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衔华佩实”：《文心雕龙》的文学语言审美观

○连秀丽

王国维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①。骈文是六朝文学的代表样式。刘勰《文心雕龙》是六朝文论乃至中国文论的顶峰，是用骈文写成，足见刘勰是非常重视雕琢语言的。他以他的创作实践宣示他所尊崇的文学理论，以创作实践来证实自己的文学语言观。

一、刘勰文学语言观的文化土壤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是文学史上的经典命题。无论理论史上对语言的界定如何，如语言是文学的媒介或载体，或语言是文学的生命，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等等。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文学离不开语言，是依靠语言来传达思想表现情感塑造艺术形象的。在刘勰的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诸多篇章中，更是多次谈到文学的语言问题。“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岁有其物，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语言是文章的关键、是思想情感的枢机，语言有巨大的社会作用和功能，刘勰对语言是非常重视的。

就文学创作而言，文学作品的艺术构思、艺术想象、艺术内容都要靠语言加以传达和表现。因而，刘勰在谈到创作的基本问题时，在诸多篇章如《征圣》《宗经》《风骨》《神思》《物色》中都要谈到文学语言即文辞问题。并且刘勰单列《丽辞》《声律》《练字》专门谈语言问题，可见，刘勰对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是充分肯定的。

中国文学重视语言的传统由来已久。“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②言要有文，这是对语言的要求。语言若无文采，虽行也到达不了远方。因为言辞立功，历史上并不少见。《周易》讲乾坤两卦，独制文言。文言就是文饰语言。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虽然少有系统专门的理论著作来论述语言，但他们著作中的精妙的语言，无不表达着他们对语言的重视。老子憎恨伪饰，强调华美言辞不令人信服，但他的著作，精妙的五千文字，并没有放弃文学优美的表述，读来音乐感韵律感很强。庄子、韩非子等诸子的著作语言绮丽、音调谐美、自然流畅，说明诸子大家对语言是非常重视的。

汉代赋家司马相如、扬雄、张衡、蔡琶等人创作上注重讲求语言的精工，赋藻煊采，而且注重语言的绮丽，铺排夸饰，伴以舒缓悠扬的声律，这种趋向骈俪的文学语言，为晋宋以后的文学家创作辟开了新的路径。魏晋时期的文学语言美学观，陆机《文赋》的观点可作代表：“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诗缘情而绮靡”，“遣言以贵妍”③。“绮靡”是直接对诗歌语言的要求，也是对文学语言的要求。文学语言是讲究藻饰的，语词要富有文采而华美。同时陆机也强调文学语言应该具有音乐美的特性，应像五色相互渲染映衬那样，语言也要具有动感和韵律感。可见，陆机已明确提出语言要有音乐美感和藻饰美，这是文学的两大外在美的要素。陆机的理论主张，对其后的刘勰很有影响，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说：“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④

迄至齐代永明间，王融、沈约、周顺等倡导四声，讲求文学语言的声律谐美。尤为突出的是沈约，他提出文学创作的创作标准是以声律为中心。他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⑤也就是说，懂得了声律，才可以言文学。声调上的平仄交替，抑扬起伏，韵律上的朗朗上口，协和韵美，这才是文学创作重要的事情，是当时文学创作的标准。沈约所倡导“声律”理论，在文学史理论史上有着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声律”自兹走进中国文学，并成为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准。唐代生成的近体诗，在理论上创作上无疑接受了沈约的影响。这一理论也深刻地影响着刘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列专篇《声律》来讲其内容和重要性。从西晋陆机到南朝沈约，他们在理论上的倡导，对声律或藻采的重视，都深深地影响着刘勰。《文心雕龙》论文学语言的艺术性，也都侧重在声音与色采并美方面，以陆机与沈约的倡论为准的，提出“丽句与深采并流”，是指宋、齐间的骈文偶辞与绮丽的文采结合流行。

与刘勰同时代的钟嵘，在五言诗人中，特别推崇曹植，对曹植诗文采富赡的特色抱欣赏态度。对其评语曰：“其源出于《古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⑥将曹植比作人中龙凤，人伦之有周孔也。他认为曹植是曹植是诗中的圣人，气、骨、情、体，无与伦比，文采风流，莫可追攀，人工造化，他的作品是“诗之至”。尽善尽美。在从这个批评的最高标准之下，钟嵘用以裁衡其余诗人，对他们褒贬抑扬，评其优劣品第。钟嵘也以风力与丹采两者完美的结合来评价其他作家的作品。所谓“丹彩”，指文辞的瑰美与富于表现力，同时还包括与情感表现相统一的自然和谐的音乐美。内蕴感情，外修文采，是诗歌的理想之作，是诗歌的感情因素和诗歌的形式美完美地结合起来。

就文化积淀而言，刘勰受益于经典。刘勰对经书的推崇，经典是深深给养刘勰的。就写作的方式，刘勰骈文的写作是对时代抒写的完全认同，就理论思考，刘勰对魏晋齐梁文论多有承继与整合。历史的文化经典与时代的理论总结无不给刘勰创作《文心雕龙》以丰富的给养。刘勰在《序志》篇明确表明自己作《文心雕龙》的目的: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瑒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刘勰认为，各家文论存在诸多弊端，所以要创作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对于其中具体问题比如语言问题，也是同样适用的。

二、风骨与情采并重：《文心雕龙》内情外采美学观

（一）“风骨”与“采”

《风骨》是《文心雕龙》的核心篇章，刘勰的“风骨”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对建安文学、西晋文学清晰的认识基础上的，同时是建立在对前代文学的理论总结和批判基础上的。刘勰认为建安文学具有“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特色，也就是他所说的“风骨”以遒峻取胜。西晋的文章则不同，它的特色是“结藻清英，流韵绮靡”，也就是“丰藻克赡”，即“采”的美取胜。从刘勰关于“风骨”与“采”的理论看来，显然建安文学具有“风骨乏采”的缺点，而西晋文学则具有“采乏风骨”的缺点。西晋文学以“采缛”胜于前代是可取的，“力柔于建安”则是不可取的。刘勰把后者与建安文学以及以“篇体轻淡”为特征的正始文学相比，指出其特点是：“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明诗》）。

刘勰谈到，文章既要有“风骨”，又要有“采”。“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风骨”与“采”就像是鸟的双翼，缺一不可。如果文章富有骨力而没有文采，就像文坛上飞翔的老鹰；如果有文采而没有骨力，就好像文坛上乱串的野鸡。只有既具备动人的辞采，又富于骨力的作品，才是文中的凤凰。“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文章有骨力，就好像身体有骨架一样。然而文辞的精炼与力度，是文章有无骨力的唯一条件。文辞对风骨是有决定作用的。

从文学历史的发展来看，刘勰主张文章既要有“风骨”，又要有“采”，实际上是企图把重视“风骨”的建安文学和重视“绮靡”、艳丽的西晋文学、齐梁文学统一起来，达到一种新的综合。因此，刘勰所追求的审美理想就是既有西晋文学那样美丽的文采，又有建安文学那样强劲的力量，即是“风骨”与“采”的统一。

（二）内“情”外“采”

“采”是《文心雕龙》的核心语词，刘勰在多篇文章中反复论述“采”的重要性。“风骨”要有“采”，“丽辞”要有“采”，甚至专篇《情采》来论述“采”的重要性。刘勰在《情采》开篇写道：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

无采之文，如虎豹无文，犀兕无丹漆。即便是圣贤文章，如果没有“采”，也是没有价值的。换言之，若无采，则不成文章。这里的“采”，刘勰偏重指藻饰。

《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乎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

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刘勰提出“采”与“情”二者的关系。刘勰以经典为例，认为，《孝经》《老子》依附于作者真实情感，所以，文字相对质朴；《庄子》《韩非子》文辞过于华丽。从而刘勰提出，“情”是文章的根本，“采”是依附于文章的性情的。文章语言追求文采，但必须有真情实感作为内在的支撑，所谓“繁采寡情，味之必厌”。离开“情”的“采”，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没有生命力的。刘勰又以“桃李不言而成蹊”“男子树兰而不芳”正反两例来说明“情”思是文章的根本，“情”思确定，“采”才有所附丽。文章是以“述志为本”的，如果作家所写的内容与自己的情感不一致，这样的作品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三）“采”的具体内涵

刘勰在《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篇专门论述了写作中的语言问题。语言是言象意的关键，没有语言，文学作品的象和意就无处安放、无法彰显，是作者将“神与物游”的心中意象化作笔下形象的媒介，也决定着文章的成败。所以，语言问题是《文心雕龙》十分用力、论述极为具体细致的问题。王力先生讲到:“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对偶，第二是声律。”⑦

1.声律

刘勰对于声律是非常重视的。声，主要指语言的平上去入的声调；律，主要指语言的节奏和押韵。刘勰首先指明文章中运用声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刘勰曰：“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声律》）语言是体现文学作品的精神面貌的枢机或关键，而声律又是语言的关键。对于文章而言，声律就是在吐纳之间，就是以唇吻调协律吕。

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迭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迕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

语言的声音因发音部位的不同，有阴阳上入的声调，有各方面的差异，所以，要使这些声韵合乎宫商。“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讹音之作，甚于枘方。”和谐的声韵运用起来，就好像圆形物体的转动带给人便利，不协调的音韵运用起来，就比如圆空中投入方木块，难以调和。

好的文章是“声含宫商”与“穷于和韵”两者不可或缺。“声含宫商”是指句子声调的抑扬顿挫的音乐美，“穷于和韵”是指句子的委婉曲折的韵律美。所以他说：“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下句，风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好的文章，精妙寄托在吟咏之间，诗歌的滋味从句子的声韵的美妙中流露出来，不同字调的字音相互谐合就叫“和”，同韵的字相互呼应就叫“韵”。

最后刘勰提出，“割弃支离，宫商难隐。”声韵只要摈除那些不正之音，和谐就自然明显。

2.丽辞

对偶，是我国文学艺术独有的特色之一。刘勰十分推崇骈文，《丽辞》专论对偶。“丽”，即耦，也作偶，就是成双成对。他认为“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大自然赋予万物的形体是成双成对的，如日月、阴阳、男女等。古书经典《易经》《尚书》也常用对偶。反映万物的文学创作，只要对事物作全面考虑，就可“自然成对”。他强调“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即骈偶句子也要和绮丽的文采交相辉映，可见他对骈偶与文采的推重。

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类此而思，理斯见也。

刘勰对运用对偶也是有要求的，他认为，对偶必须做到道理圆融，对偶精密，这样篇章的对仗有如双璧那样精美；而且还要交错运用偶句和散句，如不同的佩玉之间的搭配，这才是完美的俪辞。如果没有奇异的同类，又缺乏特殊的文采，写得平平常常，就必将使人读之昏昏欲睡。

三、学习五经与“积学”“储宝”——“情欲信，辞欲巧”的路径

（一）从经书中汲取语言精华

刘勰认为写作文章要效仿圣人，学习经书，同样圣人的言辞也就是语言创作的金科玉律。“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此修身贵文之征也。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圣人书作，是万古不变的经典——“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情信而辞巧”是“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那么既然文章的写作要情感真实文辞精确，这也是圣人的文章应该遵循的金科玉律，而这金科玉律是通过圣人的言辞确立的——“圣人之情，见乎辞矣”。经书的语言文辞具有“正言所以立辨，体要所以成辞”（《征圣》）的特点。因此，经书的语言文辞精到准确，言明事理，有一种清朗简洁的美感，可以垂范后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范本。

刘勰指出五经语言各有特点：

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照灼也。《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攡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片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备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圣文之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

刘勰认为圣人的文章内容雅正，而且语言精当。既注重表达充实的内容，而且经书的语言也十分经典，可以为后世垂范。《周易·系辞》的语言是“旨远辞文，言中事隐”；《书》经的语言是“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诗》经的语言是“攡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旨远辞文”“一字见义”“藻辞谲喻，温柔在诵”的语言，都是“采掇片言，莫非宝也。”刘勰不仅肯定经书的万世垂范的经典地位，同时也认为经书的语言也是经典的，具有示范作用。刘勰在《征圣》《宗经》篇中可以说从总体上肯定了经书的语言的历史地位，同时也传达了学习圣贤语言学习经典语言的必要性。

（二）“积学”“储宝”——个人能力对文学语言创作的提升

如何提升自己的文学语言能力，除了学习经典之外，刘勰总结了影响文学作品语言的要素，是以“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砾，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文苑波诡者。”刘勰在《神思》篇中提出“学”“才”“气”“习”四个要素，是讲作者的创作如何培养想象力问题，然而，这四个方面对于提升作者自身的语言修养和文辞运用表达都是必要的。文辞运用的能力同样与四种因素有关，即：才华的平庸与杰出，气质的刚健与温柔，学识的渊博与肤浅，学习的内容有高雅与庸俗；显然，这四种因素既指作家与生俱来的先天秉赋，又包括作家后天生活与学习的历练。因此，文学语言的能力也深受其影响。然而如何提升呢？刘勰提出：“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也就是说要积累丰富自己的学问，研习义理富赡自己的才华，研究阅览使自己洞明世事，顺着自己的情致去追寻美好的文辞。

刘勰站在时代的历史坐标上，总结文学的历史经验，建构了体大思精的文论体系，提出了文“采”的理论。六朝是骈文盛行的年代，刘勰的“采”是针对骈文的，刘勰推崇骈文形式的华美，音律的谐美，骈句的对仗，吟诵间的音乐美感。但刘勰没有完全拘泥于形式，走上追求藻饰和骈偶没有情感内涵的六朝形式主义的路数。刘勰提倡的是以情为根本的“采”，“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提倡的是以“风骨”为内涵的“采”，“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倡导的是“内情而外采”，情采结合，既有内容又有形式的完美的文学作品，如《文心雕龙》。

①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叶长海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②《左传·襄公二十五年》[M]，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445页。

③陆机著《文赋集释》[M]，张少康集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99页。

④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8页。

⑤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9页。

⑥钟嵘《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⑦王力《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文艺报》[N]，196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