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知识青年困局与文学呈现

○周显波

回乡知识青年困局与文学呈现

○周显波

一

作为20世纪后半叶知青上山运动中的重要组成的回乡知识青年，是指家在农村，受过中小学教育，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参军或招工进入城市而“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青年。回乡知识青年与城镇知识青年一道汇入文革知青群体之中，其实二者在政策、待遇上有非常大的差异，特别是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偃旗息鼓前后。

“‘文革’前后曾在党报、团报上名列显著位置，在一代青年中成为典范的知青先进人物，其中大多数，就都是家在农村的‘回乡知青’。‘回乡知青’与‘知青’二者在宣传中并无区别，但在政策与待遇上，却有着严格不同。回乡知青基本上是被作为农民对待的，对知青的一切政策很少顾及到他们。很少有人想到过，其实正是他们，才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开路先锋，也是人数最巨、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批人”。①“1979年前后席卷全国的返城风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下乡知青集中安置地，首先是在沿边地区的国营农场；再一种是知青的原居城市，大批知青倒流回城后，自发集结起来向政府请愿，目的同样是返城”。②返城的知青主体是出身城镇的城市知青，曾经大张旗鼓被宣传的回乡知识青年被政策性地排除在外。二者在当时及随后的政策上被明显区别对待。尽管回乡知识青年也曾有对这种政策的不满，但他们入城的强烈渴望和对改善生活条件的争取最终几乎都于事无补。如1978年5月、1979年3月有关部门先后出台规定和举措，要求城镇限制对农村劳动力的招工，以及对来自农村的劳动力进行清退。正如城市知青带着优越感上山下乡那样，他们返城也因为城镇身份而优越——他们有城可返。城镇知青和农村出身知青因城乡分野而待遇、政策泾渭分明，形成明显的对照：一方是有城可返，一方是只能回乡。“至1980年底，有不到10%的知青还留在农村、农场或者是接待他们的地区”。③而占知青总数绝大部分的回乡知青不再此之列。“‘文革’十年中，下乡的城镇知青共有1 400万，回乡的知青则数倍于此”。④如此庞大的回乡知青成为被制度和政策刻意遗忘的一个群体，他们被人为区隔成在农村劳作的普通农民。

吊诡的是，几乎与之同时发生的知青文学也把回乡知识青年这一群体遗忘了。如果说在文革期间，回乡知青在文学创作的形象群落里尚有一席之地，那么在文革后的知青文学里，城市知青形象成为知青文学塑造的绝对主流。至今被读者熟悉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知青文学形象几乎都是出身城镇的知青形象。城镇知青在乡村的蹉跎岁月、返城列车的终点、在血色黄昏和青春无悔里书写属于他们的历史想象，塑造历史形象，建构历史身份，成为知青叙述中的历史主体形象。今日反观知青文学，从《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到近年的《知青》《牛鬼蛇神》《日夜书》，城镇出身的知青既是文学作品塑造的重点，也是重要的知青文学创作者，如张承志、梁晓声、张抗抗、王安忆、史铁生、韩少功、陆天明、叶辛、老鬼、马原、韩东……在知青文学创作队伍和知青文学塑造的知青形象里，占绝大多数的回乡知识青年的身影隐匿和消失了，伴随这一隐匿和消失的是历史性的遗忘和历史债务的堆积。无论在历史中还是历史书写里，返城的“胜利大逃亡”轮不到回乡知青，青春无悔的浪漫英雄和血色浪漫的悲情英雄也轮不到回乡知青来做，反思历史、清偿历史债务的主体也不是由他们来扮演，回乡知青只有在无尽的轮回岁月里默默无言……出身农村的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被“回乡安置”，在运动结束之后绝大多数成为普通农民。因为城与乡的巨大差别以及其他因素，这些躬耕于田亩之上的农民再也没有改变自己身份的可能。

此外，不容忽视的是，即使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在20世纪80年代里，虽然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终止，但农村仍然存在有大量的“回乡知青”现象。这些新时期的回乡知识青年在城镇受过中小学教育，但他们或因为升学失败，或因军队复员，或因为其他原因而回乡务农。这种现象在路遥的《人生》、莫言的《球状闪电》《欢乐》等作品中都有所反映和表现。也就是说，虽然上山下乡运动已结束多年，但既有的城乡政策、城乡分治格局并未有变更，在农村仍然有大量事实上的回乡知识青年群体存在。当城市千方百计谋求城市中小学毕业的待业青年就业，对他们给予关注和相应的政策性扶持等，那些农村出身的中小学毕业、无法继续升学的青年却只能回乡务农。所以，关注回乡知识青年这一现象时，不应仅关注数以万计的上山下乡运动前后的回乡知识青年，同时还应该关注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然因为政策原因继续发生的回乡知识青年现象。

综上，本文中的“回乡知识青年”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回乡知识青年，二是指新时期之初的回乡知识青年。他们出身农村、在城镇读过书、有一定现代文化知识，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进城并改变身份，只能回乡务农。

二

回乡知识青年如路遥、贾平凹、阎连科等，其文学创作以乡土农村题材为主，常被视为乡土文学的代表。但同为回乡知青的经历、近于乡土农民的本色以及个人命运遭际让他们笔下的农村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面貌，也让他们对回乡知青有所同情和关注，更让他们对于上山下乡的知青、对于文革，甚至对于新时期初的社会历史状况都有了别样的体验与认识。

毕飞宇的《平原》中，端方高中毕业回到王家庄，他在田垅侧旁感受到的是一种巨大的宿命感、绝望感以及无所不在、难以摆脱的压抑：

端方躺着,嘴里头吹着小调调，心底里却对背脊下的泥土突然产生一丝的恐惧。还有恨。泥土，它不是别的,说到底它就是泥土，没心没肺,把你的一生一世都摁在上头，直到你最后变成了一块泥土……

与其说是端方眼中的“泥土”带给他恐惧和恨，不如说是与泥土有关的农村文化、物质及现实才带给端方真正的压抑。因为贫瘠的乡土、欠缺现代化洗礼的农村已经难以留住乡土中知识青年的心，城市才是他摆脱农民身份的唯一希望和可能，于是端方才要千方百计地要通过参军等途径来实现自己的城市梦。而阻挡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是难以突破的层层制度性壁垒和人为设计。知识青年回乡这一现象背后折射的是城乡分治政策格局之下城乡巨大的物质、文化差距，这种差距是由体制造成的，而差距是呈体系型的，是从整体渗透进局部，从群体到个人的。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升学、就业方面的巨大压力，国家采取权宜之计，号召广大适龄知识青年下乡务农，家在农村的青年首当其冲。至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户口登记条例》后，城乡户籍制度随之建立，城乡间的差异被制度性地确立起来，自此，城与乡不仅意味着地理上的差别，更意味着一种身份差异，一种物质与精神双重特权上的差距。国家随后一系列的、意在减轻城镇就业压力的政策、规定出台之后，回乡知识青年成为一种制度性的产物被持续、有规模地生产，身份被严格甄别。与城市知青相比，他们在物质待遇等方面都要相差很多，几乎与普通农民无异。对绝大多数回乡知识青年而言，他们自农村进入城镇学习，又从城镇被抛回乡土，而抛回农村的直接现实就意味着要从事体力劳动、直接在土地上获得生产生活资料，而回乡知识青年大多已经荒废乡间的劳动技能，并且习惯了城镇生活、读书生活，加之大部分中国乡村仍然是以“土地上刨食”为主的近原始的劳作方式，所以，这突然的“抛回”带来的事实落差对回乡知识青年个人而言是巨大的。因此像端方这样的他们比土生土长于农村的普通农民更能直接感受到一种物质上的巨大不平等，也正因为这样，端方身下的泥土才愈加显出狰狞可怖。岂止端方一人，许多回乡知识青年叙事的文本中主人公都对脚下的农村热土展露了这种复杂的情感。

回乡知识青年现象并没有因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停止而结束，在农村改革进程开启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大量存在。也就是说，未得到及时反省和清理的、上山下乡时代的回乡知识青年来历史债务被新时期回乡知识青年“继承”下来。许多小说还重点书写了城镇与农村在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巨大鸿沟。因为物质差异的巨大，城市是现代文明的象征，是现代化建构的正面形象，而农村则成了有待“启蒙”、有待发展和改善的，是城市的界外、附属和飞地。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回乡知识青年和文革后的回乡知识青年二者眼中的乡村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乡村的物质困窘与文化落后。莫言的小说《欢乐》里，齐文栋五次参加高考，坐在复习班里从衣服到食物都感受到物质方面的窘迫。他到了爱慕对象“冬妮娅”的家里，“连领口都不敢解。那些热毁了的虱子在那儿等待着呢，一解领口，它们正好乘机爬出”。齐文栋与“冬妮娅”在屋中约会，窗外则是齐文栋母亲的乞讨声。造成贫富之间差距的很大原因是城与乡的差别，是有限的资源在分配上的不平等。

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不仅是物质方面的。由于回乡知识青年有了城镇生活的经历和现代知识的学习，这让他们被迫返回农村后更加大了他们对乡村文化落后的触目惊心，这种触目惊心让回乡知识青年难以再次融入乡村之中，难以重新真正回归他们曾经熟悉、现在已经全然陌生的乡村生活。同时，这些回乡知青身上的“城市气质”或“城镇气质”也让乡村共同体难以重新接纳他们。他们成了农村的边缘人，这种边缘不仅在于他们大多数人无法适应繁重的生产劳作，更在于文化方面的格格不入。

有意味的是，在城市知青叙事里，不乏最终融入农村、成为乡土劳作队伍一员，甚至被后者接纳的城镇知青形象（农民对他们更宽容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以回乡知青为主人公的小说中，知识青年回乡后却极少能重新开始真正的乡村生活，成为其中一份子。他们夹在了城与乡之间，成了城镇与乡村双重的界外人、边缘人——他们的生活环境是乡土的，气质、思想则是城镇化的；他们的心向往着城镇，人却束缚于农村；他们无法进入城镇，也不能真正回归农村——农村知识青年彷徨在城镇界外、农村边缘的一个无处皈依的、没有所属的模糊地带，这让历史和文学书写出现了盲点。《老井》中的赵巧英、《人生》的高加林、《球状闪电》的蝈蝈、《古炉》中的霸槽等都是无法融入农村的回乡知青形象。《人生》里，高加林刷牙成了当地的“风景”，从初中养成的看报纸习惯在农村生活“发生了混乱”并难以为继。而用现代科学知识来整治脏了的水井的“卫生革命”，以几乎和全体村人为敌而告终。农村中的高加林时时处处感到苦闷，这种苦闷显然被文化上的鸿沟而呈几何级数般的放大。也就是说，回乡知识青年的城镇生活、现代文化知识和想象让那种苦闷无限的放大，却没有一个中介，也没有一套知识话语、政策话语、身份来化解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城乡差别。

物质与文化方面的双重不平等让“农村”、“农民”称谓具有了一种歧视色彩。无论是《欢乐》里村人口中的“庄户孙”，还是《人生》中高加林耿耿于怀、自卑无比的“乡巴佬”，掌控在这些贬抑性称谓背后的是一种认识装置，这种装置和制度是无法分割的，当我们仅仅关注城乡差别的时候，如果忽视了背后的制度，这无疑是一种认识上的“颠倒”。《欢乐》的结尾齐文栋喝农药自杀，他感到：“离开苍老疲惫的家门，像逃跑出一个恐怖的梦境。”令家园“苍老疲惫”和“恐怖”的真正原因正是城与乡物质上的巨大鸿沟，以致于小说中齐文栋的哥哥有这样的话：“管它中专、大专，考中了就跳出了这个死庄户地，到城镇里去掏大粪也比下庄户地光彩。庄户孙，庄户孙，不知是哪个皇帝爷封的。”随后，他在无意中揭示了农民沦为“庄户孙”原因：“你们想想，哪还有庄户的人好？种一亩地要交五十元提留。修路要庄户人出钱，省里盖体育馆要庄户人出钱，县里盖火车站要庄户人出现，乡里办学校要庄户人出钱，村里干部喝酒也要庄户人出钱……”十七年以来向工业发展倾斜的政策，“把农业仅仅视为其剩余产品支援工业部分扩张的一个被动的、消极的支援部门”。⑤制度上的重工轻农，政策上的对城市投入的偏重，福利配额上的对城市的加大与对农村的变相剥夺，让本来就存在的城乡差距拉大，而且这一拉大变成制度性、常规性、整体性。《欢乐》里导致齐文栋及其所在农村无处欢乐的原因正是这种变相盘剥，在这种制度性的盘剥下，庄户人沦为“庄户孙”。城市的活力、相对的富裕、体制带来的福利、它的整洁与文明正是建立在对农村的变相剥夺上面的，当青年人想要改善自己的处境时，却又因为这种制度的横亘变得难上加难。这一点在齐文栋的遭遇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当城市知青返城后讲述、书写乡村经历、知青生活之时，他们所叙述的乡村形象或质朴原始，或愚顽落后，或杂色互现。而回乡知识青年叙事作品却更多的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这种因为城乡分治制度及政策带来的撕裂，设身处地地书写城乡困局及困局下乡村知识青年的刻骨难愈的无奈、悲愁和疼痛。

三

如果说仅仅从小说中回乡知识青年身上解读出城乡差距及制度性“原罪”的话，是对这一类型人物形象丰富意义的遮蔽。回乡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境遇里，基层权力的运作以及权力对资源的配置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青年脱离农村主要依靠三种途径：升学、招工、参军。

阎连科的长篇小说《情感狱》不仅直接牵涉了回乡知识青年升学、招工、参军所遭遇的种种不公和扭曲，也书写了乡村共同体内部权力格局与底层民众在权力重压下的无助和苦难，还书写了乡村共同体出于生存的考量对权力膜拜下的深深无奈。《情感狱》发生的时间是从文革期间到文革刚结束的新时期初。由于瑶沟在乡镇村等权力上层“没有人”，“没有县长，连个党员都没出”，所以吃尽苦头。就他们的遭遇来说，因为权力的“灵活性”掌控和分配，使本来就已经很有限的资源变得遥不可及。所以权力上层“没有人”就意味着权力在分配有限资源时分配的不公平，因此对权力的角逐、权力的腐败就发生了。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职业身份和户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农民不但意味着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地理位置的标识，更是和福利待遇等紧密挂钩。军人、工人与农民也意味着城镇、乡村的差异，标志着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区别。农村青年通过参军和招工能够有可能变农村户口为城镇户口，能够从农村人变成城镇人。而参军和招工对农村来说却总与基层权力及权力对资源的支配有关，在资源紧张、权力缺乏监管、制度缺失等因素的影响下，参军、招工等指标变成稀缺资源，腐败现象就此滋生。权力寻租、权力经营让乡村共同体摇摇欲坠，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表面上是农事生存的艰辛，本质上却是权力体制造成的不公。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情感狱》中的瑶沟全体村民发誓尽全力也一定要在上层权力阶层中插进来自瑶沟的人。主人公回乡知青连科面对的问题不仅是进城做城里人的问题，不仅是改善自己身份与地位的问题，而且担负着其所在瑶沟的所有人的期望：进入基层权力的上层。连科这一形象在当代文学史中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他的直接目的是要进城做城市人，而且是要进入基层行政单位的权力之中；他不仅是作为个人而奋斗，而是为了所在生产队的利益而行动；他陷入的不仅是个人对权力的争夺，而且是代表一个集体对上层权力的争取。连科与瑶沟人所面对的，是来自于村、乡、县权力层对资源的分配不公，于是，瑶沟人和连科一起投入进对权力的献媚和投合里。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经历了乡村权力结构所带来的荒诞与残酷的黑色幽默。当连科在面对垂涎已久的大队秘书岗位被他人顶替、与村长女儿订婚不成、招工无望等不公时，生成了深深的无助和怨恨，显然，这种无助和怨恨是来自于缺乏监管、制约、民主程序的权力结构本身的。所以连队长都喊出下面的话：“你们他妈的是刻薄庄稼人。”巴林顿·摩尔认为，在中国农村，“民生”而非“民主”是历代政治价值中枢，“中国农民很难发展出一种政治民主的平等理论，因为中国不存在自己的民主传统”。⑥《情感狱》集中书写了农村令人惊异的“民生”状况：为了生存，为了尽可能获得资源，所有的人都投身于迎合权力魔杖的行动之中。在这种权力竞争中，可以倾全村之力，可以不顾子女，不顾亲情、不顾尊严、不顾爱情、不顾友谊、不顾道德……《情感狱》通过连科的遭遇，征兆了这样的社会问题：维系乡村共同体的传统已经摧毁，革命信仰又因为种种原因被抽掉了内核变成空集，二者双重缺席，但新的价值体系又远未建成，瑶沟面对的正是基层乡土单位遭遇的“革命第二天”的真空状态，于是，在这种真空状态之下，人人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这让本来相对平静的乡村变成了权力的争夺赛场和野蛮的丛林。

《人生》的开篇是高加林的公社小学民办教师岗位被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故事由此拉开大幕。民办教师身份曾让高考失利的高加林能够“既不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有时间继续学习，对他喜爱的文科深入钻研。他最近在地区报上已经发表过两三篇诗歌和散文，全是这段时间苦熬的结果”。因此他有希望和可能在农村继续发挥自己的才华。对此，叙述者是这样讲的：“几年以后，通过考试，他或许会转为正式的国家教师。到那时，他再努力，争取做他认为更好的工作。”但基层权力的滥用、失范已使高加林设计和憧憬的人生路径彻底无望。文革后期，农村基层的权力即已开始膨胀，面对权力可控之下的有限资源，执掌权力者进行着权力与资源的交换。当村长、村支书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在村里的政治社会地位高于一般农民；二是能交结乡镇官员，替子女安排工作；三是陪来村检查工作的乡镇干部吃喝;四是在分宅基地承包地时，为自己与亲友谋一点好处，在计划生育上也是如此；五是在经济上搞点搭车收费，在承办公共工程如修路打井修建小学时收受一定的回扣。”⑦所以徘徊于城乡之间的高加林的悲剧，本质上是由于城乡制度性差异，但他遭遇更直接的却是基层权力的滥用、缺乏监管与资源攫取的肆无忌惮。正是这种权力实实在在的霸道，直接造成了诸多资源分配的不公并导致回乡青年个人的人生、家庭、爱情悲剧。

从这些小说中可以看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因农村的基层权力滥用和失范，权力的小范围寻租已经开始半公开化，有权者和无权的平民贫富差距拉大，而基层民主制度和底层民众的民主观念又明显缺席。基层权力的滥用和失范在以回乡知识青年为主人公的小说中都得到深刻的书写。本来城乡的分治政策已让人才的流动可能性在城乡之间降低，基层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实施效果更让这种流动在农村内部变得几乎停滞。此外，这种基层权力的滥用也使原来已受到冲击的乡村共同体变得愈加脆弱。这些基层权力的突出问题让已然精神上难以返乡的回乡知识青年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回归。试想，一心上城的高加林回乡后在小学民办教师岗位做了三年，如果没有因为村支书对权力的滥用，高加林在这个能够人尽其才的岗位上不会有大的情绪波澜和思想震动的，他会以自己的知识反哺故乡的。在彻底剥夺了在农村使用知识来谋生的可能后，高加林被迫从事他不擅长的、务农工作时，那种绝望与分裂感，那种由身份期待和想象构成的优越与繁重的劳动和贫瘠的土地相冲撞才变得如此沉重。

正如前文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回乡知青小说中，回乡知青们最直接面对的不公还不是城乡分治制度和政策，也不完全是城市及现代化对他们的偏见和贬抑，他们直接感受到的是农村的物质贫困与文化滞后，他们受到最大的冲击的是基层权力的滥用和失范，这种状况使本来城乡分治下有限的资源变得更加稀缺，使农村本来已经缺乏活力的人才流动可能变得雪上加霜。在20世纪80年代初后革命的社会氛围里，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变得犹疑和模糊。在刚刚开始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劳动形式里，梁生宝、邢燕子们已变得不合时宜，扎根农村返乡搞生产这一意识形态已经被祛魅，走下圣殿。在追求现代化的潮流中，个人的人生路径选择变得合法。这种状况之下，城镇的青年在升学、参军、招工之外还有其他路径可以选择，但农村的青年，特别是回乡知识青年，除了面对城乡分治下的不公外，回乡后还要面对基层权力的不公，这种权力制度和权力生态在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农村新生产形式中没有及时跟进、有效转型，农村基层权力制度既缺乏现代治理术和应有规范，也缺乏监管和基层民主制度维护，日益丧失活力，成为一种对农村发展的阻碍，特别是构成人才流通的阻碍。这种情况成为回乡知识青年渴望离乡的直接原因。

四

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向科学进军”为时代最有力的口号，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塑造的知识分子陈景润等形象深入人心，整个社会开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人才。在此背景之下，通过高考来追求知识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专业知识分子身份受到青睐。但当时高校招生数额少，考生数量庞大，特别是刚刚恢复高考的几年。通过考试的筛选，特别是进入高等学校后，农村出身的人就有作为干部身份留在城镇而不再回乡土务工、生活的可能。

能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实现知识梦的人毕竟是少数，高考落榜者在城镇、农村数量都很大。高考落榜者构成了当时待业青年的很大部分。其中，城镇待业青年现象一度备受政府关注，政府各级组织和部门都纷纷想出办法措施来安置城镇待业青年的就业。但是高考落榜生中的农村青年却遭遇了20世纪50年代就遭遇的相似情形：无法升学的农村学生只能回到所在农村务农，于是，回乡知识青年就从20世纪50年代“走”到了20世纪80年代——回乡务农仍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许多小说都书写了因高考落榜而回乡的知识青年们。高加林、蝈蝈、齐文栋、连科等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或者多次参加高考失败，或者有志于高考但因故未能参加。时间推移，随着基础教育的逐渐普及，农村中小学毕业生也不再稀有，同时，来自乡村的农民子弟在升学、参军、招工之外还有其他的道路可能通往城市，回乡知识青年这一社会现象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梁鸿认为：“中国乡村一直以来是被压抑和被遮蔽的存在，虽然不断有相关政策扶持鼓励，但乡村的地位还是较少被改变。乡村的疼痛和存在状态是千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疼痛和存在状态，需要很多层面的叙述，需要反复进入，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和共同关注。”⑧文学是体恤弱者的艺术，面对如此庞大的回乡现象，面对新时期里产生的不公，小说家作为记录者把这些弱者连同他们的遭际书写并保存下来，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困惑与疑问。刘震云《塔铺》中的“我”部队复员回村，“用爹的话讲，在外四年，白混了：既没入党，也没提干，除了腮帮上钻出些密麻的胡子，和走时没啥两样”。“我”所在的高考复习班，很多人来自农村，为了自己的高考胜利，复习班成了一个小型的、野兽出没的丛林——“离高考进了，同学们都变得自私起来，找到资料的，对没找到的保密，唯恐在高考中，多一个竞争对手。我们宿舍，就‘磨桌’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本卷毛发黄的‘世界地理’，但他矢口否认，一个人藏到学校土岗后乱背，就像当初偷偷烧蝉吃一样”。父亲在为我费尽周折找到《世界地理》后，我和李爱莲也把它偷偷藏起来看。复习班这个曾经亲密的、脆弱的小共同体就迅速解体了，解体的原因表面来自于高考竞争，实质则在于城乡格局之下生存竞争方式的单一和竞争本身的残酷。此外，《塔铺》和《新兵连》等作品一道，表征了农村回乡知识青年遭遇的主体性的危机。

上山下乡时期的回乡知识青年，尚未遭遇整体的、主体性的精神危机，因为“中国共产革命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想把人生的意义感、身心的充实感完全转到对革命本身的参与、投入”。⑨回乡知识青年整体也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一员尚能参与充满理想主义的运动之中。但《情感狱》的连科，《古炉》的霸槽、《平原》的端方等都已经在文革之中的激进主义氛围内“暗度陈仓”，其个人野心、个人生活的追求、对城镇身份的渴望已经“压倒”了革命冲动，或者说夹杂在这种革命冲动之中的更多是一种对个人欲望和利益的追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的回乡知识青年叙事里，无论是路遥笔下的高加林，莫言小说中的蝈蝈、齐文栋，还是刘震云笔下的高考复习班和新兵连，出自农村的主人公们都已经耗尽了理想主义的热情和乌托邦冲动，“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个人主义成为他们的信条，他们由此逐步变成了彻底利己的生存主义者。我们在这些不同时期诞生的文本中读出了惊人的一致性：乡土共同体濒临解体，权力对资源的分配形成关系链条滋生腐败，家庭内部欠缺交流甚至充满敌意，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至上，情爱变成利益交换的手段以及爱情婚姻以利益交换为基础，城镇与农村文化和经济差距明显加大，农村内部阶层趋于分化……城镇知青叙事中于不同阶段表现出来的那种理想主义或反思意识并没有在农村知识青年身上表现出来，而几乎同时的《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等小说塑造的城市个性的迷惘青年形象，也与和他们同龄的高加林们气质相异。拉开历史距离看来，作为一个群体，农村知识青年形象才是真正经历悲剧的一群人，他们很早就感受到理想主义和现代化背后压抑的对农村的剥夺和忽视，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在这些农村知识青年形象的身上，我们也能够读解出一种他们在强烈的上城欲望背后的改善生活条件的诉求，还有伴随着这种诉求而来的对制度不公的不满、理想信念的丧失，以及在这背后对丛林法则的认同。在高加林、齐文栋、连科身上遭遇了一种主体危机：他们的入城改善个人生活的愿望，与20世纪80年代改善个人生活条件的政策、制度提倡合拍，为了在这种合拍之下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

也就是说，一方面回乡知识青年的安置被忽视了，另一方面新意识形态下又提倡个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回乡知识青年在没有更多选择，只能回乡的形势下，他们徘徊在城与乡之间，自然地生成一种个人主义立场和利己精神，这让他们在城与乡狭窄通路里、在权力失范的农村环境里自然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彻底服从，因此他们有变成生存主义机器或野兽的危险。这一点在高加林、蝈蝈、连科身上都能窥出端倪。试想，即使他们历尽艰辛最终能够成功进城，如愿成为城镇人，他们的这种个人主义和利己精神主导的行为能否为农村带来变革？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十七年以来建构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乡土传统在遭遇“革命的第二天”、遭遇现实之时已经黯然失色。个人主义立场和对丛林法则的顺从在城乡分治、城乡“一国两制”格局与农村权力结构里被极度放大，变成冷酷的主人指令，指引并内化到回乡知识青年的思想意识里。在20世纪80年代轰轰烈烈的新启蒙精神之下，这股来自乡土的思想倾向与情绪化作暗流，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新写实小说产生呼应和联系。乡村的生存主义与城市的生存哲学遭遇，高加林、连科们和《一地鸡毛》的小林、《风景》中的七哥相逢，汇成了20世纪80年代轰轰烈烈新启蒙叙事遮蔽下的一股暗潮，与20世纪90年代的“告别革命”、“躲避崇高”遥相呼应或为之树幡招魂。

作为现代化象征和产物的城市，不仅是回乡知识青年的向往所在，也成为农村发展路径的方向。高加林们立志要摆脱农村，农村在20世纪90年代后却逐渐被掏空。从《人生》到《秦腔》，《情感狱》到《炸裂志》，《欢乐》到《蛙》，一代代从农村走出的、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对农村的建设并没有走出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路径，农村在经历城市化中却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农村老龄化、农村耕地的侵占、生态恶化……一方面青年大量涌入城市让许多农村正丧失活力，另一方面，大多数农村青年在城市里是作为农民工进入城市，在农民工与城市之间仍然存在着诸多需要进一步克服的问题。

结语

麦克尔·查普曼认为：“讲故事是要在社会中努力地赢得、重新组织、甚至创造一种自我的感受……‘故事’不仅在国家或社会的身份确定中是重要的，在文学史中阐释文化方面也同样重要。”⑩城镇知识青年主导着对于“知青”叙事的书写，回乡知识青年这一数量远大于城市知识青年的群体在“知青”历史叙事中微乎其微，几乎没有他们的位置、声音和图像。数量不多的、连接上山下乡运动和新时期初的回乡知识青年叙事，正是从个人在历史转折中的经验出发，截取、摄录了城乡分治背景之下，乡村政治、权力格局未变的农村历史图景，同时，表达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对乡村、现代对传统的魅惑，国家和社会对现代化的憧憬与膜拜。此外，这些文本还通过对农村的书写，通过个人在农村的遭际讲述了农村转型的艰难，揭示了农村权力生态和农民群体物质、文化精神双重苦难的真相。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①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

②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765。

③④［法］潘鸣啸《失落的一代》[M]，欧阳因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190，2009.786-787。

⑤李卫武《中国：跋涉世纪的大峡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230。

⑥［美］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拓夫、张东东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409。

⑦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561。

⑧梁鸿、舒晋瑜《乡村的疼痛》[J]，文学自由谈，2011，(2)。

⑨贺照田《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成因》[J]，开放时代，2010，（7）。

⑩麦克尔·查普曼《身份问题：南非、讲述故事与文学史[J]，新文学史，王宁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85。

2013年度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莫言与新时期文学创新经验研究（13WYA002）”和201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