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一工程”和主旋律文学的生产机制

○王鹏

“五个一工程”和主旋律文学的生产机制

○王鹏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评奖热”打破了新时期以“作协系”全国性文学奖为核心创设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一元体系，形成了官方政府奖、文联作协专家奖、文学传媒奖、民间机构奖等多元评价主体共同构筑的文学价值评判新体系。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既是党和政府在新形势下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新思路的直接体现，又是新形势下加强精神产品生产新举措的成功实践，更是成为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旋律文学生产的新机制，在推出了一大批“反腐”小说、“官场”小说的同时，也在与影视等新媒介的“跨界合作”中实现了主旋律文学在传播、消费中的“市场增势”，相当程度上弥合了文学评奖中官方、专家、普通大众审美趣味间的裂隙。

一、新形势下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思路

1989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在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文艺事业繁荣兴旺局面的同时，明确指出了当前文艺工作中存在的“文艺领导工作和文艺体制与新形势的要求不太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有关文艺工作方面的经济政策还不够健全；深刻反映社会变革和时代精神的杰出文艺作品不够多，还出现了一些消极、庸俗、涣散人心、对社会有不良影响的作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文艺批评，未能经常地活跃地开展起来；文艺队伍中一些同志对祖国的历史文化缺乏了解，对专业基本功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有些同志缺乏社会责任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脱离生活实际的情况”①。等五个方面的具体问题。

“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党对文艺战线工作的总方针。为了扭转在社会剧烈变革的情况下，文艺队伍中出现的一些思想分歧和混乱，在继续组织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将认识统一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上来的同时，党中央、国家政府的智力决策部门开始重新思考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思想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思路和新要求。

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成功飞越，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思想工作展开、精神产品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保证。1994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②的同时，以战略家的非凡眼光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③的文艺新主张。“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我们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继续“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④是新形势下国家意志以强大的“政治资本”开始介入文化战略的新方向。“弘扬主旋律，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⑤而“弘扬主旋律”的目标是“使我们的精神产品符合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的进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⑥。

正是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全新实践中，以“官方政府为主导”的文学评奖机制在国家意识形态部门强有力的助推下，以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为核心，举全社会之力，调动一切优势资源，以“重点项目”、“重点工程”建设为参照，组织、生产、推出了一大批体现党的大政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带动和影响整个精神产品创作生产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文艺精品问世。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也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映时代精神、回应人民关切的“主旋律文学”生产的“主阵地”，一大批“反腐”题材、革命战争题材的精品力作，在得到国家意识形态认可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张平、周梅森、柳建伟、邓一光等一大批作家通过“五个一工程”奖的认可，借助影视剧的“二度创作”与包装，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炙手可热的重要作家。

二、新形势下加强精神产品生产的新举措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是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知识分子精英文学、大众通俗文学三分天下的文学。“大众通俗文学”以市场化的运作模式，类型化的创作，在资本的介入下，对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知识分子精英文学所培养起的读者阅读习惯和消费、鉴赏品位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为了在新形势下加强精神产品生产，趋利避害，党和政府在“一手抓管理，一手抓繁荣”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在江泽民（如1991年3月1日江泽民发表的《团结奋斗，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讲话）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中，先后出台了《关于当前繁荣文艺创作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等20世纪90年代文艺繁荣发展纲领性文件的同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为核心，又在这一时期密集制定、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关于对部分进行调整的报刊重新登记注册的通知》、《关于出版计划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坚决取缔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关于对“买卖版号”进行检查清理，认真做好自查自纠的通知》、《关于制止格调低下的16开本出版物出版发行的通知》、《关于加强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重申对出版反映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图书加强管理的紧急通知》、《关于严格禁止买卖书号、刊号、版号等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贯彻实施〈出版管理条例〉的通知》、《关于期刊业治理工作的通知》、《关于报业治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全国各出版社书号核发办法的通知》、《关于专项报送长篇小说出版情况和样书的通知》、《关于对引进版图书加强管理的通知》、《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重申几类需经专项申报的选题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有关出版物管理的通知》、《关于目前期刊出版有关问题的通知》、《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关于期刊少数民族文字版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加强书号总量宏观调控的通知》、《关于加强和改进重大选题备案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对国庆献礼图书出版管理的通知》、《报刊刊载虚假、失实报道处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对“重大选题”、“全国性评奖”、“图书期刊出版发行模式”等具体工作进行了进一步规范、管理，对此一阶段不利于文艺繁荣的“错误倾向”、“不正之风”、“不良势头”进行了严格把控、有效遏制。

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工程、龙头工程、样板工程，“五个一工程”的实施，又是我们党和政府在新形势下着力精神文明产品生产，探索出的一项对广大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新举措。1991年3月1日，中宣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发出《关于当前繁荣文艺创作的意见》，正式提出设立“以官方政府为主导”的“五个一工程”奖，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常委宣传部门和政府文化部门、广播影视部门，要像抓重点建设工程那样，集中力量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1991年内，要拿出质量上乘的一本好书、一台好戏、一部优秀影片或电视剧、一篇或几篇有创见有说服力的文艺理论文章。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三至五年包括各种文艺门类在内的重点创作的规划。对于列入重点的项目，要采取硬性措施加以逐项落实和考核”。⑦“工程”建设之初，“五个一工程”共设戏剧、电影、电视剧（片）、图书、理论文章五个子项，1996年评选时增设广播剧、歌曲两个子项，为了避免更名造成的不必要困扰，“五个一工程”之名一直延续至今。2005年，《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整改总体方案》出台后，“五个一工程”奖由原有八个子项缩减至五个，分别为电影、电视剧（片）、戏剧、歌曲、文艺类图书5个。评选工作也由此前的一年一度正式规范为每三年评选一次。2009年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揭晓时，又增设“动画片”一个子项。

“五个一工程”奖正是在江泽民“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⑧为指导思想，以自上而下实施工程的领导体系、一支人数庞大、稳定的编创队伍、一个自下而上的评选队伍，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精神文明建设的“导向工程”、“龙头工程”，在激励表彰的同时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精神食粮。

1996年，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就五年来“五个一工程“奖的实施情况接受《人民日报》记者李战吉采访时，总结了以下五个方面的经验：

第一是加强领导，建立责任制度。各地党委和有关部委党组大都成立了由党委（党组）分管领导或宣传部主要领导负责的“五个一工程”领导小组，不少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一些部委党组织把“五个一工程”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工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许多地区和部门的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五个一工程”；过问选题规划设计、作品的创作修改、制作经费的筹集落实、各部门的协调和作品的宣传评介。

第二是狠抓精品，带动全面繁荣。许多地区和部门努力在“精”字上下功夫，精心设计，精心组织，精心创作，精心表演，力争把最优秀的精神产品奉献给人民，通过这一工程的导向示范作用，拓宽了它的辐射面，有力地带动了精神产品的生产。

第三是精心规划，健全工作机制。几年来，各地各部门在尊重精神产品生产规律的同时，通过健全工作机制加大了对“五个一工程”规划工作的引导力度，建立健全了选题立项、资金保障、质量管理、评审上报、激励表彰等机制，掌握了组织精神产品生产的主动权，推动整个生产过程健康、协调发展。

第四是组织协调，形成整体合力。各地党委宣传部门充分发挥协调组织作用，极大地调动了精神生产各部门的积极性，形成了团结协作、共创思想文化精品的生动局面，精神产品生产的队伍凝聚起来，成为一支有战斗力、能打硬仗的队伍。

第五是注重宣传，充分发挥效益。从1994年开始，按照丁关根同志的要求，举办了入选电影、电视、电视剧、戏剧的展映、展播、展演活动，各地各部门也通过各种传媒进行宣传，使反映时代主旋律的作品成为“热点”。五年来，“五个一工程”的宣传力度逐年加大，入选作品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广泛，在精神产品生产中的导向作用越来越强烈。⑨

1992年“五个一工程”奖（1991年度）揭晓时，“依据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每个艺术种类的作品中只能推荐、评选一部作品的原则”⑩，公布了15部优秀戏剧、7部优秀故事片、15部优秀电视剧、10本优秀图书以及10篇理论文章的获奖作品名单，而“组织工作奖”作为“五个一工程”奖重要子项之外设立的“集体奖”从1992年度精神产品生产“五个一工程”奖颁发时才首度揭晓。江苏、山东、河南、辽宁、上海、湖南、河北、浙江、黑龙江、内蒙古、广东、北京、吉林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首获此项殊荣。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相关精神，为了把“工程”与全面工作相结合，把“工程”与日常工作相结合，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党政重要领导同志的悉心部署、紧抓落实中相继成立了“五个一工程”领导小组，明确了领导小组成员的各自分工和责任，将宣传思想工作由“软任务”当作“硬任务”来分解落实。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了建设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的热潮。积极组织、精心筹划规划的同时，专门辟出的专项基金，⑪对重点项目、重要人才进行了大力的扶持，对参选作品进行了强有力的宣传评介，对获奖作品更是进行了大力表彰。除此之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规范参评作品的推荐制度，加强参评作品的获奖几率，还相继设立了与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极为类似的“小五个一工程”奖，严把质量关，使得一年一度的“五个一工程”奖真正成为了“反映时代精神、弘扬主旋律的导向工程”、“推动精品生产的创业工程”、“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育人工程”⑫（黄菊语）。从数据上便可窥见“五个一工程”奖的影响力逐年在扩大。1993年度，全国（除台湾省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都有作品报送，1994年度参评单位更是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之外又有15个中央单位参评，1995年度又在1994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3个中央单位，1996年度参评单位总数更是增至53个。⑬

然而，原本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硬指标”而被重视的“五个一工程”却逐渐在各地方政府的“暗中较劲”中变成了地方政府政策落实力度、文化实力比拼甚至成为了党绩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尺，由此形成的一种普遍的“获奖情结”以及由此带来的落后省份们的“获奖焦虑”使得官方政府为主导的“五个一工程”在生产高格调、高品位的文艺产品，树立精品意识，发挥导向作用，为人民贡献最好的精神产品这一主旨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离。获奖作品数量的逐年逐届大幅攀升，至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结果揭晓时，获奖作品数已跃升至372部，这一数字是首届“五个一工程”奖总获奖数57部的6.5倍之多，如此选评机制逐渐演变成为了受制于各省级党委政府、中央部门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严重影响到了官方政府大奖的权威性、公信力。2003年4月28日《光明日报》上刊载了中央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就改进“五个一工程”评选工作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文章《按照“三贴近”原则，努力改进评奖工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文中从“严把申报关”、“调整评委结构”、“改进评选程序”、“提高评选质量，压缩入选作品数量”等四个方面对“五个一工程”奖的评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收视（看、听）率、作品发行量、演出场次等数据作为参评作品的重要指标被引入其中，对于“政府制造”的为评奖而推出的“非艺术精品”，维护“五个一工程”的精神产品生产的精品工程，奉献真正的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上“三性统一”的艺术佳作提出了更高的创作、生产要求。

三、新形势下主旋律文学生产的新机制

以“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为重要阵地，在“领导负责—规划选题—资金扶持—创作修改—组织协调—宣传评介”的模式下，逐渐探索出了一条新形势下主旋律文学生产的新机制，使得主旋律文学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奏响时代主潮、讴歌时代精神、回应群众关切、满足群众思想精神需要的“精品工程”。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评选经历了种类从杂多到单一的转变。从1992年首届启动至第九届结束，图书评选种类极为丰富，党史著作、理论读本、经济类调查报告、大型辞书、地方文献、科普读物、少年儿童作品等一大批人文、社科、科技类图书受到了官方政府大奖的表彰。此一阶段获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数量占比极为有限，王旭峰的《南方有嘉木》、张宏森的《车间主任》、周梅森的《人间正道》、《中国制造》、邓一光的《我是太阳》、柳建伟的《突出重围》、姜安的《走出硝烟的女神》、陆天明的《大雪无痕》、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姚雪垠的《李自成》（全本）以及张平的《抉择》等先后得到了“五个一工程”的肯定。而2005年《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整改总体方案》出台后，“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评选只限于“文艺类图书”一个种类，由此而来的便是长篇小说数量占比的大幅提升。铁凝的《笨花》、熊召政的《张居正》、王树增的《长征》、《解放战争》、张平的《国家干部》、杨志军的《藏獒》、刘醒龙的《天行者》、徐贵祥的《四面八方》、高建群的《大平原》、方方的《武昌城》、石钟山的《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等作品先后获奖。尤为巧合的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中宣部、文化部联合多部委评选出的10部“优秀献礼长篇小说”《中国制造》、《突出重围》、《抉择》、《走出硝烟的女神》、《草房子》、《男生贾里全传》、《补天裂》、《我是太阳》、《苍山如海》、《李自成》（第四、五卷）又全部在“五个一工程”奖上折桂，由此可见“五个一工程”奖在评选标准上与“国庆五十周年优秀献礼长篇小说”评选极为类似。而这种类似又与江泽民同志在1994年底作出的繁荣长篇小说、电影和少儿作品的重要指示密不可分。

在对主旋律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中，张平的《抉择》绝对是一个精神产品生产、传播的“标本”。《抉择》的“横空出世”，是张平作为一位“人民作家”始终直面现实、关注时代、深入底层、不畏矛盾、不惧争议，以饱含深情的笔触直抵“反腐”与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线”，奏响的一曲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新时期共产党员的赞歌。在与复杂尖锐的利益纠葛、权力争夺的正面较量中，市长李高成身上所展现出的、党员干部“金子般”的优秀品质和他心系人民、心系国家的赤胆忠心、忘我精神和正义并将战胜邪恶的坚定信心，让《抉择》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反腐”题材小说的“扛鼎之作”。虽然这部作品依旧没能摆脱思想性大于艺术性的“主旋律文学”窠臼，在情节的调动与人物的塑形上仍有简单化、模式化等粗粝之感，但它以对人民的赤子深情，在艰难的“反腐”之路上娓娓道来一个“英雄的困顿”和一个“骑士的坚守”，这站在风口浪尖仍然迎难而上的大无畏精神，使得整部作品在凛然正气、激越文字之间给予了读者心灵强烈的冲击，发人深省、感人肺腑。

根据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更是凭借“国家意志”这双有力“大手”，通过全党动员式的密集宣传和包场观影等多元购票方式，在影像化的视觉冲击下，为全国广大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反腐课”。当演员王庆祥以平实却又意志坚决的口吻庄严宣告：“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生死抉择”时，对于全体党员干部都是一次灵魂的荡涤、心灵的洗礼。影片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最为艰难的时刻，以超过亿元的票房收入谱写了“主旋律电影”新的纪元。作家张平也凭借长篇小说《抉择》先后荣获了“五个一工程”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使得“主旋律文学”既得到了官方政府“权力逻辑”的褒奖、认可，又按照“文学场自身的逻辑”得到了专家精英们的普遍赞誉，并在“市场资本逻辑”的规则下迎合了广大读者、观众的审美趣味。作为“主旋律文学”代言人的张平也凭借“文学评奖”这一“象征资本”从一位“人民作家”成为了一名走上省级领导岗位的“人民公仆”。

由此“主旋律文学”凭借“国家权力”赋予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借助“影视改编”这一路径，实现了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之间的自由转换，也实现了“从追求发行量到追逐票房收入、收视率”的价值转换，逐渐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旋律文学”生产、传播、消费的新路径。

表：历届中共中央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数据统计一览表

说明：1997年颁发的1996年度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未设“理论文献片”这一奖项，因此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被授予“特别奖”。

2001、2007年颁发的第八届、第十届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评选时，“特别奖”分属“戏剧”、“电影”、“电视剧（片）”、“理论文献片”四个奖项，故以“+1”的形式备注。

自第十届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起，“图书”奖仅限于“文艺类图书”一类。

在数据统计中，“组织工作奖”未在统计范围内。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自1991年设立，1992年5月20日第一次颁奖，至今已举办十二届。最初设“戏剧”、“电影”、“电视剧（片）”、“图书”、“理论文章”等五个子项。1996年评选时，增加“广播剧”、“歌曲”两个子项，“五个一工程”名称不变。1999年评选时，增设“理论文献片”一个子项。2005年，《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整改总体方案》出台后，“五个一工程”奖由原有八个子项缩减至五个，分别为电影、电视剧（片）、戏剧、歌曲、文艺类图书5个。评选工作三年一次。2009年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揭晓时，又增设“动画片”一个子项。

（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N]，《人民日报》，1989年3月11日。

②③④⑤⑥⑧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N]，1994年3月7日。

⑦《关于当前繁荣文艺创作的意见》[N]，《人民日报》，1991年5月10日。

⑨《推动精神产品生产多出优秀作品——刘忠德就“五个一工程”答本报记者问》[N]，《人民日报》，1996年9月23日。

⑩钟文《本报讯》，《人民日报》[N],1992年5月14日。

⑪比如为了“力争三连冠，再夺满堂彩”，天津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规定落实了文化经济政策，明确规定这一部分资金重点用于支持精神产品生产，并拨出1200万元支持电影“九五五○工程”；吉林省筹措750万元重点支持长影厂进行技术设备改造；宁夏自治区则以30万元专门用于“五个一工程”的扶持和奖励，推动宁夏精神文明建设等。出自《抓好精神产品生产的“龙头工程”——部分省市“五个一工程”建设巡礼》[J]，《党建》1996年第8期。

⑫《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丁关根李铁英黄菊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宣部召开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会议强调》[N]，《人民日报》，1995年10月26日。

⑬以上数据根据《人民日报》上的报道《中宣部召开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工作会议总结经验多出精品》（1994年7月9日）、《弘扬主旋律反映时代精神——1994年度“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揭晓120种优秀作品榜上有名》（1995年10月16日）、《中宣部召开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会议强调坚持“二为”方向坚持“双百”方针多出精品多出人才丁关根李铁映出席会议》（1996年9月26日）、《丁关根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颁奖大会上强调坚持标准提高质量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1997年9月4日）整理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