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闺阁传播

时间：2024-05-20

○杜丽萍

论《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闺阁传播

○杜丽萍

明清以来，随着传奇的盛行，元杂剧已趋式微。王实甫《西厢记》却一枝独秀，流传甚广。万历时何璧曾云：“《西厢》者，字字皆击开情窍，刮出情肠，故自边会都，犹及荒海穷壤，岂有不传之理乎？”①王骥德亦云：“自王公贵人，逮闺秀里孺，世无不知有所谓《西厢记》者。”②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人们都非常熟悉、喜欢这部戏，崔张故事家喻户晓。关于《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传播与接受状况，学界已经颇多著述。本文主要从闺阁传播的角度，考察《西厢记》在女性读者群体中的接受状况以及对女性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西厢记》在女性群体中的传播方式

女性的文艺接受活动具有很强的情感审美追求，《西厢记》正好符合女性观众的审美需求。尽管官方与民间一直不乏抵制女性观看、阅读这类作品的要求，但不可否认的是，《西厢记》在女性群体中传播十分广泛。

（一）演出传播。相当一部分女性都是通过观看戏曲演出来接受《西厢记》的。文献中关于女性观看《西厢记》的记载很少，但仍然可以见出端倪。在明代，《西厢记》曾经作为皇后的贺寿曲目在宫廷演出。如《崇祯宫词》中记载：“（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皇后千秋节，谕沈香班优人演《西厢记》五、六出；十四年，演《玉簪记》一、二出。十年之中，止此两次。”③并有诗云：“取次琼筵凤辇临，梨园歌管自。髻鬟妆束双文后，多恐新丝罩玉簪。”清初无名氏《烬宫遗录》、饶知元《明宫杂咏》均载此事。《明宫杂咏》并有诗咏其事云：“千秋令节御筵张，朝罢娙娥各进觞。催唤沉香新法部，未央前殿演《西厢》。”在皇后的生日演出《西厢记》，宫中女眷自然可以同观。清代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升平署日记》记载，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宣宗册封皇贵妃为皇后，举行庆贺，十八日，“中和乐伺候细乐，午初十二分，万岁爷驾还重华宫，台上迎请，接唱《七盘山》《夏驿赠书》《拷红》……”④《拷红》正是《西厢记》中的名段。

当然，由于封建制度和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和束缚，妇女观戏常常被禁止，原因在于“戏之忠孝节义者少，偷情调戏者多，妇女观之，兴动心移，所关匪细，不可不慎”⑤，而戏曲“自元人王实甫、关汉卿作俑为《西厢》，其字句音节，足以动人，而后世淫词，纷纷继作……至于妇女，未尝读书，一睹传奇，必信为实，见戏台乐事，则粲然笑，见戏台悲者，辄泫然泣下，得非有感于衷乎？能使其见淫戏不阴动其邪心乎？”⑥女性观众对《西厢记》的喜爱，使道学家们忧心忡忡，谆谆教诲禁绝淫书、禁演淫戏，“赴人家戏筵，《西厢》《牡丹亭》之类，切不可点，恐有眷属窥视，启无穷之奸也”。“邪戏如《西厢记》《牡丹亭》之类，恐友人有眷属窥视，故不点耳。致邪柬，演邪戏，皆以一人而败两人之行，一日而启无穷之奸，故君子恶之。”⑦因此禁演《西厢记》一直是明清以来道学家们强烈的呼吁，但这并未影响观众的热情，尤其是在民间，“每演剧，妇女辄空巷往观”⑧。妇女是《西厢记》观众中顽强的生力军。

（二）文本传播。明成化间人叶盛就对《西厢记》等在民间的巨大魅力和广泛传播深表忧虑：“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呆妇女，尤所酷好……如《西厢记》《碧云騢》，流传之久，遂以泛滥而莫之救欤！”⑨“痴呆妇女”，应指感性比较发达的女性读者，在叶盛看来应该是最容易受到文艺作品影响的群体，如不注意防范，以她们为主流的女性读者会引发“泛滥而莫之救”的社会效应。这实际上正体现了戏剧作品本身给男权文化带来的压力和恐慌。

文本传播是闺阁女性接受《西厢记》的另一个重要渠道。《西厢记》作为“诲淫”之作，在闺阁中算是“禁书”，但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却记载了很多女性阅读《西厢记》的情况。清嘉庆间庾岭劳人《蜃楼志》第三回写盐商女素馨观看《西厢记》的情形：“素馨自幼识字，笑官将这些淫词艳曲来打动她，不但《西厢记》一部，还有《娇红传》《灯月缘》《趣史》《快史》等类。素馨视为至宝，无人处独自观玩。今日因蕙若偷看《酬简》，提起崔、张会合一段私情，又灯下看了一本《灯月缘》，真连城到处奇逢故事，看得心摇神荡，春上眉梢，方才睡下。”再如《红楼梦》中林黛玉就从贾宝玉那里看到了《西厢记》：“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另一位女主角薛宝钗也自述曾经看过《西厢记》，只不过后来转以男性的立场来否定自身和女性伙伴的私人阅读行为。

（三）交际传播。通过观看演出和阅读文本，《西厢记》已经深为女性群体所熟悉。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女性可以在人际交往中熟练地使用《西厢记》中的曲词。如《金瓶梅词话》第21回，写西门庆与妻妾们掷骰玩骨牌行酒令，专门规定必须用《西厢记》中的曲句。从上表可以看出，西门庆及六位妻妾所说的牌令均来自于王实甫《西厢记》，这里不仅显示出作者对《西厢记》曲词的精熟，更主要的是各人所说《西厢记》中的曲词非常贴合各人的身份、个性和经历。陈森《品花宝鉴》第十一回“三佳人妙语翻新，六婢女戏言受责”写华夫人生日，袁夫人前来庆贺，席间华夫人姐妹与袁夫人三人行酒令，“第一句用骨牌名，第二句用五言唐诗，第三句用《西厢》曲文这五句须要有韵，念出来才觉得铿锵入调”。前后共行16令，除了第二令是《续西厢》的曲文，其余都是《西厢记》的曲文，它们分别出自金圣叹批《第六才子书》之《琴心》《请宴》《哭宴》《寺警》《酬韵》《前候》《借厢》《闹斋》《赖简》等出。闺阁妇女对《西厢记》曲文之熟悉可见一斑。

二、明清女性对《西厢记》的接受特点

“西厢故事”源自中唐，然而金元戏曲改编中已融入了强烈的民间色彩和情趣风味，见证了女性文化在儒学松动时期一次难得的解放经历。女性读者更容易从中析出一份青春的艾怨和爱情的渴望。

（一）强烈的代入感。女性读者往往更能代入自身的感受，这是男性读者无法实现的。《红楼梦》第35回，林黛玉由《西厢记》中的曲词想到崔莺莺（双文）的际遇，又由崔莺莺的际遇而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小说写道：（林黛玉）不觉又想起《西厢记》中所云“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泠泠”二句来，因暗暗的叹道：“双文，双文，诚为命薄人矣。然你虽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林黛玉之命薄，一并连孀母弱弟俱无。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胜于双文哉!”较早涉足戏曲批评并从情的层面分析女性人物形象的女性是明嘉靖年间刘丽华，据传她刻有《口传古本西厢记》。万历年间，王骥德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附刻了她的《题辞》。《题辞》认为崔莺莺别嫁郑氏后拒绝张生的求见，是因为莺莺不能与心爱的人长相厮守。她说：“迨张之诡计以求见，此其宛转慕恋，有足悲者，而崔乃谢绝之，竟不为出，又何其忍情若是耶？不然，岂甘真心事郑哉？彼盖深于怨者也。董解元、关汉卿辈，尽反其事，为《西厢》传奇，大抵写万古不平之愤，亦发明崔氏本情，非果忘张生者耳。”刘丽华以一个青楼女子无望真挚爱情的心理来揣度莺莺的怨情，正是她期盼爱情而不得的伤痛。王骥德在按语中分析道：“丽华光艳无匹，性聪敏端慎。尝称说崔氏，心慕效之。又怪不能终始于张，每诵其书，未尝不掩卷流涕也。”并十分称赏刘丽华评价的细密和悲怆：“言崔氏盖深于怨，非果忘情张生者，其词淋漓悲怆，有女侠之致。”⑩从女性的身体属性上讲，她们在20岁前后就会进入到最美好的时期，然而同龄的男性却并不会具有成熟的审美心理，所以女性对青春和情感的“怨”是古今难解的一个文化命题。一般而言，女性对于文学或者艺术的迷恋，会更加强烈地关联到自身的机遇，“自伤”往往是她们接受文艺作品的一个前提，这是与男性受众相对理性的审美习惯不同的。

（二）矛盾的批评态度。女性读者在接受《西厢记》的过程中又往往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态度。《西厢记》中崔莺莺、张生的爱情显然与传统封建礼教的要求不同。焦循《剧说》卷四：“自元人王实甫、关汉卿作俑为《西厢》，其字句音节，足一动人，而后世淫词纷纷继作……毫无可喜，徒创此以导邪，予不识其何心也。”焦循虽然肯定《西厢记》，但对作品主导风格影响下的继作却颇为不满，这里实际上已经蕴含着一种矛盾的批评态度。林黛玉喜欢《西厢记》，在行酒令时无意中使用《西厢记》的语句，后来被薛宝钗点醒，黛玉一想，方想起来昨儿失于检点，那《牡丹亭》《西厢记》说了两句，不觉红了脸。薛宝钗：“我们家……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你我……既认得了，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这里将《西厢记》及其他诸作都看成是与封建礼教矛盾的“课外教科书”了，然而也正因如此，我们会看到《西厢记》在各种方式的口耳相传中对女性情感乃至女性文化所起到的启蒙作用。林以宁《还魂记题序》云：“昔元镇欲乱其表妹而不得，乃作《会真记》诬其事，金人董解元、元人王实甫先后谱曲以传之。而《西厢》所谱之曲，董则聊级方语，王亦裙镜旧词，原非有奇文隽味，足以益人，徒使古人受诬而俗流惑志，最无当风雅者也……若《西厢》者，所当首禁者也，予持此说以久，顾念曹孟德欲诛一妓，以善歌留之教他妓，有能为其歌者乃杀之。今玉茗《还魂记》，其禅理文诀，远驾《西厢》之上，而奇文隽味，真足益人神智。风雅之侍，所当耽玩，此可以毁元镇、董、王之作者也。盖杜丽娘之事，凭空结撰，非有所诬，而托于不字之贞，不碾承筐之实，又得三夫人合评表彰之，名教不伤，风雅斯在。”虚幻、雅正，这是《牡丹亭》胜于西厢之处，但这只是文人的观点，其实就情感的启蒙来说，二者的效果是一致的。

三、重塑女性价值观：《西厢记》闺阁传播的影响

《西厢记》的传播实现了女性价值观的重塑，我们看到了女性在情感的发展、行动的抉择、智慧的展现、身体的使用等方面新的理念及其产生的效果。

（一）肯定了情感的重要作用。“大抵情词易工。盖人生于情，所谓‘愚夫愚妇可以与知者’。观十五国风，大半皆发于情，可以知矣。是以作者既易工，闻者亦动听。即《西厢记》与今所唱时曲，大率皆情词也。”⑪《牡丹亭》第十出《惊梦》中有杜丽娘游园之后的一段心理独白：“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昔日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逢崔氏，曾有《题红记》《崔徽传》二书。此佳人存在，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长叹介）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此处可见《崔徽传》指《西厢记》）崔莺莺和张生之间的爱情故事勾起了杜丽娘内心深处对自由爱情婚姻的向往，青春萌动和觉醒掀起了她心中的波澜，于是为了争取爱情，她由生入死，又由死而复生。明末才女黄淑素对二剧比较分析道：“《西厢》生于情，《牡丹》死于情也。张君瑞、崔莺莺当寄居‘萧寺’，外有寇警，内有夫人，时势不得不生，生则续，死则断矣。柳梦梅、杜丽娘当梦会闺情之际，如隔万重山，且杜宝势焰如雷，安有一穷秀才在目，时势不得不死，死则聚，生则离矣。”⑫她认为莺莺和杜丽娘追求爱情时，由于女主人公生活情境不同，迫使她们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最终获得了真挚的爱情。与其他理论家相比，她的分析可谓别出手眼，也切中肯綮。《娇红记》中（王娇娘）“奴家每想，古来才子佳人共谐姻眷，人生大幸，无过于斯。若乃红颜失配，抱恨难言。所以聪俊女子，宁为卓文君之自求良偶，无学李易安之终托匪材。至或两情既惬，虽若吴紫玉、赵素馨，身葬荒丘，情种来世，亦所不恨。吾今年已及笄，未获良缘，光阴荏苒，如同过隙。每每对花浩叹，不能自已。”大抵读过《西厢记》等作品后，女性会深刻认知到情感对于生命的重大意义，故而生出无限自怜之意。

（二）宽容了婚前性行为。在传统的两性关系中，男性占据绝对的主要地位。婚姻是门当户对。女性的婚前性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这也是《会真记》中崔莺莺最后的凄惨结局。而《西厢记》则以大团圆结尾向世人宣告：“愿天下有情的皆成眷属。”这种新型的婚姻观念开始深入到女性的价值观念之中。虽然在后来的《西厢记》传播过程中，人们在观念上发生了回调。清初金圣叹在评点《西厢记》时已流露了以情节礼、以情制欲的倾向：“虽有才子佳人，必先听之于父母，必先之以媒妁……非是则父母国人先贱之，非是则孝子慈孙终羞之。”金圣叹在肯定才子佳人爱情的同时，也认为他们需要首先得到父母的认可。这也是在后来的才子佳人故事中，女性的婚前性行为往往是建立在本身已有婚约的基础之上。如《娇红记》：“（旦）岂不知男女婚姻，当图久长。兄既有情，当归告尊亲，遣媒说合，安得聊为目前苟且之计？（生）相思病染，朝不谋夕，往返求婚，动须累月，此时当索我枯鱼之肆了。况或议亲不允，则当赧然远遁，后更何以为计？（旦）只要两下心坚，事终有济。若事不济，妾当以死相谢。”

（三）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与影响。王实甫的《西厢记》被誉为“北曲之冠”“南戏之祖”，但戏剧形式本身毕竟是在一个虚构的艺术形式中展现爱情的自主和自由，况且，也尚有大量沉默的女性在拒绝着西厢记的文本和口头传播，主动约束着自身的情感，这里面有多少成分是对自身的关怀，而又有多少成分是被男性文化异化了的心理在作祟？并且文本和读者互动中的文化模式尚不到位，“偷香窃玉”的行为终究满足的是男性自身的欲望需求，而女性受众在对剧情和人物的感慨欷歔中，是真的同情了崔莺莺的命运，还是体会着张君瑞的才德自娱？如果存在着后者的成分，那么我们可以说女性在自身文化的审视中依然存在着性别依附的心理，这并不是一个真正领先的观念。虚拟现实和伪现实，还是笼罩在《西厢记》女性传播现象上的面纱，揭出真相后，才会有真正的女性文化觉醒与独立。

综上所述，《西厢记》通过以闺阁阅读为主的女性受众传播，在儒家礼教之外启蒙了明清女性的情感观甚至是身体观。尽管这种启蒙仍处在虚拟的状态中，并且也并非具有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性，但已经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女性文化发展史上的现象。

（作者单位：华北科技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①[明]何璧《西厢记序》[A]，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M]，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641页。

②[明]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自序》[A]，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M]，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656页。

③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页。

④[清]饶智元《明宫杂咏》[M]，光绪19年（1893）刻本。

⑤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302页。

⑥[明]汤来贺《梨园说》[M]，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内省斋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

⑦王利器《元明清三代小说戏曲史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57页。

⑧徐珂《清稗类钞选·文学艺术戏剧音乐》[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398页。

⑨叶盛《水东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3-214页。

⑩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M]，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6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