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生活剧的叙事伦理与价值观探析

○袁文丽

都市生活剧的叙事伦理与价值观探析

○袁文丽

1990年，电视剧《渴望》作为内地首部标准的都市生活剧，成就了万人空巷的收视奇迹。自此，《牵手》、《中国式离婚》、《空镜子》等国产都市生活剧在收视和口碑方面不断收获佳绩，特别是近年来，都市生活剧的高生产与高收视相得益彰，形成了与偶像剧、古装剧、谍战剧“平分秋色”的势头。都市生活剧以城市为故事发生发展的背景，展现和勾勒出社会变迁发展中生活在城市的人们的生活形态、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它紧扣时代的潮流和脉搏，立足于家庭、婚姻、经济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时处处都展示出了和现实千丝万缕的联系。较之于古装和涉案剧，更容易与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形成当下的社会话题。较之于偶像剧，更贴近生活，关注民生，注重家庭伦理关系的展示，具有现实内涵。都市生活剧显现出平民化、生活化、接地气的现实主义风格。

都市生活剧的产生与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作为大众流行的电视题材之一，与时代思潮、社会发展、审美风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都市生活剧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不仅获得大众百姓的青睐，而且深受专家（精英知识分子）和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我们可从一年一度的“金鹰奖”（反映大众意愿）和“飞天奖”（体现专家、官方观点）的获奖作品中找到确切的注脚，其中《牵手》、《激情燃烧的岁月》、《空镜子》、《媳妇的美好时代》、《我的青春谁做主》、《老大的幸福》、《金婚》、《中国式离婚》等都市生活剧在中国电视剧荧幕上大放光彩，故事的内容和时代背景因表现题材和主题的不同而呈现千姿百态的人生境遇和悲欢离合，整体价值倾向而言，这一类型的电视剧继承和开拓的仍是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和主流价值观，表现出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都市、家庭、人伦：都市生活剧的表征与文化实践

纵观都市生活剧，我们可以触摸到其中的基本框架形式和元素。其以现代都市为故事发生发展的大环境、大背景，以家庭为叙事的元单位，借助一个或几个家庭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变迁、交集、冲突来折射反映一定的伦理主题和时代特征，因而，都市、家庭、人伦成了现代都市生活剧的表象符号和叙事元素，三者互相交织、互相涵纳，共同建构和编织着电视剧的题材、情节和主题，对都市生活剧这一类型的生产、传播、文化实践意义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与影响。

近代社会和现代性加速了日常生活的都市化过程，越来越多的平民集中到由现代文化控制的大都市中生活，越来越多的人的日常生活在大都市结构中度过。近代社会的都市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及其意义。都市题材剧的兴起，与新时期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的社会大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人们越来越多地卷入到城市中，人们的个人经验越来越受到城市的锻造，对于城市本身的兴趣就会越来越强烈。①另一方面，“都市”成了电视剧叙事的重要镜像符号和叙事元素。高楼、大厦、购物广场、车水马龙的街道人流、闪烁诡秘的霓虹灯、随处即见的广告牌，以及那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工作方式、变动复杂的人际关系等等，都成了现代“都市”的重要意象和表征，也是都市生活剧叙事的表象材料和核心线索。电视剧艺术通过对都市家庭生活的镜像反映、模拟和表现，呈现了社会转型及城市变迁发展当中的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人情人伦、生活方式的诸种变化和情态。

“家”，对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可供容身的住所，而是承载了血脉亲情、人伦道德、心灵港湾等重要意义的“复合体”。从古至今，对“家”和“团圆”的渴望一直主导着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追求，无论是传统的“乡土社会”还是深受西方文明和文化冲击的“现代社会”，安居乐业、家和万事兴和家国同构一体的思想一直是中国社会中的主流思想和价值取向。正是在此意义和逻辑语境下，“家”成了中华民族文学艺术中的重要“母题”，自然也成了影视艺术中的重要叙事单元和表象符号。而“家庭主题”在电视剧文本中的表现方式和处理方式也隐含着社会价值观念的嬗变。当代都市生活剧对家庭题材的处理表现为两类文化取向：其一，以家为本位表现社会，把家庭当作抵御社会压力、人生压力的情感支撑和道德依靠的关照视角，如2010的《老大的幸福》、2011年的《养父》、《幸福来敲门》等剧作；其二，以个体为本表现家庭的新视角，如2011年的《夏妍的秋天》、《男人帮》、《裸婚时代》、《双城生活》等，表现个体如何在家庭中相互尊重、相互沟通、相互理解，表达现代都市家庭之中人与人的关系的新的价值观。这些电视剧同时也为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呈现了如何解决家庭、个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关系的人际命题的新思考。

在另一个层面上，由于中国传统农耕型社会的文化特色，也由于几千年来在儒家传统思想主导的中国社会中，家庭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基础，不仅建构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且隐含着中国伦理精神的文化结构和价值取向。自从家庭在人类社会出现以来，社会发展的每次变革都必然波及和反映到家庭成员和关系的变化当中，比较典型的如《家》（巴金）、《活着》（余华）、《白鹿原》（陈忠实）等作品，因此家庭也成为我国文学艺术叙事表意的中心载体和映照风土人情的审美明镜，有关伦理道德的叙述也成为极富东方民族特色的美学传统。②

在都市生活剧中，家庭伦理叙事成为传达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重要叙事载体，从而使该类型电视剧赋予了传播正能量、贴近主旋律、寓教于乐的社会意义和价值。透过看似琐碎的家长里短，剧作往往呈现出转型期新旧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只是这种碰撞已不是激进的存亡之争，而更多地增加了温情脉脉的同情和理解。诸如《蜗居》中海藻的沉沦和其整个人生悲剧，无不是面对社会不可承受之重，年轻人的情理偏差而付出沉重的代价的一个缩影；《AA制生活》中的年轻男女主角，在追求自由、个性、独立、自我的现代文化环境中成长，当两者建构的现代“小家庭”要面对传统“大家庭”所负载的义务和责任时，表现出强烈的价值冲突和不适应性。《裸婚时代》展现了当代都市婚龄男女的被现实和物质所困的婚恋问题。《新结婚时代》则描写了新时代都市人中间出现的婚姻问题，折射了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城乡差异导致的一系列关于社会和家庭、人际冲突等现实问题。整体而言，都市生活剧之所以能受到当代观众的高度关注，从价值取向的角度来看，都市生活电视剧贴近生活，贴近民众，代表社会主流价值观。它将主旋律的思想意蕴以亲情化、人伦化、生活化的方式表达出来，给人以一种无法抗拒的亲和力和认同感。诸如《新结婚时代》中顾小西和何建国最后破镜重圆的结局设置虽然有些牵强，但从深层次上隐射着编导和中国观众对城乡二元对立的圆满弥合的一种渴望和祈愿，这也是符合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的。

二、“转弯处的困惑”：二元结构叙事中的价值冲突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也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自2009年的《蜗居》在全国引起热播和热议高潮，国产生活剧正迈着“年轻化”的步伐走得越来越轻快。透过比较大的视频网站（诸如优酷、土豆等）的视频点击排名，近几年都市青年生活剧在产量和点播上占据着核心位置。如2011年的《蚁族的奋斗》、《家的N次方》、《三十而嫁》、《双城生活》，2012年的《小夫妻时代》、《AA制生活》、《裸婚时代》、《北京青年》、《北京爱情故事》、《夫妻那些事》等。虽然并不能排除诸如《中国式离婚》、《金婚》、《结婚十年》、《老大的幸福》等以反映中老年人的影片也取得了好的收视效果和反响，但是，年轻人在都市生活剧中的主角出场却日益成为其中的主流题材，是一个不容置疑的趋势和事实。尹鸿教授也多次撰文指出电视年轻化将越来越成为自觉，青年人与电视的关系更加紧密。③这关系到很多方面的因由，如都市剧本身的“都市”特质、“都市文化”与“大众文化”及“青年”的镜像符号关系、都市剧的收视对象主要是青少年群体，以及青年人在社会转型期对新世纪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和重要表象等等。

而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电视剧已进入“话题时代”。话题时代的电视剧，更应紧贴现实，感受时代气质和脉搏，折射社会生活的变化，揭示并引出大众对潜于“历史地表”的各类问题及“话题”的关注和思考。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恰处在历史变迁、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整个时代的社会思潮、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代中国的社会文明和文化处于新旧之交、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冲突、融合、甚至重新整合当中。这充分反映在电视文艺中的电视剧创作上。尤其都市生活剧以都市文化为焦点，以都市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的琐碎叙事为对象，更凸显了人们在精神追求、价值观念、文化生活、思想道德等方面的二元对立状态。其中，以青年人的婚姻、人生、事业、家庭为主要内容的都市生活剧，常集中于二元结构的元素中转开叙事：比如代际冲突、性别冲突、家庭与事业、个体与社会、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婆婆与媳妇、城市与乡村、物质与精神等二元结构元素。在各种矛盾冲突的对立发展、交织与碰撞当中，故事发展高潮迭起，人物关系和形态也更有张力、更立体丰富。

西方文化研究学者认为电视神话往往企图解决社会矛盾。凯尔纳（1982）也认为，电视能否受到各种社会群体的欢迎，核心问题是它是否存在着矛盾。在多元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中，现代人的价值人生观显现出不断调整、改进、反思和确认的过程。特别是作为“迷惘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思想、性格、行为特征具有更大的未定性、可塑性，甚至叛逆性，他们处于社会边缘的亚文化特性，使得他们的人生轨迹更能凸显时代的变化、社会矛盾和价值冲突等。笔者主要以《夫妻那些事》与《裸婚时代》为典型个案进行具体讨论。

改革开放的洪流，市场经济大潮，以及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使中国青年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物质与消费、信息与网络、都市文明与全球化，构成了这代人成长与发展的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变量。《夫妻那些事》（下文简称为《夫妻》）反映了都市年轻人在快节奏、高压力、竞争激烈的都市生存中，面对生育、个人事业与家庭问题之间的矛盾纠葛。故事一开场就置于“代际冲突”的叙述当中。故事的主角林君夫妇本是典型的“丁克”家庭，特别是林君作为新时代的高级白领都市女性，一直把个人发展、独立自由、高品质的生活追求摆在生命的“重心”，视“生育孩子”为人生事业的绊脚石。这种时尚前卫的生活方式的追逐，具有着明显消费文化的时代特征和价值观“西化”的双重色彩，与中国传统的孝道理义观念构成了强烈的颠覆和冲击。因此，林君与公婆为代表的老一辈产生了冲突和斗争。诸如唐母的“亲自督战”或“偷偷下药”，唐父临终时深切的遗憾和恳求、孤苦一生的范叔的忠告和“以身示范”，都与小夫妻的“丁克”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形成了反差。

“男女性别冲突”也是该剧叙事和表现的重点。其中以林君为首的女性与唐鹏等男性展开了情场和心智的较量，真实地呈现了男女两性由于性别、心理和思维的差异，导致了两者在生活中产生了难以避免的争执、隔膜和分歧。电视剧在“婚姻问题”的叙述中亦采取了多向度互文交织的结构叙事，将男女关系立体地放置在不同模式的关系场域中：理想的“男女平等”型（林君夫妇），前卫的“女强男弱”型（那依夫妇），传统的“男强女弱”型（安娜夫妇），在多条线索平行而又交叉的互文叙事中，电视剧文本通过叙述相互关联而又迥然有别的婚姻生活，那依遭遇的“被离婚”，安娜的“被抛弃”，只有林君与唐鹏能在风雨中相互守护，无不显示出创作者对两性地位的辩证思考和对夫妻间秉持平等与尊重的现代婚姻观念的呼唤与肯定，同时也代表着主流社会所提倡的平等尊重的人际关系诉求。

剧中在男女地位的叙述处理上有了不同程度的翻转，不管是对工作、事业的追求，抑或是对待爱情、家庭、生育等重要问题，现代女性们都起着一定的支配或主导作用，即便是处于压迫附庸地位的安娜，到最后女性意识觉醒后的出走、大胆抗争与坚强自立等，都张扬了现代都市女性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勇于自我追逐的时代气息。纵览同类型的其它电视剧的女性角色，诸如何琪，蔡娟（《AA制生活》）、童佳倩，陈娇娇（《裸婚时代》）、戴可可，叶莹（《小夫妻时代》等无不具有同样的气质特征，女性们的性格更具张力，且戏份更加突出，男性们反而弱化，或干脆呈现出女性化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电视剧文本对男权封建社会的一种否定或颠覆，对新型现代女性形象树立的一种倡导和营构。

另一热播剧《裸婚时代》，在理性与现实、物质与精神、父母与女子、男性与女性、传统与现代等多重结构元素中，交错推动故事的逻辑发展。在大都市出生、成长的“80后”刘易阳与童佳倩，这对情侣简单、纯粹、理想的婚姻爱情观一出场就遭遇了双方父母物质、现实的婚姻观的抵制与冲突。在“奉子成婚”的中国特色文化中，两代人两个家庭才最终达成妥协，刘易阳与童佳倩“裸婚”成功。“裸婚”最初的浪漫、美好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却是不堪一击。因为裸婚，因为一无所有，在面对当今大都市高房价、低收入、高消费的窘境生活中，这对小夫妻面对生活的压力和挫败、情感的失落和冷漠、个人的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两个深爱八年的年轻人在结婚不到一年的时光中就经历了“闪离”。电视文本借童佳倩的母亲进行批判道：“你今天结婚，明天生孩子，后天离婚”，“想结就结，想离就离”，冷漠自私、冲动随性、自以为是，因而气愤地说其是“垮掉的一代”，“不负责任的一代”。

《裸婚时代》体现了两代人在婚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方面的碰撞、摩擦和冲突。年轻主人公开放大胆，更注重自我情感的追求，向往精神和个性的自由随性，追求物质和享乐，家庭观念和意识淡薄；而父母更注重稳定、踏实、客观实在的生活，注重婚姻的承诺性、责任性，生活的坚忍性。这是两代人之间在对待婚姻和生活方式方面的根本差异，而这也正是“裸婚”之后遭遇“闪离”的根结所在，当然也是现代都市文明带来的一种矛盾的冲击。这类电视剧中体现的“青春期症候”也为青年一代的生活现实和精神现实提供了一面反思的镜子。

总之，都市生活剧的编导们通过对“都市”进行的意味深长的时空“凝视”，描绘出现代人生活于其中的“震惊”、紧张不安、矛盾焦虑的城市经验，表现出它的变动性、不稳定性、快速而多向发展性以及时空结构的多样性。电视剧架构于二元矛盾中展开叙述，归根结底，展现了现代社会发展与个体主体性发展的二元模式之间最根本的矛盾张力，同时通过对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和批判，以传统的美德指引现实生活，折射出一定的文化实践意义。

三、偏离、整合与变奏：伦理精神的守望与新追求

电视剧创作者要创造出感动人心的作品，必须有自己坚定的价值立场和明确的价值观传达，而且，“一个冲突的深度和广度达到人生体验的极限的故事，必须遵循以下的模式来进展；这一模式必须包括相反价值、矛盾价值和否定之否定价值”。且电视剧是“话语和价值观的对话场地”，是“趣味、社会理想的抵触与妥协的公共交往领域”。④电视剧的创作，就是要通过话题的设计，透过电视剧中人物和故事，创造出一个多种价值观冲撞和对话的场地，而观众也自然而然地加入了这场价值观的对话当中。通过碰撞和对话，寻找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找到社会的“最大公约数”，那就是一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本的共同的人类价值观”。

以青年为主人公的当代都市生活剧，在故事、题材、人物、结构、主题的处理上有着类型化、仪式化的特征。男女主角都青春靓丽、独立个性、自我开放。他们都有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现代追求，必然与父母为代表的传统观念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和分歧。在优越的环境中、父母的宠爱中成长的他们，常常在现实的不堪一击中，特别是在现代都市高压力、快节奏、高消费的生活之流中，暴露出其潜在的缺点：自私、懦弱、冲动、沉迷于感官享受与物质追求。在个体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角逐中，他们的思想观念呈现出都市的“现代性”特征——“过渡、短暂和偶然性”（波德莱尔语），且烙上了消费主义文化的符号表征——追求短暂即时性，突出个体的感官欲望。

青年作为社会变革的“晴雨表”，他们的思想行为、价值观念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社会变革的步伐。对于都市年轻时尚的青年族群，他们的生活方式以相对充裕的物质财富和足够的文化资本为基础，精神层面的要求就更加注重个性与自由。而他们所追求的个性与自由，体现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之中，也构成对主流道德规范，特别是对儒家伦理精神的反叛。诸如林君在剧首表现出的“丁克”观念，那依由于对现状的不满足、不甘心而“私自堕胎”，与中国人伦理观念中的“孝道理义”形成了强烈冲突。又如童佳倩的“裸婚”、生小孩不到一年之内的“闪离”，表姐娇娇把结婚对象当成可消费的“商品”等，海藻在欲望中沉沦自甘堕落为“小三”（《蜗居》），何琪的“AA”制生活的提议（《AA制生活》）等等，都表现出一定程度价值观西化的冷漠自私、个人至上、物质主义的取向，与中国注重人情伦理的朴实和厚重形成反差。从社会结构观察，青年位于成人社会结构边缘，作为一种不断成长的“副文化”，在其成长过程中，青年常以偏离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姿态，努力表现其存在，以引起社会关注。同时，青年人受西方思想价值观念、流行时尚文化、消费文化的影响颇深。消费文化的世俗性带来的是追求无深度、平面化的快感体验，摈弃对深度意义、终极价值、理性崇高的追求，而把个人的感官刺激与欲望追逐扩张到极致。正如波德里亚所言：“现代商品社会不断鼓励甚至强迫人们超越或逾越他们的需要……人们被说服要消费多于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这是现代社会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苦难的原因。”⑤林君、那依、佳倩、娇娇、何琪、海藻等别样的现代都市女性，都体现出现代人不同程度的对物质、对房子、车子、票子等欲望的追逐和渴求，人物内心处于极度不安之中，人被物所奴役、所异化，或者为了攫取金钱不择手段。这是这个消费时代、异化社会的现代性都市烙印在年轻人心灵中无法磨灭的印迹。

然而，电视剧文本却表现出一种张力美学，通过似是而非的“叛逆”，以貌似“反伦理”形式表现出对伦理的回归和守望。都市年轻人虽在生活形式上表现出欧化与西化的倾向，但思想情感、伦理追求的心灵深处却还是“民族化”的，现代中国人身上仍然有着难以割舍的文化之根的血脉相承性，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美德从古至今一直是主导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在社会矛盾冲突中逐渐成长、经历挫折和变化的年轻人，其在深层次的思想价值观的诉求上，在回归冷静和理性之后，逐渐表现出对中国伦理之“家”的回归。剧中的许多现代女性，诸如何琪（《AA制生活》）、戴可可、叶莹（《小夫妻时代》，林君、那依（《夫妻那些事》）、童佳倩（《裸婚时代》）等都经历了典型个人主义思潮下的自由、享乐、“不生孩子”到生发出对“家”的重新认识和重视：意识到温情、包容、责任和奉献等才是支撑中国家庭的核心要义。特别是《夫妻那些事》中林君由“丁克”坚定一族，逆转为为了生孩子赴汤蹈火的强烈反差，更凸显出中国人骨子里对伦理血脉之情的强烈认同。而《裸婚时代》中以似是而非的“裸婚”的否定主义命题——因为物质基础的匮乏，因为缺乏计划、基础和准备，导致了婚姻关系的转瞬即碎。但实质上，在今天这种物质主义至上的商品经济的年代里，佳倩和刘易阳以爱情为基础的纯粹的婚姻观才显得尤为可贵，因而编导让他们经历了生活的艰辛、困难，诱惑和动摇之后，重新又守护了美好的爱情，回归为一个完整的“家”，“裸婚”最终成了一个反话题。

另一方面，从青年文化观察，不断演变的青年价值观总是不断在孕育着未来新文化的因子，总是实际地、潜移默化地冲击、反哺和作用于社会主流文化结构。父母所代表的老一辈的观念在与孩子的抗争与妥协中，也正悄然发生改变。比如童母在经历了女儿的婚姻变故后，在与女儿进行一系列的“战争”而未果后，在歇斯底里、绝望、抗争与痛苦后，最终回归平静，平和接受了这一切。佳倩婚后的“柳暗花明”（陆毅的追求和易阳的默默坚守）又让她重新看到了女儿的希望，使她突然悟道似地发出由衷的感叹：“孩子的事千万别管，就让他们自己做主。”童母的话里充满着生活智慧：所谓儿孙自有儿孙福，成长于现代社会的年轻人自有其生存之道，他们奉行独立自由，个性追求，再多的干预和强求只能适得其反。另一方面，老一辈在某种程度上可放开并尊重儿女们的意愿，并相信他们的选择。这表现了一种新型的平等、尊重、对话与交往的代际关系和人际交往理论的尝试性构建。同时，现代人所奉行的独立自由、个性追求、平等尊重等价值观念亦将逐步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流诉求。正如青年文化研究者杨雄指出，在近二十年来的社会转型发展当中,青年在接受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影响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挑战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创造其新的文化和价值观。因此，主导价值观被青年所认同与接受的同时，也将更多吸纳青年价值观中具有活性的成分，从而使社会主流意识因为得到青年文化的反哺而走向年轻。⑥

（作者单位：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

①汪民安，陈永国等主编《城市文化读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②董玢《我国家庭生活题材电视剧的叙事特点和文化蕴含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③尹鸿，杨慧《2012年中国电视剧备忘》[J]，电视研究，2013年第4期。

④郝建《中国电视剧文化研究与类型研究》[M]，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版，第31页。

⑤尤卡·格罗瑙《趣味社会学》[M]，向建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⑥杨雄《主题与变奏：基于对20年来中国青年价值观演变的结构分析》[J]，当代青年研究，2012年第1期。

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关系研究”（12AZW001）、广东省十二五哲学社科共建项目“主流价值观视阈下转型期广东电视剧研究”（GD12XXW01）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