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中的古代文学资源

时间：2024-05-20

○徐汉晖

现代文学中的古代文学资源

○徐汉晖

中国现代文学自诞生之日开始，就不得不面对诸多复杂的矛盾——封建政体疾病缠身、民智蒙昧未化、社会动荡不安、国弱民穷、列强入侵，从晚清到“五四”，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并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它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相连，虽然以“决绝”的态度宣布与旧文学彻底决裂，但它却孕育于传统文化的母体语境中，爆发于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学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惯性思维中，其发生、发展完全是一个艰难的“渐进”过程。

自1840年之后，西方的坚船利炮日益加剧着中国旧传统的矛盾，一些有识之士方才发现中国“大刀长矛”的落后和“君主专制”的弊端，在与西方“器物”和“制度”文明的两相对照中，“不管是蒙昧丛林中的野蛮竞争，还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都对国人造成了直接的外部威胁；众所周知，人们由此而产生的共同的受威胁感和焦虑感，便成了他们热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核心部分”①，其实这是一种强烈的“现代性焦虑”，他们深感中国的落后最根本的是源于国民素质的低下，“今日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②，并担心“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被挤出”③。于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由“器物”和“制度”的现代化并转向了“人”与“文化”的现代化，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和“戏剧改良”，旨在借文学之“新变”来开启蒙昧的民智，但晚清之际的文学变革只是重视文体的新变，实乃维护“君主立宪”的一种技术性策略。

要想担当起救亡图存的民族重任，承担“立人”的现代旨归，文学必须向传统痼疾宣战，坦然接纳“科学”、“民主”、“自由”等现代思想。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文学，就是在民族国家发生历史性转折的背景下，在中外文化空前碰撞交会的契机下，在传统与现实的参照系统中发生、形成与发展的。从此，现代文学以“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理性批判精神，以肯定个性、崇尚自我的现代思想光芒，向封建礼教和传统痼疾开战，提出要彻底推翻“贵族的、古典的、山林的”④旧文学，似乎具有彻底摧毁古典文学的决心和勇气，要与它完全决裂和断裂，鲁迅更是喊出“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⑤的呼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现代作家们深受古代文学的浸染太深，他们的文学创作从骨子里、潜意识里依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醒”得并不彻底。

从现代文学最初三十年的发展过程来看，现代作家的价值立场、思维习惯、心理结构和写作经验等与古代文学依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关联或隐或显，或明或暗。正如温儒敏先生所言：“五四文学革命在否定了传统文学的制度，重建新的文学秩序的时候，实际上发现了小说、戏剧和白话文学的潜在传统”，⑥因为“以口语为基础的古典白话文学，不仅有可能冲破文化等级的语言牢笼，而且更有可能消除文学等级的语言存在，从而为中国现代的‘活文学’提供从文化到文学的本土传统支撑”。⑦的确，古代文学历经数千年，出现过无数的伟大作家和经典作品，有丰厚的文化积淀，它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与渗透必定是“潜移默化”和“润物无声”的。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们几乎从小就与古代文学中的诗词歌赋、小说戏曲等作品相伴成长，或阅读、或背诵、或研究，耳濡目染，身浸熏陶，这就使得“现代作家们所获取的传统文化已溶化在其灵魂或血液中，成为其心理结构或艺术机制的组成部分，必然地会给文学创作带来浓郁的传统特色或民族性质感”⑧。

所以，仔细阅读与体察现代文学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在“文学主题”、“审美风格”和“创作思想”等诸多方面，现代文学“有意”和“无意”地吸收了古代文学资源。

首先，从文学主题看，古代文学一直弥漫着“寓教于乐”的教化传统，崇尚“经世致用”的实用功能，有着“兼济天下”的宏大理想，充满“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这些理念一直是传统文学的创作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化功能主要体现为“正人心”、“淳风物”、“止乎礼”的道德规范，指涉的对象是顽愚不化的下层民众。现代文学发端于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时刻，在山河沦丧、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启蒙”与“救亡”自然成为了文学的时代主题。“在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等启蒙先驱那里，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公民权利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⑨鲁迅曾说，“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旧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⑩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们发现了传统“吃人”的本性，有感于国民的愚昧和麻木，迫切渴望通过文学来“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希望”。于是，现代文学的“启蒙”就与古代文学的“教化”有了不谋而合的共同指向，即“不开化”的社会民众，而且两者都是以自上而下、居高临下的方式进行的，不开化的民众始终处于社会底层、处于被动接受的尴尬局面。这样，现代文学虽然高举“反孔、反传统”的大旗，但“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念却被许多作家潜意识地作为了参与社会的人生规范，古代文学中忧国忧民的传统母题也成为现代作家关心国家命运和民族解放的创作旨归。

正是现代作家们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认为文学具有“改造人心”的功能，所以从现代文学的第一个社团“文学研究会”到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作家联盟”，再到抗战期间的“抗战文协”等，都表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精神，具有强烈的积极入世的爱国情怀。从这个角度上看，现代文学对古代文学的精神资源不是“反叛”，而是“继承”。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作新文学”，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的一般问题”。⑪现代文学的创作是要在整理中国旧文学的基础上进行，其旨归是“为人生”，可见，“五四”新文学的第一代作家们并没有要“断绝”与古代文学的联系，而且“为人生”的目的与“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古代文学思想有着内在的“基因式”关联。到了“左翼革命文学”和“抗战文学”，由于“革命”和“救亡”的时代要求，文学的教化功能、救亡主题就表现得极为迫切和明显，“在满怀政治激情的左翼批评家眼中，古典主义艺术的政治性被极度强化”⑫。这就决定了现代文学在关注现实、表现人生、干预社会的价值立场方面与古代文学中的“爱国、济世”的思想母题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郁达夫在《沉沦》中呼唤“祖国啊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⑬，郭沫若在《凤凰涅槃》中渴望一个衰败的民族浴火重生、变得华美和芬芳，闻一多忧愁着祖国的面貌犹如“一沟绝望的死水”，等等，现代作家对人性的反思，对人生的拷问，对时局的关切，与古代文人的“但悲不见九州同”等情怀是一致的。试想，如果不是对古代文学中的爱国思想感同身受与自觉继承，现代作家能在他们的作品发出如此真切的爱国声音与忧思情怀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对人性的反思，不是西方式的对人的‘原罪’和纯粹的人性缺陷的反思，而是对‘文明’与人性、与民族性格关系的反思，体现着中国式的实践理性精神和现实情怀”⑭。

由此可见，现代作家对古代文学资源的吸收和利用完全是自觉和不自觉的，他们身上都遗留有传统文化的基因，对古代文学的有用资源自然无法抵制。因此，现代文学的现代化绝不是“传统”与“现代”的对抗，而是“现代化、民族化的双向选择及传统与现代交错发展的复杂过程”，⑮是现代意识、现代思维方式与民族精神结合起来的渐进过程。

其次，从审美风格看，古代文学的创作繁复多样，《诗经》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离骚》则创造了浪漫主义的先河，这两种审美风格如涓涓细流从古至今一直流淌在文学作品之中，为历代的文人所借鉴、所喜欢，成为他们艺术创作的惯用手法。五四新文学的创作虽然全方位地向西方开放，积极吸纳西方多元的现代创作手法，但是也同时在无意识地继承与转换传统文学的创作样式。总体而言，五四小说就是一种“悲剧+反讽”模式，它介乎晚清小说的“滑稽+反讽”传统模式和高度教化的政治寓言小说模式之间。茅盾在1920年发表于《小说月报》上的一篇宣言中指出，当时的中国文学还介于“古典”和“浪漫”之间，他看清了现代文学的变革并不是完全彻底的，“这期间进化的次序不是一步可以上天的”⑯。

现代文学的核心价值在于追求个性解放、倡导科学民主、张扬理性批判，由此也容易形成注重现实、批判现实的现实主义品格，以及注重个性、独抒性灵的浪漫主义倾向。从文学思潮和总体审美特征看，现代文学以现实主义为主，又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等多元审美风格互渗并存，交织发展。

可以说，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和浪漫文学资源是现代文学最为得天独厚的本土资源，还有道家文化关于“回归自然、关怀生命、尊重个体”的传统母题，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孕育一种朴素情感和独特风格的基因底蕴。不可否认，《离骚》的多情浪漫与象征手法，《史记》的悲剧气氛和传奇色彩，《古诗十九首》的批判精神与感伤情调，以及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豪迈飘逸，等等，这些灼灼生辉的审美风范如同太阳的光芒投射在每一个现代作家的心里，在他们的作品中生根、发芽和绽放。因此，从创作主张和艺术风格看，现代文学的很多流派特征在古代文学中都可以找到“契合点”，文学研究会的创作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创造社的风格则趋向“浪漫主义”，后期新月派提倡“新格律诗”反映出在审美趣味上向中国传统诗歌特征的回归。就创作个体而言，鲁迅的文章嬉笑怒骂、冷峻犀利，既有尼采个性主义的超脱思想，又有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情怀，还有不畏权贵的“魏晋风骨”，他的辛辣讽刺艺术则直接师承和借鉴了《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他的《故事新编》就是以“古今杂糅”的方法，借古人与今人的相通之处来来达到一种现代性的嘲讽。郭沫若创作《女神》时火山喷发式的恣情率性、潇洒浪漫，与古代的屈原、李白难道没有精神气质上的吻合？林语堂的独抒性灵，周作人的冲淡平和，沈从文的关注自然，与道家思想中的个人本位、超脱物外有着天然的承继关系。王德威曾指出，“沈从文的家乡湘西既是蛮荒的乡村，又是风景如画充满浪漫气质的地方，尤其还是诞生了两部伟大的古典文学经典：屈原的《楚辞》和陶潜的《桃花源记》。因此，沈从文充分意识到，他正是在这种杰出的文学传统中写作”⑰。还有一代才女张爱玲的古文功底特别深厚，其小说创作深受《红楼梦》的影响，创造了一种“新旧交织”、“雅俗共赏”和“古今杂糅”独特文体。而且，仔细考察现代作家，古典文学修养深厚者非常之多，胡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等都擅长旧体诗写作。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等至今依然脍炙人口。郁达夫的旧体诗清新、流畅、意蕴深远，徐志摩与朋友写信惯用文言文，而且写得十分漂亮，凡此等等，不难发现“五四”新文学作家们有着十分浓厚的古典文学情结，承载着传统文化思想的古代文学，其当中的许多元素都成为了现代文学不可忽略的精神资源。

再次，就创作主体的精神气质来看，现代文坛的作家们整体上都具有一种“积极入世”的奋发心态，以及渴求“建功立业”的宏伟理想，与古代士大夫渴望参与社会的精神气质尤为相似。古代文学作品将士大夫精神的阐释可谓淋漓尽致，对后世的影响不容小觑，比如“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意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勇无畏，等等，这些积极入世的思想不可能不烛照现代作家的心灵。无论在民不聊生的晚清之际，还是在军阀混战的民国时代，现代知识分子面对衰朽凋蔽的祖国，往往“以事功为重，既渴望以启蒙唤醒民众，但更希望取得切实且巨大的事功”⑱，这种价值立场和人生追求体现了传统文人思想的延续，正如学者余英时指出的那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将民主、自由、进步等公共价值原则看成是个体事情，是源自中国古老而悠久的士人传统。”⑲的确，现代作家们面对颓败凋弊的社会，不是消极避世，而是主动参与时政，力求干预时弊，“我以我血荐轩辕”就是现代知识分子忠贞爱国、心怀天下的明证。无论是五四时期的第一代作家鲁迅、郭沫若、胡适、郁达夫、闻一多、茅盾等，还是第二代作家张天翼、丁玲、老舍、巴金、曹禺等，他们身上都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以及“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献身精神。这种责任意识和献身精神无疑会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创作，从而使得现代文学普遍呈现出一种情绪高亢的“焦虑感”和画面低沉的“灰色调”。

当然，“五四”新文学虽然有对民族国家、现实社会的强烈使命感、责任感的担当和颂扬，“但它毕竟过分看重文学的启蒙功能和审美意义，远离大众或者对大众真实的生活理想和情感立场隔膜，这在相当程度上也就剥夺了‘依然有闲’的中国人亲切有趣地阅读小说的基本权力以及新小说本身的市场号召力”⑳。正因如此，“五四新文学并没有能够沿着最初设计的现代性方向，真正进入世界话语的核心，缺少真正有力量的民族心灵史。”㉑不过，即便如此，热切关注国家命运和国人灵魂的现代作家们，为了缓解现代化转型的阵痛，他们努力地多方寻觅精神资源和创作资源，积极地参与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建设，这种精神是弥足可贵的。

总而言之，古代文学是一个丰富的艺术宝库，现代文学在面对古代文学资源时，既高呼“推翻重置”，却又恋恋不舍，正如王瑶先生所言：“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们既是现代新文学的开创者，同时又是传统文学历史的新的解释者，而且二者是互相联系和渗透的。”㉒当然，现代文学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古代文学资源，但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既向西方思潮开放，又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无论在文学观念、思想内涵，还是艺术形式上，依然显现出了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和现代性品格。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贵州凯里学院人文学院）

①李欧梵《李欧梵论中国现代文学》[M]，上海，三联书店，2009:19。

②梁启超《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72。

③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07。

④陈独秀《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

⑤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22。

⑥温儒敏《现代文学传统及当代阐释》[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2）：9。

⑦郝明工《试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本土传统》[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0（1）:103。

⑧朱德发《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沉思》[J]，《东岳论丛》，2010（1）:70。

⑨刘忠《20世纪中国文学主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

⑩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49。

⑪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