，那么，她写的是什么样的乡土、乡村呢？或者说她写的是乡土、乡村中的什么呢？从这一点上看，我认为她是既有赵树理影子，更有沈从文的影子。而赵树理与沈从文是根本不同的。说葛水平是“女版赵树理”，我注意到一般都是从他们同乡、同写太行山的乡村生活着眼，都塑造了鲜活的农民形象、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但是，他们究竟重合的程度有多高？是形合还是神合？这就值得细忖了。

我曾在《山西长篇小说史纲》中粗略谈及这点，陈思和在《民间的沉浮》中说赵树理是用“原生的民间叙事的形式来点活他笔下的人物，作品呈现出鲜明的戏剧式的叙事风格”，这确实是葛水平相似于赵的突出特点。一是葛水平与赵树理的地缘关系，俩人是地道的太行山沁水同乡，共同的民间生活、乡土文化养育了他们的文学生命，在写乡人风貌、乡土方言方面都有形神相似之处；二是当地共同的民间艺术、戏剧文艺对他们的艺术熏陶，至今这里仍常有八音会、上党梆子等戏剧演出，这都化入到他们的小说结构和叙事情调中；三是他们基本上都是如普遍公认的“站在农民自身的立场看农民、写农民的”。但正是在这一点上，葛水平与赵树理开始貌合神离了。赵树理是教育的、改造的眼光，葛水平是欣赏的、同情的眼光，赵树理带上了外在的、高于百姓的干部视角，葛水平却是入乎其中、同质化的世俗视角，就像她自己说的：“我要尽一个世俗人的眼光来写他们，‘世俗’必须是我命中注定！”因此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葛水平更像沈从文。众所熟晓的《边城》正是这样，翠翠和他爹那般自然状态的原生态生活，那种粗糙朴素的乡村风俗和野性的情爱处理方式，他们维持生存的基本活法及快乐和忧愁，都将一个活脱脱的山野村寨呈现了出来，我以为葛水平的小说是这种路子。从最早的《甩鞭》《地气》，到后来的长篇小说《裸地》，再到近年的《空山草马》《一丈红》，她主要写的就是乡人们的生存、生存中的苦难挣扎和温情梦想，写他们大山农田般那种朴野的爱恨悲喜，故而她的小说在充满粗粝的同时又散发出温情的气息，而不同于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中“问题小说”式的矛盾情节设置和改造性的戏谑幽默。当然这里面有着时代、历史、意识形态及社会心理的种种差异，也有个体的原因。

我这里举她的长篇小说《裸地》来谈谈。这部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盖运昌如果置于赵树理笔下，可能会是主要鞭挞和斗争改造的对象，但在葛这里却写得生动鲜活、熠熠生辉，这个人物既非肯定性人物，也非否定性人物，既有横行霸道的恶魔性一面，也有不少善心善举。他钱财万贯、妻妾成群，却仍要剥夺逃荒此地的聂广庆之妻女女；他自私冷酷、狡猾精明，为了“想要的结果”在暴店镇导演了一出又一出的“戏”，他设计逼聂广庆典妻，欺骗洋鬼子，与原家争权夺利；但有时又能够适应社会情势变革暴店镇若干陈腐、落后、惰性的东西,不无“守正”“守公”的胸怀和“做世界有用之人”的抱负，他对女女的爱惜也似乎合乎一个男人的自然雄性，他对子嗣不旺、家业难继的焦虑则显示出一种男儿的责任感。可以说，他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存在，是整个暴店镇经济、社会的核心，小说中透过日常生活、骡马庙会、家族纷争描画出太行山民间生活的红火和活力。作家写这么一个人物，似乎并不在于揭露和批判，而主要在呈现一种曾经的乡村社会、世俗风情，探索那些人的心灵，探索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故而，作家的思想倾向是复杂交织的，就像段老师前面说的，既有很多传统的思想因素，也有某些现代的因素，甚至有许多模糊不清的东西，这使人想起曹禺先生说他写《雷雨》，就很难说写的什么明确主题，就是“一团原始的生命感”，一种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我想这可能也是水平很多创作时候的状态，在这一点上，她与赵树理、“山药蛋派”那种明确的政治意识和教化取向是很不一样的。

赵：因为与赵树理的同乡关系，葛水平的大多数小说又都是写乡土乡情，这自然让人们产生这样的比较。但是葛水平显然又不同于赵树理。她在香港中文大学做演讲时谈到：“我是中国乡村长大的女子，如果有一天我走出了乡村，我知道，首先我不能改变我的祖籍，不能改变我乡村原有的那种朴实，不能改变我的姓氏，不能改变我血液里的乡土情怀。我明白，我这一生决不能够也不敢冒险去放弃我的村庄，我一生要支付给它们的已经不是我的体力了，我只能用我的文字，我的文字有土地给我的温暖，有我姓氏给我的亲缘。我是这个世界的过客，世界不会因为我的离去而感怀，也不会因为我的加入而繁华。我的村庄，我的大片绵延而去的山脉和高天之上永不重复的云朵，因为我的到来，让我的家族获得了俗世的完满。那个紧扣在山腰上的村庄，所有的曲折，因为生命获得了灵魂，也因为生命，裸露出了苍凉。”葛水平用全部身心爱着那“山腰上的村庄”，因为这种爱，她没有赵树理笔下那种批判的力量。

揭示乡土中的善与恶、刚与柔

刘：我觉得葛水平与赵树理的不同，有性别因素在里面。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对待女性的态度。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小腿疼，都是农村里生得有些姿色又好吃懒做还耍点小聪明的女性，赵树理对她们是抱着一种同情又戏谑的态度的。而葛水平笔下的女性少有这样的形象，她笔下的女性都是美和善的，有一股子刚烈凛然之气。三仙姑到了水平笔下，大抵就成了琴花那样的人物。还有写作动机的不同，赵树理的代表作大多意在暴露农村那些落后的人物和思想，这也是当时时代的要求，葛水平更多地表现作为一个现代人，对越来越遥远的农耕文明的怀念依恋。她笔下的乡村似乎是现实与记忆中的某种交错，一种意味深长的诗性存在。她对这片土地有一种近乎固执的情感，理直气壮旁若无人地维护它，无论对错美丑，在她那儿都能找到值得原谅接纳的理由。

正因为如此，葛水平的写作与当下许多乡土题材作品的批判意识有所不同，她对乡土认同且充满了皈依，她笔下的乡村世界有情有义，即便是那些丑的恶的，她也赋予了包容和理解，给实际上很粗粝残酷的现实，涂上了一抹人性的温暖善意，这是水平作为女性特有的视角，还是她的创作立场？三位对此如何解读？

侯：葛水平的乡土小说在当下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中，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这不仅在于太行山乡土生活对她的深入骨髓，也有作者女性情感的细腻和坚固不变，就像上面葛水平自己坦白，她魂牵梦绕的始终是那方土地、山河、村庄，这些东西在她个体变成了一种精神皈依和生命源泉。很多作家离开乡村后就褪色、淡化了，写乡土总是给人一种外在感，但葛水平不是，这也便是她的乡土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坛味道淳厚、独具魅力所在。乡村生活尽管粗粝贫困，但那种善良、温情是越来越冷漠的城市所没有的，如同作者所说，“从山里人身上知道了人类诞生以来维持至今、源源不断、倾注不息的是爱，而不是仇恨”，“那一些发自记忆中召唤的声音和气息是如此强烈”，所以，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就看到她多以欣赏品味的眼光描写一切，即使在写到恶的、丑的、粗野的品行时也往往温情脉脉。例如对《甩鞭》中的铁孩，他作为麻五家的长工一直照顾着一生凄苦的王引兰，但也因他的扭曲之爱给其带来巨大伤害，小说中大量篇幅写他对王引兰的情义、照顾，而当王发现这种照顾只是其情欲和肉身占有需要时，仍对其心慈手软，感恩这“命中就剩下的这一个男人”。再如《喊山》中的韩冲，先是与人家有夫之妇勾搭，后又违法用雷管炸獾惹上命案，但他诚实正直、有情有义，在因炸獾而误炸死腊宏以后，努力地赔偿和想要弥补自己的过错，就在这一过程中，他意外地发现了红霞——这个被“拐卖”、被男人虐待而佯装为一个“哑巴”丑陋女，在他的帮助与关爱下，最终使“哑巴”开口说话，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任何小说都会写到善与恶的存在、较量，因为社会生活本身如此，但如何描写善与恶、给予怎样的情感评价，不同的作家倾向不同。葛水平这样写，确实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而在我看来，她是尊重了生活真实，也尊重了自我审美体验的真实，就像恩格斯当年说巴尔扎克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胜利”。她没有用通常道德化或社会戒律的逻辑去规约人物、评判人物，这可以说有女性视角、女性柔软善意的成分，也可以说是其创作立场，但它们的根源来自于生活本身和作家的审美体验。

赵：葛水平曾经说过：“善是这个社会延续的终极目标。”她认为“一个很微弱的群体，也有自己的气场，一种善的气场。我始终坚信，每一个生命都有着自己与生俱来的气场，哪怕是一株毫不起眼的青草、树。而有一种气场，叫作善良。”在葛水平看来，“善”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气场”。在她的作品里，有很多人物言行与情节设计从表面上看与“善”是相违背的，几乎可以归于“恶”的类别。比如《天殇》里的上官芳，就是个身背数条人命的女刀客。对于这样的人物，作者并未流露出一丝一毫负面评价的倾向性，甚至还将上官芳塑造得刚烈而引人唏嘘。葛水平曾谈过自己的想法：“我写一个女人的善恶，她的善是与生俱来的，她的恶，是她经历了梦中惊厥的道路之后，才走向了死之绝顶。”“善”在葛水平小说中不是“圣母”般纯洁的存在，而是与“恶”纠缠着伴随着。善良的葛水平相信善良是人之本性，而恶是后天所致，先天与后天之间不会截然分离。就如同人是社会性的存在，永远不可能脱离现实社会活在理想国一样，葛水平正是在善与恶的相互较量中观照着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也将人物塑造得更真实，故事更符合真实世界的走向。正是因为对这种与生俱来的“善”的信任与执着，葛水平的小说里几乎没有坏到彻头彻尾、无一点善念的人物。如《道格拉斯/china》中的王广茂，也许每一个小人物在凡俗生活里都会因简单地活着而掩盖了人性光辉，但只要这“善念”存在于他的身上，就永不会消亡。“我们不会像河流那样默默伸出自己，放弃所有，克制欲望，善是做人的底线，决不是不沾荤腥。”

段：刚才春秀说到葛水平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往往是善恶交融的。人就是善与恶的结合体，很多作家都写了人的善恶从而创造出了不朽的人物形象，这似乎没有什么新颖之处。可贵的是，葛水平笔下的女性形象，总是把人的善与恶、美与丑、刚与柔这些对立的因素，以强化的手法，集中在她的人物身上，使这些人物鲜明有力，生龙活虎，给读者以震撼和深思。譬如《甩鞭》中的王引兰、《天殇》中的上官芳，一面是俊气、多情、能干的小媳妇，另一面是果敢、刚烈、叛逆的女强者。作者表现了传统女性在丑恶的男权、封建的家族面前的奋起反抗、玉石俱焚。譬如《天下》中农家媳妇软琴，面对受伤的游击队员，面对60块银洋以及一连串命运变迁，她自然有心理上的波动、经济上的盘算，但更有一个家庭主妇的真诚贤惠、心细胆大，敢于抗争、自强自立的精神品格。这些女性形象，既有深厚的传统女性的文化性格，也有一些朦胧的现代文化意识，更具有自然女性那种真善美的人情人性，是葛水平对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的一份宝贵贡献。比较而言，她笔下的男人形象，就显得薄弱得多。葛水平确实是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家，她钟情的是那种兼有传统女性品格和现代女性精神的人物。这种女性意识遮蔽了她的视野，使她找不到美好、理想的男性形象，看到的多是一些平庸的、猥琐的、残缺的男性人物。这不能不说是她的一种局限。

葛水平笔下的乡村世界和社会，是博大的、丰富的、动荡的、美好的。它贯通着历史，呈现着现在。它是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但更是自然的。它不乏贫困、落后、丑陋、罪恶，但更有广阔、丰沛、淳朴、温暖。这是一个农业文明时代的乡村，现代文明和文化还没有进入或者刚刚进入。它无疑是葛水平记忆、想象中的乡村世界，但也恰恰揭示了农业文明时代乡村世界真实、自由、美好的一面。现代乡村、现代城市，正是要承传、弘扬传统乡村中的正面元素，推动人类社会的变革和进步。葛水平小说的积极意义，也许正在这里。

艺术风格的价值、局限与突破

刘：看来性别的差异是一定存在的，段老师的男性视角下，认为水平小说对男性形象塑造略显单薄。这种情形似乎在许多女作家笔下可以找到，例如张爱玲，她对男性的鄙弃十分明显，称他们为“酒缸里的尸孩儿”；再比如池莉，她虽然对笔下的男性有同情关爱，但是这些男性大多都是懦弱和无能的。这是不是女性内心深处对男性怀抱的期望总是不能达到，故而在现实中失望的一种再现？也或者说是不能感同身受的性别隔膜？正如许多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也是一种性别想象一样。

葛水平的人与文都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双重印象：温柔似水又刚烈如山，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无疑是有利的。因为辨识度越高，越代表个人风格突出，但是不利的一面是，如果一个作家只固定在某一种风格，会不会成为一种魔咒？

段：这也是我想说的一点。我想就葛水平小说创作的不足，谈谈自己的看法。她从2004年出道，至今已有15年时间。15年成为一个成熟、优秀的作家，在今天竞争激烈的文坛并不容易。2004年到2007年，特别是2004年和2005年，是她创作的黄金时期。每年有五六篇中篇小说发表，大部分是力作精品，多有轰动。但从2008年到现在的近十年中，她的创作出现下滑趋势。虽然产量稳定，长中短小说兼写，但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鲜有突破，影响在减弱。后来她又去写散文、电视剧本甚至去画画，意在开辟新路，虽有成效，但也有限。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始终保持高峰状态，但一个优秀作家在十几年时间中，没有大的突破和创新，是不是出现了创作“危机”呢？当然，这十年中，她的长篇小说《裸地》，描述太行山一个乡镇历史上的移民史和孟氏家族的兴衰史，可谓一部厚重之作。还有中篇小说《纸鸽子》《天下》等，短篇小说《第三朵浪花》等，均为上乘之作。但总体上没有超越最初两年作品的思想艺术高度。读葛水平小说会发现，她写虚构的历史乡村小说，特别是“土改”题材小说，写得如醉如痴、下笔有神，能够把握住历史的脉动和人性的演变；而写现实乡村小说，就显得捉襟见肘，丢魂落魄，抓不住社会规律和人物命运。譬如《黑口》《浮生》《夏天的故事》《望穿秋水》等，显示出理性把握的匮乏来。大约是2006年，我在一次研讨会上，坦率提出她的创作的几点不足，现在看来我的判断还是对的。概括而言，她的不足主要有两点：一是缺乏理论修养和思想视野。她读书较多、且很庞杂，但对系统的思想理论著作兴趣不大。这就使她对农村生活特别是现实生活，难以从更高的层面上去判断和把握。没有思想理念上的突破，也就难有创作实践上的飞跃；二是缺乏较扎实的文学修养和写作训练。她因童年少年时期的贫困、艰难，没有读过正规的中学、大学，更没有受过系统的文学教育。这就使她在创作实践中，依靠感性尽情发挥，却难以稳步突破、精益求精。葛水平是一位生活型、天才型的作家，思想和技法上的天然短缺，使她的创作之路变得艰难。但我们依然期待着她新的突围和更大的成功。

侯：段老师刚才说的两点我有不同看法。有多少作家是读大学出来的？老舍、赵树理、沈从文，包括莫言都没受过大学教育，我们的大学培养出多少优秀作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大学固然有助于作家文化理性培养，但作家更重要的是生活、人生阅历和体悟能力，是形象感受力和想象力，不读大学同样可以多读书、多经历、多思考，所以，水平的关键还在于要沉潜与执着。说到葛水平的风格，应该说，恰恰是刚柔并济的两面性，成就了其小说的独特姿态、独特魅力，不庸常，不苍白，给人奇峰出山泉的美感。陈世旭在《行走在北方》中对葛水平的把握是很有见地的，他说“北方对于葛水平不止是一种地域，更是一种气质和格调。北方的大地磅礴而血性。她生于斯，长于斯，沉着静默的外表下涌动着激越的弦歌，平易质朴的乡土化叙述中闪烁锤炼着诗意的锋芒。”正因为水平这种独特的风格，从而使她的作品成为乡土小说和女性作家中独特的“这一个”。这种风格的形成，无疑与其地域性格有关，与其所写对象有关，也与女性性别有关。

至于说作者会不会局限于固定风格而失去创新动力，这确实是一个摆在水平面前的挑战。一般说，每个成功的作家都会有自己相对稳定的风格，能否有辨识度，有无自己的风格，这也是判断一个作家是否成熟的标志。鲁迅、郭沫若、沈从文、赵树理，哪一个作家没有自己鲜明的风格？鲁迅的深沉犀利，郭老的浪漫激昂，沈从文的田园诗意，赵树理的土气诙谐，都是大家熟稔的标识，没有风格的作家无疑是失败的。但是有风格并不意味着风格的单一化、单调不变，如此当然会成为一种魔咒。就水平来说，诚如段老师说的，近年确实有衰退之感，《裸地》之后，几乎见不到有大的反响、掷地有声的作品，当然其散文集《河水带走两岸》写得不错，但毕竟她的声誉主要体现在小说创作上。或许因为近年串场多种题材的缘故，或许已有的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已经消耗。总之，如果不砥砺前行，不能突破自己曾有的创作面貌，就会枯萎。我们期待葛水平的更高一跃。

赵：两位谈得十分犀利，也非常全面了。我只补充一点，女性一直是葛水平关注的重点，也许出于天然的性别认同，她将女性身上蕴涵的坚忍、善良和美丽作了最到位的表述，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女性身上的质朴与良善，同时我们还能感受到作者的悲悯情怀。我倒是希望水平能继续写出这样美好的能给人慰藉的人物。

刘：三位谈得很精彩。尤其是段老师和侯教授，有碰撞有争论，这才是我们谈话的意义和价值！我理解段老师的直言不讳里包含了热切的期待，他是希望水平走得更高走得更远。侯教授同性相惜，也一样表达出殷殷的呵护与希望。每一个作家创作达到一定高度后，都会遇到瓶颈期，对自我的突破就成为他们必须攻克的堡垒。水平无疑也会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也看到她在寻找突破和超越，例如近期的《成长》等作品。但是文学创作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我们需要耐心，需要等待。生活维度的扩大和思想深度的提升都需要时间、需要积淀。我们衷心期待水平再一次的惊艳，更期待山西有更多水平这样有特色的作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