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好兵》与骑士神话认识福特与神话主义文学

○罗 涛

通常认为，《好兵》（The Good Soldier,1915）是英国作家福特·麦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1873-1939）的代表作。这部曾在20世纪初期作为骑士戏剧上演于欧洲舞台的小说，用别开生面的方式讲述了英国青年爱德华·阿什伯纳姆的“风流事”。故事的讲述者并非爱德华，而是美国青年、爱德华情妇的丈夫约翰·道尔——一个生活中的天真汉和不熟练的写作者。道尔通过无规则的、跳跃的反复回忆和印象叠加，以含混的、视点不停转换的多种语言方式，试图讲述一个关于爱德华的“真实故事”。最终，他在经历了从懵懂、愤慨到了悟的心理过程后，拼凑出了完整的真相，也逐渐揭开了故事的深层含义。如果仅仅从对上流人士腐朽生活的批判和嘲讽，或者对人类道德两难处境的反讽式刻画来理解这部作品，也许失之简单和片面。假如将之放在20世纪初神话主义①文学的框架中来思考与分析，那么，对这部作品的独特价值和内涵，我们会有更多的发现。

一、骑士神话：从个体出发的内在神话

神话在历史上有过两次重大演变，先是从对自然力的崇拜转变为对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到了轴心时代，佛陀、孔子等先知又放弃了集体的崇拜，转而“与人类在其中自我感知的宇宙内部及其背后的那个终极精神实在，建立了直接的私人关系”②。这些演变是人的意识进化产生的结果，无疑，神话的形态是要和人的意识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类已经先后将自身从同自然世界和社会集体的天然关系中抽离；欧洲社会进入近现代之后，人的理性自我又再次将自身的本能和无意识进行了剥离。这种自我——世界的对立关系的建立，带来的是彻底的世俗化。这是一个对世界全面祛魅的过程，因为人类生存的“这个内在框架切断了与其超越性来源之间的联系”③，其结果是人们普遍感受到精神苦闷，甚至受到神经症的困扰。为了对这种过度偏向的文化做出心理补偿，西方社会开始寻求对世界的复魅。如何利用本已失落的神话和信仰资源，在新的时代和心灵状况下重建与超越性意义本源的联系，是人们试图解决的复杂课题。神话主义文学正是这种精神追寻的文学表达，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神话探索。

用神话智慧探索心理学的荣格（Car Gustav Jung,1875-1961）这样定义神话：“当我们构想出一种世界观，它出自我们心灵的完整性和意识与无意识的合作，并能够解释人类生于宇宙的意义时，合格的神话陈述便完成了。”④在20世纪20年代到英国进行考察之后，荣格发现“在英格兰的许多地区，圣杯神话是活生生的事实”⑤。这句话暗示了荣格新的神话观：一、圣杯故事是一种神话。二、神话有活神话和死神话之分。三、神话具有地域属性。如是观念之所以确立，是因为荣格认为，从心理学角度看，神话和仪式具有“对力比多进行渠化疏导”⑥的作用，神话的象征是将无意识中的生命能量引导进意识的“沟渠”，能够促成意识和无意识的联合，使人的精神世界重新获得完整性，从而恢复生命活力。对荣格自身而言，圣杯神话具有相当重要的引导作用。在荣格印度之行的梦境中就曾出现了圣杯的象征，在梦中他认识到，“我必须单独游过海峡，取到圣杯”⑦带回城堡。这一梦境促使他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去寻找解救西方世界的“圣杯”。

在深受荣格影响的美国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1904-1987）看来，骑士故事并不仅仅是文学的消遣，而是封建时代的欧洲神话——骑士神话的外在形式。骑士神话是游吟诗人创造的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神话，它与基督教神话相配合，共同缔造了欧洲数百年的精神秩序，无意识地影响着欧洲男性的生命节奏。在坎贝尔的观念中，骑士神话有两个新的主题——生命主题和爱情主题。生命主题体现在圣杯神话中,荒原和圣杯是两种不同生命状态的象征。圣杯神话从开始便带有疾病和救赎的意义，比如，在沃尔夫拉姆的《帕西法尔》中，天真的帕西法尔就是以一颗代表圣杯精神的“慈悲”⑧之心，治好了渔王永不愈合的伤口。总的来说，圣杯神话强调的是个人追寻的意义，它使骑士脱离了日常世界，和大地与生命这对古老意象相结合，进入形而上的世界，成为人和自然奥秘相连接的纽结点。因此，骑士英雄的功绩在于独自追寻超越的意义，敢于突破一己之私将心开放给他人；骑士时代的生命奥秘就是独自寻找个体“内在的骑士”。爱情主题的代表是特里斯丹和伊索尔德的爱情神话。爱情随本能的冲动倏忽而至，它不由自主又难以理解，作为中世纪的“迷思”，它被当成爱情魔药产生的效果。坎贝尔指出，爱摩儿⑨是新的爱情现象，行吟诗人将它当作至高的精神体验加以歌颂，第一次张扬了个人爱情，但是，“中世纪的婚姻需要经过教会的认可，因此抒情诗人一对一式的爱情理想，对教会而言是很危险的”⑩。因此，将爱摩儿升华为典雅之爱的爱情神话，超越了个人之爱和基督教婚姻的矛盾，使这种新的爱情形式与现实的婚姻秩序得以共存。

显然，骑士神话并不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神话类别。荣格和坎贝尔基于20世纪初期集体神话已经消亡的既成事实，立足于现代自我的独立性和封闭性来重新看待神话，发现骑士神话是在新的意识条件下的神话创造，它不再寻求和人格神或者外在的精神实体的连接，而是寻找某种既超越自我，又不外在于人本身的意义来源，是个体内在精神发展的神话象征。荣格在自传中将自己的人生看作寻找个人神话⑪的一生，坎贝尔则以荣格的人生经历为基础，将荣格的个人探索视为一种新的神话创造模式。这种个人神话要求个体立足自身独特的内在性和时空条件，通过内外的追问与探索，经历自我分裂和融合的艰苦过程，最终建立自己和终极意义的联系。相比荣格，坎贝尔更进一步，将个人神话的追寻当作救赎时代疾患的手段，呼吁人们忍受自我献祭的超乎想象的痛苦，和过分强大的自我情结以及偏颇的时代精神作斗争，努力找到内心深处能够和他者建立联系的“内在的人”并将其现实化。

二、《好兵》：“分裂”骑士的和解之旅

先于《好兵》300年出版的《堂吉诃德》以反讽的笔调讲述了一个精神世界和外在现实相错位的故事，《好兵》的反讽和错位与《堂吉诃德》极为相似，但是，福特却是用全新的故事，以及又一个倒霉骑士悲惨又可笑的一生，展示了20世纪初期欧洲社会的深刻困境。可以说，骑士神话在《好兵》中既是显在主题，又是隐含结构。小说不仅展现了一个荒原般的世界图景，而且让爱德华和道尔从两个方面代表着骑士人格，爱德华的悲剧以及道尔与他的和解则是小说的深层意蕴所在。

《好兵》中的各色人物是因为心脏病联系在一起的，“心脏病”也是他们内心状况的隐喻。心灵分裂导致的是生命意义的缺失。道尔在发现妻子和爱德华暗通款曲之后，不愿面对现实，只想停留在他们两对夫妇亲密友好的美好幻觉里。对自己的婚姻，他有一个有趣的比喻，“如果，达九年之久，我拥有一只烂透了心的漂亮的大苹果，它的腐烂直到九年六个星期差四天时才被发现，难道不能说在九年中我拥有一只漂亮的大苹果吗？”⑫这个比喻明白地指出，社会的核心部分——家庭已经被毁坏了，就如小说中两桩表面光鲜的婚姻都“烂了心”那样。不止家庭，从更宏大的社会群体关系来看，小说还描述了人们“相见不相识”的状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利益诉求，但没人能与另一个人相互理解，在城堡中道尔和利奥诺拉“鸡同鸭讲”般的对话就鲜明地，也是讽刺性地勾勒出了这种本体性的孤独状态。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同土地和家园的关系也疏远了。道尔因妻子在旅欧途中突发“心脏病”，只能长期在欧洲大陆滞留，而他也只把美国看作经济来源；爱德华将庄园主身份当作精神寄托，但是庄园已经入不敷出，他的主要收入反而来自铁路股份。显然，在《好兵》中，庄园生活已经走进了历史的黄昏，不再胜任骑士身份的物质基础。小说正是通过疾病隐喻和两对夫妇的生活状况，提醒人们正处在失去精神根基和生命活力的尴尬境地，要么就带着致命的倦怠维持表面的正常，要么就像道尔一样被生活的真相所震惊。而这一境地的最高象征，就是“荒原”。荒原象征着生命的枯竭，是人类在生存意志驱使下最早的希望和恐惧的凝结，也是人类和大地关系的最深刻的象征图景。坎贝尔曾说：“在荒原上，人们过着不真实的生活。”⑬这种解读从内在的角度拓展了荒原的象征意义，也更加契合《好兵》的主旨；《好兵》所描写的生活表面的光鲜和内在的不堪，也正是坎贝尔所说的荒原的写照。

爱德华作为小说骑士主题的明线，可以被看作没落骑士的象征。他梦想成为骑士英雄，追求完成骑士的三大梦想：成为好军人、好领主和好爱人。他恪守地方贵族的传统，是个“公正的法官、一流的士兵、最好的地主”。小说的副标题“一个激情故事”已然说明，作者是将故事的重心放在了骑士爱情上。我们看到，爱德华坚守骑士的爱情理想，终其一生都在寻求终极的灵魂伴侣，在他追求吉尔赛特案中的女仆、俄国大公情妇、巴兹尔太太、梅西·梅登、弗洛伦斯、南希的漫长过程中，典雅之爱是前方的重要指引。小说中骑士主题的暗线则是叙述者道尔。道尔的人生故事遵循的是骑士传奇的叙事路径：他不热衷于政治和金钱，而是漫无目的地游荡，遇到一个失去自由的“淑女”后，突破阻拦与之成婚，婚后以温柔之心全心服务于她。弗洛伦斯被叔父禁闭在二楼房间，道尔带着绳梯爬窗营救并和她私结连理的情节，分明是对骑士传奇典型情节的戏仿。此外，也有论者指出，道尔常备一把斧头，准备在弗洛伦斯突发心脏病时劈开她的卧室门，却全然不知她和吉米或爱德华正在卧室偷情的情节，是对骑士小说《弗拉门戈》的滑稽模仿。⑭

事实上，整部小说可以被看作是爱德华与道尔二人所做的相互交叉的骑士之梦。根据荣格的心理学理论，爱德华属于外倾人格，道尔属于内倾的人格类型。爱德华认同骑士的外在行为规范，勇敢追求骑士功绩和爱的对象，充满了追求的动力，他的追寻是整部小说的核心动力。道尔认同的是骑士的内在价值，他注重自己的内心体验，在人际交往中总是被动应对。作为小说人物，他显得虚幻而又缺乏活力，但只有他才具有反思生活的能力，而且，他的反思超越了生活的表层，看到了生命的超越性的意义。更可贵的是，道尔具有慈悲意识，对爱德华和南希表现出真切的同情，甚至对利奥诺拉和弗洛伦斯亦抱有同情之理解，他是小说中唯一的精神觉醒者。爱德华和道尔，一个代表寻求升华的欲望，一个代表寻找生命的灵魂，同时他们也象征着分裂的精神世界。人格上的偏执又使他们相互吸引，道尔潜意识中渴望效法爱德华，爱德华最终渴求的是道尔式的无欲望的爱情，最终，道尔意识到“我喜欢他正因为他就是我自己”，并和爱德华达成了和解。可以说，性格的互补是他们走向和解的结构性因素。

在人物之外，《好兵》作为骑士小说的故事核心是爱德华的悲剧，开篇那句“这是我听到的最悲惨的故事”就已指明这一点。通常情况下，骑士神话中的疾病和荒原可以靠骑士的英雄行为来拯救，而在《好兵》之中，骑士的行为只会带来尴尬。这就是爱德华的骑士行为的荒诞性：在一个已经物质化了的世界中，他仍以堂吉诃德式的天真，按照骑士神话的指引一成不变地去生活。这样的错位必将导致一个悲惨的结局，而爱德华在追求骑士爱情时受到的内外阻碍，是将其推向毁灭的直接原因。

首先，外在世界已经变得不适合骑士生存，爱德华对三大梦想的追求显然难以成功。在一个追逐金钱的社会，骑士的丰功伟绩是无从实现的。因为和大公情妇的风流事欠下了巨额债务，爱德华的领主梦也破灭了。对典雅之爱的追求有着更大的阻力，因为他追求的“贵妇”并不存在：俄国大公情妇一副贵妇风范却只想谋取他的钱财；巴兹尔太太在谈情说爱的时候记住的是他的土地清单；梅西出身低微根本不懂骑士的爱情风范；弗洛伦斯固然能投其所好大谈骑士故事，却只能将他引向堕落；南希虽把他当做罗英格林和贝亚德来崇拜，却又听任利奥诺拉的蛊惑，主动要把肉体献给他，不接受也不给予精神之爱。这些便是小说真正的悲剧情节——爱德华找到了爱人，却在与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相同的境遇下，走向了完全相反的结局，只能通过肉体毁灭来实现对爱情理想的坚持。

其次，骑士之爱的追寻本就容易受到性本能的干扰而变得可疑，甚至走向堕落。在基尔赛特案受审时，爱德华本来坚称自己是为了安慰伤心的女仆才亲吻她，却突然在证人席上回忆起“自己在把女孩拉向自己身边时感到了女孩身体的温柔”，这是其性本能的觉醒时刻。他第一次真正的堕落行为，竟是因为利奥诺拉接受牧师的建议，让他去蒙特卡罗“接触一下不负责任的社交活动”，从而被大公情妇相中。他后来的几段风流事，也都是利奥诺拉安排和默许的，其目的是维持自己对他的控制。所幸的是，在南希这里，爱德华终于找到了个人之爱，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够超越爱情的冲动，坚持和南希维持“典雅爱情”的关系。对爱德华而言，从本能欲望的爱（爱诺司）到个人之爱（爱摩儿）再到典雅之爱的跨越，使他重新获得了个人和人性的尊严。

一个真诚地坚持高尚理想的人为何毁灭？这是小说提出的主要问题。确实，三百年前的堂吉诃德内心信念坚不可摧，不为本能所困扰，但三百年后的爱德华在谈及骑士理想时，已无法理直气壮，因为难以控制的本能在时时与他作对。骑士神话在时代的变迁中失去了现实基础，从这一点来看，《好兵》比《堂吉诃德》更加悲惨，展示出的是一个神话破灭的精神荒原。可以说，爱德华的悲剧具有普遍的意义，他是时代的献祭者，敢于和社会以及自身相抗争，去追求爱和生命的意义，他以自杀完成了以本能为祭品的献祭，他的生命悲剧所带来的净化力量，是他和道尔走向和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最根本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好兵》可谓意图通过表现骑士神话的精神秩序与现实的冲突，以及激情所导致的幻灭和超越，引导人们从外在追寻转向内在探索。

简言之，《好兵》聚焦现实，又超越现实，是一部突破性的现代文学作品，它超越了时代的认识水平，从婚姻中的背叛入手，揭开生活的阴暗面，将真相展示给世人，具有催人觉醒的效果。它隐含的神话主题展现了20世纪初欧洲社会的荒原景象，发掘出了有限的生活事件背后超出个人经验的形而上世界，从最细微的方面揭示了人类的精神境况和生存状况，引起读者的存在之思。作为一部被遮蔽的现代经典，《好兵》的深层意蕴和内涵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

三、福特：从文学救赎到个人神话

在《好兵》出版之前，欧洲正处于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黄金期，资本主义的逻辑已经深刻影响了人的心灵，但人们还在按照传统的秩序生活着，并没有普遍意识到内心的分裂状况。福特却是一个痛苦的清醒者。作为文学家，福特坚定地认为，只有小说能够揭示时代的真实状况，引起人们内心的觉醒，小说是“根治苦难人类的种种疾病的唯一万灵药”⑮。写作《好兵》时，福特不仅将自己对创作和文学的思考投入其中，也将自己对人生、社会以及生命的思索全都投入其中，因此他对《好兵》寄望很高。而《好兵》也不负所期，不仅生动呈现了福特摆脱自身困境、追寻个人神话的探索之旅，也为救赎时代病症提供了借鉴。

从1903年开始，福特深受神经症的折磨，一到宽阔的街道或原野他就无法行走。精神医生将其诊断为广场恐惧症，让他接受冷水浴治疗。在治疗过程中，他说到想买一只金杯，精神医生立即表示这代表着不切实际的欲望，并由此断定他的病是由性紊乱引起的，但福特本人对专家兴奋的论断表现得非常冷淡，自认为金杯和圣杯有关。后来他又被精神医生警告说，如果继续写作将活不过一个月。受到极大刺激的福特独自一人乘车来到皮卡迪利广场，嘴里不停念叨着“该死的，我才不会在一个月内死去”⑯，在繁忙的车流中来回走了一个半钟头，而他的症状也从此大大减轻了。这两个事例说明，福特没有盲从当时的精神病学范式：他坚持将金杯当作圣杯意象来解读，把神经症和精神原因联系起来；他确信写作就是自己的至高追求，无法写作的绝境促使他的内在自我觉醒。将二者联系起来看，可以说，写作使他实现了自我疗愈的奇迹，也是其追寻“圣杯”的独特方式。

和自己笔下的爱德华一样，激情是福特生命中的一大困扰。《好兵》的故事和作者的生活之路有着微妙的同构关系。作为一个天主教徒，福特的婚姻遇到了极大的麻烦。1894年他和埃尔希·马丁代尔私奔，在生养了两个女儿后，先是和妻子的妹妹玛丽产生私情，1909年起又和女作家维奥莱特·亨特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感情。因为埃尔希不同意离婚，福特便以德国后裔的身份跑去德国和维奥莱特举行了结婚仪式，但是“他并没有获得德国国籍和结婚证书”⑰。自然，回到英国后的福特受到了口诛笔伐并被判入狱，他因此陷入精神崩溃并几欲自杀。《好兵》投射了福特自己的感情纠葛，他也借此对自己做了深入灵魂的剖析，并看到了生活中更高的层面。在小说发表之后，他的人生出现了新的状态，从1919年开始，他和年龄相差20岁的画家斯黛拉·鲍温一起隐居乡下并育有一女，过上了种土豆、养猪的宁静生活。

有研究者指出，爱德华和道尔其实是福特人格的两个方面，福特本人一直在二者之间反复，“但大部分时间里，爱德华占了上风”⑱。由此而言，小说中从对立走向和解的两个人物，就是福特自身由分裂走向整合的两个人格部分。这一解读和荣格对自己双重人格的体验非常相似。我们可以把爱德华看作福特的第一人格（意识人格），把道尔看成他的第二人格（无意识人格）。⑲福特以其敏感性，体验到自身心理分裂的现实，将无意识心理体验为人格并借由小说将其呈现出来。根据荣格理论，精神分裂症为心灵融合提供了契机和基础，因此，福特在小说中让这两个人格达成和解的安排，便具有了自我疗愈的心理学意义。更进一步而言，福特借由《好兵》所编织的这个现代骑士神话，可被视作其内心世界的象征，他在神话中对受本能困扰的第一人格进行献祭，让第二人格获得表现的空间，使自己的两个人格方面最终得以合而为一。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好兵》亦是福特在生存探索上的表达。

将小说人物同福特的人生故事相对照，我们会发现，如果不将道尔视为福特的第二人格，仅从外部现实来看，很难找到与道尔相对应的人物，这也是道尔的形象显得较为虚幻的原因。道尔的存在使福特得以用一种外部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生活，所以，小说中最终的和解来自于道尔的反思和醒悟，是他突破了和爱德华之间社交意义上的虚假关系，理解了爱德华人生中的痛苦体验。这也让道尔这个角色的设置成了小说最耐人寻味的建构。也是借由道尔这个人物，《好兵》印证了荣格和坎贝尔对神话作用机制的看法：神话只是提供心理整合途径的象征，真正的救赎来自于个体对生命意义的英雄式探索，这种探索的旅程就是个人神话。就《好兵》这一小说而言，它显示出福特对分裂人格的整合，并对其现实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为奠定作家历史地位的作品，其本身可被视为福特个人神话追寻成功的表现。

当然，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好兵》的成功和价值不止于展现福特个人神话追寻和了悟的历程以及由此产生的借鉴意义，也在于其对神话主义文学的拓展。福特创办的《英国人评论》（English Review）是最早发表 T·S·艾略特和詹姆斯·乔伊斯作品的刊物。艾略特和乔伊斯堪称神话主义文学的代表，他们在作品中使用的神话手法，是“一种控制的方式，一种构造秩序的方式，一种赋予庞大、无效、混乱的景象，即当代历史，以形式和意义的方式”⑳，而他们的神话也超出了文学母题的意义，成为一种超越性意义的来源。如果说乔伊斯和艾略特主要是用神话的世界观来统领现实，是从外在的、形而上学的层面上来理解神话的话，福特则是从内在的、生命实践的层次上来理解神话的，骑士神话同他本人对生命意义的追寻有深层联系，也有着更为深切的关系。虽然三位作家同样重视荒原意象，但在福特这里，尤其是在《好兵》中，荒原不是外在意象，而是由心理分裂导致的生命力丧失的状态，是内在世界的意象。福特之解救荒原，是要重整内在秩序，接受无意识的能量和无意识人格的智慧。这是福特神话主义文学的独特之处。从这个角度来讲，对《好兵》的理解，不仅能让我们深入认识福特的内心和文学世界，也会丰富我们对神话主义文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