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卡恩时代的阴性IMF

唐学鹏

无论是柔性的拉嘉德还是强势的费舍尔上台，都必须面对IMF的改革难易序列问题，IMF已经不再是一个“阳性”的机构，倾听和忍让将是IMF的风格

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因性丑闻腾出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位子，然后，争夺这个位子，就取代了“老人家的风流”，变成了更热的新闻。

竞争者的竞争力比较

法国财政部长拉嘉德（Christine Lagarde）是最热的候选人，赌博集团开出的赔率是1：6，胜的概率高达85%以上；紧随其后的是墨西哥央行行长卡斯腾斯（Agustin Carstens），不过他胜出的概率与拉嘉德相比，相当低。另外，以色列央行行长费舍尔（Stanley Fischer）也将角逐这个位子，费舍尔是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论文指导老师，他担任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IMF的第一副总裁。竞争人选的提名在6月10日结束，6月30日就必须确定总裁，结束由目前IMF第一副总裁利普斯基代理总裁的日子。

拉嘉德的过度热门，曾经让新兴市场国家感到一丝不爽，金砖四国甚至发表声明，大意是IMF总裁的位子不能永远被欧洲人垄断，欧洲人屁股已经坐热了66年，该挪挪了。用周小川的话说，要看“德能勤绩”，而不是国籍地域。

不过魅力非凡、花样游泳队员出身的拉嘉德最近似乎“摆平”了一些异议，她刚刚访问了巴西，收到了“礼物”，巴西已经明确表示拉嘉德值得信赖，中国似乎对拉嘉德也不反对。拉嘉德在美国的Baker & McKenzie律师行干了多年，被称为“欧洲的美国女性”，美国财长盖特纳更是明言支持。

出身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卡斯腾斯资历也不错，拉嘉德是律师出身，而卡斯腾斯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他是汇率问题专家。他在墨西哥央行国际部任职的时候，参与了“布雷迪计划”，这是一项关于墨西哥外债重组的计划，稳定了拉美的经济动荡局势。但是，悖论就在于，出身于新兴市场的代表并不一定是新兴市场国家所认同的代表，金砖四国对卡斯腾斯就不置可否，IMF曾经出过有关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市场相互竞争的报告，墨西哥、印度和中国都处于高度重叠的“贸易竞争区”，它们并没有强硬的纽带或者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拳头或者一个声音，新兴市场是一盘散沙，他们比发达国家更容易相互指责汇率竞争性贬值、劳动力成本的隐形补贴以及反倾销等贸易壁垒。

那么费舍尔呢？他是另外一个时代的见证者，他是IMF强势时代的雕像。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当时他和IMF总裁康德苏用极其强硬的药方逼迫韩国、印尼“吞服”，否则就不给予紧急援助。例如面对资本外逃，受援国必须提高利率给予资本更高贴水的补偿，但它的代价是更加恶化了受援国的经济，斯蒂格利茨曾批评费舍尔“这是放血疗法”，病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放血治疗。

费舍尔曾要求韩国，必须以开放金融市场为条件才能给予支持，所谓“主权换贷款”，以至于12月3日的IMF贷款援助日被韩国人视为“国耻日”。相信很多亚洲国家只要有“记忆”就不会接受费舍尔。尽管从效果上看，费舍尔的做法并非一定就是错误，现在的韩国受惠于IMF对其的“挟持性改革”。但是，费舍尔代表的IMF强势时代的确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IMF，用前总裁卡恩的话说“我们必须务实地承认，我们已经失落了”。

未来改革的难易序列

IMF失落的原因，不是它在“华盛顿共识”下开药方导致的“全球化及其不满”，而是全球经济增长极的重心转移。尤其是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传统发达经济体美国、日本和欧盟都遭到重创，现在均被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所笼罩，而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2009年首次取代西方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引擎，估计未来全球增长中60%以上的部分都会来自于金砖四国。

这种强悍的经济格局“变盘”反映在IMF身上，如卡恩所说，“IMF必须要改革，来适应新的世界变化”。自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阿根廷金融危机以后，新兴市场国家一方面积累外储，加强应对资本外逃的能力，一方面组建地域性的金融危机互助协议，比如中日韩等国都构建了亚洲货币互换体系。IMF处境很尴尬，原本它被认为是全球经济“最后的贷款人”，但实际上，新兴市场大多数人都防着它。现在它的援助对象都是欧洲转轨小国，例如乌克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希腊发生欧债危机时，IMF也参与了，但是谁都知道，真正起作用的是欧洲央行。

当增长极重心改变后，IMF过去的内部权力分配格局也要动摇。卡恩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将份额和投票权改革视为IMF改革的重点，因为“这是让IMF焕发活力和吸引力的关键”。拉嘉德在访问巴西的时候也承诺，将会继续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在卡恩时代，IMF已经从发达国家手上拿出“6%”的份额转移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的份额从3.72%上升至6.39%（投票权则从3.65% 升至6.07%），成为IMF第三大股东。由于中国经济已经是全球第二，如果没有重大挫折，中国在IMF的份额肯定会超过日本，匹配其经济地位。份额调整是动态性的，5年将计算一次，可上可下。当然，新兴市场国家也为IMF募集新资金提供贡献，世界金融危机消耗了IMF的资金实力，不得不进行债券融资，中国认购了500亿美元的IMF债券。

可以说，卡恩最大的改革功劳簿是“份额改革”，将原本“G8主宰”的IMF“G20化”，但这并没有完。因为一旦权力重新分配后，很多老规则就会被修改。拉嘉德们显然很清楚这一点，她表示“会有足够的耐心来面对后续的完善”。在我们看来，如果按照先难后易，IMF的规则改革存在这么一种序列：

美国“一票否决”机制是IMF规则改革中最难的，IMF规定最重大事项需要85%以上的投票同意，而美国占16.74%，它相当于IMF常任理事国里面唯一有否决权的，这要比联合国里面的地位厉害。卡恩腾挪出6%的份额给新兴市场国家，主要是从欧洲“挤出来”的，实际上，他一直小心地维护着美国的否决权地位。

其次是关于投票权组成设计。现在成员国总票数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基本票，每个成员国都拥有250票，一律平等。另外就是加权票，根据份额而定。简单说就是“合作社（平等票数）+股份制化（股份决定票数）”的合成，现在的问题是，250票的平等票一直不变，而随着IMF募资的增加，加权票越来越多，每增加10万特别提款权份额便增加一票。于是，这相当于股份化“吃掉了”合作社化，谁有钱谁话事，穷国基本就没有任何声音了。所以，IMF规则改革的重点，就是必须要增加平等票，或者让平等票随着时间增长也有一个增长率，从而反抗加权票的“吞噬”。拉嘉德们应当视之为远期目标。

再次是SDR（特别提款权）的广泛性改革。SDR现在主要跟四种纸币挂钩，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随着西方世界经济地位的衰退，SDR不能跟着弱币走，所以有呼声要求改革SDR的货币篮子，比如加入贵金属黄金、澳元加元以及人民币。按照经济实力而言，人民币很顺理成章地进入SDR篮子里面，但由于中国的资本账户是管制的，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但是，如果SDR广泛化之后，多极化的货币竞争会更猛烈地出现，无论美国还是欧洲都担忧这个势头。

较为容易的改革是IMF救援方式的改革，也就是放弃过去的共识或者文化。实际上，IMF在这方面已经走得很远，甚至面目全非。比如按照IMF建立之初的目标第三条是：提高汇率的稳定性，维护成员国间有序的汇率安排，避免竞争性汇率贬值。但在卡恩时代，IMF已经表达“不反感必要的贬值和连环贬值”，因为灵活的货币贬值会重新实现经济均衡。IMF目标第四条是“努力消除外汇管制”，而IMF现在则宣布，在一定条件下，资本和外汇管制是必要的、可取的，因为这有助于减缓和防范金融危机。

为什么在救援方式和文化上改革较快？一是1997年金融危机产生的凯恩斯学派对“华盛顿共识”的强大火力批评，现在大量凯恩斯主义信徒已经主宰了IMF和世界银行；二是美国次贷危机基本上是让IMF袖手旁观，美国是靠印钞美元来“自我解决”了这场危机——美联储用货币支持了证券市场和低利率，同时美元贬值“赖掉”部分債务。所以这种“强势币”的自我拯救危机的方式跟IMF擅长的“干预小国”模式是完全不同的，但却又树立了一种参照，IMF也不好意思再提及它的“条件贷款援助”方案，相反，IMF在拯救东欧时推出的灵活信贷安排（FCL）及预防性信贷安排（PCL），几乎是“有求必应”的迁就，跟1997年的气象完全不同，甚至让受援国有种“大爷”的感觉。

其实，无论是柔性的拉嘉德还是强势的费舍尔上台，都必须面对IMF的改革难易序列问题，IMF已经不再是一个“阳性”机构，倾听和忍让将是IMF的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拉嘉德倒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女性气质比荷尔蒙更适合“阴性”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