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感、乡土与同时代性的写作——格非《望春风》读札

○夏 天

《望春风》是格非自“江南三部曲”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关注一个江南村庄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当下的变迁。作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格非完整经历了先锋文学运动的壮大与沉寂，也自觉调整着自己的写作立场与姿态。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变许多先锋作家都意识到，先锋文学的叙事成规常常提供给他们一套处理现实和历史的方式，但这也让小说文本显出某种惰性。作为小说家和学院内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学者，格非与其他先锋作家最大的差异在于，他在创作实践和知识上同时对作为一种艺术体制的“现代主义”抱有清晰的警醒。①格非在“江南三部曲”中以对乌托邦的审视和反思为主题，透视了中国自晚清至当下的百年风雨历程。他似乎是在有意识地重新寻找人和时代的连结方式，《春尽江南》结尾庞家玉的病故与花家舍的被开发，似乎也呼应了整个三部曲的结尾，即“乌托邦”无可挽回的消散。

格非认为《春尽江南》“最大的局限性在于没有办法给我们生活在苦难、看不到希望的人提供一些安慰……《望春风》里我想让悲剧性的人物散发出一些肯定性的力量”②。这或许也是《望春风》的书名对上一本长篇小说的回应，“春尽江南”暗示的是春天的风景，在时间与经验高度空洞化的当下，已然消逝不见。而“望春风”则暗示了暂停这一不断向前狂奔的破坏性的当代史，望见新希望的可能。与《春尽江南》相比，《望春风》更为自觉地回望先锋文学的传统，作品有着精巧的结构布局，作者也有意识地在叙述层面上对先锋文学的成规进行反思。我们不禁要问，对于一位真诚地对待文本的写作者而言，应如何面对当下中国农村如此尖锐复杂的现实？在充满悲剧性的人物与故事氛围下，什么又是格非所说的“肯定性的力量”？

一

在面对现实和历史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先锋小说家的最大特点是倾向于以高度现代主义化的文本预设的方式展开创作实践。这样的方式使得作家过于信赖自己对语言的掌握以及虚构的能力。作家对真实性的理解更依赖于通过阅读现代主义小说而被激活的文本经验——而这经验是独立于日常生活与常识的，并强调只有偶然性才具有真实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之后先锋小说的种种处理方式已经成为很多小说创作共享的方式，但这种经验化与封闭性的写作，其创造性已经遇到瓶颈。

格非在面对这些问题时的独特性在于，他重新理解了作家和世界的关系，并且通过对自身成长时期经验的提取以及知识上的反思，建立了一种不同于先锋小说成规的现实感和历史感。在他的访谈中我们得知，近年来他通过对本雅明和大卫·哈维的阅读，有效地建立起了新的理解现实的知识谱系。③格非勤勉地更新着自己的理论武库，或许在这个名单上还能加上日本的柄谷行人和印度的南地。在他近年的散文《印度纪行》中有很大一部分几乎是在复述南地的一次讲座，因此可以想见他对异质性知识的理解和消化的细致过程。④这些经验和理论，亦内化到了他最近的小说创作中。但他的创作并非是对这些理论命题亦步亦趋的演绎，而是以理论为媒介，以经验为土壤，在此基础上真正产生了自己独特的文学视野。

对本雅明的阅读，使得格非的关注点并未仅停留在语言与叙事层面，而是进一步关注到了文学形式背后的经验传达方式，以及叙述背后的媒介因素。有论者注意到格非结合了中西方的文化资源，对“讲故事”传统进行了重塑。⑤小说中提到儒里赵村的孩子们原来都喜欢去唐文宽家听他讲古代小说故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也意味着千百年来具有道德教谕性质的故事仍在乡土社会发挥自己的作用。而经常出差的质检员同彬所讲的“文革”时期那些地下手抄本故事，则以其惊险刺激，表现了村中小孩对那些煞有介事秘闻的渴望。最后是聚集在礼平家看电视，也象征着口耳相传的说故事阶段被新的媒介形式所取代。同时小说中也穿插着村里人看电影的故事。格非忠实记录了乡村中不同历史阶段的故事经验的传达形式。

在一次访谈中，格非提及农村书写和城市书写的差异，他认为“当下这样的生活不再提供像《望春风》那样比较具有完整性的故事和人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碎片化的，或者说细碎的、繁复的城市生活”⑥，有论者提及格非在小说中改变了“三部曲”中的第三人称，回到了第一人称。⑦这一改变也意味着小说在重建人的经验完整性这一方面的努力，这一重建也意味着用个人经验的形式对保留乡土性的尝试。格非小说中涉及的具体经验大量取材自个人经历，在《乡村教育：人和事》和《乡村电影》中，就可以看到小说中很多细节的原型。比如格非把童年时代里电影放映员的绰号“小武松”放到了《望春风》中。⑧

在对大卫·哈维的理解中，格非注意到了资本在空间层面扩张的形式，以及空间和时间的分离，这为原本从福楼拜的小说中提取出“空间可以被单独欣赏”的意识⑨添加了厚实的政治经济学眼光与世界史的意识。格非进而得以重新思考作为一种体制的“现代文学”。他在近年出版的《文学的邀约》中，以《现代文学的终结》为序，写道“如果我们不走出这种‘现代文学’总体观念的禁锢，不走出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圆环的循环，真正意义上文学的出路无从谈起，文学中最宝贵的解放和超越力量，也不会重新焕发出应有的光彩”⑩，在这里可以看到他对柄谷行人关于日本现代文学理解的借鉴和吸收。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格非的知识结构中除了文学上的重新反思现代主义之外，其现实感也是建立在这些具有批判性的理论资源之上的。《望春风》的创作缘于自己要把父母接到北京来住，因而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再回故乡了，所以这部小说是对故乡的“一个简单的告别”⑪。这一告别既意味着对自身过去经验的总结，告别作为文学题材的“乡村”，告别作为文明与社会组织形态的乡村。故乡的消失既意味着一批与格非有着相似背景的人的经验世界的现实对应物即将消失，同时也意味着传统的乡村伦理世界将不复存在。格非作出这样的判断显然是基于中国近年来的乡村变动以及对当下乡村情况的了解，“乡村已经走上了城市化的路程，将来乡村的面貌我们也大致可以想象，可能会像美国和日本那样，乡村的人口越来越少，出现大规模的农业自动化”⑫，在那个时候，传统的田园牧歌般的乡土风景会成为过去，类似小说中儒里赵村这样的传统自然村在未来也一定会消失。赵村就逃不过在资本的驱动下被整体性强拆的命运。格非对乡村的判断，恰恰不是乡愁式的回望。这也与有的论者所强调的格非有意识地重建乡土精神和正义不同。⑬在他这里更像一种面对着残破的历史而向前的历史态度。格非的历史意识很像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中提到的新天使的意象，即是背对着未来注视过去，希望将过去的历史和经验修补完整。但同时，这种回望的姿态并不意味着作者是一个希望回归田园牧歌世界的浪漫主义者。他清醒地知道自己已经被称作“进步”的风刮向了远方。

二

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如果要书写它们，不能仅仅通过文本化的文化惯性，更要结合自身的经验，切实地了解对象。因此，对格非来说，即便是当下所身处的城市生活，也并不是能够被直观呈现的对象——“作家就不能偷懒，必须去调查，尽可能在那种环境下生活，并且和你要描写的群体建构一种‘熟人’关系。通过观察、调查、亲身感受来抓住这些细节，这样小说才能提供一种语言的质感”⑭。这也与格非说的带着现代主义的遗产重新设想新的现实主义相关。⑮要书写自己从小长大的农村，格非需要找到一个恰切的、重新进入的方式，在《望春风》中即是“地方志”的视角。

《春尽江南》中，20世纪80年代出名的校园诗人主人公谭端午是浦鹤地方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平时工作闲散。而在《隐身衣》中，主人公则是身处社会边缘位置的音响设备制作者。格非想要表明的是原来上世纪80年代具有精神性追求的那些人，现在只能处于边缘的社会位置，并且只有在这一位置上才能保有自己的精神性追求。而“地方志”编纂者虽然身处边缘，但依然以历史记录者这一文化角色介入到当下的文化格局中。而“地方志”这一视野一直贯穿在格非的创作中，这不仅仅是小说叙事的构成元素，同时也是格非面对农村现实的基本态度。在早期的小说《青黄》中，叙事者为探明何谓“青黄”，亦引入了大量似是而非的地方志资料。同样的“地方志”的视野也进入了先锋作家的视野，苏童的“香椿树街”系列引入了“地方志”中大量的淫词艳曲、隐事秘闻。在先锋小说的叙事成规中，地方志的视野一直是一种具有高度内部自足的系统，它成为一种稗史，致力于判定大历史的虚假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欲念浮动的隐秘往事即是历史本身。

《望春风》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这一写作视角。格非选取的地方志视角，既没有如“十七年”的农村书写的现实主义小说那般，将农村所有地方性的经验的最终落脚点归结于宏大的构成性概念（国家、合作化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但同时小说也未流于稗史化的记忆书写方式。小说在对儒里赵村的风俗描写中，并不和大历史分离，这样的地方志起到了和大历史相互审视、观察的效果，他从地方性的经验以及世道人心的层面观察整个农村的社会运行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单凭大历史的视野看不到的人情物理，同时，这一审视的视角本身也并不是自然自足的，而是充满着内部的裂隙。

这一地方志的视角是由村庄边缘的历史记录者“我”所体现的，首先即表现在叙事者对当地的山川、风物与民俗的熟悉上的自然情感，以及对建立在这些环境因素下的人伦情感的细微体察。小说以作者的家乡镇江为素材，因此也明确了故事发生的地理情势，儒里赵村在长江边的江南村庄，沿河环山，以农业为主，副业发达。这些地理环境并不仅仅是小说中的风景装饰，同时也是情节得以展开的重要构成部分。20世纪革命时代的江南农村不像华北地区，阶级斗争的形势不至于过于酷烈，这也形成了小说中较为宽和的氛围，在小说中，作为旧时代遗民的王曼卿、唐文宽、赵锡光，甚至戴着地主帽子的赵孟舒，也能在村庄中保有自己的空间。甚至以“王曼卿的花园”这样的空间化的描写方式，在村庄里并置了对时间的不同感知方式；“推平磨笄山”是赵德正生命中的三件大事之一，同时也是村人共同努力劳动的成果，这是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在小说中刻下的痕迹。格非并不刻意构造无法整合所有人的农村运动，甚至不着意描写劳动过程，而是把这一建设事件作为透视村庄中人伦关系的透镜，通过对村庄中不同的人对这一建设的不同态度透视乡村的伦理与权力的复杂情境。

以小说起头两章为例，讲述了“我”跟随着父亲去邻村算命的故事。在这一路上既写出了我和父亲之间的，即使在乡村伦理中也显得极不寻常的亲昵，同时通过我们一路的行走，让读者看到徐徐展开的乡俗民情，半塘、窑头赵村以及儒里赵村的干部们也在这一旅途中一一登场。小说写到我听到了锣鼓声，认为是窑头赵村正在唱花集，而父亲做了不同的判断，是“大队干部在给各村的军烈属送喜报”。这也是新政权第一次出现在小说中的表现。接下来又写到“所谓的‘喜报’，不过是一副春联，外加一封由村公社统一印发的慰问信罢了。大队干部们敲锣打鼓，来到军属或烈属家门口，给他们贴上春联，递上粉红色的慰问信，寒暄片刻，猛敲一通锣鼓，就算完事。年年如此。”这里对新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描写颇有意味，也是小说中的基调。新政权即便有移风易俗的政治诉求，也必须根据乡村社会既有的生活节律做出调整。同时，农村中人对新政权的态度也是略带揶揄的接受。“新民俗”也就成了农村生活以及“地方志”的一部分。

作为乡间民俗最为重要的民间信仰，亦具有多方面的意蕴。民间信仰在小说中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算命”。在小说的开篇就颇有意味地展示了作为算命师的父亲给邻村春琴的母亲算命的场景，还有那座在开篇和结尾处都贯穿的，在里面睡着就会做梦的半塘寺，以及作为我和春琴最后归宿的变通庵。这些因素都为小说塑造了神秘的氛围。⑯在“我”对父亲的回忆中，甚至事无巨细地讲解了不同种类的算命方式。甚至在“天命靡常”这一节中，完整展示了父亲给一家人算命的前后过程。在这些描写中，算命既是乡里空间中人们获得命运暗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通过父亲对自己工作的讲述，又解构了这种神秘化的叙述。将自己算命的能力归结为观察和明辨的能力。这种观察和明辨很大程度上是乡村中有阅历的人的为人处事的特征。“现在是新社会，算命这一行没有什么前途。你用不着学这个。但学会观察，预作判断，将来对你大有用处。”这些能力也并不因为新政权的介入而消失。小说中的瘌痢和尚也从事算命，他的手法基本上是通过相面和改名消灾，实际上已经远离了乡村文化的日常节奏。因此，很大程度上作者想要表明的是无论新旧民俗还是旧的宗教方术，如果未能找到和有着一定自身生命节律的乡间生活的结合方式的话，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小说中两个从这样的地方性社会生长出来的重要人物，是赵德正和赵礼平，格非认为他们分别代表了自然人和新人。⑰小说中实际也展现出两人同样具有强烈的欲望与能力。他们同样都是从儒里赵村中成长起来的“自然人”。也分别是两个时代的“新人”。赵德正出生于旧时代，成长在新时代，是新社会培养出来的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而赵礼平所代表的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自然人性，这种自然人将强烈的噬欲与扩张性作为自己的行为基点，在市场化的时代乘风破浪，是改革时代的新人。他们除了代表不同的时代之外，同时也意味着两人对自身人生的态度，对赵德正来说，他的自然性体现为清楚地知道自己人生需要完成哪些事情，这些事情的完成与本地文化的自然发展以及个人人生自然发展相契，而赵礼平却在财富的极大化累积中迷失了，最终也只能靠海外的宗教来麻木自己。

赵德正由全村人共同集资抚养长大，安置在祠堂当帮手，同时也常给村里各家各户帮忙——“赵德正平常不爱说话，但性情刚烈。不论哪家有事请他帮忙，他总是随叫随到，分文不取，村里人倒也心安理得。每个人心里的盘算都是一样的：既然众人合力将这个孤儿抚养成人，如今到了他回报村人的时候了，让他卖点力气，理所应当”，理所应当之“理”亦是乡村共同体的自然之理。赵德正在这一氛围中成长，成了干部之后，亦以此理待人。如果说新政权在农村塑造了一批社会主义新人，那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成功转化了乡村共同体中的自然之理。

而小说中曾多次暗示赵礼平这个人品格有问题，如“我”父亲在给“我”点评村里人的时候说礼平“是一个狠角色。如果我预料不错的话，这个人将来必然会在村子里兴风作浪，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离他远点，但也不要轻易得罪他”。赵礼平在这些有丰富人生阅历的农村中人的眼中，品格、性气有很大的问题。通过塑造这样一个人，亦可体现格非对革命和改革纠缠的复杂思考。小说中写到他在做木匠的时候犯了事，因此去做了给猪配种的工作。不曾想在自己的工作上做出了成绩，并成为了先进生产者。在这一部分，小说笔调轻快反讽，但也能够看到，在原来不容易出成绩的岗位上，礼平做出了成绩，这表现出了他的能力手腕之高。与此同时，社会荣誉感并没有能让礼平得到满足，他常觉得“他有如此好的刀法，只能施于畜生之身，简直是人才的浪费”。对礼平来说，新社会既是培养、展现他能力的舞台，同时也相对抑制了他的品性的发展。格非实际上看到了新社会在敦风化俗、培养新人上的缺失。而赵礼平之所以为“新人”也在于，改革年代将他品格中最具破坏性的部分释放了出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使赵礼平水淹了村庄之后，大家也并不恨他，人们总记得他“‘一个劁猪郎如何变成亿万富豪’的励志故事”，历史纠缠，竟至于此。

格非对农村经验的构成方式有自己的反思，他认为固然20世纪50-70年代的农村文化有贫瘠之处，如一部电影会看好多遍，⑱但同时，当我们以当下本来就成问题的文化状态进行今是昨非的评价时，我们自身的立足点也并非是不言自明的。《望春风》中重新叙述了乡村社会中的地方性、人的品格以及社会变动的关系，只有在综合了这些因素之后，重新书写乡村才具有可能。

三

《望春风》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弱叙述者，这一孱弱而多愁善感的叙述者是格非有意为之的，这样的叙述者存在感不强，他们不是历史的积极参与者，自居人群的边缘，这一叙事姿态能够更充分地将作者所观察到的事件展开，在小说中“我”的情感始终处于一种淡淡的忧愁之中，不容易被时代潮流所捕获，所持标准很多时候也是社会中某些日用常行的准则。在小说中，“我”最重要的感受之一即是扑朔迷离的不真实感——“每当我回忆起这两天的经历，都会伴随着一种浮荡虚幻之感，心里空落落的。不论是春琴家连死三人的诡异灾难，还是半塘寺瓦砾中的短墙残垣，都给人很不真实的感觉”。这一“不真实感”是格非这批小说家共同的历史感受。⑲在《望春风》中，这一文本的“不真实感”有了变化。小说虽然通过对命运无常的书写延续了这一历史感受，即一种身不由己的命运感，同时也能通过这种不可捉摸的命运塑造悬念迭起的阅读感受。但小说中仍通过母亲的日记并置了两种对命运的认识。即“每一个假如，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偶然，而每一个偶然，都足以改变她日后的人生轨迹。那么她‘如今’的生命，与这些数不清的‘假如’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母亲的哲学思索，恰当地停止在这里，不再向前延展。母亲或许已经敏锐意识到了这样一个危险：她若再往前跨一步，就会陷入宿命论和虚无主义。这对于母亲这样一个立志拯救全人类的共产党员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母亲对自己一生的命运进行了具有限度的反思，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者，自反性并不意味着革命本身的被消解。而对小说来说，不真实感不意味着作者放弃了解释人物命运的努力。小说中“章珠”这一章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命运多舛的革命者的一生。这实际上也是格非自己的文本意识，他清晰地认识到文学上的现代主义的认识论所构造的“现实”可能会产生的问题。

格非对现代主义手法的反思，体现在小说的悬念设置上。他认为，在自己过去的小说创作中对悬念的处理是仅仅将其作为小说叙事的一个装饰，“仅仅是‘悬念’而已，不涉及到实践本身的各种各样的可能”⑳。而在《望春风》中，则会根据每个人的视角的差异，构造出不同的悬念，但是这与早期先锋小说中为了叙事结构内部的文本节奏起伏与小说结构探索的需要而制造悬念不同，而是通过第一人称与人物传记的方式本身内生出了悬念。

小说结尾处，叙述者交代了自己写作的经过，小说几乎是在和春琴的交流中完成的。春琴也从各个角度来展开质疑，要求“我”修正自己的叙述。这样的处理方式，实际上补全了之前的叙事连贯性上的问题。这样的处理不仅仅是两种叙事理论的矛盾，更意味着一种新的叙事伦理的产生。

可以设想，如果小说中没有这一部分的话，实际上也并不会影响小说的完整，因为个人记忆本来就具有高度主观化以及碎片化的特点，第三章“余闻”这一部分也已经构成了对主人公记忆的补充。因此，这一元叙述就不再仅仅是整个小说叙事的完成，也意味着格非有意识地去打开文本外部的因素，去建立文本内外的对话机制，叙事也就必须回答一个伦理问题，“我”如何面对春琴对我的叙事提出的要求，进而也是作家如何面对中国的乡村这一更大的问题。此时，作家不再是文本内部语言王国的暴君，他不再具有能将任何人物变为自己精密叙事机器中任意部件的权力，而首先将他者作为不可简单还原为自身记忆、观念的他者，这样的他者是需要在耐心的叙事博弈与交往中，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小说通过叙事创造出了我和春琴这样的新的亲密关系。这种元叙事层面的反思，不仅在于塑造一个苦闷的叙述者，同时，小说也在拆解自己的叙事，而且这个叙述者也在努力和他者发生联系。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给当代文学留下了“孤独”这一文学表现领域的秘密花园，先锋小说家们都在为绝对无法沟通的人性图景添砖加瓦。但是格非却发现——与他人共同生活的渴望，是植根于人的存在根基之处的。这也是“现实感”不能被叙事自律性回收的部分，也是小说主人公“我”一直深藏在心中的秘密。

有论者已注意到小说叙事上的温情风格，㉑这一风格也意味着对先锋小说成规的反思。在《望春风》中，小说实际披上了一层神秘与温情的轻纱，在过去的创作中被一系列观念设定的人和人的极端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绝无妥协可能的对立被化解了。也正是在这一时刻，人在世界中才有各种行动的可能。在这部作品中，格非依然会在小说中铺展荒诞悖谬的情节，但这些情节并不会引起我们对整个世界真实感的观念性否定，反而能够引发我们对人的有限性的温和怀疑。

四

在访谈中，格非已经不再如“先锋文学”作家常见的那般，从文学具有高度的虚构性这一角度来展开讨论，而是认为“文学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反对和加以批判的对象。文学永远是从外部来反对内部的社会公众意识的某种东西。当这个社会的公众和社会意识形成一个巨大的力量和惯性的时候，文学会从外部对它进行质疑，跟它对话，并建立起新的对话关系”㉒。这意味着，文学具有高度的机能性与现实感，不在虚假的公共意识所建立的论述框架中占据一个已经存在的位置，而总是能够从外部建立起新的联系。格非采取的态度，是一种在文本中开启新的时间，以便指向乌托邦的能力。他认为，“任何的空间和场景都必须放到历史中来看，要有一种整体性的观照，所有的道德、教育意义也都必须在时间空间的相互作用中才能产生，而不光是借由时间性的强权来压迫他者，也不能依靠一个虚假的他者来消弥掉整体性的人对意义的追寻。现在，空间化的意识甚嚣尘上，这样的意识带来的最根本性的悲剧和危险就在于相对主义，同时还带来另外一种东西，比如虚伪”㉓。格非实际上看到了，时间性和空间性需要重新结合。格非警惕时间性的强权意味着他警惕任何设定任何以单一观念为目标的历史目的论，但是他更清醒的地方在于，对历史目的论的怀疑的警惕并不意味着空间性话语带来的“虚假的他者”，正如上文所述，“虚假的他者”是资本将一切与“一”相对的“多”变为了纯粹数字上可计算的消费对象。同时，格非更注重的是不同的个体之间虽有差异但真实的连结方式，以及这种连结与整体性的关系。这也带来了他独特的同时代的意识。

在《望春风》中，小说的结尾再现了在三部曲中已经被否定了的乌托邦场景——

假如，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儒里赵村重新人烟凑集，牛羊满圈，四时清明，丰衣足食，我们两个人，你，还有我，就是这个新村庄的始祖。

到了那个时候，大地复苏，万物各得其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都将重返时间的怀抱，各安其分。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将会突然出现在明丽的春光里，沿着风渠岸边的千年古道，远远地向我走来。

这一场景有古代桃花源的影子，但又有很大的偏离。《桃花源记》是田园牧歌般的场景，在那里，只有空间的恒久，仿佛从来没有时间的流动，人物亦保有鸿蒙初开时的天真。而在《望春风》中，更重要的不是时间的终结与静止。这一场景的乌托邦意味在于，主人公原本应告诉春琴——正如儒里赵村已然呈现的那样，不能开出花来的命运。他中断了自然时间的流转，“所有活着的和死去的人，都将重返时间的怀抱”，这表明在主人公说出这句话的当口上，所有过去的时间，每个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都和当下建立了联系。在母亲“沿着风渠岸边的千年古道，远远向我走来”这一诗意化的亲子关系修复的表述里，也暗含了代代相承的地方经验与母亲所代表的当代农村革命历史，终于汇合在一起，也意味着“我”真正完成了对自我经验完整性的拯救。阿甘本在《何谓同时代人》中延续了本雅明的“弥赛亚时间”的思考，认为“同时代人”的意识在于，他与时代保持着紧张的关系，看到了时代的黑暗，同时也看到了以黑暗为背景的点点星光，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暂停与重新开启时间，重新从时间的内部，拥有对一切时间进行排序的能力。这也是格非的“同时代人”意识的体现。

格非的抱负在于，发展出一种“不可能性”的写作，这种不可能既意味着在文本内部自洽的不可能（叙事伦理层面上的不可能），同时也意味着乡村社会的乌托邦是不可能的（出于对现实性基本的忠诚）。如果脆弱的乌托邦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话，那么也就需要在文本中使其变为可能。格非实际上是在探索乌托邦的边界问题。乌托邦的边界，也是写作本身的边界，即使小说结尾的乌托邦无论在现实中和文本中，都是不可能的，格非也想让其成为能够将当下的乡村现实相对化的重要视野。这种相对化的视野，也是我们重新理解现实的可能，重新开启“时间性”的可能，而不止于成为已经被空间化的世界的囚徒。这也是格非所认为的“更重大主题的思考，不光是对农村现实进行批判”㉔。更重大的主题，也在于在乡村的时间重新开启的层面，将乡村作为进行同时代性思考的契机。

①⑩格非《文学的邀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23页。

②⑰㉒㉓㉔格非、林培源《文学没有固定反对的对象》[J]，《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11期。

③先锋作家的知识结构更多的来自于对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的阅读，格非在散文《师大忆旧》中，生动展示了当年的阅读场景。正如博尔赫斯在《卡夫卡及其先驱者》中所述，“每一位作家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者，作家的劳动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概念，也必将改变将来”。中国的先锋作家们的创作，也使得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主要是卡夫卡和博尔赫斯，成为80年代的文学经典。

④⑧⑱格非《博尔赫斯的面孔》[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9-36页，第61-65页，第65-66页。

⑤林培源《重塑“讲故事”的传统》[J]，《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11期。

⑥⑪⑫⑭格非《我不会再回故乡了 这部小说是一个告别》[N]，《晶报》，2016年 12月3日 B02版。

⑦朱康《格非的隐身衣和分身术》[N]，《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总第397期。

⑨格非《重返时间的河流》[N]，《法制日报》，2016年1月27日第10版。

⑬周景雷《我们应该在什么层面重塑故乡》[J]，《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11期。

⑮⑳格非《现代主义已经失败了》[OL]，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6/1125/c405057-28894658.html.

⑯这里的“算命”并不仅仅是增加了神秘的阅读效果。上文提到格非对南迪思想的吸收，南迪重新反思了20世纪东方的现代国家建构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民族主义话语。因此南迪也肯定了民间叙事以及地方性叙事的位置，甚至是永远无法被理性所整合的“巫”的力量。

⑲程光炜《格非的文学世界》[J]，《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

㉑徐勇、伍倩《先锋尽处是温柔》[J]，《南方文坛》，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