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杂传叙事的基本特征

时间：2024-05-20

王勇

论魏晋杂传叙事的基本特征

王勇

自《史记》创立纪传体，《汉书》振流沿波，至《东观汉记》时，纪传一体臻于成熟。魏晋时期，在两汉史传的基础上产生了杂传。杂传产生与兴盛的时期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汉末以来文学创作高度繁荣，作家的主体意识非常清晰，整个时代弥漫着浓厚的文学气息。胡宝国在论及魏晋时期文学与历史关系时指出：“这一时期，士人的兴趣主要在文而不在史，文的地位重于史的地位。史对文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文对史的影响却非常明显。”①文学对史著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文字修饰上，更在于文学体裁与艺术手法对史学叙事的深刻影响。具体到杂传来说，文学体裁对杂传的参涉以及文学表现手法对史学的影响使杂传摆落了两汉史传叙事的窠臼，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一、人物刻画的新变

杂传在这一时期尤为注重人物的外貌仪容等，这与两汉史传明显不同。如《嵇康别传》描写嵇康时写道：

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②

作者从嵇康的外貌就传达出“非常之器”的意思。这明显受到魏晋人物品评的影响，刘劭《人物志》主张“物生有形，形有神情。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而人的性情则在于神、精、筋、骨、气、色、仪、容及言等“九质”。③从《人物志》来看，“征神见貌”是魏晋人物品评普遍遵循的准则，是故在这一时期人物描写常常着意于人物外貌仪容等。如《三国志·刘表传》载“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④《世说新语·容止》篇六刘孝标注云：“王戎身形矮小，面目而清炤，视日不眩。”⑤

魏晋杂传在人物的描写与刻画上成就很高，超越了两汉史传。我们注意到两汉史传的人物大多是福斯特所谓的“扁平人物”⑥，即人物性格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单一性，在这一点上即使是文学性很高的《史记》也不例外。而魏晋杂传的人物刻画则注重人物的发展与层次，人物性格由静态的单一的逐渐变为发展的，我们以《庞娥亲传》为例来分析一下。

《庞娥亲传》为晋皇甫谧《列女传》的一篇，现存《魏志·庞淯传》注中，从全篇体例看应无缺略。其故事较长，大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写庞娥亲父为李寿所杀，庞氏男子皆遭疫病而死，庞娥亲决心报仇。第二部分则是庞氏复仇成功之后主动自首并获赦免。在第一部分中，作者展现的是一个激昂壮烈的复仇者形象，而到了第二部分庞氏大仇得报后她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无畏与平淡。我们把司马迁《刺客列传》的复仇故事与《庞娥亲传》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二者的差异。虽然二者在题材与故事情节上相似，但在人物刻画上却有着明显不同。庞娥亲在复仇之后主动投案，“持诣都亭，归罪有司，徐步诣狱，辞言不变”⑦，庞娥亲在复仇后表现出的淡然从容与复仇前的激昂壮烈形成了鲜明对比。紧接着汉阳尹不忍论其罪，“弛法纵之”，但庞娥亲却甘愿伏法以正法令，人物的形象随之光辉起来。《庞娥亲传》的主人公的个性却有从激烈到淡然的转变，原本的复仇行动是法令禁止的私人行为，而从违法的私人的行动转向对国家法令的尊重与维护，这样的转变使得庞娥亲的人物形象高大起来了。

在两汉史传中，史家通常用人物的心理、行动来展示人物的内在个性、精神等方面，这种人物刻画带有很重的叙述主体的印记，但在魏晋杂传中，故事的叙述主体有时会淡出叙述，使故事呈现出类似舞台表演的“戏剧化”特点。如《曹瞒传》：

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⑧

在这段叙事中叙事主体淡出了故事的叙述，外叙述者采用了类似戏剧的场景叙事，故事的叙述者不直接点明曹操的个性而通过记录曹操与许攸的对话间接塑造曹操的个性。我们看到在这一段中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是基本相等的，叙述者客观记录二者的对话，而人物对话的过程就和舞台表演一样。也就是说叙述者通过展示的方法将叙述主体的声音降到了最低点，叙述主体未加任何评论，使读者在阅读时就如同直接看到、听到人物的言行，这是后来小说创作中较常见的艺术手法。

二、故事的非常性、传奇性与戏剧性

魏晋杂传的文学性还体现在故事情节上。在杂传中故事往往呈现出非常性、传奇性与戏剧性。

第一，非常性。魏晋士人由于思想环境的变化，他们开始注意经验世界之外的事物，这在杂传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具体来说就是许多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的鬼神幽冥之事被当做真实的事件记入了杂传之中。这里试举两例：

王使工苏越徙美梨，掘之根伤，尽出血。⑨

琅琊刘勋为河内太守，有女儿几二十，左脚膝上有疮，痒而不痛。……乃以药饮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断犬腹近后脚之前，以所断之处向疮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须臾，有若蛇者从疮中而出，便以铁椎横贯蛇头。蛇在皮中动摇良久，须臾不动，乃牵出，长三尺所，纯是蛇，但有眼处而无童子，又逆鳞耳。⑩

树木当然不可能出血，人身体内也不可能藏蛇，这些都是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的，但是魏晋杂传中却不乏这样的故事。魏晋时期神仙家思想兴盛，诗人在诗歌中吟咏游仙，炼丹服药以求成仙入道。神仙成为了魏晋士人精神领域的有机组成，他们相信这一世界的存在。从这些杂传的记载来看，作者并不认为这是虚构的，他们相信这些事件是真实的。而这些故事虽然脱离了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但却给人以陌生感与新奇感。这种非常性的阅读体验与日常的生活经验产生了距离，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审美的愉悦，而这种审美的愉悦感是两汉史传所没有的，从这一角度来看魏晋杂传已经具有了类似于唐传奇的娱乐性。

第二，传奇性。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指出超越其时代与环境的人物为“英雄”，而传奇就是代表性的文学样式。⑪钱穆先生指出魏晋时代在整体上是分裂大于统一，动乱甚于安宁的。⑫英雄是这一时期历史舞台的主角，他们的经历与人生是超越常人的，他们的行动往往能够突破环境的制约。魏晋杂传所叙述的故事往往就具有传奇性，这在传叙英雄人物时较为典型。如：

（诸葛）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开四城门，埽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⑬

这一段叙述的是后世《三国演义》中所写的“空城计”，所叙述的这一段故事极有传奇性。故事前后完整，过程也交代得很详细。诸葛亮以少弱之兵与司马懿相敌，前无外援后无退路形势变得很紧张。如果以历史的手法叙述，那只需交待结果就可以了。但这段叙事极为详细不仅有事件的过程还有人物的心理，司马懿率军相逼时“将士失色，莫知其计”，反观诸葛亮则“意气自若”，有条不紊地布置疑局，将一个足智多谋的人物形象刻画得鲜活生动。

第三，戏剧性。戏剧性指的是在故事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偶然性、巧合、骤变等现象，通常与冲突、矛盾构成故事发展的高潮。魏晋杂传叙述的故事具有很强的戏剧性，重视冲突的展现。

帝尝召质及曹休欢会，命郭后出见质等。帝曰：“卿仰谛视之。”其至亲如此。质黄初五年朝京师，诏上将军及特进以下皆会质所，大官给供具。酒酣，质欲尽欢。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军朱铄性瘦，质召优，使说肥瘦。真负贵，耻见戏，怒谓质曰：“卿欲以部曲将遇我邪？”骠骑将军曹洪、轻车将军王忠言：“将军必欲使上将军服肥，即自宜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轻脱，吾斩尔。”遂骂坐。质案剑曰：“曹子丹，汝非屠几上肉，吴质吞尔不摇喉，咀尔不摇牙，何敢恃势骄邪？”铄因起曰：“陛下使吾等来乐卿耳，乃至此邪！”质顾叱之曰：“朱铄，敢坏坐！”诸将军皆还坐。铄性急，愈恚，还拔剑斩地。遂便罢也。⑭

这是一段非常具有戏剧化的叙事，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事件的发展一直处在冲突之中。吴质恃宠而骄，无所顾忌；曹真怒而冲撞却又有所顾忌，无奈只有向优伶泄愤；朱铄敢怒不敢言，唯有拔剑击地来发泄，三个人物的行动显示出截然不同的性格。故事交代清晰，情节紧张而冲突激烈，人物行动与个性展示完满，这已经不是历史的叙事了，而是一个十分成熟的小说叙事。

三、叙事的新发展

魏晋杂传虽然源于两汉史传，但其在产生过程中受到了蓬勃发展的文学的影响，故而其叙述方法、叙述品格等问题在沿着两汉史传基础上继续发展的同时，又呈现出迥异于两汉史传的新特点。

首先，与两汉史传相比杂传的叙事主体色彩更为显著。史书叙事讲究“不隐恶，不虚美”，力图使用简朴的语言将叙述者的主观情感与价值判断降到最低。而文学叙事在语言上呈现出华美的特征，并且融入了叙述者较为明显的感情色彩。两汉史传在记叙人物时直叙其言、其行，并不发表议论，只有在传记之后的“赞”中表露叙述者的主观情，《汉书·高祖本纪》等皆是如此。班固在传中记叙高祖的言行时语言平淡简朴，且并未流露出强烈的主观色彩。而杂传则不同，在语言上明显要比两汉史传华丽一些，在人物的记叙中叙述者的主观色彩很浓，价值取向也很显著。叙述者往往直接对人物进行价值评判，将个人的喜恶表露出来。我们通过《曹瞒传》就可以明显看到叙述者对曹操的贬低，在叙事过程中叙述者时常对曹操的品性加以贬斥。刘知几认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⑮“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而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排忧。”⑯刘知几认为魏晋史著存在繁复华美与雕琢修史的弊病，不如两汉史传的简要质朴。其实在语言的繁复雕彩与简明扼要的差异之下，乃是叙事主体性的隐匿淡化与鲜明强烈的对峙。

其次，杂传的叙述更注重细节。西汉以来汉王朝逐渐强大，武帝时达到了西汉政治军事的巅峰时期，政治军事的强大反映在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就是浑朴、宏大的美学风格的树立。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两汉史传在风格上呈现出的就是宏大、质朴，但这种宏大到了魏晋转向了细节。魏晋杂传往往选取日常化的生活细节来表现人物性格，这是对汉代史学崇高叙事的消解，其深层的指向是建立一种新的、有别于传统历史叙述的一种话语方式。如：

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喎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⑰

在表现曹操的机警时，杂传选取的是生活的细节场景。这种从细节入手来进行人物刻画和事件叙述的手法在魏晋杂传中时常可见。以生活细节来突出人物性格，这种写法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历史写法了，而接近小说。魏晋杂传注重细节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从汉末以来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大一统的时间极短，两汉宏大、浑厚的风格失去了现实基础。其次是杂传的体制不同于两汉史传。杂传以别传为主体，而别传是传叙一人的，它在篇幅上比较短小，不利于宏大叙事。

再次，杂传叙事还出现了虚构，福斯特认为小说是一种虚构作品，虚构乃是小说的重要特征。⑱事实上，在中国文学中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虚构，庄子《逍遥游》中北冥之鱼“鲲”化为“鹏”，这就是庄子的想象与虚构。在汉代司马相如《子虚赋》中主客“子虚先生”“乌有先生”就是凭空虚构的人物，竹田晃就认为这是一篇虚构文学。⑲乐府诗《陌上桑》中罗敷对太守的说辞显然也是虚构。正是在这些文学滋养下，杂传也出现了大量虚构，如：

邵信臣为少府，南阳遭火烧数万人，信臣时在丞相匡衡坐，心动，含酒东向漱之。遭火处见云西北来，冥晦大雨以灭火，雨中酒香。⑳

这段描写肯定出于虚构。施雨救火已经不可能，加之灭火用的乃是酒，这大概受到了神仙思想的影响。《汝南先贤传》也记载了郭宪以酒救火的故事，这些叙事已经不同于两汉史传的。史学追求历史真实，但文学却允许虚构。在魏晋之前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出现了大量虚构，这种文学虚构通过文学体裁与史传的互相渗透影响到了杂传，使杂传呈现出独特的艺术内涵。

另外，杂传的叙述品格呈现出幽默、诙谐，这完全不同于两汉史传的崇高与严肃。在中国，史著素来被视为“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㉑，其书写无疑要求庄重肃穆。然而魏晋史学著述中，杂传在叙事品格上却明显地表现出诙谐、戏谑的特点。我们来看两例：

曾有白头鸟集殿前，权曰：“此何鸟也？”恪曰：“白头翁也。”张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鸟戏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尝闻鸟名白头翁者，试使恪复求白头母。”恪曰：“鸟名鹦母，未必有对，试使辅吴复求鹦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欢笑。㉒

太子尝嘲恪：“诸葛元逊可食马矢。”恪曰：“愿太子食鸡卵。”权曰：“人令卿食马矢，卿使人食鸡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权大笑。㉓

我们在《世说新语》中可以看到魏晋士人在言行中体现出的玄心妙趣，这种审美趣味也体现在小说、俗赋等文体中。对此刘知几也有所论说：“自魏晋以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辫，嗤郑异闻。”㉔伏俊琏也指出魏晋俗赋在描写人、物时，语言通俗，风格诙谐、幽默。㉕俗赋与小说等文学体裁与杂传相互渗透，使杂传体现出不同于两汉史传的诙谐。王夫之站在“辨体”的角度对此有所批评：“序事不入传记，俳谐不入滑稽口号”㉖，但吴讷则谓：“若退之《毛颖传》，迂斋谓以文滑稽，而又变体之变者乎！”㉗他认为幽默、俳谐的传记是传记的变体，随后徐师曾又明确认可这种幽默诙谐的杂传，他说“驰骋文墨者，间以滑稽之术杂焉，皆传体也”㉘。文学体裁的参涉只是扩展了杂传的审美内涵，并未改变其基本的文体属性。这种诙谐、幽默是符合魏晋时代的审美趋势的，是《世说新语》等魏晋小说所表现出的时代审美趋向。

数字锁相放大器的主要功能在FPGA芯片内实现,一方面产生驱动激光器的调制信号,另一方面驱动AD芯片采集放大滤波后的瓦斯气体信号,并利用调制信号及其倍频信号分别与采集后的接收信号进行相关处理,提取经过气体吸收后的一次谐波和二次谐波,并进行比值计算。由于驱动激光器的调制信号和数字锁相检测,甲烷气体浓度计算等功能均在高速FPGA芯片内实现,最高处理速度可达到50 MHz,因此保证了甲烷气体浓度检测的实时性,满足甲烷气体浓度动态变换时的测量要求。

在魏晋时期杂传是被视为史著的，《隋书·经籍志》将其列入史部。魏晋文人的文集中也并不收录这些杂传，作为六朝文学总集的《文选》也并不收录。但到了唐宋情况则发生了变化，传体文的创作逐渐兴盛起来，创作主体覆盖到了普通文士。杂传这一文体在唐代融合了文学精神，与诗赋、议论等文学体裁互相渗透，完成了文体转化，最后形成了唐传奇。㉙可以说不仅唐传奇的文体渊源是魏晋杂传，而且杂传叙事对唐传奇叙事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100081）】

①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8页。

②⑤刘义庆《世说新语》，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16、716页。

③刘劭《人物志》，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0-43页。

④⑦⑧⑨⑩⑬⑭⑰㉒㉓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0、549、21、53、803、921、609、2、1430、1430页。

⑥⑱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3页。

⑪弗莱《批评的解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

⑫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12页。

⑮⑯㉔刘知几《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167、214页。

⑲竹田晃《以中国小说史的眼光读汉赋》，《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

⑳李昉《太平御览》第六册卷七百三十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36页。

㉑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6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