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艺的“裂缝”

万佳欢

一直靠剧院出钱做戏的北京人艺，目前首次尝试以“独立制片人”的方式制作小剧场话剧，大家更期待的是，具有戏剧样本地位的北京人艺，如何在混乱的市场化戏剧中寻找出更高品质的新的戏剧样式？

周韵和祖峰两个演员在话剧《爱情的印象》中一共饰演了八个角色。全剧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在简单的舞台灯光下，他们用喃喃独白和大段对话来呈现记忆与爱情，从开始一直延续到戏尾。

对大部分观众来说，这出5月27日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首演的小剧场话剧可能会有一些沉闷。它改编自作家史铁生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小说极富哲思、文辞隽美，然而主题探讨印象与虚无，加上情节寡淡、通篇感慨，搬上舞台后似乎很难获得普通观众的青睐。

这是北京人艺推行“小剧场制作人制”后的首部作品亮相。制作人李六乙得到了人艺提供的30万制作资金，并且承诺在两年内将这笔借款还清。北京人艺首次尝试以独立制作的形式面对市场。

不同的是，在大多数戏剧都在以各种搞笑搞怪的方式寻找商业出路的氛围下，北京人艺却以这样一部严肃的深度作品开始其机制改革的尝试。对于商业戏剧的模式，显然不该是只有当下的“麻花”或者孟氏先锋这类非搞笑或癫狂的范式，老牌剧院北京人艺应有能力、也有义务找到更多的商业化戏剧的样本来。

自负盈亏的人艺戏

2005年，做过戏剧顾问、翻译过很多剧本的李健鸣受好朋友、作家史铁生之托，将其小说《务虚笔记》改编为话剧。

她提取出原著中关于爱情的部分，并将四个原本没有关系的人物相連接，试图呈现出史铁生对人的理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命名为《爱情的印象》的剧本曾在《西部文学选刊》上发表，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

一年前，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看到剧本后，认为李健鸣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戏剧结构，但他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排演时机和运作方式。直到2011年初，演员周韵看到这个剧本，主动要求出演、并推荐了男演员祖峰后，这个项目才最终确定下来。

彼时，北京人艺正好向全院宣布开始实行“小剧场制作人制”。此前的59年中，人艺一直采取国有院团以剧院为主导的传统剧目制作方式。在这种国家投入成本、以导演为中心的制度下，市场并不是重点考虑对象；盈利没奖励，亏损也不会受惩。

而未来参与该项目的制作人将担负起小剧场项目市场反响优劣的责任。人艺将给每个剧目提供30万元贷款；如果不够，人艺专设的基金会为制作人再补上20万，这来自2010年6月专为支持北京人艺的演员激励和公益性演出等设立的、首期规模达1500万元的“方正文化艺术发展基金”。不过，这笔钱需要制作人在两年内用票房还清。还清后再有演出，制作方将能收取90%的盈利。

于是，李六乙以制作人的身份，将演员、演出计划及剧本交给人艺艺委会进行审核，很快便一致通过。“这个剧本极具文学色彩，品质甚至要超过人艺的其他小剧场剧本，” 李六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排练过程中，担任导演的李健鸣主张不加音乐、音效，戏中对白几乎都出自原著小说，“在语言那么够的时候就不能加音乐，”她说，“我们想做一个纯粹的话剧，突出剧目本身的文学性，让观众看了以后会有所思考。”

而这样的导演方式无疑对观众的耐性提出了巨大挑战。在正式演出前，部分人艺艺委会委员看了彩排，提出该戏过于生活化，应该加大表演幅度，“毕竟还是一出戏。”此外，李健鸣将120分钟左右的原剧本删到100分钟，“为了让观众坐得住，”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毕竟，这次与自己之前的诸多剧目不同，制作人李六乙也承认，是“暂时从别人的兜里拿出钱来，必须得还”。

目前，基于一线演员周韵和祖峰的号召力，《爱情的印象》的票房截止首演当日达到二十万。但从北京人艺副院长崔宁到李六乙都清楚，单靠第一轮的22场演出 “基本不可能”收回制作成本。他们认为，这部戏要盈利，至少还需要1年半到2年。

小剧场“独立”

2009年4月，北京人艺就已经开始提出包括剧目制作人制度在内的机制改革问题，随即在国内外展开调研。在西方，这一制度已经实施了几十年；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及盟邦戏剧、戏逍堂、哲腾文化等一些国内院团和民营制作团队也早已实施了这一制度。以前一直没有剧场的国家话剧院已经有了11年制作人制历史，该院在这一制度下创作的剧目包括近期票房过千万的《四世同堂》等。

而从当年9月起，人艺终于感到在小剧场实施制作人制度一事迫在眉睫。彼时，大戏《窝头会馆》正热闹上演，人艺为了将演员留在戏剧舞台上，宣布调整此后演员的劳务标准：大剧场主角的出场费从800元提高到1500元，小剧场的主角每场能拿到1200元。费用皆由剧院承担。

这一调整带来的副作用立即在小剧场中出现了：人艺发现座位少、票价低的小剧场每演必赔。更大的原因是旧有体制下的“大锅饭”问题。“导演能多用人，就绝不少用人，”北京人艺副院长崔宁说，“布景能精致华美，就绝不会做简约。”

据导演李六乙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人艺以前每出小剧场剧目都得花60万元到80万元；而从2009年12月到2010年年底，包括复排、重排剧目在内，人艺一共做了7部小剧场剧目，入不敷出，只能用自有经费补贴。

即使人艺是国家实行差额补贴的事业单位，面对这一情况也坐不住了，迅速加紧在小剧场实施制作人制的步伐，“在原有体制下，要利用一些优秀的、先进的机制来调整我们的艺术生产，”崔宁评价，“也更接近市场。”

与李六乙同时提交小剧场作品的制作人还有北京人艺艺术处的演出策划刘洋，他提交的项目是复排人艺导演任鸣2001年的旧作《第一次亲密接触》。

与李六乙相比，年轻的刘洋是一个更具市场考虑的制作人。“今年怀旧的东西比较多，我们想借这出戏，对十年前也许较为新鲜和纯真的网络心态做一次怀旧，”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然 “毕竟它在人艺演过，在剧院的审查方面和艺术质量上都有一定保证，”刘洋觉得，“第一个戏还是应该稳一下。”

他希望完全按照商业模式去做这出戏——以前灯光、舞美都是一人一岗，而如今如果有复合型人才，一人兼三个岗位是最好了；以后对外巡演的话，医生、财务等随行人员也会尽量精简。刘洋还想在剧场周边采取一些“过去人艺没有做过的市场性营销手段，极力贴近市场。”

人艺标准趟市场

然而，李六乙也担心，错误的“商业化”观念，可能会导致很多本质的东西丢失。

“商业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开始在影响和腐蚀这个剧院了，”他说，“比如有部分文本选择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过度强调明星效应。”5月26日《爱情的印象》彩排时，娱乐记者几乎把问题——而且大部分是关于姜文的——全部抛向周韵。在此前几天话剧《家》的探班活动中，记者们对着濮存昕一拥而上，其他演员则被尴尬地晾到一旁。

李六乙甚至还对国有院团的转制、推向市场持怀疑态度。在西方，剧院的经济来源一般有三种：政府投入、来自企业赞助的基金会投入和票房收入，其中票房收入仅占20％，“国外是以低票价以吸引观众；而中国的情况是将院团推向市场，用高票价养活自己。然后没人来看，便开始进行乱七八糟的娱乐。”

在逐步开放的过程中，小心谨慎的北京人艺不断对自己剧目的艺术质量做出强调。至于一些开放性的制度也是“部分引进，再填入到原有的体制中来”。

此次实行的制作人制度就是一个“有北京人艺特色”的制度。除了专门针对小剧场，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譬如制作人可以聘请外面的导演、演员，但全部团队中北京人艺的人不能少于50%，因为得“保证内部就业率”。

而制作人本人也必须是北京人艺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对外界开放——内部人员更熟悉人艺传统，有对剧目的分辨能力。“他们知道北京人艺是有高压线的，有的戏拿出来不行，”崔宁说，“比如内容低俗、艺术质量不到位、政治上过于出圈的，或者那种完全搞笑、与北京人艺的基本艺术风格相去甚远的。”

“必须坚持严肃的艺术标准，”李六乙说，“所谓严肃，不是必须绷着脸，而是审美趣味必须具有相当的品质和高度。”

目前，无论是已经做了14部的舞台剧“开心麻花”，还是以“先锋”为口号、极其注重商业效益的孟京辉话剧，各民营戏剧制作团队无不在追求市场。5月27日与《爱情的印象》同日上演的孟京辉工作室出品的话剧《新娘》，就走嬉闹轻喜剧风格，运用大量的肢体语言，正好与《爱》剧形成鲜明对比。

在这样的戏剧制作氛围下，北京人艺在商业戏剧中如何寻找一种保有严肃、但同样可以卖座的独特范式？

“如果北京人艺这样的院团做那样的搞笑剧，又做不过别人，还会把自己搞得不伦不类、面目全非，”崔宁说，“与其这样，还不如坚持我们自己的方向、用人艺表演学派的东西来创造一些精品。我们还是要用质量来敲开市场的门。”

李六乙认为好戏就能卖钱，严肃戏剧一样能有好票房。《窝头会馆》拿到3000多万票房，《茶馆》《李白》现在也照样卖钱。

不难发现，在试图“敲开市场大门”时，人艺也遇到了缺乏戏剧人才、缺乏好剧本、年轻演员的培养等等迫切问题。李六乙认为，相比已形成自有风格的大剧场，人艺小剧场的发展并不理想，“风格太局限，胆子不够大，应该要更前卫、更引领戏剧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