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理论建构：“宗经”与“通变”的融合

朱供罗

《文心雕龙》的理论建构：“宗经”与“通变”的融合

朱供罗

“宗经”和“通变”《文心雕龙》的重要思想。目前，学界单独就《宗经》或《通变》展开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研究全书中的宗经思想或通变思想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但将两者综合研究的成果还较少。有的论文虽涉及“宗经”与“通变”，但没有从整体性的理论建构层面展开探讨。本文本着综合研究的思路，先对《宗经》、《通变》篇进行解读，在此基础上对全书的“宗经”、“通变”现象进行例证分析，在对“宗经”“通变”融合的原因进行探讨后，指出“宗经”与“通变”融合是《文心雕龙》理论建构的法则。

一、《宗经》《通变》解读

《宗经》集中阐述“宗经”的思想，表现在四个方面：一、经典崇高而有巨大功能。“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①它具有伟大的功能，“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义理既能陶冶性情，文辞也能妙合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二、五经“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具有跨越时空的巨大影响力。“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三、五经为各体文章之源，并树立了最高范例。“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四、宗经为文将有六大优点。“一则情深而不诡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周振甫先生认为，“六义”实是全书中很重要的论文标准③。张国庆先生认为，“六义”也可以说是刘勰总结的六条重要的为文法则。

《宗经》篇的“宗经”思想是很突出的，然而本篇的“通变”思想也是交融于其中的。当时文坛状况是，“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序志》）。“文体解散”要转变成“体约而不芜”，“辞人爱奇，言贵浮诡”要回归到“情深而不诡、事信而不诞、义贞而不回”，“饰羽尚画，文绣鞶帨”要纠正为即“文丽而不淫”。也就是说，“六义”说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只有坚持宗经，才能获得六种好处，扭转“离本弥盛，将逐讹滥”的文坛风气。因此，“六义”说正是刘勰针对当时文坛现状的“通变”之法。

《通变》篇体现的通变思想，包含以下四个方面。一、何为通变？通变的对象是“文辞气力”，效果是能“久”，特点是没有一定之规。二、历代文风如何演变？“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总体规律是从朴质趋于讹滥，时代越近越没有味道。其根本原因则是“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三、如何应对当时文风？“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四、如何实现通变？首先要广泛浏览，精细阅读，概括大纲抓住要点（“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展创作道路，安排作品的关键（“然后拓衢路，置关键”），“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才能创作脱颖而出的作品。刘勰还从反面论述了不懂通变的后果：“若乃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可见，通变的反面就是固执、僵化，就是“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

本篇论“通变”，然而“宗经”思想也融于其中。“通变”思想本身即来自《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④的思想。“通变”的目的是“矫讹翻浅”，要想实现此一目的，还得向经诰学习。

要了解“宗经”与“通变”的全部内涵，应该在理解全书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但从两篇专题的解读中，已大体可以看出“宗经”与“通变”的内涵。“宗经”主要指宗仰效法儒家文艺观、遵守刘勰从经典中总结出来的为文法则和文体规范等。“通变”的内涵较为复杂，可分为四个方面：一，“重在复古”；二，“主于革新”；三，“继承与革新”；四，文学创作方面的“会通”、“适变”⑤。笔者基本赞同第四种观点，认为“通变”指通达而不拘泥固执的认识与策略，既包含对文学演变或对立因素相互关系的正确认识⑥，也包含对文学困境的应对策略。就认识而言，“通变”主要是一种“会通”，就应对策略而言，“通变”主要是一种“适变”。

二、全书中的“宗经”与“通变”

除《宗经》、《通变》中体现了两种思想的交融，全书其他篇目也充分体现了“宗经”、“通变”思想，这两种思想往往是相互交织的。

（一）“文之枢纽”中的“宗经”与“通变”

“道圣经”三位一体，代表着“正”，纬书离骚与“经”不同，有着独特的价值，代表着“奇”，“文之枢纽”五篇体现着一种奇正相参的逻辑联系。代表“正”的三篇以《宗经》为代表，上文已述，不赘；代表着“奇”的《正纬》、《辨骚》两篇既有“宗经”也有“通变”，试分析之。

《正纬》首先指出河图洛书与纬书并存的状况。刘勰认为两者并存的原因是“世夐文隐，好生矫诞”。其实，河图洛书一类所谓的“神理”“天命”也是伪托，只不过记载于经书而无人怀疑。这反映了刘勰“宗经”的思想。此后，《正纬》“依经验纬”，指出了纬书的四伪。刘勰根据织布时先经后纬、经主纬从等特点对经书和纬书的地位、功能有了预设，所以他对纬书的批评有先入为主之嫌，但这也鲜明地反映了他的“宗经”思想。《正纬》不仅对“纬”进行了辨正，而且对“谶”进行了批评。东汉时，光武帝深信谶纬之说，以致“沛献集纬以通经，曹褒选谶以定礼”。刘勰从“宗经”立场出发，激烈批判沛献王刘辅、曹褒“乖道谬典，亦已甚矣。”刘勰的“宗经”立场又一次体现。但刘勰笔锋一转，其“通变”的思想马上承接而来。“若乃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锺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这一“无益经典”与“有助文章”的对句，既体现了刘勰的“宗经”，又说明他不囿于“宗经”，而从“为文”的角度揭示出谶纬对于文学的意义⑦。刘勰和张衡、荀悦不一样，张衡曾因担心谶纬使学者迷失正道，“奏令禁绝”；荀悦则惋惜其中夹杂着真实资料，“未许煨燔”，他们的意见都仅仅立足于“宗经”的立场。刘勰将“宗经”与“为文”结合起来，认为谶纬“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这无疑是一种“通变”的眼光。

《辨骚》篇主要对离骚进行了辨析。刘勰首先对淮南王、班固、王逸、汉宣帝、扬雄等人的屈骚批评作出述评，然后对屈原及离骚进行了深入分析。刘勰认为，《离骚》与《诗经》有“四同”（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恕之辞）、“四异”（诡异之辞也、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由此，刘勰对《离骚》定义：“《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体慢于三代”即指《楚辞》效仿三代时期的经书，它体现了刘勰的“宗经”观念；“风杂于战国”是指《楚辞》夹杂着战国时期的风气。据《时序》篇“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战国时期的文风是文采闪耀而文思瑰异，它出于纵横变化的诡异时风。“风杂于战国”体现了刘勰对《楚辞》时代特点的认识，与淮南王、班固、王逸、汉宣帝、扬雄等人“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的情形相比，已显示出其认识的深入与通达。“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是说《楚辞》相比《雅》《颂》，它是较低贱的赌徒⑧，而在辞赋中它又是英雄豪杰了，这既体现了刘勰的“宗经”观念，又体现了他的“通变”思想。“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也体现了刘勰“宗经”与“通变”的交融。正因为屈原“取熔《经》旨，自铸伟辞”，所以他的《楚辞》能超越前人而切合当世，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对后代影响深远。最后，刘勰主张融合《诗》《骚》，“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欬唾可以穷文致”。刘勰主张“宗经”，但他的目的并不是弘扬儒家经义，而是“为文”，为服务于“为文”的目，他主张融合《诗》《骚》，这也体现了他的“通变”。

（二）“论文叙笔”中“宗经”与“通变”的交融

“论文叙笔”20篇，讨论了多种文体，如果一一查证其中的“宗经”与“通变”，未免过于繁琐；如果只就某种文体来讨论其中的“宗经”与“通变”，又有以偏概全之嫌。刘勰在《宗经》篇说五经孕育了各种文体，“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所以，笔者以“春秋”文体（“纪传盟檄”）为例，谈谈其中的“宗经”与“通变”的情况。

1.纪传

《史传》以《春秋》为“史”之本，《左传》为“传”之本，论述历代史书。孔子“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春秋”虽被尊为经书，其实是一部史书，而且体现了圣人的“微言大义”，“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即是如此。左丘明创立“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传”体从本义上说就有“宗经”的用意。

司马迁的纪传体通史《史记》有多种体例，其中的“本纪”叙写帝王业绩。“纪者，编年也，……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⑨《史记》的“本纪”的确效仿《春秋》中编年记事的传统，但“本纪”的“纪”以帝王为中心连缀史事，事件连贯，主题集中，而《春秋》“编年记事”的“纪”只是将发生在同一年的众多史事编纂在一起，系于“某公某年”之下，事件之间缺少连贯性，也没有主题的集中。《史记》又有“列传”一体，“列传”的“传”与“左传”的“传”也有区别。“左传”之传“转授经旨”，是解释经书《春秋》的，而“列传”之传是“列传以总侯伯”，“录人臣之行状”⑩，也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一种史书体例。所以，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的史书，在刘勰看来，“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刘勰又转述班固的观点，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有得有失，“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是两得，“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是两失。刘勰对《史记》的评价既体现了他的“宗经”观念，也体现了他的“通变”思想。

班固沿袭司马迁，写成了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刘勰依据仲长统的观点，认为《汉书》也有两得两失，“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美之罪，征贿鬻笔之愆”。刘勰赞扬班固“宗经矩圣”，体现了刘勰的“宗经”观念。刘勰还批评迁固为“吕后”立本纪，“违经失实”，批评张衡欲为“元平二后”立纪，“谬亦甚矣。”这是因为刘勰信守《春秋》经义，“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对司马迁、班固、张衡的批评，正立足于他的“宗经”观念。

2.盟檄

《祝盟》、《檄移》两篇分别讨论了“盟”、“檄”两种文体。

“盟者，明也。骍旄白马，珠盘玉敦，陈辞乎方明之下，祝告于神明者也。”以“明”训“盟”，来自于汉末刘熙的《释名·释言语》。刘勰对“盟”的释义与郑玄对《周礼·秋官·序官》中“司盟”的注释“盟，以约辞告神，杀牲歃血，明著其信也”⑪意义相当一致，可见出其中的“宗经”色彩。刘勰对“盟文”的历史发展作了梳理：“在昔三王，诅盟不及”，“夏后、商汤、周武，众所归信，不盟诅也。”⑫“周衰屡盟，弊及要劫”，周室衰弱后，屡次结盟，“君子屡盟，乱是用长”⑬，流弊所及以至出现要挟胁迫的现象。刘勰对盟誓的评论是：“崇替在人，祝何预焉？”“故知信不由衷，盟无益也。”这一看法与《左传》“苟信不继，盟无益也”⑭的思想是一致的。

总之，刘勰关于“纪传盟檄”等《春秋》文体源流演变的描述，显现了一种“通变”的思想，而其对于史书撰写、盟誓重视诚信、檄文创作要领的看法有着明显的“宗经”色彩。可以看出，刘勰的“论文叙笔”中“宗经”与“通变”是融合在一起的。

（三）剖情析采中“宗经”与“通变”的交融

“剖情析采”包括文学创作论和文学批评论共24篇，也可以看到“宗经”与“通变”的交融。

1.基本创作理论

基本创作理论涉及《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6篇，《通变》在前文已有论述，此处主要讨论《神思》《体性》。《神思》篇讨论创作时的神妙思维活动，其中有丰富的“通变”思想，突出地表现在刘勰对对立因素相互关系的认识及对文学困境的应对上。

“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心与形的极度分离中，表现了刘勰对想象超时空性的认识。“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枢机”指的是能够表现外物的语言辞令，“关键”是指能够表现胸中精神的情志。“物无隐貌”与“神有遁心”的对举，表现了刘勰对语言和情志功能的认识。“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在无形与有形之间体现的是思维的具体化。“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写作前后的心理落差，是文思与语言的不同特点所致。以上几处，体现的是刘勰对对立因素相互关系的认识。

“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司马相如等人虽有巨文，构思还是显得迟缓，淮南王刘安等人所作虽是短篇，文思还是很敏捷的。“难易虽殊，并资博练”，刘勰认为构思虽有难易之分，却都需要见识广博技巧熟练。写作构思有两种毛病，“理郁者苦贫，辞弱者伤乱”，前者可用“博见”来补救，后者可用“贯一”来救治，见识广博而主旨一贯，“亦有助乎心力矣。”此两处通变，前一处表现了刘勰对创作难易现象的认识及其规律总结；后一处通变中，刘勰概括了两种情况，指出了两种解决方法，并对两种解决方法进行了综合。

《神思》篇在最后还论述了构思对材料的加工增色以及构思的微妙之处能否言说等问题。“情数诡杂，体变迁贸”，这是一种整体把握，也是通变性的认识。“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拙”与“巧”，“庸事”与“新意”有着强烈的对比和差异，依靠的是构思的加工。此外，刘勰一方面认为“思表纤旨，文外曲致”是难以言说的，“言所不追，笔固知止”，另一方面又主张“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这也是“通变”而不固执的态度。

《神思》既体现了丰富的“通变”思想，“宗经”思想也交融其中。刘勰谈到创作前的准备，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积学以储宝”的结果自然是“博学”，“酌理以富才”的过程就是“穷理”，“研阅以穷照”即研究阅历以彻底观照，阅历指一个人对社会生活事件的经历及其理解，包含了“博学”和“穷理”的内容。此三方面的要求与儒家“博学”、“穷理”的思想是一致的。《礼记·中庸》说到儒家的治学之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⑮，第一步即是要“博学”。《周易·说卦》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穷理”指“穷极万物深妙之理”⑯，是对事理的深入探究。可见，儒家“博学”、“穷理”的思想影响了刘勰，《神思》篇也体现了“宗经”与“通变”的交融。

《体性》探讨文章体貌与作家性情的关系。刘勰认为人的性情有才、气、学、习四方面，可分为先天的情性（才、气）和后天的陶冶（学、习）。不同的性情影响了不同的风格，总括起来则有八体四组：“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八体之中，“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刘勰将典雅风格置于首位，体现了刘勰的“宗经”思想。“雅与奇反”，“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新奇的风格，舍古求新，在危险的道路上走向怪异，不难看出刘勰对此种风格的轻视，也反衬出刘勰的“宗经”思想。刘勰还说“童子雕琢，必先雅制”，孩童学习写作，应该从雅正的体制开始，雅正体制是“根”，其他体制是“叶”，由根及叶，思路自然流转。这也体现了刘勰的“宗经”思想。

文学基本理论问题中的其他篇目也有较丰富的“宗经”、“通变”思想，如《定势》篇“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如何处理奇正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一种“通变”的思想。《情采》篇“质待文也”、“文附质也”与孔子“文犹质也、质犹文也”的思想非常相近，体现了“宗经”的思想⑰；“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通过对文质关系的历时性考察，刘勰得出“贲象穷白，贵乎反本”的结论，提出“文不灭质，博不溺心”的主张，体现了“通变”思想。

2.文术论

“文术论”包括从《熔裁》至《总术》13篇。以下就重要的“文术”篇章举例来看“宗经”与“通变”的交融。

《声律》篇中，刘勰认为《诗经》中的韵大多清楚准确，其势圆转自如，楚辞的韵多用楚地方言，用韵多错乱，就像方榫入圆孔一样很不协调。陆机多用楚音，“可谓衔灵均之余声，失黄钟之正响也”。此为用韵上的“宗经”。针对文章家“好诡”而“吃文为患”的情况，刘勰主张“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在文章声律问题上，他重视前后左右间音律的配合，注意“和”与“韵”的搭配，这无疑是“通变”的思想。

《章句》篇中，刘勰说“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对于诗行字数的发展变化，刘勰持“通变”的观点。此篇还谈到转韵问题，刘勰认为“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这也是通变而不固执拘泥的态度，而其中的“折中”思想也是“宗经”思想的体现。

《丽辞》篇中，刘勰认为《尚书》中的对偶是自然而对，《周易》中的对偶体现了圣人的精妙之思，《诗经》及春秋战国大夫使节所用的对偶“奇偶适变，不劳经营”，汉代扬马张蔡等人的对偶具有浓郁的文采和飘逸的韵味，魏晋作者的对偶更加精密，辨析入微，但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刘勰将对偶这一修辞手法溯源至有关经典，再通观历代文学中的对偶现象，分别指出各自特点，这也体现了“宗经”与“通变”的交融。

《比兴》篇中，刘勰认为屈原的讽刺兼有《诗经》的“比”、“兴”手法，汉代辞赋大兴，兴义消亡而比体云涌，违背了《诗经》以来比兴并用的传统。刘勰对“比兴”手法的历时性考察，体现了一种“通变”，而他批评汉赋“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远逊于周人”。显然，这又是“宗经”思想的表现。

《夸饰》篇中，刘勰主张“酌《诗》、《书》之旷旨，翦扬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这是“宗经”与“通变”融合。

《事类》篇开篇，刘勰所举例证全部来源于经典，“《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刘勰对“引事引言”（事类）的总结也借用《周易·大畜·象辞》“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这都是“宗经”的表现。刘勰又说“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鸡蹠必数千而饱矣”，这又表明“引事引言”并不局限于经典。所以，刘勰又说，“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刘勰将典籍合称，也体现了“宗经”与“通变”的交融。

《附会》说：“才童学文，宜正体制。”此话与《体性》篇“童子雕琢，必先雅制”异曲同工，也体现了一种“宗经”思想。《附会》篇又说：“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此附会之术也”，“诎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寻，弃偏善之巧，学具美之绩：此命篇之经略也”，这种首尾连贯、放眼全局的主张又体现了“通变”的思想。

3.文学批评论

文学批评论5篇之中，《时序》、《才略》、《知音》三篇较典型地体现了“宗经”与“通变”。

《时序》篇讨论文学演变与时代的关系。刘勰首先考察了“十代九变”的文学现象。通过考察，刘勰将历代文学的演变归结为“文变染乎世情，兴衰系乎时序”。“世情”即时代情况，它包括政治风气的影响，政治的清明与黑暗在文学作品中有不同表现，所谓“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也包括时代思潮的影响，如战国时期的纵横诡谲的风气、东汉时期的儒学影响、建安时期的慷慨之气、正始时期及东晋南渡后的玄学等；也包括一定时期内对杰出作家的集体效仿，如对屈原楚辞的效仿。通过考察历代文学演变与时代的关系，刘勰认为，“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无疑，对历代文学的考察与规律性认识，体现了一种“通变”的思想，而从语源出处来看，“原始要终”来自《周易·系辞下》，“百世可知也”来自《论语·为政》，所以，这里也体现了“宗经”思想。

《才略》篇讨论作家才能。《尚书》所记典谟训诰，《诗经》所述雅颂歌诗，文辞温和，意义雅正，“乃万代之仪表也”，这是“宗经”。《左传》记载的薳敖、随会、赵衰、国侨、子太叔、公孙挥等人也都体现了美好的辞采，值得学习，这也是“宗经”。此后，刘勰对战国、汉代、魏晋、刘宋众多作家才能进行了点评，这是对于不同时代中作家才能的正确认识，可以看出刘勰的“通变”思想。

《知音》谈论文学批评。刘勰列出六条批评标准（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据范文澜对“六观”的注释：“一观位体，《体性》等篇论之；二观置辞，《丽辞》等篇论之；三观通变，《通变》等篇论之；四观奇正，《定势》等篇论之；五观事类，《事类》等篇论之；六观宫商，《声律》等篇论之。大较如此，其细条当参伍错综以求之。”⑱如此，“六观”的内容又和前文所分析的“剖情析采”众多篇目联系起来，其“宗经”和“通变”是融合在一起的。

三、“宗经”与“通变”融合的原因

《序志》篇写了刘勰的两个梦，第二个梦是“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能够梦见圣人，已是多少人难以如愿之事，而刘勰在梦中不仅入于圣人门下，还执礼器随之南行，近身服侍圣人。这是多么大的幸运！所以，刘勰非常高兴，“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刘勰对儒家圣人孔子无比崇拜，认为他是无可比拟的，“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无比崇拜孔子的刘勰，自然想为弘扬儒道贡献力量。他认为“敷赞圣旨，莫若注经”，可惜“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刘勰只好另辟蹊径。他注意到，“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文章有巨大功用，而各种文章无不是从经典中起源，“详其本原，莫非经典”。这是刘勰“宗经”的思想起点。

刘勰“宗经论文”还有其现实针对性。当时的文坛比较混乱，“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这样的状况令人堪忧。刘勰认为，“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应该掌握这两种说法的核心，所以开始“论文”。他创作《文心雕龙》是想给当时“离本弥盛，将逐讹滥”的文风提供一剂良药。“论文”之先，刘勰详细考察了众多文论家的得失：“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刘勰进一步认为，不阐述《周书》“贵乎体要”和孔子“恶乎异端”的教导，无益于后人研讨文章（“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这是刘勰“宗经”思想的现实缘由。

刘勰的“宗经”思想还有政治考虑。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就成为统治思想，儒家经典就成为人们的言行准则和规范，依经立义也慢慢成为人们的言说方式。尽管魏晋时期，儒家及经典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其根深蒂固的地位和影响仍然存在。进入南朝，儒学又开始复苏，南齐时期就呈现出“朝廷仰其风，胄子观其则，由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然，此焉弥盛”⑲的景象。刘勰需要借助儒道的权威性，使他的理论具有合法性，从而能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⑳。

但仅有“宗经”思想还不够。刘勰“宗经”的目的是“为文”，凡是有利于“为文”的，都应该合理地吸收、酌取、改变、补充。所以，“文之枢纽”中主张“正纬辨骚”、“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论文叙笔”中主张“原始以表末”等、“剖情析采”中主张“矫讹翻浅，还宗经诰”等，这些正是“通变”思想的表现。唯有“通变”，才能辩证地看待文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才能正确看待文章风格、文体演变，才能对各种文术有深入的学习，才能展开理想的文学批评。“通变”而不拘泥固执，固然好，但只讲“通变”而没有“宗经”融于其中也不行。如果没有儒家文艺观、为文法则和文体规范等“宗经”思想的约束，所谓的“通变”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宗经”和“通变”必须融合在一起。

四、“宗经”与“通变”的融合是《文心雕龙》的理论建构法则

刘勰的“宗经”并不是要真正的尊奉经书所蕴含的儒家政治伦理之道。尽管刘勰有时会涉及儒家伦理规范，但刘勰并不是直接地、主要地传扬儒家伦理，只是在涉及作家作品时偶尔提及。他的“宗经”主要是宗法儒家经典中的有关文艺观，以及他从经典中总结出来的一系列为文法则和文体规范。刘勰宗法的儒家文艺观主要有“辨物正言，断辞则备”（《易》），“辞尚体要，弗惟好异”（《书》），“主文谲谏”、“温柔敦厚”（《诗》），“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春秋五例”）、“文质彬彬”（《论语》）等。他总结的为文法则主要有“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文能宗经，体有六义”等。至于文体规范，刘勰不仅在《宗经》篇中总述五经为文体之源，又在“论文叙笔”中分述具体的文体规范和写作要领。这些都是“宗经”的体现。

但刘勰“宗经”的目的是“为文”，文章写作有特殊的内在规定，凡属有益于增强文章表现力、艺术感染力，有助于文学的创作与批评的，都应该有所辨正吸收，所以刘勰主张“通变”。刘勰的“通变”思想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文学创作的历史进程或对立因素的综合理解或理性认识，二是对文学面临的现实困境所提出的应对策略，两者之间也有内在联系：认识是应对的基础，应对是认识的结果。

“宗经”与“通变”融合在一起，贯穿于《文心雕龙》理论建构的全过程。按《序志》篇，《文心雕龙》的理论结构是：前5篇为“文之枢纽”，“论文叙笔”20篇是“纲领”，“剖情析采”24篇是“毛目”。“枢纽”、“纲领”、“毛目”，体现了《文心雕龙》由高至低的理论层次。对“文之枢纽”《辨骚》篇，叶长青《文心雕龙杂记》说：“原道之要，在于征圣，征圣之要，在于宗经。不宗经，何由征圣？不征圣，何由原道？纬既应正，骚亦宜辨，正纬辨骚，宗经事也。舍经而言道，言圣、言纬，言骚，皆为无庸。然则《宗经》其枢纽之枢纽欤？”㉑叶先生“枢纽之枢纽”一说强调了“宗经”在“文之枢纽”中的核心地位，不过，正如前文所论，“通变”思想也交融于其中。唯其如此，才会主张纬书“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才会主张“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

“论文叙笔”20篇的结构原则是“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原始以表末”即对每一种文体的起源与流变进行梳理，这是一种“通变”的具体操作；“释名以章义”是解释文体名称以彰显其意义，刘勰对不少文体的释名直接来自经典，故有“宗经”色彩。“选文以定篇”即选取范文加以评定，范文有不少来自五经，故“选文以定篇”也带上了“宗经”的色彩。“敷理以举统”即陈述写作规则以突出要点，不少写作规则在经典中就有了规定，故有“宗经”的色彩，有些文体则在历史演变不断完善其写作规则，故有“通变”色彩。所以，“论文叙笔”的结构原则已含有“宗经”与“通变”的交融。

“剖情析采”中，刘勰首先讨论创作构思、个性与风格之关系、作品风骨、文学通变、“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情采相称等基本创作理论，大体上遵循着由内而外，内外结合的思路，其中的“宗经”与“通变”相互融合。在文术论中，不少文术与经典密切相关，对于这些文术的溯源体现了“宗经”，而对这些文术的历时性考察以及结合文坛现实提出的理论主张又体现了“通变”。

总之，“宗经”与“通变”是《文心雕龙》的重要思想，两者的融合，并不一定体现在《文心雕龙》的每一篇目之中，但却贯穿于全书“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三大部分之中。两者的融合与刘勰的儒家渊源有关，也同当时的文风和文论成果有关，服务于“为文”之目的。从枢纽、纲领、毛目的理论层次来看，“宗经”与“通变”的融合是全书理论建构的法则。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人文学院（650091）；昆明学院人文学院（650214）】

①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1页。如无特殊说明，下引《文心雕龙》原文均出自此书。

②赵华认为：“情深而不诡”与《礼记·乐记》篇“情深而文明”，显然就具有承接关系。其说可从。详见赵华《〈文心雕龙·宗经〉篇“情深而不诡”意旨辨析》，《文艺评论》2012年第6期。

③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5页。

④⑯王弼注，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7、93页。

⑤杨明照《文心雕龙学综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

⑥侣同壮在《〈文心雕龙〉“通变”论的文化归途》（《文艺评论》2012年第12期）中引用田辰山对“通变”哲学的相关研究，指出“变是延续”和“相反相成偶对体”两个方面是理解“通变”哲学的关键。“变是延续”即表明“通变”蕴有生生之德，“相反相成偶对体”则是“全部通变思考方式的核心”。本文所说的“文学演变或对立因素相互关系的正确认识”与所谓“相反相成偶对体”有一致之处。

⑦⑳孙蓉蓉《刘勰与〈文心雕龙〉考论》，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7、116页。

⑧山东大学李飞认为：博徒只能解释为赌徒，赌博成为六朝时任诞风气的一种标识，社会评价总体上趋于肯定，“雅颂之博徒”虽是以雅颂为标尺对楚辞的一种贬低，但贬低的程度是很轻微的。参见李飞《从六朝任诞风气释“雅颂之博徒”——兼论〈文心雕龙辨骚〉篇的枢纽意义》，《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夏之卷，第112-119页。

⑨⑩刘知几《史通·列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2、72页。

⑪贾公彦《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68页。

⑫杨士勋《春秋谷梁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1页。

⑬孔颖达《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54页。

⑭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6页。

⑮孔颖达《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1页。

⑰“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语出自《论语·颜渊》，并不是五经之一，但此话出自孔子，弟子子项可看作是“圣人之言”，道—圣—经三位一体，所以对孔子“文质观”的推崇体现了宽泛意义上的“宗经”思想。

⑱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7页。

⑲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87页。

㉑转引自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