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皇帝的神奇操作：我来替你崇拜我

言九林

乾隆皇帝喜欢让臣子们篡改他国文书，以造就一种他国对大清极为崇拜的假象，已是众所周知之事。

不过，这类操作并不是乾隆皇帝的独创。早在两宋时代，皇帝们就已经在这样玩了。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兴涂渤国（大概位于今天的中南半岛）派了使节带着国书来开封。这封国书便遭遇了相同的命运。

当时，针对外国文书，宋朝的常规处理办法是：先找翻译将之译成中文，再将译文交给朝中文学之士“润色”，然后再正式进呈给皇帝并收入档案。这些翻译，无论来自官方还是民间，大多是靠着常与外族打交道耳濡目染自学成才。他们既没有能力翻译出华美的词句，也缺乏维护“天朝上国”体面的政治意识。所以，他们提供的译文往往有两个特征：一是高度口语化（那些不了解这一点的宋朝士大夫，会拿文书口语化严重来嘲讽他国没文化）。二是忠实于原意，鲜少增删。

翻译们提供的兴涂渤国国书初始译文，便具备了这个特征。其译文大意是，兴涂渤国信奉佛教，该国国王听说宋朝皇帝也在礼佛修行，所以派了自己的弟弟带着佛像、犀牛头一类的礼物来到广州，要送给宋朝皇帝。虽然译文里有“求拜”字样，但从“大朝官家”这种称呼来看（官家是宋朝对皇帝的俗称，原文件用词对应的可能是皇帝或国王之意），兴涂渤国虽然尊敬宋朝，但自我定位仍是与宋朝平等的国家。

随后，这份译文被朝廷交给了文学之士去重新润饰。于是，作为公开文件拿给宋仁宗看的版本就变了。

和原始译文相比，经文学之士“修订”后的版本里：（1）原本與宋仁宗地位平等的兴涂渤国国王，变成了宋仁宗的臣子;（2）原始国书仅止于向宋朝表示尊敬之意，修订版却竭力渲染说：兴涂渤国的国王视大宋皇帝为偶像，只恨自己身在远方且年纪太大，没有办法亲自来开封给大宋皇帝“顿首”（也就是叩头）;（3）原本止于表达友好的赠礼行为，变成了藩属国对宗主国的“进献”，变成了兴涂渤国国王趴在地上恳求（伏乞）大宋皇帝收下贡品。

这番操作，活生生将一位外邦国王给改造成了大宋皇帝的“老迷弟”。

此类操作并非个案，而是两宋朝廷对外交往时的一种惯例，即所谓的“外国表章类不应律令，必先经有司点视，方许进御”——当时的制度规定：外国文件往往不符合大宋的律令，必须经由相关部门审核润饰之后，才能送至皇帝跟前。

进入南宋后，操作升级，朝廷不再满足于让文学之士们“润饰”他国文书。他们更进一步，开启了“代写”模式。庆元六年（1200年），真里富国（大概位于今天的东南亚某地）派人送国书来到杭州。因其国书装帧简陋，装国书的匣子还断了一足，看起来“弊陋之甚”，引起了宋宁宗君臣的嘲笑。

五年后，真里富国再次送国书至杭州，其大致内容是：

真里富国以前只知道有宋朝这样一个大国存在，但不知道具体方位。直到最近才从某些渠道了解到如何前往宋朝。于是派了一名将领，带着一批包括公象、象牙和犀角在内的礼物，前往宋朝建立友好关系。考虑到该国对南宋了解甚少，且仅称呼南宋为“大朝”，译文里的“进奉”字样显然不能等同于藩属国的“进贡”——没有哪个国家会在对另一国仅知其名与往来路径的情况下，便主动将之奉为宗主国。

然而，在同时代文人唐士耻为朝廷撰写的《代真里富贡方物表》里，真里富的国王不但成了宋宁宗的“微臣”，还成了“慕义于衣冠”的南宋文明的崇拜者，且发誓从今天开始，要永远做宋宁宗的“陪臣”。

如果说北宋时代的“润饰”多少还会保存一点他国文书的内容，那么南宋时代的“代写”，便相当于近乎完全的重新创作。除了保留他国派使者前来这个基本事实，其余情节皆可向壁虚构。

而且，这种向壁虚构的能力，还一度被拿来作为科考试题。

为他国“代写”文书，成了公开的科举试题，可知在当时之人的心目中，并不以这种“代写”为羞耻，反将之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周必大愿意将该文收进自己的集子，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这或许已是“你不崇拜我，便由我来替你崇拜我”的最高境界。

（田馨婷荐自《领导文萃》）