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消费时代电视剧艺术批评的价值坚守

○李茂华

论消费时代电视剧艺术批评的价值坚守

○李茂华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世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资本的跨国流动带来全球消费市场的形成，消费主义在全球兴起。消费主义与文化联姻，催生了文化市场，也生产了文化消费的主体、客体与中介。文艺作品不再仅是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物品，而更被打上消费者“物质欲望”的标签，成为人们休闲、提高身份、获取物质享受的符号。文艺作品的生产与消费日益指向“物欲”的满足，人（包括文艺作品的生产者、批评者与欣赏者）在这场消费狂潮中逐渐忘却或者说忽略了一些本该坚持的东西，出现异化。

在电视剧领域，随着国家政策的松动，电视剧制作主体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民营资本与国外资本对电视剧领域的介入，使得电视剧创作更加趋于商品化，利润的攫取成为电视剧制作首要目标。电视剧内容同质化、平面化、低俗化现象突出，深沉的历史言说与对人的命运的终极思考让位于消费主义带来的娱乐狂潮，具有较高文化品格的电视剧在商品化的电视剧生产中艰难求存。在电视剧批评领域，随着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引进以及中国电视剧产业化发展的进程，新时期的电视剧批评主体呈现为以西方话语为主导的电视剧文本批评、审美批评、文化批评与产业批评为主的形态，电视剧民族批评与本土批评较弱。电视剧的“社会功能”批评碎片化地散落于众多批评话语中，难以形成强势力量，无法撼动电视剧实践向攫取利润的方向进军。在消费时代，重塑电视剧批评话语生态，促进电视剧艺术生产与电视剧批评良性互动，推动中国电视剧产业良性健康有序发展显得尤为必要。

一、消费时代电视剧批评话语主体

在消费时代，随着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涌入与新媒体的强势崛起，电视剧批评话语与批评平台增多，专业批评与非专业批评并存。从批评主体来看，以学院派和各理论期刊为代表的专业批评倾向以西方学术资源为批评的主要话语来源，出现以电视剧文本批评、文化批评、审美批评与产业批评为主的转向，电视剧本体批评、史学批评、民族批评与本土批评虽有但较弱。一些批评缺乏深度的理性思考，明显为“捧评”，掉了学术的身价。以网络平台为代表的非专业批评众说纷纭，没有一定的标准，或者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或者是一时感想的抒发，少有独立清醒的批评意识，不构成批评的主体。由此，消费时代的电视剧批评话语主体呈现为以下四重架构：

（一）电视剧文本批评

文本批评是西方20世纪形式主义批评的整合，包括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学派、法国结构主义批评以及兴盛于美国的解构主义批评。这种批评方法主张将研究视角由作家转向文本，强调对文本的细致解读，对艺术形式与技巧的分析把握。将文本批评引入电视剧研究，带给电视剧研究领域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文本批评”将电视剧“本身”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合法性存在、一个独立自足的“意义系统”、一个具备可解释性的独立文本，它以结构主义为视角，对电视剧各类表意系统进行批评，进而探寻文本背后更深层次的意义。以此种方法论，电视剧研究范围广泛触及电视剧文本解读、类型电视剧研究、电视剧叙事、电视剧人物形象、电视剧视听语言、电视剧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沿着文本分析的路径，又诞生符号学分析、叙事学分析、意识形态分析、女性主义分析等等研究方法。其中，符号学分析主要关注电视剧的视听符号元素、符号修辞、类型电视剧的符号运用等等；叙事学分析聚焦于电视剧文本的叙事层面，对其视像叙事、音乐叙事、叙事话语、叙事传播等等现象进行全面观照；意识形态分析关注电视剧文本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性。女性主义分析通过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细读，对女性在社会语境中的身份、地位、权力等问题进行探讨。

（二）电视剧文化批评

文化批评试图在文本之外重建文学与社会的联系，它们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后工业时代各个角落，对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文化现象提出质疑与批判，主要代表有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等。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思想著称，其批判锋芒直指当代大众文化对人性的桎梏以及文化工业及其所蕴涵的意识形态对文化个性的遮蔽与超越。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致力于技术、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研究、创制了民族志研究和受众研究方法。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文化研究开拓了电视剧批评研究的视野，将整个电视剧批评视域由对构成电视剧的诸元素解读带入更宏阔的社会背景中，对电视剧与隐藏的意识形态、权力、性别等关系进行分析，如张兵娟的《电视剧叙事：传播与性别》、云国强《知识、道义与政治释放电视剧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锋芒》、郝建《中国电视剧：文化研究与类型研究》等。同时，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代表人物莫利提出的受众研究方法，也引起了中国电视受众研究热潮，在电视剧批评领域，有陈立强《电视剧理论与编剧技法》中的“电视剧受众分析”、陈旭光《影像当代中国艺术批评与文化研究》中的“当下电视剧受众心理分析”等。另外，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等也引起了全球化时代中电视剧如何“走出去”以及如何抵抗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研究热潮，如张涛甫《纪实与虚构中国当代社会转型语境下的电视剧生产》等。

（三）电视剧审美批评

全球化时代带来的西方文艺美学思潮的大量涌入，打破了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理论一枝独秀的局面。在电视剧研究领域，传统美学理论指导下的电视剧美学批评与西方美学理论指导下的电视剧美学批评二者共存共荣。传统美学视角如杨静《中国电视剧与民族叙事审美文化传统》着重对中国电视剧所承继的民族叙事审美文化传统进行了历史和现实的观照，分析了中国叙事审美传统在中国电视剧中存在的形态和文化意义。而西方文论的叙事美学、审美文化研究、接受美学与生态美学批评也形成新的批评话语热点，如曾庆瑞在《中国电视剧艺术学研究方法论纲》中提出“重视接受美学方法对电视剧艺术研究的新影响”、戴清《电视剧审美文化研究》自觉用西方审美文化理论研究中国电视剧审美现象等。从研究视角来看，此时期电视剧美学批评仍然集中在电视剧视听语言、电视剧叙事美学、电视剧审美文化、电视剧的美学价值与美学精神、电视剧美学品格、电视剧艺术风格、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与电视剧创作、电视剧美学批评标准、电视剧接受美学与生态美学等等诸多方面。同时，电视剧美学批评对中国社会转型期所具有的特殊形态进行了思考，对传统美学的现代化转型与西方美学思想的中国化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如戴清《会通、超越与折衷——电视剧论的审美理想初探》立足电视剧审美理想的一般属性，对“宏大”、“崇高”、“中和”、“传奇”、“典型”等范型模式进行了评析，认为电视剧论的审美理想建立在时代性与民族性的传承与会通的基础上。

（四）电视剧产业批评

文化产业的出现是消费时代的典型特征。1948年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文化的商品化与标准化，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随着全球消费主义的流行，文化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中国电视在市场化进程中，也不断地推动电视产业的发展，电视产业批评与建构也相应起步。在电视剧产业批评领域，出现了电视剧市场运作与发展趋势研究，如张婷《中国电视剧的市场运作及产业化趋势》；电视剧产业制作与管理研究，如朱春阳《电视剧产制模式与国际竞争力关系的比较研究》；电视剧产业策略研究，如陈阳《全球化视角与国内电视剧生产体制和机制问题》；电视剧产业发展史研究，如储金琦《中国电视剧产业史》等等。此外，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课题组编的《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张海潮，张华的《剧领天下中外电视剧产业发展报告》、李京盛的《中国电视剧年度发展报告2005-2006》等一系列电视剧产业发展报告较全面地对电视剧产业发展作了理论总结与深度解剖。产业发展是消费时代的新现象，其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仍有诸多领域等待探讨。

在以文本批评、文化批评、审美批评与产业批评为主的电视剧批评话语喧嚣中，也有部分学者意识到了全球化时代电视剧本土批评、民族批评的重要性，如杨静对中国叙事审美传统在中国电视剧中存在的形态和文化意义的研究。白小易对大陆文化对海外通俗电视剧的本土化改造进行的研究等等。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电视剧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非常缺乏。在电视剧的文化品格方面，有学者对消费时代电视剧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日益消解的现象提出质疑，如2000年曾庆瑞在电视剧领域掀起的关于电视剧文化品格的大讨论，但像这样清醒的批判在消费文化的大力进攻下很快销声匿迹。将电视剧诸多批评话语进行审视，无疑可以发现，西方理论资源占据了整个电视剧批评领域的重要空间，本土批评和民族批评趋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批评较弱。在诸多批评平台上，也出现了为即将面世的电视剧提前预热、歌功叫好的现象，或是在电视剧播出后，不顾批评的原则一味捧场的现象，失去了批评者的道德操守。

二、消费时代电视剧批评话语的价值坚守

探究消费时代电视剧批评出现乱象的原因，不外于商品交换原则占据了文化生产的首要地位，文艺作品的评价角度悄然异化，崇高、道德、美、和谐等等通通被附予消费意义，理性、权威、美、真理统统让位于实用主义。在这个充满解构的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精神与实践路径被经济与商业逻辑裹挟，其批评阵地出现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抛弃了本应坚守的独立精神与文化立场，或为钱、权说话，或与市场积极对接捞取利润，失去了批判的本意。一部分知识分子躲进学术的象牙塔，娴熟运用各种理论资源对文化各层面进行研究与批判，却与市场格格不入，久而久之，形成批评与市场各说各话的局面。少有的知识精英对大众文化抱有清醒的意识，这种清醒的意识难以抵挡消费文化的强力进攻。“电视剧批评应该如何应对消费主义的挑战，在消费时代如何重塑电视剧艺术批评的精神”这个命题在当前的电视剧批评领域成为一个缺失的命题。笔者认为，当前的电视剧批评应当作到如下坚守：

（一）坚守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

知识分子在文明的进程中日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令人仰慕的精神，至今仍散发着光辉。余英时曾评论说：“今天西方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①他还认为，西方知识分子的这种性格与中国的“士”极为相似，中国知识分子入世而重精神修养是一个极显著的文化特色，“士志于道”规定了中国知识分子是社会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在‘礼坏乐崩’之余，人间性格的‘道’是以重建政治社会秩序为其最主要的任务”。②

在余英时的研究当中，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是一种理性的批判精神，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正常伦理秩序的精神，代表着社会的良知。在中国传统中，“士志于道”“饿死不食周粟”“先天下之忧而忧”“不为五斗米折腰”“精忠报国”等等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当代消费主义盛行，一切精神产品均被贴上“物欲”的标签，形而上的精神价值失去了原有的存在意义，成为消费市场上待价而沽的商品，这本身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异化而非本质。“物化”的发展带来国民心理的扭曲与异化，在这种特殊时期，知识分子们应该保持清醒而不是同流合污，应坚守知识分子传统的“良知”精神，对“异化”提出质疑并疾呼，同时寻求消费时代文化产品科学理性合理的发展之路。电视剧批评者应在面对众多良莠不齐的电视剧作品时，以正确的历史标准与时代标准评判电视剧，将好的电视剧作品推介给广大受众，引导电视剧产业健康合理有序发展。

（二）坚守艺术价值评价标准的时代性特征

文艺批评具有时代性。不同历史时期或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其批评观念和批评标准必有所不同。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重建西周时期的“礼乐”传统是他毕生的奋斗目标，因此在他的文艺观念中，艺术的社会功能是极重要的评价标准，并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唐时期，韩愈针对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内容多空洞无物、华而不实的文风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至晚唐五代时期，骈文再度盛行，欧阳修等人又高举崇儒尊韩的旗帜，将“明道”与“致用”结合，奠定了传统散文新的风神格调，其革新成果泽及元明清各代。近代时期，中华民族陷于危难之中，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不仅在政治上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文艺上也试图通过内容与形式的革新，以唤起民众，振奋民族爱国精神。1942年，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和言论，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革命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明确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并号召文学艺术家“到群众中去”，推动了战争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转型加剧带来思想观念的剧烈冲突，传统价值受到挑战，多元价值观兴起；经济的腾飞使得中国出现了一批富有阶层，普通民众的生活条件也大大改善，消费主义在全球的侵蚀适时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一切被贴上“物质欲望”的标签，精神让位于物质享受，人出现了异化。在这样一个“消费至上”的时代，电视剧批评者特别要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既要认清现时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要关注中国电视剧后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引导并推动中国电视剧艺术向符合时代要求，符合国家、民族及全体人民利益的方向发展。

（三）坚守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与现代精神的结合

中华文明在五六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孕育出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文艺美学思想，在世界美学之林中独树丰采。与西方认识论美学不同，中华传统美学思想是为人生的美学，其思想旨归在人的生存意义、人格的价值、人生境界的追求。儒家的“美”是一种德性之美、人格之美，讲究艺术要符合伦理道德的要求，要合“礼”；道家追求超越功利、生死，摆脱一切羁绊，使心灵得到升华，达到与“天地合一”的至高审美境界。中华传统美学“天人合一”“美善合一”“美与伦理学合一”的理念不仅影响了中国艺术的生成与发展，而且也长期影响和熏陶着我国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传统，成为国民审美心理投射的一部分。中国现代美学要注重从中华传统美学中找养料，要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与现时代精神结合，创造适合中国生长的新的现代美学精神。离开了传统美学的滋养，中国现代艺术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会失去中国的特色，最终将失去中国人民的心理认同，也将失去世界人民对中国艺术的认同。在消费时代，西方文艺理论纷纷被引介入中国，拓开了中国文艺批评的眼界，给了中国广大文艺批评者更多的理论话语资源。但有些批评者片面以西方文艺理论裁剪中国文艺现象，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我们的电视剧批评要注意建立在中国传统美学基础上，对西方理论进行借鉴与创新，使之在中国土壤上找到自己的生长点，要创建中国自己的现代美学体系，提升民族批评与本土批评的比重，以在新的时代推动中国电视剧艺术的新发展。

（四）坚持以电视剧价值评价体系为评价准则

尽管电视剧批评对电视剧创作具有导向作用和规范作用，但单靠批评来扭转消费时代所出现的电视剧创作同质化、平面化、低俗化、快餐化等等问题还是不行的，我们还必须创立一套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电视剧价值评价体系，以之作为评价电视剧艺术优劣的标准，引导并约束电视剧创作向健康良性化方向发展。这项工作需要国家电视剧管理部门、广大电视剧理论工作者、电视剧创制者及广大电视剧受众共同参与制定。电视剧价值评价体系与电视剧批评标准并非同一事物。电视剧艺术价值的批评标准可以多样，如真善美的标准、历史的和美学的标准等等，但电视剧价值评价体系是一套科学的量化了的评价准则，它建立在电视剧艺术价值批评标准的基础之上，同时又有自己独立的评价体系，有细化的评分标准与权重，用以对电视剧进行考核。

电视剧价值评价体系的制定要考虑消费时代的本质特征。消费时代的本质是商品价值规律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对各种形态的产品施加无形的获取“利润”的影响。这一影响体现为在对电视剧进行价值评价时，出现电视剧制作成本与发行成本对电视剧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冲击与干扰。在当下对电视剧艺术价值进行评价，我们必须要正视当前商品社会时期电视剧作为“文化产品”的特征，要将消费时代商品获取利润与电视剧作为精神产品应该具有的艺术价值二者有效结合起来去加以认识，由此构建消费时代电视剧艺术价值评价体系。任何单纯地针对电视剧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内审式封闭评价，以及单纯以收视率为导向的商品式评价，显然都违背了这个时代中国电视剧的评价准则，无法有效地将电视剧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统一起来，也无法将电视剧制作者、消费者和管理者三者的认识有效地统一起来。由此，笔者认为，对当前消费时代的电视剧批评当从如下方面思考：

第一、认识电视剧的整体价值。电视剧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在现时代，它即包括精神教化方面的社会价值，也包括文化艺术作品必备的美学价值和作为商品所具有的经济价值，这三种价值的整合就是电视剧的整体价值。社会价值的核心在于电视剧在弘扬时代核心价值观（当前就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和谐社会、振兴中华民族上所起的重要作用。美学价值的核心在于符合中华美学精神，引领广大受众正确的审美观念。经济价值在于创造利润，实现制作与发行成本的回收与价值增殖。在这三种价值当中，任何只关注某一种价值的开发而忽略其余的作法都将导致电视剧整体价值的失衡，从而使电视剧社会价值或经济价值的实现出现偏向。

第二、把握电视剧批评的时代导向。电视剧批评具有时代性。在当前，要认识到电视剧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一部分，是为人民的艺术，是中华民族的艺术，摒弃单纯以国外理论套用中国电视剧现象的生硬批评模式，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文艺价值观并使之中国化，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使之现代化，在古今中外文艺理论中吸收营养、提高理论水平，以切合当前中国时代特征的批评理论进行电视剧批评。

第三、正视电视剧的经济收益。电视剧作为消费时代的商品，定当有相应的经济收益。电视剧产业的健康发展，也定当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电视剧批评者既要有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批判电视剧创制唯经济利益至上的错误做法，也不应当对电视剧应该获取的利润嗤之以鼻。而是应该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敏锐性与智慧，研究电视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办法与途径。

第四、实现电视剧评价标准的细化。当前中国的电视剧实现飞速发展，类型不断增多、数量不断增长，单纯地以一种评价标准来应对所有的电视剧类型已不太合宜，应该构建一套合理的电视剧评价标准，不仅有对所有电视剧都适用的评价项，如弘扬核心价值、传递正能量等，同时有对不同类型电视剧的有所区别的评价项，如不同风格电视剧的权重设置等。在标准设置权重上对主旋律剧、戏曲电视剧、少数民族电视剧等数量偏少而艺术质量较高的电视剧要有所偏重。

消费时代，如何以批评促进电视创作的良性发展，如何避免在经济的发展中丧失文艺批评的独立精神，是一项值得研究的课题。毕竟，批评是创作的镜子，是医治不良创作症候的良药，是引导文艺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③而一名批评者的良知，在异化的清费时代，更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①②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2页，第122页。

③http://news.sina.com.cn/pl/2014-10-20/084731014581. 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