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浮生

喜禾看病记

一年365天，每天都一样，除非你要赶在这天出生、考上大学、结婚、第二次结婚⋯⋯直到那一天的到来。

那一天，我带着儿子去看医生。

喜禾两岁，还没叫过一声爸爸。也不是没叫过，对香蕉对电灯泡对墙壁对空气，他都叫过，唯独没对我叫过。去医院前一天还对窗外的飞机叫了一句。飞机上有他爸爸吗？我问过老婆：儿子是不是我的？老婆说：你发什么神经。我选择相信我老婆。

我喜欢让别人叫我爸爸。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印象中是在初三，一个比我大一班的学生，被我踩在脚下。我让他叫，他就叫了。除此之外，同事的儿子，邻居的儿子，我哥的儿子，他们都对我叫过。但是最该叫的，却不叫了。

如果儿子只是不对我叫爸爸，我无所谓。问题是他跟同龄的孩子完全不一样，他不跟人对视，不跟小朋友玩，不会说话，对玩具没兴趣⋯⋯还喜欢踮脚尖走路。我只有吓别人的时候才会踮脚尖悄悄走到人后。儿子又不想吓我。

医院7点开门。凌晨两点我跟老婆就来医院排队挂号了。那还是2月，扔在垃圾桶里的红包提示新年过去还没多久。其实我们早就忧心喜禾了，因为想过一个好年，推到年后才去医院。

医院前大门紧闭，门口依次摆放着一个暖水杯、一条小板凳、一只皮手套⋯⋯后来知道那叫占位，已经有人比我们先到。

“皮手套”是个老女人，跟另一个女人一直在唠嗑。我大概齐知道她们两人的儿子都上初中，精神都出了问题。“皮手套”坚持认为她儿子精神异常是因为“学习累的”。另一个女人坚定地支持了她的观点，然后说自己的儿子出问题是“跑步跑的”。

“暖水杯”看起来很像专家。家长们都向他介绍自己孩子的情况，“暖水杯”然后做诊断。“暖水杯”问我什么情况，我说儿子两岁不会说话。他不屑地说那也是病吗？言下之意我们夫妻俩在这里排队，不是孩子有病，是我们有病。我真希望是我们俩有病。

可惜不是。

医生跟我说，我两岁的儿子是自闭症。他一说，我老婆眼泪就出来了。

我们看病时，门诊室进来了一对夫妻。他们一进来就不出去了，一直在旁听，一边听一边还意味深长地“哦”几声，好像比我们还关心我儿子。

医生问我们还想问什么，我们被击晕了，想不起问什么。倒是那对夫妻替我问了：医生，那要怎么治疗呢？医生说：目前为止，还没有治疗的手段。

怎么出来的医院，记不太清了。总之我先出来了。我要抽烟，憋了快一个小时。拿出烟，一点就着。怎么会这样？影视剧里的主人公在我这种情况下，手会发抖，点几次都点不着，然后会生气地把烟揉作一团。但是我一次就点着了。

院子里，一辆车停得很没有公德，一辆车站了两个车位。不知道北京车位紧张啊。当时我很想教训他，给车上划一道或者把它的雨刷掰了。

文/蔡春猪

城事

说话强迫症

据报道，美国某公司为了减少废话提高效率，倡导不带电脑和手机、站着开会的“裸体会议”。整个会议室就留下了两块写字用的小白板和一张仅仅能放下一台笔记本电脑的小方桌。

这事要让我的一位近来从某单位高层退休的表叔遇到，一定会很抓狂。他退休后最痛苦的不是吃不上公款鲍鱼了，甚至不是过年过节门前冷落车马稀了，而是没有地方开会讲话发言了！失去了话语权的表叔越来越郁郁寡欢，身上的病像杂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于是表婶只好给家里布置一个山寨会议室，恳求亲朋好友来家里“开会”。一开始还有亲朋来给他的会议室暖场，但表叔那如饥似渴的长篇大论，最终把各色人等都吓得不敢上门了。我听他的发言就像孙悟空听唐僧念紧箍咒，那种嘤嘤嗡嗡若有若无的声音。盖世英雄孙悟空天不怕地不怕，却被这种蚊子般的声音折磨得发疯。我担心表叔的声音听久了，恐怕会让人变成《飞跃疯人院》里切除脑白质后的麦克墨菲。

才出狼窝又入虎穴，我刚从说话强迫症的表叔那里逃离，又遇上了另一个话痨。我的闺蜜阿莫失恋了，她逮住人就唧唧复唧唧倾吐自己的失落，像《一千零一夜》里那个不说话就会死的谢赫拉查德一样。但和谢赫拉查德不同，她是会被自己的寂寞淹死。所以我们只好配合她的满纸荒唐言，一开始还掬一把辛酸泪，后来就当听复读机了。她时而两眼放光地追忆此情，时而忧伤地无语凝咽，我只好一边执手相看泪眼一边默默地在心里数羊；好容易把她送回家，半夜突然接到其醉醺醺的电话，抱怨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何人说⋯⋯“何人”一面在网上斗地主一面不时地对着话筒“嗯”“啊”配合两句，“何人”明白自己不过是倾倒过期情感的垃圾箱。

叔本华曾提出过一个问题：“如果一个音乐家已经知道，除了一两个人之外，所有的观众都是聋子，那么是否还会因这些观众发出的震耳欲聋的掌声而沾沾自喜呢？”这个问题如果问现代人，那回答一定是：当然会。在这个时代，能有观众都已经不错了，不论是发言还是讲话，无论是裸奔还是泄露不雅照，只要能吸引眼球，哪怕是侧目或白眼都算数。

文/肖遥

世说

香烟下的巨婴

最近姜文有点烦，因为《让子弹飞》获得了首届“脏烟灰缸奖”。据统计，全片共有80个吸烟镜头，总时长2.62分钟，占影片总长的1.98%，平均每1.65分钟出现1个吸烟镜头。其中，姜文的吸烟镜头数达41个，占全片总数的51.25%。

不过，别看香烟如今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想当初它却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手势，对女性解放意义重大。因为淑女是不吸烟的——即使现在，这一观点仍没有完全失效——自然，吸烟就象征着“不淑女”、叛逆，成为女性堕落或特立独行的标志。上世纪30年代，法国摄影家布拉塞的作品中那些巴黎的妓女，大多衣着保守，昭示其职业性质的，往往是她嘴上叼的那支吊儿郎当的香烟，那明灭的火光，像海妖塞壬的歌声的诱惑。香烟很多时候也是艺术家必不可少的标签。60年代曼哈顿的一次聚会上，桑塔格为推销自己，设计了个很炫很高调的出场。她带着两名“副官”，“把一支香烟撂在客厅地毯上，一抬脚将它碾灭”。

如果说女性吸烟仍不免停留在“不正经”的暗示里，男性吸烟则顺理成章成为一种情绪表达的道具。紧张，焦躁，茫然，闲散，性感（“喜欢你身上淡淡的烟草味道”），或某种象征意义（“某一天，他出门去买烟，再没回来。”）。

但人类学家德斯蒙德·莫利斯却认为，人们热衷于吸烟，不仅事关尼古丁和姿态问题，也是一种本能诉求。香烟就像妈妈的乳头，而从头到尾慢慢燃烧、沿着喉腔往下吸就像吸乳。而那些迷恋雪茄的人，则是对“超级乳头”情有独钟。说到底，别看我们衣冠楚楚人模狗样，不过都是一个个没有断奶的巨型婴儿。

如果真像莫利斯所说，吮吸这个动作“有理想的镇静作用”，那要切实达到禁烟目的，就得为人们找到一个可供吮吸的替代物。似乎一度小规模流行的成人奶嘴，不失为一个好的代替品，既低碳，也没有健康风险。但若设想一下餐后，食客各自从兜里掏出奶嘴慢慢吸，你是否会抓狂到想用领带上吊呢？

其实想一想，在银幕上禁烟也真的不容易。《让子弹飞》里的麻匪，不抽煙不喝酒，难道让他吃“棒棒糖”？或许以后影视作品中再有不可避免的吸烟镜头，就该打上一行字幕：专业动作，切勿模仿。

文/寇研

流年

青春元年

年过30，回过头看，记得最清楚的，念念不忘的，反倒是那些我没得到的东西，没做成的事情，或者在不应该的时候失掉的人和事。例如，5岁的时候，妈妈送我去考小学，老师笑吟吟地在黑板上出了10道数学题给我做，唯一没做出来的一道，至今我也记着，是13+7等于多少。尽管后来还是考上了小学，但我把这事记了许多年，始终耿耿于怀，恨不能乘个时光机器，回到1980年的新疆策勒二小，在黑板上填个“20”上去。

没有得到的东西还很多。那时候家里的环境还算好，家里订着许多杂志，《大众电影》《当代》《青年一代》《八小时之外》《生活与健康》等等。属于我的杂志，是《看图说话》，后来是《好儿童》。我非常想要一本专门刊登儿童文学的《巨人》杂志，妈妈嫌贵，始终没有订给我，我不得不到隔壁同学家去看，又不能拿走，必须当场看完，所以耿耿于怀地一直记着那杂志的价钱，当时是八毛三分钱一本，而当时的鸡蛋是两分钱一个。

妈妈一点不担心我们会学坏，家里的杂志都放开给我们看。记得有一期《青年一代》杂志上有热心的读者建议说，现在电影里人倒下的场面实在太难看，尤其是革命者，僵硬地倒下去成什么样子。他建议了一个姿势，并且绘了图，详细地描绘了倒下时应该先放哪只胳膊，另一只胳膊放在身体的哪一侧。大概因为是在一种“复苏狂欢”般的气氛里，那里面有一种大事小事“人人有份”的真诚态度。

每个月《大众电影》来的那天，等于是小型的节日，大家都隐隐地有种欢喜。全家通通看过后，妈妈就收回去，临睡觉前再细细看一遍。妈妈这临睡前看《大众电影》的习惯，我一直觉得有种难言的优雅在里面，但是学也学不来。后来我们流离失所，频频搬家，住在内地的乡下，经常要和村妇吵架，再也看不起电影，环境很差了，妈妈也用一只大木箱子把以前的杂志统统装着，花了运费运到一万里外的新家来，而且，又开始省吃俭用地订着《大众电影》和《当代》。有人要借，她非常舍不得的样子，偶然丢失了一期，她就非常不开心。1999年妈妈去世，留给我们一大箱子《当代》和《大众电影》。2004年，我接到《大众电影》的约稿，开始给他们写稿子。妈妈要知道，不知多高兴。

后来“法制文学”泛滥成灾的时候，我已经上了初中，同学手里都是那种卖两块五一本的杂志，封面都是一式的粗陋花哨的图，里面鱼龙混杂，什么都登。但是，我被这杂志迷住了，那里面那些谋杀故事、民间恐怖传说，那种阴郁、黑色、疯狂的气氛，即便是和后来我听到的尼克·凯夫的《谋杀歌谣》相比，也毫不逊色。

有一天夜里，刚满13岁的夜里，我突然被自己的悸动惊醒，梦境还有点残留，身体的潮湿也还温热。我没有害怕，我看过杂志，我知道那是什么。我知道青春甜蜜地、诗意无从压制地，呼啸而至。

文/韩松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