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不是总裁,而是份额

郭凯

无论最后总裁是不是欧洲人，更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种在战后形成的话语权分配，已经不能完全反映当今世界的实际格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前总裁卡恩因为涉嫌性侵犯一位酒店的服务员而被迫辞职后，新总裁的人选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人选引人注目的原因当然很多，一是因为卡恩去职的突然和戏剧性，二是因为基金组织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抢眼表现，特别是在欧洲到处救火。在整个危机中，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的欧洲国家就包括拉脱维亚、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塞尔维亚、波黑、马其顿、罗马尼亚、匈牙利、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人选历来出自欧洲，每次选总裁都是欧洲的“家事”。这次换总裁，先是各国——包括欧洲国家一致承诺，下次选总裁不看国籍；然后又有新兴市场国家在最近几年的崛起，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有了真正的实力来支持自己的候选人。这两件事情，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现历史上第一位非欧洲籍总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土耳其、墨西哥等国甚至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

谁当总裁，自然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是事情都由总裁决定的。事实上，如果了解这个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就不难发现总裁的权力是相当有限的。

如果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想象成一个股份制公司的话，那总裁就是这个公司的总经理。这个公司还有一个董事会，真正的名称叫做执行董事会，总裁就由这个执董会任命。但这个执董会远不是一个只任命总裁，然后就放手不管，几个月半年才开一次会的执董会。相反，这是一个几乎“事必躬亲”的董事会，每周要开三次会，忙得时候还会增加，有时候会一开就是一天。会上讨论些什么？从给员工发多少工资、关于各国的文件，到授权给某个国家贷款。总而言之，几乎任何的决定最终都必须由这个执董会通过。未经执董会通过，就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决定。

再来看看这个执董会吧。执董会总共24人，全部是来自成员国的政府官员。多数时候不是成员国央行的官员就是财政部的官员。这24个人代表全部的180多个成员国。大国通常有自己的执行董事，比如说中、美、俄、日、印、英、法、巴西还有沙特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执行董事，代表的就是自己的国家，中国的执董来自于人民银行。但绝大多数国家，是很多国家一起由一个执董代表，比如说，一个来自非洲的执董代表十几个非洲国家。

这24个人虽然每人在桌面上都有一个座位，但是他们的投票权却很不相同。投票权取决于每个人代表国家拥有的“股份”比例。“股份”的正式名称是“份额”，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很多事情都和“份额”挂钩。

首先，份额越大的国家投票权也越多。现在份额最大的美国，其份额要占到17%左右，英法德意四个国家加在一起份额要接近20%，而中国只有4%，在新一轮的改革被各国批准之后，中国能够增加到超过6%的份额。然后，份额越大的国家要交的“会费”也越多，因此，美国自然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大出资国，中国在改革之后会排名第三，位于美日之后。这些“会费”不是用来维持这个基金组织日常运行的，而是用于在一些国家发生危机时，给这些国家贷款用的。最后，一个国家能够从国际货币基金拿到贷款的金额，有时也是和这个国家的份额挂钩的。

具体到每一项决议的通过，必须得到85%的绝对多数，而各执董的投票权是和“份额”挂钩的，这意味着美国其实拥有一票否决权。几个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也可以拥有否决权，而金砖四国加在一起才有刚刚超过10%的份额，即使联合起来，也还不能否决事情。因此，这样一种份额分布的结果就是，美国和欧洲对于整个执董会有着实质上更大的影响力。这也是每次在讨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的时候，最大的焦点不是谁当总裁，而是各国的份额应该是多少。

不管下一任总裁来自哪个国家，一个事实是，这个总裁必须能够得到美国和欧洲人的认可。否则，这个总裁可能会在执董会面前举步维艰，很难有效开展工作。美国人已经拥有世界银行行长的位置，最大关键问题就是欧洲人的态度。这当然并不是说非欧洲人不可能成为总裁，但必须清醒认识到的是，在当前的份额分配状况下，欧洲恐怕仍然对人选有着最终的发言权，不仅在程序上如此，在未来工作中更是如此。

因此，无论最后总裁是不是欧洲人，更大的问题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种战后形成的话语权分配已不能完全反映当今世界的实际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话语权的改革是第一位的，而谁当总裁则是第二位。等到几个新兴市场大国的份额能够和这些国家实际的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时候，出現非欧洲总裁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作者为青年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